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曾樾茶文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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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纹茶盏
南宋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纹茶盏底部
南宋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纹茶盏内里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朝饮茶之盛，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突出表现在城市中茶肆、茶馆、茶坊林立，茶汤品种繁多。宋朝饮茶内容丰富于前朝，点茶广为流行，斗茶时尚兴起。宋朝的茶是制成的半发酵膏饼，饮用前先把半发酵的膏饼以净纸密裹捶碎，而后用碾子碾成细末放在茶碗内，再沏以初沸的开水，水面浮起一层白色的沫，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依据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斗茶能否取胜，茶盏极为重要，宋代的茶盏虽有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白釉等，但用黑釉茶盏衬托白色茶沫和观察茶色而受到斗茶者的欢迎。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上的进茶图描绘了桌上的研茶器、点茶的盖盂、汤瓶、茶托盏等，展现了自晚唐至元流行的烹、点茶的饮茶内涵。
宋时镇江商业繁荣，尤其是政府设在镇江的的榷货务是南宋最重要的三个务场之一，专卖茶叶、盐、舶来品等。同时民间又出现交引铺，经营茶盐等钞引的纸质货币流行。在市区宋文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瓷茶具，如黑釉茶盏、执壶、杯等，黑釉茶盏数量惊人，如在一处宋代地层发掘的30平方米中就出土了160件黑釉盏，器型一般为口微敛，斜腹，小浅圈足。圈足外壁有刮削痕，足低而厚。装饰纹样有兔毫、玳瑁、剪纸贴花等，有的在茶盏底部墨书陈、钱、刘、朱等姓氏，表明当时茶坊林立，为防止搞错，各家在器物上写上姓氏名号，反映出镇江宋代时期茶文化的繁荣。
镇江扬中永鑫堂藏南宋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纹茶盏(见图)，高5.5厘米，口径10.5厘米，足径3.7厘米。口微敛，斜腹，小浅圈足。圈足外壁有刮削痕，足低而厚。盏内壁为剪纸贴花凤鸟纹间以梅花纹，外腹为黑、黄等色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玳瑁斑纹。胎米黄色，疏松，全器施釉，底部无釉。剪纸贴花是将剪纸纹样直接贴在已上过含铁量高的底釉器上，再施一层含铁量较低的竹灰釉，入窑高温烧成，有梅花、双凤、奔鹿，有的呈菱花边框，内书金玉满堂、龟鹤齐寿等。黑釉瓷其胎土米黄，质地疏松，淘炼不细，釉呈褐色，因釉铁量比其他窑口低，而钛、钾、钙、镁的含量相对要高，故烧成后黑釉泛褐。黑釉是利用天然色涂料，通过独特的制作、特殊的加工以及复杂的窑变，使釉面呈现出变化万千的纹样。这一类吉州窑黑釉瓷的制作，较之建窑的烧造更胜一筹。在借鉴建窑窑变釉装饰手法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创造，如将剪纸贴花以及木叶用于瓷器上，这是吉州窑的特色。所不同的是吉州窑的黑釉器瓷，胎呈米黄色，质地疏松，釉层薄，釉色呈褐色;而建窑所烧黑釉瓷，其胎黑，器壁厚，釉色黑，釉层厚。
唐宋时期盛行饮茶，士大夫和文人多以饮茶为韵事，他们不仅讲究茶叶的色香味及烹茶方法，对茶器也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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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斑茶盏传承中国茶禅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享誉世界。而茶具则因种类多、造型美，为历代品茶、饮茶者所青睐，其中，宋代福建建安的鹧鸪斑茶盏，更是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如今，曾风靡中国的鹧鸪斑茶盏，因数量稀少工艺失传，在中国艺术史中几被抹去。
来自福建泉州的鹧鸪斑茶盏研究者林伟毅23日呼吁，希望各界更多地关注产自福建的鹧鸪斑茶盏，加大对鹧鸪斑茶盏进行保护和研究。
鹧鸪斑传世稀少宋代风靡中国宋代中国斗茶盛行，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皆以鉴尝茶品、冲泡茶艺为乐。作为中国宋代八大着名窑系之一，福建建安(今福建南平建瓯县)建窑烧制的黑釉瓷产品最受大家青睐，其中的兔毫、异毫、鹧鸪斑等茶盏，更是当时公认的斗茶佳器。
林伟毅说，此前，他在香港于氏家族手中见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茶盏，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之后他认为这种茶盏就是中国古陶瓷史上只闻其名，未知其貌的宋代鹧鸪斑盏。
这件鹧鸪斑盏束口造型，深腹饱满，盏的釉面黑亮照人，底足露胎处留有焙烧冷却之后形成的红褐色，施釉非常精细。林伟毅展示了香港于氏家族鹧鸪斑茶盏的照片并介绍说，该茶盏内外盏壁上密布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银灰色或灰白色结晶斑点，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釉面极像鹧鸪鸟胸前羽毛的斑点。
事实上，鹧鸪斑茶盏在中国古文献早有确切描述，五代末宋初的陶谷《清异录》闽中造盏，花纹类鹧鸪斑点，点、试茶家珍之，宋四大家之一黄庭坚《满庭芳》纤纤棒，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此后历朝历代均多有诗词赞颂。
日本馆藏国宝茶具源自福建建安鹧鸪斑茶盏的烧制及风靡见证了宋代中国斗茶之风的盛行，建安茶叶、茶具以及斗茶法也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传播，影响着日本茶道。林伟毅说，中国古陶瓷中的建盏，在日本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木天目等命名分类，天目是日本国对古代铁系黑釉陶瓷的统称。
据称，宋时建安斗茶之风风靡朝野，南宋时尤以杭州天目山径山的径山茶宴最为有名，许多日本僧人慕名到此修行。天目山各寺院中举行茶礼、茶宴时用来招待贵宾的建窑茶盏深受日本僧人的喜爱，并伴随着佛教思想的传播不断由日本僧人带回日本，中国的茶禅一味的文化也远播日本。
林伟毅介绍，目前有四件建盏被宣布为日本国宝，其中三件为曜变天目，它们分别被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藤田美术馆和京都大德寺龙光院收藏；另一件为油滴天目，被收藏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官方网站上，对黑釉油滴茶盏如此描述：建窑天目茶盏在镰仓和室町时代被大量船运至日本。在这些瓷器中，曜变天目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这个茶碗长期以来被称为无以伦比的油滴天目。
冀用鹧鸪斑盏推动中国茶禅文化传播林伟毅认为，鹧鸪斑茶盏背后的中国茶禅精神是这种茶盏留给社会的最珍贵精神遗产。
但由于鹧鸪斑茶盏烧制条件严格，且烧制技术早已失传，传世非常少。目前仅知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美术馆收藏有几件和鹧鸪斑茶盏特征相似或相近的古建窑茶盏。林伟毅说，中国的文物研究专家基本上都是没有真正上手研究过。
林伟毅介绍，2000年香港于氏家族委托中科院高能所对家族收藏鹧鸪斑盏进行实验分析后，于氏家族主要成员出席2002年在上海举办的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并发表相关鹧鸪斑研究论文。之后，这个家族又先后与香港城市大学材料物理实验室、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合作，对鹧鸪斑盏的胎体、釉面、结晶斑点等进行科学分析和定量研究。
林伟毅透露，他已获香港于氏家族授权，将出借鹧鸪斑、异毫、兔毫宋代茶道三宝，配合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相关机构合作开展与茶文化有关的展览、研讨等。
从法门寺出土茶具看唐代宫廷茶文化
从法门寺出土茶具看唐代宫廷茶文化
饮茶习惯在唐代宫廷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皇室和后宫嫔妃时髦重要的休闲活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器中，有一套十六件几近完整无损的金银茶具，反映了多彩的中国宫廷茶文化。
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发掘了大量唐代宫廷金银器，这些专供皇帝御用供佛器物中，有一套几近完整、无损的金银茶具十分引人瞩目，还有首次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瓷器秘色瓷。这套金银茶具有茶碗、碟、盘、净水瓶共十六件；据专家考证，这套晚唐宫廷系列茶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善而珍贵的银金花茶器（鎏金银器），多数为唐僖宗及地方官进奉法门寺的供养文物，为研究中国宫廷茶文化，及世界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迈向新的里程。
饮茶习惯在唐代宫廷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皇室和后宫嫔妃时髦重要的休闲活动，唐代开元以后，朝廷设立了专门生产皇室用茶的贡焙场所，每年春天特别派遣官吏监督制造，为赶上每年清明节的清明宴，日夜快马加鞭的送上春茶，〈湖州贡焙新茶〉诗中，就有描述皇后刚出游踏青回来，准备梳洗一番时，听到急程的新茶已送到京城，皇后立即露出笑容，命宫女立刻取来烹茶。
皇帝和臣子们文会时，令宫女随时以茶汤伺候，君臣在吟诗作对、切磋学问之余，茶用来解渴润喉、明目益思，君臣一同品茶，使得文会更加尽兴。
另外，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时，会赐茶汤给及第的文人饮用，同时贡茶有时也会赏赐给臣下，也唯有在这种特别的时候，非皇室贵族身份的人才有机缘品赏到高档的贡茶。
唐代饮茶的方式多样化，但正式的茶礼、高规格的茶汤表现则是饮用饼茶，依据陆羽茶经《五之煮》，在饮茶前饼茶要先烤炙，一方面容易碾碎成末，二方面使茶去水分而发香；饼茶成末之后，要用细网罗筛成更细的茶粉，经历汲泉择水、风炉看火的两道水火工夫，在一沸、二沸之间投茶烹煮，过程中加适量粗盐以提味。
茶汤煮至三沸，腾波鼓浪时立即止沸，在茶鍑中以培育汤华，陆羽：沬饽汤之华。华之薄者曰沬，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茶鍑远离炭火，放在交床上开始分酌茶汤，煮水一升能分五碗茶，在碗上欣赏枣花、青萍、云鳞的美景，趁热连沫带渣一起咽下，与近代工夫茶过滤茶汤的清饮差异很大！
这批地宫出土的华丽茶具，多数是以鎏金工艺装饰在银器上，其做工精细、风格华贵，唐代贯以银金花来形容之。
地宫除了大量的银金花茶具面世之外，地宫中还有供奉皇室使用的秘色瓷茶碗，以及当时被视为珍稀的琉璃（即玻璃）茶碗、茶托一副，透过这些由金、银、瓷、琉等材质所烘托出来的高雅茶具，在唐代茶文化与宫廷精致物质的交融下，取得雅、俗、奢、俭的平衡点，大唐皇家饮茶之风采尽收眼底。
什么是茶盏，茶盏的形状及历史渊源
什么是茶盏
茶盏是饮茶的用具。茶盏的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比饭碗小，比酒杯大。
茶盏的形状
茶盏的形状大致有两种：一种茶盏是口沿较直;另一种茶盏则是撇口，像喇叭，有的茶盏还以描金装饰，书寿山福海的字样。除建窑外，宋代的官窑、哥窑、定窑，钧窑、龙泉窑、吉州窑都普遍烧制茶盏。明清以后的茶盏又配以盏盖，形成了一盏、一盖、一碟的三合一茶盏，现在又称盖碗。
茶盏的历史渊源
苏东坡的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典型地代表了唐宋及以后的文人墨客，将品茶作为精神享受的明显倾向。
茶盏在唐以前就已有记载，《博雅》说：盏杯子宋代时开始有茶杯之名。陆游就曾写过：藤杖有时缘石瞪，风炉随处置茶杯的诗句。
唐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富盛名。
并且茶盏开始配有盏托。宋代时斗茶之风大盛，极为崇尚茶具的精美。
今存于国内的宋代茶盏的品种有：兔毫盏，油滴盏，曜变盏，鹧鸪斑。
宋都杭州与茶文化共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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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地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一万二千座之多。连接运河两岸主要街道所架的桥，都有高级的建筑技术，使桥身高拱，以便竖有很高桅杆的船只可以从下面顺利通过。高拱的桥身并不妨碍马车通行，因为桥面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垫高。它的坡度逐渐上升，一直升到拱桥的顶点。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广场对面则是主要街道，宽四十步，从城的这一端直通到城的那一端。运河跟一条主要街道平行，河岸上有庞大的用巨石建筑的货栈，存放着从印度或其他地方来的商人们所带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到就近的市场上交易。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曰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万人到五万人参加。
杭州街道全铺着石板或方砖，主要道路的两侧，各有十步宽的距离，用石板或方砖铺成，但中间却铺着小鹅卵石。阴沟纵横，使雨水得以流入运河。街道上始终非常清洁干燥，在这些小鹅卵石的道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样地，不停奔驰。马车是长方形的，上面有篷盖，更有丝织的窗帘和丝织的坐垫，可以容纳六个人。
从二十六公里外的内海所捕获的鱼虾，每天被送到杭州。当你看到那庞大的鱼虾数量，你会想到怎么能卖完。可是，不到几小时光景，就被抢购一空，因为杭州的居民实在太多。——《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13世纪欧洲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75年他随父亲来到中国，回国后写下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留下了关于13世纪的宋末元初杭州的繁华绚丽的记忆。
隋朝以来，东南经济逐渐得到开发，位于大运河终点和钱塘江下游的杭州是东南交通的枢纽，逐渐成为物阜民丰、商贾辐辕的大都市。1129年，宋高宗在金兵的大举进攻之下退败到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1138年正式定都于此。于是，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迁都以后，对杭州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为女真贵族所占领，大批人民不愿意受女真族的统治，纷纷南下，迁往江南。同时，因为杭州地处东南沿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发达，也吸引了外地人的迁人。根据史料记载，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临安府的人口已达124万。
南迁的人口中，有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军队官兵、商贾小贩、学者文人、词人画家、手工业者、农民等等。人口的大量增加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南迁来的各色人等为杭州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特别是占较高比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群体，对杭州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杭州的经济繁荣贡献了最重要的力量。这一时期，杭州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名噪一时的国际大都会。
因为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杭州成为农副产品的主要市场，手工业蓬勃发展，丝织业、印刷业尤其发达。一方面，手工业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手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在150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中，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城内横贯南北的天街两侧店铺林立，买卖昼夜不绝。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贸易的扩大，以及生活在城中的王公贵族们奢华生活需求的推动，使得杭州商品贸易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
山水秀丽，旅游胜地
春天是杭州的旅游旺季。经过近150年的精心治理和巧手打扮，南宋时的西湖已经是山水如画、游人如织的风景名胜。在杭州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南宋王朝，正是西湖基本定型的时期。
早期的西湖只是用于农田灌溉和生活取水的湖泊，由于地质的原因，淤泥堆积问题严重。自唐代开始，西湖历经数次整治和疏浚，才渐渐有了新的面貌。一次次的疏浚使得西湖面积扩大、水质净化，更重要的是，在对西湖疏浚开发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西湖的美、创造了西湖的美，使其渐渐成为一处游览胜地并名扬天下。
历代对西湖的疏浚整治中，最为著名的是唐宋大文豪白居易和苏轼所组织的西湖疏浚工程和白堤、苏堤的修筑工程。白居易被认为是开发西湖的第一位大功臣，1000多年前的西湖由于水利未修，一到下大雨，湖里的水就满溢出来，久旱不雨又会湖水干涸，全无今日温柔妩媚的姿容。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时，开展了大规模的西湖疏浚工程，还为西湖筑起了湖堤。
北宋元祐五年(1090),著名诗人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做官，那时，西湖巳被堙塞大半。苏东坡在上书宋哲宗的《乞开杭州西湖状》里，写下一句著名的话：“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他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湖泥葑草堆成一条贯通南北的湖堤，在堤上夹种桃柳，建起了六座石拱桥，桥下可通舟楫。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从此，作为西湖核心景观之一的苏堤建成，“间株杨柳间株桃”的美丽胜景由此定型，杨柳摇曳、桃花影绰的苏堤成为西湖春天最美的风景，“苏堤春晓”名列南宋西湖十景之首。此时，西湖形成“一湖两塔两堤”的景观布局，标志着西湖文化景观的发展成熟。
南宋建都杭州，西湖的地位也随之上升，历任官员都把西湖的保护和建设成果视为皇城建设的重要政绩，西湖沿湖地带也随着都城的建设进程和经济文化繁荣而得到了广泛深人的开发利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优美的湖光山色，也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灵感，他们将西湖咏之于诗、绘之于画，尽情描述和记录着西湖的美。艺术作品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加深了百姓对西湖的认识和热爱。特别是南宋的画家们，他们在总结前人艺术成果的基础上，跳出之前整体着眼的视角，选取西湖几个最有代表性的镜头加以描摹，并用四个字来概括画的内容，比如“雷峰落照”、“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等等。这些提法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广为传播，最终发展成为“西湖十景”，一直流传至今。
山水胜景成为杭州的新名片，旅游活动也更趋活跃。杭州每年的旅游者中，除香客外，还有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那时候的人，也像现在一样，喜欢泛舟西湖，游览极为兴盛。南宋时的西湖游船，数量多而且制作精巧，为杭城的游览活动增添了无限情趣。
引领荼文化之发展
农业发达、经济富庶之后，带来的是文化的必然发展。隋唐之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黄河流域，江浙一带的文化力量也随之发声发力。杭州茶文化倚仗着产茶胜地的自然基础、山水秀丽的优美环境、佛道胜地的人文积淀，逐渐在中华茶文化的发展史中崭露头角，并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影响力。
茶之为物，产自西湖深山，山水秀丽的自然环境给予龙井茶天地的灵气。绝好的自然环境不仅是产茶的天然好地方，更孕育了品茶的好环境。西湖水边、深山群岫，经常是好景、好山、好茶、好水集为一体，与中华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美境佳侣的主张十分契合。杭州是一个天然大茶寮，是茶文化发展的沃土。一杯西湖茶包含了天、地、山、水、仁、智之精华。
杭州寺庙众多，无寺不种茶、无僧不饮茶，杭州产茶史随着寺庙发展史一同向前，推动的不只是种茶制茶技术，还有与佛道禅宗互相渗透的茶文化。茶的文化因为与寺庙寺僧密切联系而深邃丰满，佛道的印记从此深深纳入茶文化的精
相伴杭州茶文化而生的还有南宋的官窑。定都杭州后，为了满足宫廷生活需要，高宗赵构下令在杭州建立官窑，专门生产宫廷用瓷。官窑窑址在今天凤凰山南面，距钱塘江很近。窑址旁有制瓷用的瓷土矿和紫金土矿，取料方便，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南宋官窑以生产青瓷为主，先后有两种代表性的青瓷传世。前期所产瓷器壁薄胎细，胎上有一层粉青或青灰色的薄釉，釉面多开裂，称为开片。产品有碗、盘、碟、盆等生活器具，也有炉、瓶等祭祀和摆设器具，制作精美、品种丰富。后期，由于宫廷对于瓷器的要求越来越高，生产工艺也有进步，发明了多次素烧、多次上釉的制作工艺，使得做成的青瓷器釉厚如脂，剔透如玉，青瓷的制作水平达到顶峰，同时样子更加优美、品种更为丰富。官窑生产的大量茶器，直接提升了饮茶的品质，在杭州茶文化的发展史上添上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杭州茶馆在这良好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开辟了中国茶馆大行于城市的潮流。宋室南迁，把中原儒学、宫廷文化带到杭州，经济文化、商品交换的发达也对杭州的餐饮、休闲业提出要求，茶馆便在这座美丽的城市迅速发展，直至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特色风景。
茶馆在当时也称茶坊、茶肆。关于南宋茶馆，在《武林旧事》和《梦粱录》中都有记载。茶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鼓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茶汤巷是茶坊集中的地方，此巷就是因为茶坊多而得名。当时著名的茶坊有八仙、连二、连三、清乐、珠子、潘家等。这些茶肆、茶坊面向不同档次的茶客，灵活经营，自显特色。他们或装饰考究、追求文雅，或说唱玩耍、以娱乐取胜，还有的茶馆为不同行业提供商贸活动场所，有的则根据时节卖奇茶异汤，兼营服装、字画、古玩，当时的茶坊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会友之处，同时还有说书、讲史、小说、小唱等活动。说书艺人根据当时流行的话本故事，用当时的口语，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种故事，演唱各种小调。所以茶坊也是城市劳动人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
杭州的茶馆不但数量多，而且特色鲜明，从发端之时便因其优美的内外环境、优质的茶品水品独领风骚。在天城繁华里生活的人们，每天撮一把西湖山茶，泡在青瓷茶盡里，杭州的山水之魂、一湖之魄就尽在掌中了。当中原文化遇着西湖山水，被浸润得越发精巧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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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唐宋茶盏、茶碗
茶碗，顾名思义，喝茶的碗也。这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价值最高、最为考究的一种，甚至被作为所有茶道具的代称。古代饮茶茶具主要有“茶椀”(碗)、“茶盏”等陶瓷制品。茶盏在唐以前已有，茶盏是古代一种饮茶用的小杯子，是“茶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其次可以看到，当时评赏茶盏的质量，还有茶盏表面的细纹，如建安的绀黑茶盏已经精制到“纹路兔毫”的地步，足见陶艺水平很高。再者看“熁火”。“熁火”之意见《广韵》曰“火气上”，又《集韵》“火通也”，熁音协，含烫意。这里“熁火”实指茶杯中热气的散发程度，明清时期，江苏的宝应、高邮一带把“熁火”称为“烫手”。宋代建安生产的“绀黑盏”比其它地区产品要厚，所以捧在手中有“久热难冷”的好处。因此被看作是宋代茶盏一流产品。
《长物志》中还记录有明朝皇帝的御用茶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茶盏工艺最完美的代表作。《长物志》说：“明宣宗(朱瞻基)喜用“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三足茶盏世属罕见。明宣宗的茶盏形状实在怪异，可见明代陶艺人思维活跃，有所创新。另外，明朝的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则喜用坛形茶盏，时称“坛盏”。明世宗的坛盏上特别刻有“金籙大醮坛用”的字样。“醮坛”是古代道士设坛祈祷的场所。因明世宗后期迷信道教，日事“斋醮饵丹药”。他在“醮坛”中摆满茶汤、果酒，经常独自坐醮坛，手捧坛盏，一面小饮一边向神祈求长生不老。可是这种迷信并没有使这位皇帝长寿，年仅59岁就驾崩了。
据史料记载，明代贵重的茶盏主要有“白定窑”的产品，白定即指白色定瓷窑，这种窑瓷为宋代建于定州。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时人辨别白定瓷的真伪，主要从是否白色滋润，或见釉色如竹丝白纹等判定是否真品。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尽管白定窑茶盏色白光滑滋润，但是在明朝白定窑茶盏始终是作为“藏为玩器，不宜日用”。为什么这样一种外表美观的茶盏不能作为日用品呢?原因很简单，古人饮茶时，要“点茶”而饮，点茶前先要用热水烫盏。使盏变热，如果盏冷而不热的话，泡出来的茶色不浮，因此也影响到茶色和茶味。白定茶盏的缺点是“热则易损”。即见热易破裂，可谓是好看不好用，所以被明人作为精品玩物收藏。
碗，古称“椀”或“盌”。先秦时期，又有“榶盂”一名。《苟子》说：“鲁人以榶，卫人用柯”(原注：盌谓之榶，盂谓之柯)。《方言》又说：“楚、魏、宋之间，谓之盂。”可见椀、盌、榶、柯都是一种形如凹盆状的生活用品，所以古人称“盂”。现代人习惯上已把碗和孟清楚地分开了。
在唐宋时期，用于盛茶的碗，叫“茶榶”(碗)，茶碗比吃饭用的更小，这种茶具的用途在唐宋诗词中有许多反映。诸如唐白居易《闲眼诗》云：“昼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诗人一餐喝两碗茶，可知古时茶碗不会很大，也不会太小，见韩愈《孟郊会合联句》说：“云纭寂寂听，茗盌纤纤捧”。纤纤多形容细。依此说，唐代茶碗确实不大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也非圆形。
上述不难看出，茶碗也是唐代一种常用的茶具，茶碗当比茶盏稍大，但又不同于如今的饭碗，茶碗的大小也随茶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唐宋时期的茶碗普遍都比较大。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茶具也是不同的，对普通人来说，饮茶主要是为了解渴，茶具当然要选择大一些的，而有闲阶层对于饮茶的讲究，他们不仅要品出茶的味道，还要品出茶外的味道茶碗自然要精致小巧。
茶盏的那些事
茶盏，可以是饮茶的器具，也可以用于彰显地位，古时贵族的斗茶便是典型的体现。对于今人，过去已为历史，而对茶盏的追求大多源于茶本身。因为茶盏因茶而生。
茶与茶盏的关系，是相生相融的。茶，因为茶盏而有了形，人们既可品其味，又可观其色，还可闻其香，更可杯底留香。茶盏，因为茶的存在而存在，因为茶，它退去了初入凡尘的青涩，变得内敛、深邃;因为茶，它感知到每一位有缘人的喜怒哀乐;因为茶，岁月不落尘埃，它满腹灵性
时光，让茶盏经历茶，让茶释放出最好的芳华。这芳华里有着太多的故事，有着太多的情感，但每一份都是值得珍藏的记忆。
饮茶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唐代流行煎茶，茶具喜用青瓷和白瓷。宋代流行冲茶且斗茶成风，为了分辨水痕比出高低，宋人弃青瓷白瓷改用黑瓷，并在黑色釉上大做文章，烧制出兔毫盏、油滴盏、玳瑁盏、木叶盏等茶具珍品，使我国茶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唐代流行用青瓷白瓷
在唐代以前，饮茶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到了唐代，饮茶之风才扩散至民间，茶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到了宋代，饮茶之风更盛，中国茶文化进入全盛期。茶庄、茶肆、茶坊、茶馆遍布城乡，当时人们常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相提并论，可见当时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史籍上之所以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是因为宋代兴起了斗茶风。
茶盏贵为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宋徽宗
斗茶是由于茶水生成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唐人饮茶的方式是煎茶，先将采来的茶叶用热气炙干，然后趁热捣碎，制成茶饼。饮用时将茶饼打碎，投入茶臼内研细后，再拿去煮茶。而宋代流行冲茶，即先将茶叶做成茶饼，饮用前把茶饼碾成细末放入茶碗或茶盏，再沏以初沸的开水，于是水面浮起一层白色的泡沫，这层泡沫称为水痕，斗茶是要比试谁的茶盏中泡沫停留的时间更长。《方兴胜览》记载：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曰一水、两水。因斗茶是以茶色是否鲜白为标准，因而所用茶具以黑釉瓷器为主。
宋徽宗喜欢饮茶，对如何制茶和饮茶极有研究，著有《大观茶论》一书，书中说：盏色以青黑为贵，兔毫为上。《方兴胜览》也说：茶色白，入黑盏，水痕易验，兔毫盏之所以为贵也。斗茶成风使市场对黑釉瓷器的需求量极大，所以宋代黑瓷生产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不仅一些青瓷窑场如福建建阳的建窑、江西吉州窑、山西榆次窑等以生产黑瓷为主，连如定窑之类的以产白瓷为主的名窑，也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大量生产黑瓷。
斗茶之法讲究茶质、水质和技艺。为了创造最佳的斗茶效果，不仅需要茶品好，技巧娴熟，而且需要优质的茶盏。所谓好马配好鞍。《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这种斗茶，黑白分明，一目了然。所以斗茶家们都对黑釉茶盏(碗)情有独钟，皆因建盏最适合斗茶。
建盏皆用正烧，外壁往往施半釉以免粘窑，釉在高温中易流动，便形成了这美美的釉滴珠，又称釉泪。建窑黑釉属于古代结晶釉范畴，含铁量较高。在高温溶烧过程中，由于窑内火候的高低和气氛的变化，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与华丽的彩绘和繁缛的雕饰不同，它们是釉料在一定的温度和气氛中产生变化的结果，陶瓷工艺界称之为窑变。
宋人爱斗茶茶盏黑为贵
宋代斗茶所用的黑瓷茶盏以兔毫盏、油滴盏、玳瑁盏和木叶盏最为名贵，艺术成就也最高。兔毫纹的形成是由于釉中的铁质在高温中聚集，并向下流动，产生流淌状丝毛纹，因细密如兔毛而得名。油滴盏的油滴纹是黑釉在高温中形成的结晶釉，釉面密布银灰色和褐色斑点，犹如漂浮的油滴。玳瑁盏的玳瑁纹是在黑色釉面下出现的褐黄、铁锈色斑点，状似玳瑁背上褐色和淡黄色相间的花纹。因这种纹饰和鹧鸪鸟羽的花纹也很相似，所以又称鹧鸪斑。
木叶盏以树叶为标本
而艺术效果最为惊人的是江西吉州窑生活的木叶盏，这种茶盏的纹饰是如何形成的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制作时以天然树叶为标本，先对叶子进行特殊腐蚀处理，去掉叶衣，只剩叶茎和叶脉，再把它贴在成型的胎体上，然后通体施黑釉高温烧制。烧成后的树叶呈金黄、浅黄、淡红、淡紫、银白等颜色，树叶的形状及茎脉有的在黑釉的映衬下清晰可见。木叶纹有半叶、一叶，也有两叶、三叶。木叶盏的器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口径10厘米左右的圆盏，另一种是稍大一点的斗笠盏。木叶盏在宋代的名气不及兔毫盏和玳瑁盏，但其奇特的制作工艺和朴实自然的装饰风格越来越受后人的重视，以至于把它视为吉州窑的极品，因留传至今的木叶盏寥寥无几，因而更显珍贵，是很多藏家梦寐以求的宝贝。
宋·黄庭坚《煎茶赋》
《煎茶赋》
宋·黄庭坚
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宾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浑。苦口利病，解涤昏，未尝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勋者也。余尝为嗣真瀹茗，因其涤烦破睡之功，为之甲乙。建溪如割，双井如挞，日铸如，其余苦则辛螫，甘则底滞。呕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与议。或曰无甚高论，敢问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沪州之纳溪梅岭，夷陵之压砖。临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于三，则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贱破家，滑窍走水，又况鸡苏之与胡麻。涪翁于是酌岐雷之醪醴，参伊圣之汤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垩。去而用盐，去橘而用姜。不夺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仓而坚作强。于是有胡桃、松实、庵摩、鸭脚、贺、靡芜、水苏、甘菊。既加臭味，亦厚宾客。前四后四，各用其一。少则美，多则恶，发挥其精神，又益于咀嚼。盖大匠无可弃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贪味隽永，速化汤饼。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温齐殊可屡歃。如六经，济三尺法，虽有除治，与人安乐。宾至则煎，去则就榻，不游轩石之华胥，则化庄周之蝴蝶。
扣冰也曾“吃茶去”
一个盛世行将就木之际，往往大师辈出。中国历史走到唐末、五代，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彻悟人生、参透佛法的高僧大德。在这接踵走来的队伍中，有两位以茶参禅的禅师，他们就是北方的赵州古佛（778-897）和南方的扣冰古佛（844-928）。在那个信息传递十分笨拙的年代，他们虽然同时身居南北，遥隔三千里茫茫关山，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悟出了“茶禅一味”之道，以“吃茶去”的机锋接引弟子，垂范禅林。两位禅师把精深奥妙的佛法禅理简练成一杯茶，把从容、超越的生命境界淡定成一杯茶，供后世慢慢品饮，也使得不产茶的赵州和盛产茶的武夷同样因禅茶而闻名天下。
扣冰古佛，武夷山吴屯人，生于唐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八日，俗姓翁，名乾度，法名藻光，河西节度使推官翁承钦之子，传说其母梦辟支佛感孕而生，又因其“夏著衣褚，冬则扣冰而浴”而被称为扣冰古佛。古佛自十三岁出家后，精于修行，常在荆棘荒蛮中打坐，“虎踞左右，弥猴供果，朱雀衔花，群物侍伴”。先后参晤禅月贯休、雪峰义存、鹅湖大义、鼓山神宴诸大禅师，在山心庵（今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因“天心明月”启悟，成为一代参透禅学真谛的大师，并被闽王尊为国师，名列《五灯会元》、《高僧传》等史传之中。古佛超乘的道行和长期的修持与喝茶是分不开的，正如古佛道场瑞岩寺对联“扣禅扉，动心弦，万法仙宏开觉路；冰壶影，静澄怀，刹那灵山映瑞岩”所描述的一样，古佛一生氲氤在武夷茶的沉香中，扣冰沐浴，借冰煮茶。正是茶和冰涵养出他超越僧俗两界的生命奇观和那颗恒定千年的“壶里冰心”。
928年，闽王把八十五岁的古佛延请到福州，拜以国师。《五灯会元》记载：“闽王躬迎入城，馆於府沼之水亭。方啜茶，提起槖子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意思是说闽王招待古佛时，古佛提起茶橐子问闽王说：“大王会茶道吗？”，闽王说：“不会”。古佛说：“人王和法王真是生活在不同的境界啊。”当时世风日下，处处物欲横流，在古佛眼里，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而是衡量一个人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的尺度，这恬淡的言语也是古佛“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法华经譬喻品》）的自性流露。闽王极度崇佛，对国师言听计从，所以从此就倡导“吃茶”之道，主张“以茶净心，心净则国土净”，于是在建安（今福建建瓯）设“龙焙”，促使北苑茶迅速风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