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士的茶文化(看文人是如何看待喝茶)

发布时间 :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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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雅士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却颇有人间烟火气,在老残先生的“明湖居茶馆”,可颀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鲁迅先生的“华老栓茶馆”里可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可见到已成历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长、乡绅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你更可见到1889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什么闻鼻烟的、玩鸟的、斗蛐蛐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务、打手……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了其一生。……总之,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

当年件件不离它;

而今七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我们如何看待喝茶中的茶文化呢?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条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的茶道,可叫官场茶道、行帮茶道、情场茶道、社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为了学问完整些、系统些,我们可概称为“世俗茶道”。

进入80年代,生活节奏加快,市面出现了速溶茶、袋泡茶。城市里最便民的还是小茶馆,饮大碗茶,花钱少,省事,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世俗茶道(主要指大众化茶道)。中国人在,茶道在,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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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陶瓷”彰显时代文化魅力


为推动中国文人陶瓷持续发展,并扩大其影响力,由相关单位和文化团体共同筹划的2012首届中国文人陶瓷艺术大展及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北京等地成功启动。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50余位陶瓷艺术家参与展览以外,也将聘请有关专家评选及颁发各类陶瓷艺术奖项,一并与陶瓷艺术家、文化学者、陶瓷企业家、媒体和观众等共同参与文人陶瓷艺术论坛,最后将评选出的优秀文人陶瓷艺术品以公益竞拍的形式回馈社会。

提到文人陶瓷,笔者不禁想到新文人画,随即采访了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文人画和陶瓷艺术进行学术研究的笑阳先生。笑阳先生被誉为民间文化大使,编著过对中国新文人画颇有影响的《宜兴陶与文人画》、《大丰谈艺》等专著。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神州杂志社《文人陶瓷》专栏主编、《美术大鉴》杂志编委,宜兴八面来风堂紫砂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届文人陶瓷艺术策展人之一。

笑阳由浅入深地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以强烈的生命热情和极大的创造力,为我们留下许多灿烂的陶瓷艺术品,这些陶瓷艺术品记载了中华民族成长的历程,记载了中国人婉约柔美、亲近自然,却又慷慨激昂、粗犷豪迈的民族文化情怀。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从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中国人与陶瓷艺术品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愫。一件陶瓷艺术不仅蕴含着中国哲学、宗教和民族心理,还包含着对中国的文化、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演化。所以,陶瓷艺术在满足中国人民自身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其陶瓷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也相互影响着全世界陶瓷技艺。于是,中国陶瓷工业产业和陶瓷文化产业在遗存传统审美与适用的同时,在与西方乃至世界陶瓷工业与艺术流派、风格的融合中,呈现出唯中国本有的、传统人文精神的民族气质。由此,中国文人陶瓷便逐渐形成并凸显出来。

对于文人陶瓷概念一说,笑阳认为:文人参与陶瓷创作,大多带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气质。这不仅使得陶瓷造型与陶瓷装饰艺术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陶瓷造型更加多变,还让文人用来彰显民族文化的诗、书、画、印等题材样式,有了新的载体和新的表现方式。陶瓷艺术装饰也因此而拓展成了极具民族性的文化艺术领域,让文人陶瓷中国始终在传统文化环境中去彰显自身本有的民族文化魅力。所以,中国文人陶瓷发展到今天,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离不开一代代陶瓷艺术创作者的努力,也离不开以时代文人为品评标准的时代审美趋势的向导。

现如今,一批以文人身份出现的新一代陶瓷艺术家已成为陶瓷艺术的创作主体。他们一方面能熟练地掌握陶瓷制作的特殊工艺;另一方面又多受过造型、艺术的专业教育,有相当深厚的设计理念和文化修养。他们有的毕业于高等院校,有的就在高等院校任教,并且涉足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等其他艺术领域,可以说他们的知识水准与艺术修养足以保证他们作品的质量,而且他们对艺术探索和创作的热情,不仅为作品赢得了更多展现个性的自由空间,还能大大地提升文人陶瓷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

陶瓷艺术家自身艺术素养的提高,为与文人书画家的合作扫清了障碍。因此,陶瓷作品中有不少佳作出于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而成。这让书画家、诗人等当代文人在陶瓷上找到了抒发情感的载体,让诗书画与陶瓷艺术交相辉映,两全其美。同时还能很好地引导出陶瓷的文化内涵,使得每件陶瓷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民族文化魅力。

最后提到文人陶瓷艺术展时,笑阳兴奋地说:我们此项活动的目的不仅是要推出这个在历史上首次提出的文人陶瓷概念,而是想凭借众人之力来探索文人陶瓷的历代走向和时代文化精神,以及陶瓷产业的民族特性等等。这是在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度里,所必须从事的一项文化工程,这是发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需要。因为文人陶瓷所彰显的时代文化与审美特质,正影响着许多陶瓷艺术家对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主观判断。

文人与茶


茶是中国最古老最普通的饮品。或说茶是苦菜(许慎《说文解字》),或说茶为南方之嘉木(陆羽《茶经》),那只是说了茶的植物性一面;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论茶也。(许次纾《茶疏》)茶与水结合才能尽显茶的本色。茶,是茶叶与水的共生物。

文人在文房四宝的拥戴中枯坐,一经吮茶,立刻以狂喜之心拥它入怀,轻啜慢品。茶是自然的、圣洁的,茶是优雅的、纯粹的,茶是温情的、清芬的,它使整个书房溢满氤氲。文人之于茶,犹茶之于水。在清冽的汤泉中叶芽舒展,文人的心境亦平展夷畅,此时将天地之甘露入肠,清心涤性,臻至物我两忘之境。

文人咏茶,总是在一片芳馨中孕育出无数佳作。尤其茶助诗思、诗兴遄飞,令人击节赞叹。

最有趣的是,文人咏茶往往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经意间成为一部茶史。大哉天宇内,植物知几族?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苏轼《寄周安孺茶》,洋洋120行将一部茶史入诗,写得气势非凡,令人喝彩。

文人爱故乡,亦极力推崇故乡茶。茶以诗名,茶以人传。文人与茶人合为一体,亦将茶文化一脉输入中国文化的血脉里。

茶的圣洁与清芬,成为文人馈赠之首选。以茶为礼、为寿,甚至兼馈煮茶之水,气醇风清传承至今。相传唐人刘禹锡以菊花粉和萝卜换白居易的六班茶;扬州八怪之一的茶仙汪士慎以《乞水图》换焦五斗的雪花水;清人厉鹗以一部《宋诗纪事》换大恒禅师的龙井茶留给文坛茶史连绵佳话。而文人收到茶礼,辄兴奋莫名,飞毫赋诗。

有明一代,散茶崛起,开创瀹饮之法,推动茶业繁盛,饮茶之风普及到社会各层面。大儒沈德符以敏锐嗅觉述评: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野获编补遗》)中国茶文化从兹在世界茶文化中以扛鼎之姿独树一帜。

于是嗜茶的文人不再清高,遇上真正茶人,必然顶礼膜拜。冒辟疆、钱谦益援笔记茶痴朱汝圭,董其昌、张岱着文赞茶家闵汶水茶文化的精神在向独立的人格拓展。

秋雨滂沱之时,冬雪霏霏之夜,我寻一把曼生壶,一只成化杯,泡一壶茶,自斟自啜,或听雨打芭蕉,或看雪舞群山。我把中国茶史上的文人茶人默默地数着,想着他们的故事。茶熟香温且自看,茶的滋味,就是养生、养气、养德的滋味啊!

一杯浅茶,一杯平民化的茶,一杯渗有禅味的茶,一杯去湿利肝明目的茶,一杯让你体味人生的茶;再借南宋罗大经的一句诗送给你: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

文人笔下的“茶典故”


有些茶的典故可能不全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文人之手或经过文人加工,但听起来仍是饶有趣味。如看人上茶的故事便很有意思。

相传清代大书画家、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镇江读书。一天他来到金山寺,到方丈室看别人字画,老方丈势力眼,见郑板桥衣着简朴,不屑一顾,仅勉强地招呼坐。又对小和尚说:茶!交谈中得知郑是同乡,于是又说: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而当老方丈得知来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时,大喜,于是忙说:请上坐!又急忙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茶罢,郑板桥起身,老和尚请求赐书联墨宝,郑板桥乃挥手而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这副对联对得极妙,不仅文字对仗甚工,而且讽刺味道极浓。

还有一则朱元璋赐茶博士冠带的故事,说明太祖朱元璋一次晚宴后视察国子监,厨人献上一杯香茶,朱正在口渴,愈喝愈觉香甜,心血来潮,乘兴赐给这厨人一付冠带。院里有位贡生不服气,乃高吟道: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盏茶。众人看这贡生敢忤皇上,大惊,朱元璋却笑着对了个下联: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这个故事,一方面是说明朱元璋好茶,同时也较符合历史,朱氏出身低微,比较能体谅劳动者,自己又没读过多少书,重实务而轻书生,或许是真有的。

至于众说周知的敦煌变文茶酒论的故事,其本身很明显自民间故事脱胎而来。这个故事以赋的形式出现,说明已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有人考证其为五代到宋初的作品,那么在民间流传则应更早。而到明代又出现同样母题的茶酒争高的故事。同时,在藏族俗文学中也发现这个题材的作品。由此说明,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向来把茶看得比酒要重一些。

文人笔下的茶典故


有些茶的典故可能不全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文人之手或经过文人加工,但听起来仍是饶有趣味。如看人上茶的故事便很有意思。

相传清代大书画家、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镇江读书。一天他来到金山寺,到方丈室看别人字画,老方丈势力眼,见郑板桥衣着简朴,不屑一顾,仅勉强地招呼坐。又对小和尚说:茶!交谈中得知郑是同乡,于是又说: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而当老方丈得知来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时,大喜,于是忙说:请上坐!又急忙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茶罢,郑板桥起身,老和尚请求赐书联墨宝,郑板桥乃挥手而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这副对联对得极妙,不仅文字对仗甚工,而且讽刺味道极浓。

还有一则朱元璋赐茶博士冠带的故事,说明太祖朱元璋一次晚宴后视察国子监,厨人献上一杯香茶,朱正在口渴,愈喝愈觉香甜,心血来潮,乘兴赐给这厨人一付冠带。院里有位贡生不服气,乃高吟道: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盏茶。众人看这贡生敢忤皇上,大惊,朱元璋却笑着对了个下联: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这个故事,一方面是说明朱元璋好茶,同时也较符合历史,朱氏出身低微,比较能体谅劳动者,自己又没读过多少书,重实务而轻书生,或许是真有的。

至于众说周知的敦煌变文茶酒论的故事,其本身很明显自民间故事脱胎而来。这个故事以赋的形式出现,说明已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有人考证其为五代到宋初的作品,那么在民间流传则应更早。而到明代又出现同样母题的茶酒争高的故事。同时,在藏族俗文学中也发现这个题材的作品。由此说明,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向来把茶看得比酒要重一些。

老南京“梅雨茶” 文人的最爱


在南京历史上,梅雨季节是一些文人雅士、品茶爱好者的最爱。旧时,每当梅雨时节,具有六朝烟水气的南京,家家会搬出大缸或瓮罐于庭院之中收集天上落下的雨水,以便烹用当年新茶。一些骚人墨客则聚会细品梅雨茶。品茗观景之余,往往还联名作诗,饶有情趣。

黄梅时城南家家刷缸接雨黄梅雨,是初夏时节在江淮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连阴雨天气,雨期比较长;因为时值梅子黄熟,故称为黄梅雨或梅雨。又因其时温度比较高,湿度大,衣物等用品容易发霉,所以也称霉雨。身在南京的南朝皇帝梁元帝曾经给梅雨下过一个定义:梅熟而雨曰梅雨。

梅雨时节大都在常年公历六月中旬入梅(梅雨开始),七月上旬出梅(梅雨结束),连续二十天左右;各年雨量有多有少,所以又有干黄梅和湿黄梅的说法。虽然黄梅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诸多的影响,但适时适量的梅雨对农作物的生长却是十分有利;况且,黄梅雨因其时雨甘,泼煮茶,美而有益而受到众多茶人的推崇并留下了许多赞美之词。

明清时期,在南京城南一带,入梅后,家家洗刷瓮缸,放置于庭前,收蓄雨水以供烹茶。徐士钅宏曾赋诗曰: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熏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即其中的一首风俗诗。

《红楼梦》中妙玉用梅雨水煮茶对茶俗和茶礼有详尽记录和描述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从小在南京生活,因此,在他的笔下有过不少关于南京梅雨烹茶的记载。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妙玉煮茶的一段。

曹雪芹写道,一日,贾母来到庵堂对修行的妙玉说,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只见妙玉亲自捧着一只海棠花式的雕漆填金的小茶盘,内放一只五彩小茶盅,奉给贾母。贾母问:用什么水沏的?妙玉答道:是旧年蠲的雨水。妙玉用的雨水,当是梅雨时节收贮的雨水。

而《金陵物产风土志》则明确记载:雨水较江水洁,较泉水清,必判分昼夜,让过梅天,炭火粹之,叠换缸瓮,留待三年,芳甘清冽;所谓为忆金陵好,家家雨水茶是也。

文人雅士喜欢在妙相庵品茶雨集

前清时,南京人不但用梅雨烹茶,还形成雨集,妙相庵雨集最为称着。文献学家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中曾记述:五月雨集妙相庵,六月刘园观荷,七月飞霞阁看云,八月秦淮水榭玩月,皆具文社、会饮。

妙相庵于清初由僧默汝创建。当年的妙相庵,曲槛临风,空亭枕雨,疏花幽竹,用瑟有致,池塘竹树,颇饶野趣(见道光《上元县志》)。梅雨时节,文人墨客来此聚会,小尼娴熟地端上梅雨茶,大家一边品茶,一边赏景,咏诗联句,泼墨挥毫,显得宁静安闲。于是年复一年,相沿成俗。

到了太平军占了南京时期,翼王石达开初到南京,也羡慕此庵幽静,即住进妙相庵。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又将此庵作生祠。此后又复为尼庵。雨集妙相庵之俗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至于这座尼庵的所在,史籍上说在唱经楼薛家巷后。由于二百年来街巷的变迁,今天的薛家巷却找不到此庵。而这座古尼庵址现为鼓楼东南角双龙巷18号(的确在薛家巷后)。20世纪50年代迁走菩萨和尼姑,此地做了工厂。原先老尼住的寝房(双龙巷12号)至今尚存,青砖青瓦,小巷深宅,古朴而幽静,令人流连忘返。

淡泊宁静的文人茶道


“茶道”起源于唐代的民间,经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和传播,形成了一种“文人茶道”,它是茶道的精髓。

在唐代繁华的社会里,物欲横流,很多人追求一种奢华的物质生活,“物精极、衣精极、屋精极”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人们相互争斗和倾辄。社会流行着奢侈和虚夸之风。当时有正义感的文人士大夫们,对这种奢华之风非常不屑,他们常聚在一起品茶、探讨茶艺、博古论今无所不谈。

茶道创始人陆羽著有《茶经》一书,陆羽用自己的一生从事茶文化的研究,他对茶叶的栽培与摘采;茶具、茶器的制作;烹茶时水源的选择;烹茶、酌茶时身体的动作进行了规范和总结,并赋予茶道一种特殊的文化内函,即饮茶、赋茶、以茶示俭、以茶示廉,与文人茶道的精神是极为吻合的。

文人茶道在陆羽茶道的基础上溶入了琴、棋、书、画,它更注重一种文化氛围和情趣,注重一种人文精神,提倡节俭、淡泊、宁静的人生。茶人在饮茶、制茶、烹茶、点茶时的身体语言和规范动作中,在特定的环境气氛中,享受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没有躁杂的喧哗、没有人世的纷争,只有鸟语花香、溪水、流云和悠扬的古琴声,茶人的精神得到一种升华。它充分的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们希望社会少一些争戈,多一些宁静;少一些虚华,多一些真诚。

茶具的朴实也说明了茶人们反对追求奢华的风气,希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可以说“文人茶道”是一种“艺”和“道”的完美结合。光有“艺”只能说有形而无神,光有“道”只能说有神而无形。所以说,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良好品德的人是无法溶入到茶道所提倡的精神之中的。

茶道被文人视为一种陶冶心性、体悟人生、抒发情感的风雅之事,有独酌自饮的清幽,也有集会联谊的雅趣。

百姓喝茶是一种需要,和尚饮茶是一种禅,道士品茶是一种道,而文人饮茶则是一种文化。

北京是什么 解读文人


解读文人茶文化

北京茶文化是什么,它的特征又是什么?这里我想讲一讲宫廷茶文化和民间的茶馆文化。

七碗茶过后已是飘飘欲仙

有人说,茶产在南方,北方谈不到茶文化,说北京人只会喝高末,茶里泡的茶末。北京解放以前,穷人确实喝不起好茶,只能喝一些碎末,就是卖出好茶后剩下的末茶。但并不能由此说北京没有茶文化,北京不仅有茶文化,而且档次还很高。

首先,北京地区出了一个茶的亚圣,仅次于陆羽的圣人,他就是唐代著名诗人卢仝。卢仝是涿州人,离北京仅百里左右。范阳卢氏家族是一个文化家族,从汉代就出文化人。卢仝为什么被称亚圣呢?这是因为他写过一首诗,原名叫《走笔谢孟谏议送寄新茶》,诗中有一段形容饮茶过程,所以人们通俗地又叫它《七碗诗》。他写道“一碗喉吻润”,头一碗茶只不过润润嗓子;“两碗破孤闷”,把心里闷气破解一下;“三碗搜枯肠”,李白说:“斗酒诗百篇”,而卢仝说饮三碗茶就有“文字五千卷”。接着“四碗发轻汗”,“人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喝茶以后,把污浊之气发泄出来了;然后“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最后说第七碗,“七碗喝不得也”,因为此时“两腋习习清风生”,我喝七碗的时候就要上天成仙了。然而又马上诗意转折——我不知道老天爷,你是不是看见了,那些茶农在山里种茶是多么辛苦!天下的苍生是多么辛苦!我们是不是应当分给他们一点茶呢。他写了一种雨露均分的思想,这首诗把茶的精神写出来了,从生理反应,一直到思想反应,最后端出儒家雨露均分思想,不愧是亚茶圣。

元朝人喝茶不是为了助消化

再有,北京是六朝古都,文人荟萃的地方,任何一种文化,到北京以后就要抬升一步,得到一种提炼。其实北京不仅有茶文化,而且层次很高,比如文人士大夫的茶文化,在《红楼梦》里有这样的描定,刘姥姥进大观园以后转到栊翠庵,妙玉请大家喝茶,这妙玉看不起刘姥姥,就弄个犀牛角杯,还有什么玉杯请宝钗、黛玉和宝玉喝茶,那刘姥姥喝过的杯子,她要扔了,还是汝窑的。贾宝玉有点同情心,说,你给我吧,我出去卖了,卖点钱。还有用的水,是梅花上的雪,然后集了一大瓮。实际上曹雪芹所写的这些都是北京文人的茶文化,可见北京文人茶文化是非常讲究的。北京有很多好的茶人,即使在元朝也是如此。有人说,元代的人喝茶是为了助消化,因为少数民族爱喝牛奶和羊奶,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颐和园旁边有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墓,耶律楚材在一首诗中曾说,我若几天没有喝到饼茶,心里就像堵了一样,可见他对茶的爱是非常深的。

当然最兴盛的时期,我认为是在明清的宫廷茶文化,中国茶文化这时到了一个最高点,当然它仅仅是一个侧面了。因为从宫廷茶文化和朝廷的礼仪上来讲,唐、宋、辽、金、元反映得比较清楚。比如说外国使臣来了,我们要赐茶,外国使臣走的时候,也要送茶叶。这都是一种正式的礼节。但到了明、清两代不仅如此,它还和文明教化结合了起来。

关公巡城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我认为文人茶文化,宫廷茶文化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特别是雨露均分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流传至今的一些民间的喝茶习俗很有意思,比如说倒茶,有十来个小碗,小杯子,倒茶人拿把小壶先来个关公巡城。这说明什么,他认为一个壶里的茶,上边跟下边的质量、营养不一定很均匀,我只有这样转着倒,每个碗里的营养才均衡,雨露均分嘛。最后把非常浓的茶水滴在每一个碗里,这叫韩信点兵,名字非常有意思。不管关公巡城,还是韩信点兵,都说明茶壶里泡的茶前后质量不一样,所以在沏茶的过程当中应当均匀地分配到各个碗里。其实,重视民生、雨露均分在封建社会里根本做不到,但是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儒家文化在北京茶文化里的突出反映。北京是皇城,统治阶级就是装样子,也要提倡这种思想。(主讲人:王玲 北京社会科学院教授)

汉代文人与茶结缘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南北朝。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

茶成为文化,是从它被当作饮料,发现了它对人脑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有的说自春秋,有的说自秦朝,有的说自汉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根据有三:第一,有正式文献记载。这从汉人王褒所写《僮约》可以得到证明。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买茶的故事。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杨惠热情招待,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酤酒。便了对此十分不满,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让我看家,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并写下契约。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有两项是“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就是说,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这张《僮约》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汉中期之事。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后传人蜀,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又富灌溉之利,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僮约》证明,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汉代考古证明,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写《凡将篇》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楚辞、汉赋、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常并称“扬马”。恰巧,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物,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都谈到茶。有人说,著作中谈到茶,不一定饮茶。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未见茶、未饮茶尚有可能,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况且,《凡将篇》讲的是茶作药用,其实,药用、饮用亦无大界限。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常出入于宫廷。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尊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侍者。小说自然不能做信史,《赵后遗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当时产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献帝王,这个故事亦可备考。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况且,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对西南物产及风土、民情皆了解很多。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足见不是人云亦云。所以,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均列汉之司马、扬雄。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故陆羽写《茶经》时亦说,历代饮茶之家,“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其实,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西汉时,贵族饮茶已成时尚,东汉可能更普遍些。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植茶之圃”,汉王亦曾“课僮艺茶”。所以,到三国之时,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吴主孙皓昏庸,每与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会不会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韦曜自幼好学,能文,但不善酒,孙皓暗地赐以茶水,用以代酒。

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但吴国宫廷还饮茶,蜀为产茶之地,当更熟悉饮茶。所以,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据傣文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可见,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饮茶为文人所好,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马相如、扬雄、韦曜、孔明之类,以文学家、学问家、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但已露出了好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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