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y316.com - 茶文化的经济功能】
茶产业要发展,茶经济是基础,当初听陈宗懋院士演讲的时候,听他将茶产业比做一架飞机,将茶科技与茶文化比做飞机的两翼,在这里我想借用陈院士的比喻,再加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想把我们的茶企业家们比做机长,将茶企员工比做乘务人员,当然茶叶的消费者就是飞机的乘客了,不管是飞机也好,机务人员也好,要想我们的飞机能够正常运行,我们不但要提供安全可靠的硬件设施-----飞机,同时为了能让乘客度过一个愉快舒适的旅行,我们的软件也很重要,陈院士的比喻在强调硬件的重要性,这里我想强调软件同样重要,乘过飞机的朋友们对次会有很深刻的感受. 机组人员能否提供乘客满意的服务原因很多,但不管怎样,这是在考验机组管理人员的能力,这也很想一位茶企业管理者对自己的团队的驾奴能力.从我自己的感觉,如今我们茶产业这架飞机的硬件设施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而软件设施则不容乐观,这也是茶产业运行不良的一个直接原因,飞机再好,没有乘客的话,它将只是一个摆设,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对手的进步,它将有被淘汰的可能,然而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所以我现在要大声疾呼了 ,请关注我们的茶经济,当然茶经济的主体是茶企业,茶企业发展好了,茶经济自然会上去,茶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为茶科技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所以发展茶经济是基础。
现在茶经济受的关注度很小,不但广大消费者不是很重视,连茶界从业人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随便翻一本茶叶杂志你会发现其中对茶经济的报道很少,能深入研究茶企业的就更少了,如今热闹的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不是在胡说.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在20多年以前就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但我们的茶叶界似乎还停留再20年前,政府.媒体等都未对茶企业产生足够的重视,为了茶产业健康的发展我觉得茶界媒体的责任重大,因为茶企业要发展大众的意见和监督必不可少,因此我们广大的茶媒人请多费些心在我们的茶企业吧!
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聚精会神的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茶界不能落后,所以,我们一定要确立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茶科技与茶文化两手抓,当我们奋力拼搏的时候,眼前的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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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黔茶文化经济学
[摘要说明]解读黔茶文化经济学
解读黔茶文化经济学
今天，作为“2009中国·贵阳避暑季”重要活动之一的南明“黔茶飘香·品茗健康”系列活动将正式拉开帷幕。该项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三年，与往届不同的是，在参与茶叶产品展销的百余家企业中，有很多来自“普洱茶”、“铁观音”等著名茶叶产地的外地茶企，还有一些则是国内大型茶饮料、茶器皿企业，如成都统一绿茶、江苏宜兴工艺厂等。南明区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企业都是主动上门要求参展，不仅呈现出我省大型茶事活动的开放性，更有力证明了黔茶号召力和吸引力。
茶艺表演
采茶
品牌大整合 黔茶军团闯市场
据了解，“黔茶飘香·品茗健康”系列活动也获得了省内众多茶叶企业负责人的一致追捧，他们指出虽然近年来，黔茶屡次斩获全国茶业界权威性大奖，要论品质，贵州茶叶当之无愧为精品，但名声仅限于业内，在消费者中的影响力并不大。
2008年，全国茶叶产值达450亿元，贵州仅14亿元，只有云南的10%左右。“贵州茶叶要大规模走向市场，还得在提升知名度、市场竞争力方面下功夫，‘黔茶飘香’活动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以一种崭新的、强势的整体形象出现在市民面前，让他们领略到贵州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培养他们的黔茶文化自信，如果每一个贵州人都自觉地成为黔茶的义务宣传员，引发的连锁效应无法估量。以文化推动经济已经是一个定律，就茶产业而言，文化营销更是其重要一翼。”贵州黔风有机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明涛如是说。
明涛告诉记者，“‘西湖龙井’为什么一直是含金量最高的中国绿茶，每斤卖到5000元都会被疯抢？浙江的茶商和我聊天，他们认为论品质，湄潭翠芽、都匀毛尖等贵州茶绝不逊色于龙井茶，说龙井茶光是卖文化就能卖到1000块，曾经有三个古代皇帝写过赞美西湖龙井茶的诗，如果按一首诗100元计算，三首加起来就是300块，还有不计其数的文人雅士也曾诗咏龙井茶，如果按一首诗10元计算，超过1000元是绝对没问题的。你们贵州茶要想卖得好，首先就要好好研究茶的‘文化经济学’。”
振兴黔茶运动 探索黔茶文化经济学
其实，近年来贵州已经兴起一场“振兴黔茶运动”，从各级政府到茶叶企业，也都在不断探索、琢磨着茶香背后的“文化经济学”——
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从加大产业政策力度、倾注重金投入、扩大茶园基地规模建设、扩大加工规模、催生企业集团化、调整产品链深度、加速推广和宣传等七个方面全力扶持茶产业，被贵州茶企誉为锻造黔茶的“天山七剑”。省农业厅副厅长胡继承表示，从2007年起省级财政每年投入茶产业专项资金30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政府投入的6000万元茶叶专项资金，共吸引各类社会资金7。2亿元投入贵州茶产业，对吸引各类社会资本投资茶产业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与国内其他产茶区相比，每年3000万元的茶叶专项扶持资金，不算是最多的，但在两年之内，贵州省把茶园面积从100万亩发展到200余万亩，并且由政府出面组织贵州茶企联手‘抱团出山’，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国内各大茶博会上，在全省形成发展茶产业的合力，这是不多见的。”
目前，全省已有湄潭等22个县（市、区）出台了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56个县（市、区、特区）级财政共安排茶产业专项资金1。4亿元。湄潭县委书记田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1年，湄潭茶叶总产值仅为八九千万元，到2008年，总产值达到3。5亿元，综合产值则高达7。5亿元，每亩茶园农民可收入4000至8000元，相当于我省目前种植水平的3亩水稻、4亩玉米和2亩烤烟。但地方税收却变化不大，因为政府采取了“蓄水养鱼”的方式，大力发展茶产业，打造了5万平方公里的绿色产业园区，实行土地价格优惠、贷款全额贴息3年等扶持政策，该产业园区从投资轨道到技术设备等，在国内都属一流水平。
借助区位优势 培育茶产业发展空间
自身不产一片茶叶的贵阳市南明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举办茶文化系列活动，让很多人都感到疑惑，“借助地处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培育以茶文化为基础的和谐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城区，是我们的发展思路。”南明区区委书记夏钢说，通过茶文化系列活动搭建的产销平台加强了南明区和省内湄潭、凤岗、贵定、都匀等产茶区县市的交流与沟通，有效辐射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促进了南明乃至贵阳市对外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推进了茶产业的流通集散，使产销紧密连接起来，为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高、更全面、更宽阔的空间。
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贵州茶文化在全国占领了多个制高点，贵州茶产业要做大，得先做大贵州茶文化，一定要打好两张牌。
其一是“生态文化牌”。
作为国内唯一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兼具的原生态茶区，贵州土壤主要为酸性，质地疏松、排水性好，有20个产茶县的土壤富含硒、锌、锶等微量元素。因此黔茶具有内含物质丰富、香高馥郁、鲜爽醇厚、汤色明亮、经久耐泡的独特品质。根据贵州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结果表明：贵州绿茶水浸出物、氨基酸、茶多酚分别为43。5%、3。5%、29。9%，水浸出物最低值高出国家标准8。6个百分点，同时也高出江苏、浙江、安徽等产茶大省。
此外，贵州工业污染较小，森林覆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生态环境良好，在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上具有明显优势。贵州适宜发展茶叶的土地面积有750万亩左右，而目前全省茶园面积才200余万亩，丰富的资源禀赋与茶产业发展现状不相称。按照《无公害茶产地环境条件》、《有机茶环境条件》和《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纲要》的要求，贵州省绝大部分茶区适宜发展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农业部茶叶质量检测中心按无公害标准对贵州茶叶进行抽检，合格率达100%。
其二是“历史文化牌”。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民族民间茶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开迅指出，贵州是世界茶树起源地和世界茶文化发祥地。早在100万年前，贵州就是野生茶树的生长地。1980年，贵州茶叶科技人员在晴隆县和普安县交界处发现了一粒茶籽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确定为四球茶茶籽化石，仅次于第三纪地质层，距今已有100万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茶籽化石。
1000多年前，陆羽在《茶经》中论及茶叶产地时说：“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又说：“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这说明，早在唐代，贵州就不仅产茶，而且产好茶。由于贵州茶品质好，历史上曾经形成过一批各具特色的“贡茶”。比如都匀毛尖茶、湄潭眉尖茶、贵定云雾茶、务川都濡月兔、普定朵贝茶、花溪赵司古贡茶等。全省现有各种类型的茶树品种资源600余种，是我国保存茶树品种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如果没有文化支撑，茶叶是没有生命力的，鲜明的民族特色是黔茶文化的精髓。”周开迅说，茶籽化石发现的地方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最集中聚居地区，各民族同胞古朴勤劳，自古至今爱茶、嗜茶，因与外界隔阻，诸如世居民族茶字读音、古老采制工艺技艺，原始茶食、茶菜、茶饮、茶俗及异彩纷呈的原生态茶文化，完好地保留至今；贵州农垦茶文化也极为丰富，比如上世纪90年代，湄潭卖了一台坦克，它是二战时期的文物，湄潭茶农将它改装后当推土机使用。
此外，1939年，代表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总公司的40余位国内知名的茶叶、昆虫、农业、森林、特作等专家来湄潭，开始筹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的茶叶科研生产机构——中央实验茶场，由此推开了中国现代茶业的第一扇大门，使湄潭在10年时光里，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茶叶的科研和种植推广的中心之一，奠定了贵州在中国现代茶业和贵州当代茶业的历史性地位和基础性地位。同时，国民政府在选择湄潭发展茶叶经济，意在通过史迪威公路出口长期受国际社会青睐的茶叶，换回更多的枪支弹药抗战，可以说，贵州茶叶又是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功臣之一。也就在同一年，浙江大学大迁至湄潭，湄潭又汇集了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祯等一大批学界精英，浙江大学与中央实验茶场共同组建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为贵州培养了上百名茶叶和蚕桑实用技术人才，后来由湄潭发端的“茶叶密植免耕技术”，引来“取经”的茶叶专家多达5万人左右。这个技术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发明奖，现在全世界都在运用这个技术。
手抓茶叶容易加速茶叶变质吗？
茶叶最怕潮湿或异味侵入。我们的手每天接触很多地方，难免会携带一些细菌和微生物，而且手上还容易出汗或者沾染水分。如果用手抓茶叶的话，就会改变茶叶的干燥环境，并可能沾染上细菌或微生物，而湿润环境又为其提供了繁衍滋生的温床。在这种环境下，茶叶的那股清香不但会渐渐远去，茶叶也可能因此而加快变质。
用手抓茶叶容易加速茶叶变质 在茶道中，讲究用专用茶勺来取茶，不锈钢的、木质的和竹质的都可以。只不过，用完的茶勺一定要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如盛放餐具的柜子。如果有条件，最好把茶勺放在消毒柜中。当然，也可以直接把茶叶倒进杯中，所倒量依据个人喜好而定。需要提醒的是，一旦茶叶倒多了，一定不要再倒回茶叶袋或茶叶盒中了，因为这些茶叶可能已经沾到了杯中的水或其他杂质，变得潮湿了，这样也会加速茶叶变质。
除了取茶方式影响茶叶寿命外，茶叶保存也很有讲究。最好把茶叶放进锡瓶、瓷瓶、有色玻璃瓶中，铁盒、木盒也可以。盛茶的器皿要干燥、干净，装茶后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茶与茶文化
茶，素有清香、平和、谦逊、平淡的内质，在中国诸多的优良传统里，客来敬茶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礼节。“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饮茶的妙趣不但在于他独有的色、香、味、形，而在于使人把心放在闲处。涤荡性灵，保持心境中的一点清纯之气，在日常生活中，始能出无穷的清新。茶贵在品，能在品中求得一份清静，抒发一凡情怀，愉悦心情，从而让自己在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好好放松一下。从而得到一种很好的享受，休味草中英在杯中的绿尘飞，翠清起，从而使人胸怀舒畅，消遥自在。古代的名人雅士，无不以饮茶品茗为乐，歌茶颂水为快，故自古以来，茶一直和雅有牵连不清的联系。茶圣陆羽曾作歌云：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下竟陵城下来，字字句句道出了茶圣对茶的珍爱情怀。茶有茶的文化。品茶更注重讲究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而我们的民族也正是被茶文化浸淫了几千年的民族。饮茶的哲学使我们轻松、宁静、自在，洗涤心中的忧虑与尘垢，清除一下俗念，既可在香、清、味、甘中自得其乐，也可共同分享，借一杯清茗作心灵的沟通。在喧嚣繁杂的尘世里，我们需要一杯好茶。芳荼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茶文化的结构是与宗教、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有明确的关联的领域，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影响，并与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构筑成一个茶文化的完整结构体系，把茶的天然特征、特性，升华成一种精神象征，把茶事活动上升到精神活动，这在历史岁月的反复“洗礼”过程中，孕育成茶文化的源泉，形成了斑驳的茶文化大观，劈如：人们从茶汤清沏，升华为“清廉”、“清静”、“清心”等，从茶香味的温和淡雅，引伸出“和谐”、“谦和”、“中庸”、“幽雅”，从茶性的天然纯真，类比人性“纯正朴实”、“反朴归真”，继而演绎出以茶敬客，以茶会友，表示敬意、亲切、和气、淡雅的人际关系等等。总之，从茶性、茶事中可感悟出许多以灵的美感，精神的满足，人生价值的修炼，生活的真正趣味。具而言之，以茶抒情，以茶阐理，以茶施礼，以茶颂德，以茶审美，以茶怡情，以茶教伦……均为以茶为主..体的一种教化方式，一种陶冶育化的意识形态。从哲学角度看，文化的功能是“化人”，即变化人，陶冶人。按这个意义上讲，茶文化就是“茶化人”，它具有教化功效，但不含任何政治目的，化为寻求一份清欢，一片净土，一个更为洁净的晴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理论的基础在于价值观。中国茶德的“廉、美、和、敬”（或理、敬、清、融）；日本茶道的“和、静、清、寂”；台湾茶艺的“清、静、怡、真”及韩国茶礼的“和、静、怡、真”等，就价值观来说，基本上是“重义轻利”、“存天理，去人欲”、“以德服人”、“德治教化”等儒家思想的映然蔚观。茶文化涉及到科学、道德、审美、礼仪等范畴，其内涵极为丰富。中国茶文化的内涵，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养生（茶文化的功利追求），修性（茶文化的道德完善），怡情（茶文化的艺术趣味），尊礼（茶文化的人际协调）等等。现代生活中常有茶文化“搭台”，茶经济“唱戏”或茶经济“搭台”，茶文化“唱戏”的茶事活动，这些都是可用的形式，有利于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为此，茶文化、茶事活动将在社会经济各方面起到它应有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有好茶喝，会喝茶是一种清福。
茶文化与瓷文化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人们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正由于人与茶息息相关，久而久之，对于茶的品类，烹茶之水，泡茶之法，饮茶之具，敬茶之礼，有着许多讲究。于是，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中国是茶茶叶的故乡，饮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江南人已有了饮茶的习惯。到了魏晋南北朝，士大夫中已形成饮茶之风。唐代中期，一些较大城市开始出现专营茶水的茶肆。江淮一带的茶叶，被商人车装舟载贩往各地。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诗《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即今景德镇，为当时茶叶集散地。中国又是瓷国，陶瓷文化更是博大精深。茶文化与陶瓷文化一旦相撞击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更提高了文化品位。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是唐人陆羽的《茶经》，其中便谈到茶汤的颜色与陶瓷茶具颜色的关系。唐宋时代有斗茶的习俗，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竞相以此为乐。所谓斗茶，是将茶饼置于杯中，冲以沸水，依色泽和汤花的优劣定输赢。斗茶最讲究的是茶盏，宋人多把福建建窑烧制的黑釉带有鹧鸪斑或兔毫、油滴之瓷盏视为珍品。今天，我们在南京城内的一些建筑工地上，常可拣到这类瓷片的标本，可见“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南京当时斗茶风之盛。谈到茶具，最为珍贵者要数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了。其造型优美，纹饰清雅，钴兰纯正，极富美感。如此高贵的茶杯，专供皇宫和贵族之家享用，烧制的数量自然甚少tieguanyin。据载，万历时已所剩无几，尽管历代皆有仿制，但皆难以企及其艺术高度。现时，永乐压手杯世间仅存三只，当是稀世之宝；且不说原物，即便前朝仿品的残片，也难得一晤。明代中期以后以壶泡茶渐成风尚，其中小巧古朴的紫砂茶壶最受称颂。因为紫砂壶较之银、锡、瓷壶更具优点和特点，可以说每件都是精巧的艺术品。李渔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阳羡就是江苏宜兴。曹雪芹是一位谙于的大家，在他的《红楼梦》中，有97回写了与茶有关的情节。最为精彩的第41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妙玉招待贾母等人的茶是“老君眉”，水是“旧年蠲的雨水”，茶具是“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自是不凡，而与宝钗、黛玉吃的体己茶更是不同。茶具是王恺定制、苏轼鉴赏过的“分瓜瓜包”、似钵而小镌着垂珠篆字的“点犀”，水则是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自然清醇无比。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贵族的气派，大约也是最高层次的茶文化了。
茶文化与茶点
[摘要说明]茶文化与茶点
它们与茶相伴，却有着各自迥异的特色；它们看似点缀，却是茶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茶点，是它们的共同名字。 通俗地说，茶点就是人们在饮茶的过程中搭配的分量较小的精雅食品。“饮且食兮寿而康”，一壶好茶，如果能够配以几样可口的茶点，对于饮茶人来说，该是何等的惬意！而事实上，饮茶佐以点心，在唐代的史料中便有记载。“四时花竟巧，九子粽争新。”向今人展现的，就是一幅唐代茶宴上茶点盛行的图景。 时光飞逝，万象更新。随着时代的变迁，茶叶的品种以及人们的饮茶方式都在悄然改变，然而始终不变的，是饮茶人对茶点的那份钟爱。今天，走在鹭岛的大街小巷上，各式各样待售的茶点依旧随处可见。和着轻柔的海风，一壶好茶，两三知己，四五样茶点，是多少人向往的境界。 目前就国内而言，茶点的种类不胜枚举，依据地域的不同而各有特色。一般来说，茶点往往是各地的名点和土特产，外脆内松的芋枣、耐人寻味的肉脯、外形雅致的甜饼、风味独具的嘴口酥……所有这些，都令大量前来厦门旅游的茶客“啧啧”赞叹。 步入中山路附近幽深的小巷，历史在这座古城遗留下的痕迹隐约可见。就在这里，一位专营茶点生意的老阿姨告诉记者，她卖茶点已经有几十年了，尽管时代几经变迁，但是她的生意却从来没有衰落过。透过这个普普通通但却兴隆数十载的店门，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厦门人对茶的挚爱，以及茶和茶点相濡以沫的身影！ 品名茶，尝茶点。茶点的美妙，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可用以充饥的美食，同时还在于其本身就是一个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如何以茶点营造幽雅的饮茶环境，如何用茶点调节人们饮茶时的口感和心情，是一门颇值得研究的大学问。滨北一家茶馆的老板认为，茶点在茶桌上扮演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在满足人们味觉需求的同时，还应该满足人们视觉、嗅觉、触觉等全方位的需求。如果说，中国的茶文化像大海一样深邃，那么茶点就是散落在大海里的一颗颗耀眼的明珠。“茶点是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和茶叶本身一道，共同书写着茶产业发展的历史。”
三国两晋茶文化
[摘要说明]三国两晋茶文化
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其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称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渊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因为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关于三国时吴下已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 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吴郡吴县人，仕吴为籄E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常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统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介绍，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其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５６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１２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其白皙。小字为其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准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其妹左芬入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暴乱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 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如果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称：“此为荼为茗？”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标志了。另《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仗俶四十，称：汝既不能光叔父，奈何秽吾素业？”《晋中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牴牾。《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 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因为吴觉农先生《茶经述事》提出这一问题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据有关资料作些猜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认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认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如果不是《宜兴县志》编纂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明，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植茶也相当兴盛了。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虽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县通出茶，最好。”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出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为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其实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象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等于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弟子：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弟子。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炰鳖烹茶”，不作茶作苦菜解，后面的具当然也非指茶具；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髟?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也已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