藏茶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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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龙井茶、铁观音、普洱大家都不会陌生，但问起藏茶来大多数消费者都知之甚少。藏茶产自雅安，雅安气候湿润，生态环境优良，非常适合茶叶生长。1300多年来，大批经过特殊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茶叶经川藏线源源不断地进入藏区，成为藏族同胞生活的必需品。在藏区有民谚：“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讲的就是这种茶叶的重要性。据了解，随着藏茶价值被越来越多业内人士认可，这种古老茶叶品种正得到更多业内人士的关注，收藏藏茶正悄然兴起。
据中国茶宫分会场藏茶专卖店藏香阁负责人介绍，藏茶为深度发酵茶，茶中含有500多种生物、化合物元素，具有调节生理代谢机能、防止缺氧症与抗高寒功效。藏茶与普洱茶最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保存时间越久，陈香味就越醇厚，因此收藏性很强，收藏均按年份（越陈越好）和品质确定价值。目前藏茶的价格优势明显，升值指对货币的官方面值或中心汇率正式地向上调整，与之对应的是“贬值”。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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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藏茶收藏传奇从盛唐开始
在深圳锦绣中华大门附近有一家荣誉公馆,馆里附设了一个藏茶的茶舍,茶舍题写着藏心茶说的大幅牌匾。走进内里,就是宽大的茶桌以及错落的椅子,靠墙整齐地码放着来自川藏的茶叶包,茶叶包都是长条形的,类似于铁路上枕木的形状,其包装异常精致,两端是用精致的绸缎缝制,中间部分则是精细的蒲草编制,有了这样精美、传统的包装,内里的茶叶应该也不简单。
茶舍主人常海先生,是痴迷于藏茶的收藏者,他介绍说,更传统的包装是狼皮的,因为保护动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今已经不这样做了,说着,他就向记者展示一个灰色狼皮的四方的囊,这东西应该有些年份了,打开囊的上盖,里边则是纸包的老藏茶,有着这样包装的陈年藏茶,如今的市场价已经相当昂贵。
文成公主的传说
常海介绍说,藏茶是今天的人们所不熟悉的,但它的饮用和收藏,已经开始走进了城市人的生活。藏茶的传奇,起自一千多年前的盛世唐朝,据史料记载,唐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李世民将皇室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王子松赞干布,这一年的正月十五,由官员、军队、医师、工匠、商人组成的上万人庞大的队伍在京城长安集结,马匹和骆驼以及载重车辆,满载着杭州的绸缎、成都的蜀锦、太湖的香米、江西的瓷器,还有皇室的书籍、黄金、白银,浩浩荡荡,迤逦而直奔西南。
特别重要的是,队伍还携带着来自雅州(今天的四川雅安)的大量茶叶,这种茶叶被压成饼状,也叫饼茶。携带茶叶,是皇室采用了经常往返吐蕃的大唐使节和吐蕃大臣的建议漫长旅途、西南高原恶劣气候下的日常生活,没有这种饼茶是断断不可的。果然,进入川藏之后,队伍行进之路,随着海拔的升高,尤其是汉人的高原反应逐渐强烈起来,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心跳、呕吐,队伍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与疲累。此时,文成公主听从了藏人的建议,命人打开茶饼的包装,烧出大量的茶水,供所有人饮用,人人顿时觉着神清气爽,种种不适一扫而光。经过短暂的休整后,继续前行,这样的大队人马就是依仗茶饼的劲道,终于来到了吐蕃,更把这种神奇的茶饼作为礼物,赠送给吐蕃上层人士和僧侣。这个古老的传说,在今日的藏族聚居区依然被盛传着,藏族老乡中至今一直保持着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俚语,那个茶,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藏茶。
茶马古道上的官茶
常海说,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汉族的茶叶开始成了藏族人的宝贝。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康藏高寒地区的人们,缺少蔬菜,所摄取的大抵是些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等高热量的东西,而茶叶能够分解脂肪、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国家的战事、兵役、工程需要骡马,藏区需要茶叶,换马和运茶也就成了国家垄断的生意,由唐以来形成的纵横交错的茶马古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换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司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雅州碉门茶马司规定,上等马给茶40斤,中等马给茶30斤,下等马给茶20斤到了战马稀缺年份,雅州碉门茶马司又改规定上等马给茶120斤,中等马给茶70斤,下等马给茶50斤。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说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其中的黑茶,就是现今的藏茶,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山间铃响马帮来,千百年来,那些国家或民间的千百万商人与民夫们,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攀过巍峨的雪峰,则非常人所敢体验,马帮中盛传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至今还在述说往昔那些艰难困苦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路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
蒙顶山上的那片绿
国家一级评茶师、成都茶与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员雷波在深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藏茶为什么从雅安进入藏区,雅安和藏茶怎么个关系?
雷波说,雅安不仅是茶马古道上藏茶入藏的起点,更因为这里是藏茶的唯一产区。雅安境内有座蒙顶山,传说西汉时期有位叫吴理真的道士在蒙山收集野茶,种下七株仙茶,取甘露井水熬煮,创造了茶这个流芳百世的饮品,吴理真自然也就成了传说中的茶圣,这个茶圣要比唐朝的陆羽早上很多年。蒙顶山盛产品位极佳的茶叶,这就让雅安成为藏茶生产中心和茶马交易的集散地,同时又集中了从四川泸州、宜宾、灌县、重庆等地和一部分云南的原料茶重新整合,规模空前壮大。历史上运送藏茶的马帮在古雅州集结时,最多达到三千壮丁,两千驮马,几乎每年都有15000匹以上甚至多达20000匹马在雅安成交。
解放以后,雅安藏茶的生产和入藏一直得到高度重视,1950年5月,国营公司直接向雅安18家茶商订购17.2万包茶叶,组织入藏;1985年2月,雅安茶厂受中央代表团和国家民委的委托,历时72天,完成为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生产的40万份印有中央代表团赠的康砖和金尖礼品藏茶,由中央代表团赠送给西藏每户牧民。
康砖已难寻
深圳资深的藏茶收藏家王欢来有不少陈年藏茶,甚至有用狼皮包装的藏茶,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口袋的上盖,里面就是5块一层的茶砖,上下共分4层,每块茶砖上都有一张标签,那应该是几十年前的标签,标签的正上方是五角星与红旗,正下方注册商标则是民族团结牌,左侧标着康砖两个大字,最底下标着四川雅安茶厂的小字。他说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藏茶,已经很难寻觅了。
王欢来介绍说,2007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曾经拍卖一件牛皮包装的一包藏茶,是1958年生产的,30公斤装,起拍价48万元,最后以90万元成交。这样的拍卖几乎每年都有,2009年,在广州白天鹅宾馆拍卖上个世纪60年代的藏茶,最终以每包50万元成交。1992年雅安茶厂出产的藏茶,现在的价格已经被推高,达到每包3.8万元,业内人士一致看好那批藏茶,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涨到几十万元一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雅安茶厂生产了一批康砖,总计40万块,作为礼品赠送给藏族各界群众,如今这样的康砖已经难寻了,因为大多已经被消费掉了,偶尔出现,价格高得咋舌。有鉴于此,200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时,雅安茶厂又出了10万茶砖,除了赠送给藏族群众一部分外,茶厂也搞起了市场经济,对外销售,价格也不低,结果被广东的两三个收藏家把仓库里剩余的茶砖全部买下了。这批茶砖未来的市场走势应该也十分坚挺,时下人们最看好的是康砖和金尖。
王欢来说,在全国藏茶收藏家里面,广东最为著名;而广东省,东莞和中山这两个城市则是所谓的藏茶之乡,就是说那里收藏、储存藏茶的最多,有个别人贮藏数十吨。至于深圳,藏茶的收藏刚刚起步,有着大手笔的人已经开始运作了。
王欢来又说,你问到,藏茶的收藏为什么会火起来?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出自雅安蒙顶山的藏茶,能够让地处高寒地区、长年吃肉的的藏族群众千百年来喜好,必有它内在的道理,也就是这种茶叶至少能够去油脂、软化血管的功效。现代医学也证明了,长饮藏茶,能够治疗亚健康、高血压、糖尿病等城市病,这种消费品价格当然是一路上涨的,收藏者和商家当然不会错过拿货的机会;二是藏茶比起爆炒过的普洱、龙井、大红袍来说,价格较低,原因是2000年以前,雅安茶厂的产销还是沿用统购统销的做法,销往藏区茶砖的价格就异常地低,2000年之后,雅安茶厂开始搞活经营,价格虽然上来一些,但还是十分低,如今一些聪明商人已经开始介入,大量地吃货。至于收藏者,更为关注的则是陈年茶砖,因为藏茶是深度发酵的黑茶,它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厚、干爽、陈香,年份越久的藏茶,其经济价值就越高,所以陈年藏茶是越久越好,具有非常好的收藏价值。
茶礼史记 茶会兴起
我国素来有以茶待客的礼仪。那究竟这以茶待客从何而来，你是否好奇?
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茶会的兴起：以茶待客
茶会。中甸藏语称“扎礼”，意为请人喝酥油茶聚会。是中旬藏族青年自发举行的赛歌晚会。旧时汉族生产风俗，流行于请人喝酥油茶聚会。为一种聚众护山茶的活动。
节日或农闲日子，几个侣伴一同出游或赶会，就常酝酿出一个茶会。途中遇到中意的集体(自然为异性青年群)就邀请。邀请形式不拘，常以嬉乐开始。邀请一方中的一人想法接近对方中的她(他)的身旁，出其不意地抢去他(她)的头巾或帽子，然后嘻笑着跑开。被枪者则作出坚决要讨还东西的样子，紧追不舍，跑离人群后，两人即可协商，约好时间和地点，到时双方就在既定时间相会，一会儿便开始唱歌，歌声起处，茶会仪式就开始了。
双方边唱边走，缓缓来到房舍。一路上借物三咏叹，直唱进家中正屋火塘边。分宾主坐定后继续唱和。火塘边备有糖茶水润喉。至午夜时分，邀请的一方献上汤元、米酒供大家吃喝。直至次日晨曦临空时，方终止而散。
甘南夏河县的藏族，每到新春佳节就举行“斗姆”，意为歌会。这种活动是由出面主办人准备茶和酒及场地，还要准备木柴，供晚间烤火用。歌会开始时，宾主各一方，成半圆形，另一边是盛装的妇女，首先主方男子起来，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帽子，慢慢地移动着脚步，唱着赞歌，边唱边选择客方的对象，然后请客方接着唱。对方也以同样的姿态和形式接唱。这样往返不已，不时还有妇女出场跳舞。
到了晚上就转为对唱情歌(当地藏语叫“拉依”)。男女分坐。首先男方起来，一手拿着帽子，另一手作某种手势，边唱边走向女方，到他选好的对象面前，用帽子盖一下女方的头，这就是请这位妇女接唱，女方不离座位就唱起来了。歌手们对歌时，在场的人们静静地听着，唱完一曲总是发出一阵吆吼声，喝彩助兴。这种歌会，给藏族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社交活动场合
茶会的礼仪
会议、茶会，由于出席人数较多，入场也较集中，一般不采用高杯端茶的方法，而是提前将放有茶叶的高杯摆在桌上，在活动开始前，由服务员用暖瓶直接在桌前往杯中倒水。采用这种方法上水的优点是快捷、便利，但要注意防止出现漏倒空杯的情况。服务员倒过水后，要逐杯加以检查。检查时，可用于触摸一下杯子的外壁，如果是热的，表明已倒过水，如果是凉的，说明漏倒水了，要及时补倒。
续水，一般在活动进行30--40分钟后进行。如果往小茶杯中续茶水，应将一把茶壶茶，经过滤倒入另一把茶壶，然后再续水。倒续水时瓶口要对准杯口，不要把瓶口提得过高，以免溅出杯外。如不小心把水洒在桌上或茶几上，要及时用小毛巾擦去。不端下茶杯，而接在桌上或茶几上往杯中倒水、续水，是不符合操作规范的。
在往高杯倒水、续水时，如果不便或没有把握一并将杯子和杯盖拿在左手上，可把杯盖翻放在桌上或茶几上，只是端起高杯来倒水。服务员在倒、续完水后要把杯盖盖上。注意，切不可把杯盖扣放在桌面或茶几上，这样既不卫生，也不礼貌。如发现宾客将杯子放在桌面或茶几上，服务员要立即斟换，用托盘至托上，将杯盖盖好。
倒水、续水都应注意按礼宾顺序和顺时针方向为宾客服务。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
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茶会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茶马古道的兴起与衰落
历史上思普区的盐、茶马道，是伴随著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蕃。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茶马互市。
普洱茶马道，茶香溢四海
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淛已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远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从普洱远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官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徵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後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於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年)，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於途”，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於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擅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於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於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藉之商民於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茶马道之商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一斑。
茶马古道，普洱八景
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是思茅至普洱之间，在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公尺，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
“那柯里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公尺，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住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公尺，断续长约6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於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於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於春秋二季来回於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著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於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纷纷设立，剌激普洱出口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21年闰5月28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黑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量大增，苛税跟著来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於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茶会兴起的由来
茶会，中甸藏语称“扎礼”，意为请人喝酥油茶聚会。是中旬藏族青年自发举行的赛歌晚会。现在我们很少看到茶会这种活动，可是曾经它也有自己鼎盛的时期，今天小编就要告诉大家茶会兴起的由来。
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佑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以上就是关于“茶会兴起的由来”的介绍，希望这样的描述能给大家带来帮助。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城镇茶馆的兴起
茶馆又名茶肆、茶楼、茶店，是社会上饮茶相当发展情况下才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茶馆和饭店、酒肆，同是我国城镇商业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所以，茶馆的发展，受饭店酒铺的影响也较多。如《梦粱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书，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①那么，我国是什么时候出现茶馆的呢？一般认为茶馆也最早产生于巴蜀，有人据张载《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称成都大抵在汉代至迟在西晋时，就已经有茶店。西汉时成都即有茶叶的买卖，这是多数人所一致同意的，但是，单凭张载上述诗句来作茶馆出现的根据，似嫌不够。现存关于茶馆的确切记载，最早见之唐朝的《封氏闻见记》。其称开元时北方因大兴禅教，所以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南方饮茶在前，自然茶馆也开设在先，所以上录《闻见记》所载，不是最早的茶馆，只是现存茶馆的最早记载。唐代南北茶馆虽有一定发展，但茶馆真正称兴称盛还是在宋代及其以后。
以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茶馆情况为例。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潘楼东街巷的情况是：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①接着又载：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宋代社会饮茶的情况，正如有些古书所说：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由这一社会饮茶实际决定，在茶馆中，除一般的茶馆之外，还出现了上述晨开晓歇和专供夜游的特殊茶馆。这些都是宋代茶馆较过去尤有发展之处。
不过，也须指出，宋代茶馆的突出发展，还是在南宋时的临安。因为这时称之为都人的临安居民，除原来杭州的土着外，大多来自汴京的达官贵人和中原各地的流民，居民构成极其复杂。由于这样，临安的茶馆，融合南北茶馆甚至其他文化的一些内容和特点，首先使茶馆面貌改革一新。如《都城纪胜》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北宋汴京）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①不仅北宋和南宋之间茶馆风貌有很大差异，如《梦粱录》所示，南宋初年和后期，茶馆营业情况，也有不少发展。据记载，临安的茶馆，在南宋初年时，四时除卖奇茶异汤外，冬月还添卖七宝擂茶，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等。开始卖梅花酒，大致无什么热闹，但后来如《梦粱录》所记，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这敲打响盏歌卖，无疑就是借鉴梅花酒肆鼓乐吹曲破卖的一种发展。南宋临安茶肆的另一发展，也就是茶馆类型和功能的更加多样化。上面说过，宋室南渡不只使杭州户籍暴增，而且居民的成份，也大为复杂。为适应各不同阶层和职业者的不同社会需要，于是就随之出现了适合各个阶层的多种茶馆。对此，《都城纪胜》在茶坊介绍中，有这样的记载：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对《都城纪胜》的上列记述，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也作了具体的补充。如其关于茶楼的对象，就指明大多为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对水茶坊的补充，则更为详尽。其称：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①接着《梦粱录》也指出，君子也有适合他们的茶馆，如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将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所有上述这些史实，无不有力说明，宋代临安包括全国其他城市，其茶馆文化都已达到一个较为发展的阶段。不单城市，宋代乡镇茶馆，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如在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就有很多以茶馆为背景的故事。例如《邓州南市女》提到的南草市茶店，《黄池牛》中描写的黄池镇茶肆，店面就有楼上楼下两层，茶客十分簇拥。邓州即今河南邓县，黄池在今安徽宣城境内，这两地虽都是行商旅客常常歇脚之处，但毕竟不是州会府治和通衢要津，是其时典型的普通乡镇。所以，我们从邓州南市和皖南黄池两地茶馆情况，也足以看出宋代特别是南宋时，全国市镇茶馆也有一个很大的普及和拓展。综合上述史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至宋代，茶馆不但普及全国各地，深深扎根我国社会生活之中，并且也充分显示，这时的茶馆文化，也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泡茶道的兴起
我们今天的饮茶之道和唐宋茶道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了，这一切都源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纸诏书。
朱元璋明初，茶饼制作工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茶饼上镏金镂银，更有雕龙画凤，称之为龙凤团茶，但是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
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龙团贡茶而改贡散茶，点茶道随之衰落，中国的茶道因此发展到泡茶道。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代表人物有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陈继儒、徐渭、田艺衡、徐献忠、张大复、张岱、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中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关于朱元璋下诏的原因，前人有两种解释：一说出身穷苦的朱元璋体恤民情、节约财政；二说朱元璋不懂风雅、一介粗人。
不管历史如何评说，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因为泡茶道的简便，茶也就走进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散茶兴起于朱元璋时代
元朝完全保留了宋朝以前饮用团茶、饼茶的习俗。进入明代，饮茶习俗由团茶、饼茶改为散茶。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皇帝朱元璋下诏，罢贡龙团凤饼，改为进贡御茶芽(茶芽即散茶)。从此武夷茶遂改制探春、先春等蒸青或炒青绿茶，以散茶的形式进贡朝廷。这是茶叶制作技术的一次大改革。
散茶技术的发展、流行与明太祖罢黜团茶有直接的关系。在他称帝前的所接触的基本是流行与社会底层的散茶。因此他对散茶有着天然的亲近。再者朱元璋秉性简朴，皇帝的喜好往往可以左右一个时代的风尚，散茶由此成为汉族的饮茶主流。而团饼茶这退出了汉族的饮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还保持这固有的地位，这一格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明代著名的“茶博士”田艺衡在《煮泉小品》中曾经大胆指责唐宋时煎茶多用姜盐等调料。“皆水厄也”。意即破坏了茶水的清甘。田艺衡在书中嘉誉茶芽“盖天真自胜耳!”据他辨悉：“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佳。”由于制茶工艺的简化，大大降低了茶叶成本，推动了茶业的发展，饮茶者增多，饮茶之风迅速普及。“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张岱《陶庵梦忆》)茶室、茶馆、茶铺出现于市井街巷，从前只能由达官显贵、文人学士等有闲阶层所专享的茗趣，很快地传向民间，传向庶士、平民，“飞入寻常百姓家”。
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崇安县也开始出现了茶铺。明代擅长于写散曲并有“乐王”之称的文人陈铎，曾在散曲《茶铺》中写道：“武夷和雨采春丛，嫩叶蒙茸，佳名千古重。卢仝曾称颂，七碗自清风……”人们不难想象，当年陈铎就在山间的茶铺里，一边偕友品尝武夷佳茗，一边度曲抒情。清茶七碗品啜已毕，新曲一首即随韵而发。
明代改制散茶，品茗艺术随之进步，贵人文士弃旧迎新，崇尚品饮真味;庶民农人则对旧饮团茶加以改进，雅俗共赏，新旧并存。例如宋、元时饮团茶的基本方式则传入民间，并进一步演化普及成为独具特色的擂茶。明朝刘基所撰的《多能鄙事》中，关于擂茶记述颇详：“擂茶，茶芽用汤浸软，脂(芝)麻炒熟去皮，用擂极细，入川椒末、酥、盐、油饼，再擂，如干，旋添入浸茶汤。”至今武夷山区还流传着擂茶的习俗，保留了唐、宋饮团茶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历史、民俗价值。
朱元璋的推广，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自朱元璋改革后人们更加喜欢把盏玩壶品茶，也使盏、壶的制作更加精美，使茶具成为艺术，从而推动茶艺茶道的发展。
散茶突出保留了茶叶原有的色、香、形、味，因而提高了饮茶的情趣，推动了品茗艺术的发展明代品茗艺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使品茗不仅仅只是文人、权贵们所独享的雅事，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