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茶人说

发布时间 : 2020-11-30
说绿茶 花茶说 红茶怎么说

说绿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弄茶人说”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弄茶人说”相关知识!

弄茶人,我自认为只要接触茶叶行业,就可认为是弄茶人。

‘晋史唐风皆喜茶,香叶还俗数嫩芽。幕诗客至山林晚,苕溪吹火爱僧家’。自古以来,茶叶就是文人骚客的至爱之物。纵观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各朝各代,都把茶叶当作圣祭或者礼赠的首选。历朝的寺院庙堂,大都种植茶叶,自采自炒,并且把茶叶推到诵经坐禅诸法事的第二位置。达到了自怀煮饮逐成风俗的境界。而且‘茶禅一味’已是弄茶人和僧人们的共同‘法语’。

有了佛家·道家等的推崇,受诗人·词人的赏识,茶叶蕴含了涤俗气,荡情怀,不媚不颜,不屈不尘的中英之气。诗人们留下的赞美茶叶的诗词更是芳菲遗韵,众口传唱。所以说,中国是世界茶叶文化的发祥地,是不会有人站出来议非的。

如果就利益谈论茶,在文化人的眼里可能是有些‘磕碜’。但是,‘民以食为天’,弄茶人也要生存。就是参禅的僧人,也得以此物果腹。所以,也是必然,茶叶就要有它的物欲价值,古人种植茶叶能够利用的价值,无非养家糊口而已,真正登入殿堂而茶农受惠的,寥寥无几。甚或有茶农受茶所累的也不鲜见。尤其是遭受‘贡茶’之累,从前人的文字记载可见,几到怨声四起。

但到今天,我们茶人还在受茶所累吗?答案,是的。是在受茶所带来的身外之累,在受茶叶利欲压倒利益的功势之累。WWW.CY316.com

从普洱茶急功近利所遭受的天壤之别的遭遇来看,我们,现在文明社会的弄茶人,眼看就要守不住几千年来古人垒就的坚强堡垒。这里面,除了个别利欲熏心,抵挡不了诱惑的所谓的极少数茶人外,还有社会,现在社会造就的‘好事者’。这帮人,本来就有立身的主观原因,加上‘欲’所带来的金灿灿的客观原因,已经把自己抛出了道德的轨道,把原来是红色的‘心’,(且说他们有心吧)浸染在散发着恶臭的下水沟里。尤应提及的,是那一班子演人,戏人,不知道他们在进入那个‘圈子’以前干过什么,但在中国13亿父老乡亲面前,他们近期‘干’得还是‘优秀的’。咱们暂且不去论前几日许多‘门’里‘门’外的不齿的勾当,就说他们在普洱的事情上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业绩,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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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茶,提到最多的应该是“茶树原生地”、“普洱茶”;云南茶人,提的最多的则是近代茶业复兴的中坚人物即:“中茶派”的范和钧、冯绍裘、“龙云派的”白孟愚、以及后来接手的李拂一、唐庆阳、邹炳良…他们都是云南现代化茶叶的开拓者、奠基人。其实,还有一人,非官非商,没有著书立说,没留下任何豪言壮语,但是历史的尘埃挡不住,迟早会绽放的光芒,浪花淘尽处,自有人杰出,尽管只是云南茶史上迅疾而短暂的一笔,却足够绚烂精彩。

由于历史上地处边陲的云南与内地茶文化的交流极其匮乏,所以贵为产茶大省和茶树原产地,和中原主流茶文化的发展却犹如两条平行线上的龟与兔,鲜有交叉之时,人家至宋代已经到了点茶斗茶等登峰造极的地步,大理国管辖的银生诸族,竟还长期停留在“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食之。”,一边吃着大叶晒青茶自娱自乐的状态。当然唐朝时茶圣著《茶经》,介绍了十三个省份,四十二州的名茶,唯独遗漏了这一重要的银生茶。

1940年云南茶叶技术人员训练所学生结业摄影,

只到明清,普洱茶以贡茶身份的登场,使云南茶产量销量倍增,普洱、易武等地茶号林立,茶商云集,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络绎不绝,这一时期云南茶人才得以和中原内地、西藏、甚至边境各国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意往来和茶事交流。这一时期,云南人在制茶技术上和以前相比,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除了滇中,滇西和滇东北和内地汉人接触频繁一带,部分名寺古刹得到一些蒸青、炒青、散茶制作工艺,滇西南六大茶山等的核心茶区的制茶,仍以当时看来比较“落后”的晒青为主。

光绪后期,已经有向国外学茶的记录:据光绪二十四年《农学报》的一篇《奏折录要》中载:“闻福州商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1897年)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这段记载对福州茶商去印度学习的时间,讲得比较含糊,但这可能是我国派员出国学习制茶的第一例。官派出国考察的例子,只有两江总督派陈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和烟土税则,及清廷派大臣至俄国考求中国出口土产销售这样两例。

1940年,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专修科第一届毕业生与吴觉农合影。

至于官派学生到国外学习制茶技术的,则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我国派学生出国学茶,起初都是到日本。第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是1913年云南的朱文精。

1913年(民国二年)昭通大关县商人张寿昌、张明经等人在盐井渡成立兴华茶业有限公司。同年底,云南派出赴欧美、日本公费留学生139名,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熊庆来和大力整顿云南实业的著名经济学家缪云台。

不到半年时间,来自会泽的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在他们毕业以后,1919年浙江所派遣的后来被尊称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和著名种植专家葛敬应二人才成为第二批中国茶业留学生。

吴觉农,

1919年(民国八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文精、陈洪畴等人受到云南省建设厅、云南省农会的重视,决定为他们提供施展所学的舞台,成立茶叶实习所,所长由朱文精担任。1920年(民国九年)由于茶叶实习所没有实习场地,云南省府又租借场地,成立茶叶试验场,委任朱文精兼任场长。1923年,云南成立化学工艺厂,朱文精参与筹办,拟定《筹办云南化学工艺厂茶叶部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他认为要发展茶叶出口,就要建立研究部,购置器材,征集茶样,进行近现代科学分析,研究各茶样的茶素、茶单宁、蛋白质、水分、灰分以及其它矿物质等化学、物理成分,优胜劣汰;并建议在宜良设一地制茶厂,成功后推广到景谷、缅宁(临沧)。

昆明老照片,

朱文精,这个在中国众多茶叶史籍中甚少提及鲜为人知的中国人,创造了中国茶史上无数个第一:

中国第一个官方派遣出国学茶的留学生。

中国最早官办茶叶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中国第一个提出对茶叶进行进现代科学分析,对茶叶进行理化分析研究。

最早提出茶树原产地在中国云南的中国人。

(1922年晚他一届的学弟吴觉农再次提出)

朱文精还认为,昆明华亭寺、归化寺、筇竹寺、十里堡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价值极高,且外运成本较低,值得推广。

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朱文精的愿望难以一一实现,1933年,朱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令人嘘唏。

1923年(民国十二年)佛海县(今勐海县)南糯山设立云南省立第一茶业试验场。

1924年(民国十三年)云南省府向军需局租借牧野山公地190余亩,建立“模范茶园”。此时,朱文精专任茶叶实习所所长,茶叶实验场场长由其同学陈洪畴担任。从1919年茶叶实习所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十多年的茶叶实习所和茶叶实验场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也导致后来云南省地方政府制茶的重心转到了和中茶公司共同成立的云南中茶公司。

1929年(民国十八年)昆明设立云南茶务讲习所。

白孟愚建立的茶厂的遗址,

1938年,迁往云南的中国茶业公司成立了“云南茶叶技术人员训练所”和“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训练所的地址最初就选在朱文精和陈洪畴当初在昆明东郊大麻苴创立的省立第一茶叶试验场,教室征用大麻苴村小学的教室和茶场的办公室。

其后,以云南中茶公司牵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下,先后在云南成立顺宁(凤庆)茶厂、佛海(勐海)茶厂、复兴(昆明)茶厂、康藏(下关)茶厂,先后创制出滇红、七子园茶、下关沱茶等拳头产品,走上一条艰难而不屈的茶业复兴之路…1950年3月,云南中国茶叶公司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从此,公司进入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时代,民国云南茶时代终结。

1942年康藏茶厂成立纪念,

云南茶业发展史,是云南与内地、与境外茶文化交流的不朽史实,鲜为人知的云南人朱文精不该被忘记、他和后来崭露头角的吴觉农、勇担茶业复兴大任的范和钧、冯绍裘、白孟愚、李拂一一样,他们或制茶、或学茶教茶、或写茶、传播推广茶,对云南这片茶树发源地的上种植、栽培和利用茶的悠久历史的延续和继承,对云南茶人、茶事和茶文化的记录、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难以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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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之道


历史上有记载的茶事典故实在是太多了,三国志中的"以茶代酒";晋人陆纳为教训其侄不节俭而打他四十大板;王安石泡茶验水,识破苏东坡取水地点上的破绽;明太祖朱元璋将私贩茶叶的女婿斩首示众;清高宗乾隆皇帝以银斗量水评等级,并创造了以水洗水之法。这些历史故事,有的耐人寻味,有的读来新奇。凡此种种,不失为增长知识,引以为戒的读物。

孙皓赐茶代酒

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嗜好饮酒,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但是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朝臣韦曜甚为器重,常常破例。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他便"密赐茶荈以代酒"。这是"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

陆纳杖侄

晋人陆纳,曾任吴兴太守,累迁尚书令,有"恪勤贞固,始终勿渝",的口碑,是一个以俭德著称的人。有一次,卫将军谢安要去拜访陆纳,陆纳的侄子陆俶对叔父招待之品仅仅为茶果而不满。陆纳便自作主张,暗暗备下丰盛的菜肴。待谢安来了,陆俶便献上了这桌丰筵。客人走后,陆纳愤责陆俶"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并打了侄子四十大板,狠狠教训了一顿。事见陆羽《茶经》转引晋《中兴书》。

单道开饮茶苏

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单道开,姓孟,晋代人。好隐栖,修行辟谷,七年后,他逐渐达到冬能自暖,夏能自凉,昼夜不卧,一日可行七百余里。后来移居河南临漳县昭德寺,设禅室坐禅,以饮茶驱睡。后入广东罗浮山百余岁而卒。

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剂的饮料。

王濛与"水厄"

王濛是晋代人,官至司徒长史,他特别喜欢茶,不仅自己一日数次地喝茶,而且,有客人来,便一定要客同饮。当时,士大夫中还多不习惯于饮茶。因此,去王濛家时,大家总有些害怕,每次临行前,就戏称"今日有水厄"。

王肃与"酪奴"

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载: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肃,即王肃,字恭懿,琅邪(今山东临沂)人。曾在南朝齐任秘书丞。因父亲王奂被齐国所杀,便从建康(今江苏南京)投奔魏国(今山西大同,是其国都)。魏孝帝随即授他为大将军长史,后来,王肃为魏立下战功,得"镇南将军"之号。魏宣武帝时,官居宰辅,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

王肃在南朝时,喜欢饮茶,到了北魏后,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嗜好,但同时也很会吃羊肉奶酪之类的北方食品。

当人问"茗饮何如酪浆?"时,他则认为茶是不能给酪浆做奴隶的。意思是茶的品位并不在奶酪之下。但是,后来人们却把茶茗称作"酪奴",将王肃的本意完全弄反了。

李德裕与惠山泉

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他善于鉴水别泉。

尉迟偓的《中朝故事》中记述:

李德裕居庙廊日,有亲知奉使说口(注今江苏镇江)。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急水,取置一壶来"。其人忘之,舟上石头城,方忆及,汲一瓶归京献之。李饮后,叹讶非常,曰:"江南水味,有异于顷岁,此颇似建业石头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

唐庚《斗茶记》载:"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这种送水的驿站称为"水递"。时隔不久,有一位老僧拜见李德裕,说相公要饮惠泉水,不必到无锡去专递,只要取京城的昊天观后的水就行。李德裕大笑其荒唐,便暗地让人取一罐惠泉水和昊天观水一罐,做好记号,并与其他各种泉水一起送到老僧处请他品鉴,找出惠泉水来,老僧一一品赏之后,从中取出两罐。李德裕揭开记号一看,正是惠泉水和昊天观水,李德裕大为惊奇,不得不信。于是,再也不用"水递"来运输惠泉水了。

苦口师

苦口师是茶的别名。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字文通),自幼聪慧,十岁能作诗文,颇有家风。皮光业容仪俊秀,善谈论,气质倜傥,如神仙中人。吴越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拜丞相。

有一天,皮光业的中表兄弟请他品赏新柑,并设宴款待。那天,朝廷显贵云集,筵席殊丰。皮光业一进门,对新鲜甘美的橙子视而不见,急呼要茶喝。于是,侍者只好捧上一大瓯茶汤,皮光业手持茶碗,即兴吟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此后,茶就有了"苦口师"的雅号。

谦师得茶三昧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

苏轼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的史学家刘攽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贡茶得官

北宋徽宗时期,宫廷里的斗茶活动非常盛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满足帝皇大臣们的欲望,贡茶的征收名目越来越多,制作越来越"新奇"。

据《苕溪渔隐丛话》等记载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这种团茶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郑可简即因此而受到宠幸,官升至福建路转运使。

后来,郑可简又命他的侄子千里到各地山谷去搜集名茶奇品,千里后来发现了一种叫做"朱草"的名茶,郑可简便将"朱草"拿来,让自己的儿子待问去进贡。于是,他的儿子待问也果然因贡茶有功而得了官职。当时有人讥讽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郑可简等儿子荣归故里时,便大办宴席,热闹非凡,在宴会期间,郑可简得意地说"一门侥幸"。此时他的侄子千里,因为"朱草"被夺正愤愤不平,立即对上一句"千里埋怨"。

如茶人生


弟妹们问我怎样概括父亲的一生,我说四个字足矣——如茶人生。

父亲饮茶,始于童年。10岁那年,迫于生计,身高不到1.5米的父亲,就随大人下煤窑挖煤。累困交加,有时干着活就睡着了。大人们就用泡得极浓的茶把他灌醒。后来,父亲就爱上了茶,每天下窑干活时,就随身带上一竹筒茶水,饮后既解渴又防困。

解放后,父亲参加了工作,一直保持着喝茶的习惯。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起床捅开煤炉子,坐上一壶水,待水烧开后,抓一撮茶叶,放进搪瓷杯里,沸水冲泡,盖上杯盖,焖一焖,茶香就氤氲着,满屋飘香。到了晚上,父亲还要沏一杯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茶香伴着书香,学文化,学专业知识……儿时的我,有时一觉醒来,看到父亲还在灯下苦读,空气中弥漫着煤油和茶香混合的味儿。

父亲是供销合作社的干部,经常要下乡。老家酒文化盛行,来了客人不倒茶先敬酒。父亲生性随和,爱交农民朋友,但在喝酒上,他从不“入乡随俗”。来到农民家里,首先声明不会喝酒,接着拿出自己随身带的茶叶,泡上一杯浓浓的茶,以茶代酒与人对饮。在对饮和促膝交谈中,谁家缺种子、化肥,谁家的农机需要维修保养,谁家准备扩大烟叶种植面积……都一一记在父亲的脑海中。回到单位后,父亲都会及时协调,为农民兄弟排忧解难。

如何帮助辖区农民增加收入,走上致富之路,一直是父亲思考的问题。我们老家也是产茶之地,但茶的品质较低,制作工艺也比较落后,农户制作的茶大都自己留用,偶有拿到集市上出售,也只能卖个白菜价。喝了几十年茶的父亲,看到好山好水的家乡,出产的茶叶竟无法飘香到山外,心里好不甘。在那段日子里,他买来茶书研读,背着干粮访问茶农,学茶经,还在自家后山试种,买来茶青试制……经过几年的努力,父亲熟练地掌握了种茶、制茶技术和工艺,并依托供销社办班培训,传授技术和工艺。茶叶丰收后,父亲又组织人员收购、精选、包装,让山里的野茶走出了大山,成为城里人喜爱的饮品。

“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苏东坡的名句。清欢不是寡欢,也不是狂欢,而是洗尽铅华、放慢脚步之后难得的一份轻松、宁静和愉悦。父亲喜欢饮茶,乃至达到“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境界,除了他几十年养成的喝茶习惯外,更多的是他深谙“人生如茶,茶如人生”的要义。

与父亲相比,虽然都爱茶、饮茶,但我是肤浅的、感性的,父亲是深刻的、理性的。父亲懂得茶之本,乃是俭;茶之性,乃是洁;茶之功,乃是醒;茶之境,乃是静。因此,他一生恪守做人的本分和清廉,保持平和谦让的心态,喝的是茶,养的是心,求的是一种境界。

茶人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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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茶的朋友有很多,而在他们眼中,茶叶有不同的含义。有的将茶视为纯粹解渴之物,有的视为悟道之基,有的将之看作一种生活,有的是当做一种手段。下面就说说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喝茶层次。

在刚开始喝茶的时候,一般只是因为茶好喝,虽有微微的苦,稍稍忍耐住就会唇齿生香。这时候喝茶,还只是初步接触,初步了解的阶段,对茶的好坏并没有直观的认识。就好像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一样,一切都是新鲜的。

后来了解的多了,明白了茶叶的档次,开始跟别人一样,慢慢的品茶,品好茶,茶具选择也开始将就起来,约请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往往喜欢露一手,这个阶段的茶人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并不曾深入了解茶文化。好像我们在刚刚见识社会的光怪陆离之后,喜欢那份璀璨,却不曾体会深层次的内涵。

下一个阶段是逐渐迷上茶,开始觉得心情烦闷的时候喝一杯茶就可以缓解,无所事事的时候喝一杯茶就可以心情平静,颓废的时候喝一杯茶就可以重新振作,一切都在茶里,此时的茶已是自己不可或缺的朋友。

喝到后来,开始不计较。不计较茶叶的好坏,茶具的优劣,喝茶的时候也不会去想什么,不会刻意求什么,喝茶,只是因为喝茶是一种生活,一种红尘看透、羁绊不再、悲喜从容的超脱。

茶人精神


茶人,原是指直接从事茶叶采制生产的人,继而又发展为从事茶叶产制贸易教育科研事业的人。

茶人两字,最早见之于唐代诗人皮日休、陆龟蒙《茶中杂咏》诗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茶的传播和茶文化的弘扬,茶人队伍不断扩展,茶人的内涵也在扩大。茶人的概念在更新。

从狭义和广义的不同层面来划分,茶人似乎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专事茶业的人,包括专门从事茶叶栽培、采制、审评、检验、生产、流通、教育、科研人员;

二、与茶业相关的人,包括茶叶器具的研制,茶叶医疗保健科研,以及从事茶文化宣传和艺术创作的人;

三、爱茶人,包括广大的饮茶人和热爱茶叶的人们。现在,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产茶,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亿人口喜欢饮茶,以茶为媒介,已跨越了国家、地区、民族、文化、政治、宗教信仰的界限,使天下茶人遍布海内外,超过全球人口的半数。

所谓茶人精神是指茶人的形象或者说茶人应有的道德情操、风范、精神面貌。茶人精神是已故原上海市茶叶学会理事长钱梁教授在8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默默地无私奉献,为人类造福是茶人精神的朴素表达。它是从茶树风格、茶叶品性引申过来。

茶树,不论生长的环境如何,如高山、坡地、深谷僻野,从不计较土质厚薄,也不怕酷暑严寒,总是坚持植根大地,四季长青、绿化大地、净化空气。

春回大地时她尽情抽发新芽、任人采用,采了又发,常采不败,周而复始地默默地为人类作出无私奉献,直到生命尽头,茶给世界带来清新,给人带来健康。以茶喻人,以茶树为榜样的茶人,应具有这种博大胸怀,无私奉献精神。

做个讲究的茶人


有人说,喝茶最重要的是随心随性,无需被那些繁文缛节束缚,少了自由;有人说,不管是一人独饮或是与亲友一起品茶,都应重视品茶中的那些“讲究”,才不至于太过失礼。无论这两种说法是否正确,在品茶之前,我们首先应知道些品茶中的那些“讲究”。

茶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不仅仅是人生七大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更是中国人待客访友的必备品,而中国人对于喝茶的讲究也充分地体现在了待客之上。客人到来时,相互寒暄坐定后,便要摆上茶具茶器一道品茶。首先,主人应根据客人的年龄、性别、爱好来选择茶具,茶具上一定不能留有茶渍或是手指印。对于年老者,可以选择陶瓷茶具;对于年轻人,则可选用玻璃或者白瓷茶具。

在冲茶、倒茶之前最好用开水烫一下茶壶、茶杯。这样,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品茶时,若用茶杯,应右手拿杯把,左手启杯盖;如果用玻璃杯,则用大拇指和中指、食指夹杯,无名指和小指托底;如果用盖碗,则用右手持杯,左手启盖,拨去茶汤上的茶叶,慢慢细饮。要是感到茶水过热,应放在茶几上稍凉后再饮,不要用嘴吹气来降温。茶叶,一般要适当。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茶叶过多,茶味过浓;茶叶太少,冲出的茶没啥味道。

茶水不要斟得过满。俗话说,满杯酒,半杯茶。第一杯茶尤其要浅些,添水时可适当满些但是也不要太满。在离开之前,客人也应该将杯中的茶喝尽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

茶人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北宋的第八个皇帝。当他18岁成为万乘之尊、一国之君时,还是想做一个有所作为、名标青史的皇帝的。但是,好景不长。在蔡京、童贯等奸佞们的蒙骗下,在所谓“丰亨豫大”和“唯王不会”的招牌下,宋徽宗过起耽于享乐、沉湎书画的风流生活,做起太平天子的美梦。大肆搜括,任意勒索,放肆挥霍,给北宋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以至于“官逼民反”。然而,方腊、宋江的农民起义战争并未唤醒他的迷梦,他仍荒于朝政、溺于玩乐。

直到金国兵临城下,他才猛然惊醒,不过,迷梦警醒得太晚了!靖康元年(1126)冬天,金兵攻占汴京,宋徽宗成了金国的囚徒。第二年四月,金兵北归,掳走徽宗、钦宗、王室成员、在朝的大臣和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北宋王朝灭亡了。

宋徽宗赵佶虽是一个无能的昏君,却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是北宋非常杰出的绘画大师之一,是旷古绝今的“瘦金体”书法大师,还是一位技艺不凡的品茶大师。他常与臣下品饮斗茶,亲自点汤击拂,能令“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朗月”,达到最佳效果。

在所谓的“百废俱举,海边晏然”的大观年代(1107-1110),宋徽宗编撰了一部《茶论》,《说郛》刻本改称《大观茶论》。这部茶论虽然只有2800多字,内容却非常广泛,首为绪论,次分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勺、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等20目,依据陆羽《茶经》为立论基点,结合宋代的变革,详述茶树的种植、茶叶的制作、茶品的鉴别。对于地宜、采制、烹试、品质等,讨论相当切实。如:“植茶之地,崖必阳,圃必阴”(《地产》);“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急,轻寒英华渐长,条达而不迫,茶工从容致力,故其色味两全”(《天时》);“白合不去,害茶味,乌带不去,害茶色”(《采择》);“不知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冈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品名》)等,都被现代茶学家视为“可供继续研究者”。不过,《大观茶论》造诣最深、描述最精者,还是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

宋人斗茶,追求庄严肃穆、一丝不苟、澄心静虑,对于茶饼、茶具、程序和效果也都有具体规定,对此,《大观茶论》均作了明确而详细的介绍。鉴辨使用的茶饼质量,是斗茶的首要任务。但是,茶饼质量差异很大,“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豪稠者,其理敛以实。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越缩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末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末虽灰,受汤愈白。有光华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备而表质者,其首面之异同,难以概论”。

这无疑增加了鉴辨的难度。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地鉴辨茶饼呢?宋徽宗提出了三条标准:

一是以色辨,要求茶饼“色莹彻而不驳”;

二是以质辨,要求茶饼“缜绎而不浮”、“举之凝结”,就是质地缜密而不松散,拿在手里有一定重量;

三是以声辨,“碾之则铿然”,也就是唐人所说的“拒碾”,这种茶饼质地坚密和干燥。

达到这三条标准的,“可验其为真品也”。而那些以“贪利”为目的,“假以制造”的赝品,“其肤理色泽”是逃不过鉴赏的。

对于使用的器具,《大观茶论》认为,罗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茶筅以筋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未必耿”。“瓶宜金银”,大小适宜。“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

“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

现代茶人 陆尧


陆尧,1956年出生于广州市。中国社会科学院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管理杂志社社长助理、副编审。曾任中国经济年鉴编辑部副主任。

1988年开始投身于茶文化事业与茶产业。主要研究茶业经济,比较熟悉茶馆企业文化、茶业会展、茶产品营销等,是“茶文化教育三元结构说”,“茶馆投资五位策略”,“中日茶道师生说”,“茶业经营哑铃型价格策略”、“茶产品三好营销法”、“茶产品营销三阶段说”、“奥运茶艺”、“世博茶经济”等新观点的创见者。

曾参与主持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青年分会茶文化事业部的筹建和管理,担任北京财贸学院茶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华茶人联谊会常务理事、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理事,河北省茶文化学会顾问,江苏方圆紫砂集团茶文化顾问,深圳东部华侨城茶文化顾问,陕西西乡中等茶业专业学校等6所茶艺学校名誉校长、名誉系主任、顾问、客座教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曾任《北京青年报》饮君子栏目、《精品购物指南》报爱茶女栏目、《中华合作时报》茶话新说栏目专栏作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茶话新说栏目嘉宾主持,主持《深圳东部华侨城茶溪谷项目可行性研究》课题、《贵州省都匀市茶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课题、担任《中华申奥第一茶》课题主要撰稿人,已正式出版《茶艺实践指南》、《茶韵诗魂》等茶文化著作5本,发表《雅俗共赏话茶膳》、《茶文化旅游刍议》、《茶馆特色说》、《论茶产业整体创新》等原创性论文30余篇、茶诗30余首。其中,《法门寺国际茶会感怀》一诗被谱成歌曲,收入台湾风潮出版机构发行的CD盘中;《茶饮料营销策略》、《整合资源优势,搞好奥运茶艺》等4篇论文分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杭州市人民政府、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福建省文化厅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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