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字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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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树最早出现于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西双版纳地区。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茶树的原产地在印度，理由是印度有野生茶树，而中国没有。但他们不知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而且还有茶树王。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药学专着，自战国时代写起，成书于西汉年间。这部书以传说的形式，搜集自远古以来，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药物知识，其中有这样的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亲而解之。据考证：这里的荼是指古代的茶，大意是说，远在上古时代，传说中的神农氏、亲口尝过百草，以便从中发现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植物，竟然一天之内多次中毒。但由于服用茶叶而得救。这虽然是传说，带有明显的夸张成份，但也可从中得知，人类利用茶叶，可能是从药用开始的。
据考察，茶字最早出现在《百声大师碑》和《怀晖碑》中，时间大约在唐朝中期，公元806年到公元820年前后，在此之前，茶是用多义字荼表示的。
茶字的基本意义是苦菜，上古时期人们对茶还缺乏认识，仅仅根据它的味道，把它归于苦菜一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人们认识到它与一般苦菜的区别及其特殊功能时，单独表示它的新字也就产生了。
茶与粮食，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可是，由于气候等原因，当地并不产茶，官府为了增强控制少数民族的力量，对茶叶的供给采取限量，直接分配的办法，以求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与此同时，官府不仅控制茶叶的供应，俞且，以少量的茶，交换多数的战马，给兄弟民族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茶叶作为一种饮料，从唐朝开始，流传到我国西北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当地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茶叶从发明到利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它之所以深受人们的欢迎，除了可作为饮料被人们饮用外，还因为它对人体能起到一定的保健和治疗的作用。三国时代，诸葛亮带兵南征北战。一次，兵至云南励海，士兵因水土不服，多害眼病，诸诸亮命令士兵采茶煮水喝，不久，把眼病治好了。直到现在，当地人民还把茶树称作孔明树，把诸葛亮尊为茶祖。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了茶这种植物，最先利用了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如我国史籍所载，在未知饮茶前，古人夏则饮水，冬则饮汤，恒以温汤生水解渴。以茶为饮则改变了人们喝生水的陋习，较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至于茶在欧美一带，被认为无疑是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欧洲若无茶与咖啡之传入，饮酒必定更加无度，茶给人类的好处无法估计，我确信茶是人类的救主之一，是伟大的慰藉品等等。世界各国饮茶及茶的生产和贸易，除朝鲜、日本以及中亚、西亚一带是唐朝前后就从中国传入者外，其他多是16世纪以后，特别是近200年以来才传入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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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字的最早使用
对于现代汉语中频繁使用的茶字，最早是从什么时候使用的呢？是如何演变出现在的这个汉字呢？而全球各国语言中，对茶又如何发音呢？研究这些东西，对于研究茶文化的起源很有启发，并从其演变过程，可以推断出一些结论出来。
对于现在使用的茶字的起源，许多学者都关注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比较普遍的说法则是：现在我们使用的茶字，最早始于唐代，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在唐代陆羽所着的《茶经》中，将荼字减少1画以示区别，使用茶，这是我国最早的茶字使用的文字记载。另一个说法则是：我国的茶最早从原产地云南地区往四川、江南以及长江流域传播，推定当时使用荼字。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得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也有的说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
对于茶的古称还有荼、诧、茗等。由于我国各地方言对茶的发音不尽相同，传到各国对茶的叫法也不同，大抵有两种。比较早从中国传入茶的国家语言依照汉语比较普遍的发音叫cha，如阿拉伯、土耳其、印度、俄罗斯等。俄语和印度语更叫茶叶（chai）；由于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先后占据台湾，从闽南方言中知道茶叫te，后来了解茶的西欧国家将茶称为te，尤其是相距很近，互相之间完全可以用自己语言交谈没有问题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茶的名称却完全不同。因此，世界各国对茶的称谓，大多是由中国茶叶输出地区人民的语音直译过来的。如日语的和印度语对茶的读音都与茶的原音很接近。
从茶字的演变与确立，到我国、世界各国的有关茶的读音，无不说明，茶出自中国，源于中国，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其他起源于我国的事物也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从文字、语言及其读音演变上，我们会获得更多历史文化知识。
茶字流变——茶字的出现及其由来
在荼、槚、茗、荈、设五种茶的称谓中，以荼为最普遍，流传最广。但荼字多义，容易引起误解。荼是形声字，从草余声，草字头是义符，说明它是草本。但从《尔雅》起，已发现茶是木本，用荼指茶名实不符，故借用槚，但槚本指楸、梓之类树木，借为茶也会引起误解。所以，在槚，苦荼的基础上，造一搽字，从木茶声，以代替原先的槚、荼字。另一方面，仍用荼字，改读加、诧音。
陆德明《经典释文》云：荼，埤苍作搽。《埤苍》乃三国魏张揖所著文字训诂书，搽字至迟出现在三国初年。南朝梁代顾野王《玉篇》廿部第一百六十二，荼，杜胡切。又除加切。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下释木第十四》：荼，音徒，下同。埤苍作搽。按：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初加切，直加切，音茶。荼读茶音约始于南北朝时期。
荼（音徒）形改音未改，荼（音茶）音改形未改，所以，荼在读音上及荼在书写上还会引起误解，于是进一步出现既改形又改音的茶（音茶）和搽。
隋陆法言《广韵》下平声，莫霞麻第九；荼，春藏叶可以为饮，巴南人曰葭荼。茶，俗。茶字列入麻韵，下平声，当读茶，非读徒。茶字由荼字减去一画，仍从草，不含造字法，但它比荼书写简单，所以，所以荼的俗字，首先使用于民间。荼（音茶）和茶大约都起始于陈隋之际。
《茶经》注云：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茶经》原注者认为茶字首见《开元文字音义》。《开元文字音义》系唐玄宗李隆基御撰的一部分，已失传。
尽管《广韵》、《开元文字音义》收有茶字，但在正式场合，仍用搽（音茶）。初唐苏恭等撰的《唐本草》和盛唐陈藏器撰《本草拾遗》，都用搽而未用茶。直到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字才逐渐流传开来。
“茶”字是何时出现的
据陆羽《茶经》注释可知：茶字出自唐玄宗时的《开元文字音义》，但茶字的形、音、义的确立，应在中唐以后。唐代陆羽《茶经》的撰写影响极大，此后茶开始成为通用的名称。
茶字是何时出现的？最早的茶馆始于何时我国的茶馆，由来已久。在《广陵耆老传》中谈到一个故事；晋元帝时(317，322年)，有一老妪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这与现今的茶摊十分相似。南北朝时，又出现供喝茶住宿的茶寮，可以说它产现今的茶馆的雏形。
关于茶馆的最早文字记述，则是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的是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从山东、河北等地至京都长安，很多城镇开有店铺，煎茶出售，不管是出家的僧道，还是一般百姓，只要投上写银钱，就可以从店铺中买茶饮，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些店铺里卖的茶水，其茶叶是从江淮一带运来的。运茶的舟车，前后络绎不绝，茶肆里的茶叶堆积如小山。此外《太平广记》卷431《韦浦》条记韦浦俄而憩于茶肆。引日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仓皇出走，至永里茶肆，为禁兵所擒。这些资料中所谈的茶肆业，就是在城市、乡镇正式形成的商业性的饮茶场所。
唐代是茶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茶馆得以真正确立。唐以前，上溯至西晋，只是茶馆的初始及形成期，那时出现的是茶摊。
“茶”字传播：最早使用茶字的国家，你可知道？
原标题：“茶”字传播：最早使用茶字的国家，你可知道？
世界各国与我国茶叶发生关系，既有迟早不同，创立茶字亦有先后之分。1516年葡萄牙与我国建立贸易关系，华茶陆续出口，世界各国亦依买茶的先后创立茶字。最早记载茶字的文献，在历史上可稽考者，有日本1191年，意大利威尼斯1559年，葡萄牙1590年，俄国1507年，意大利罗马1588年，伊朗1597年，荷兰1598年，瑞典1623年，法国1648年。
各国最早记载茶的文献，在历史上可查考者摘录于后。
1191年，日僧长永齐著《种茶法》，为日本茶书的始祖。
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摩晓（Gi-ambaftiata Ramusio）著《中国茶摘记》为欧洲茶书的开始。
1560年，葡萄牙神父柯鲁兹（Gasperda Gruz）著《中国茶饮录》为葡萄牙第一本茶著。
1567年，俄国彼得洛夫和雅里谢夫介绍茶树新闻入俄，为俄国茶事记载的开始。
1588年，罗马神父乔万尼 马费（Giouanni Maffei）用拉丁文著《印度史》中，有茶的叙述。并且引用了阿美达（Ameida）神父的《茶叶摘记》。
1597年，伊朗巴亨（Jahann Bauhin）著《植物学》述及种茶概要。
1596年，荷兰林楚登（Jan Hugo Van Linschooten）用拉丁文著《航海与旅行（Voyage and Travels）》内记载有茶的事实。该书于1598上译成英文。当时英国称茶为Chaa.
1623年，瑞士博物学家巴亨（Gaspard Bauhin）在《山茶植物（Theatri Botanici）》中，有茶的记载。
1635年，德医鲍利（Simon Pauli）著文抨击过量饮茶与吸烟。
1648年，巴黎名医巴丹（Gui Patin）诋茶为新的不良饮料。
1679年，彭得科（Cornelis Bontekoe）医师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著《咖啡 茶 可可》一书，译成各国文字，风行欧洲。
茶字流变——"荼"是唐前茶的主要称谓
(一)荼的含义
苦菜
《尔雅释草第十三》，荼，苦菜。苦菜为田野自生之多年生草本，菊科。《诗经国风邶国之谷风》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诗经国风豳国之七月》有采荼樗薪，《诗经大雅绵》有堇荼如饴，一般都认为上述诗中之荼是指苦菜。三国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疏》记苦菜的特征是：生长在山田或沼泽中，经霜之后味甜而脆。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苦菜条记：初春时生苗，茎中空，折断时会流出白汁，开黄花和野菊相似，其种子附生白毛，能随风飘扬。苦菜是荼的本义，其味苦，经霜后味转甜，故有其甘如荠、堇茶如饴。
茅秀
东汉郑玄《周官》注云：荼，茅秀，茅秀是芽草类种子上所附生的白芒。《诗经国风郑国之出其东门》有有女如茶，成语有如火如荼，上述之荼一般认为是指白色的茅秀。茅秀是荼的引伸义，因苦菜的种子附生白芒，进而由苦菜白芒引伸为茅草之茅秀。
茶具苦涩味，所以，便用同样具有苦味的荼（苦菜）来借指茶。
其他
由茅秀进一步引伸为芦苇花，还有解释为紫蓼、陆秽的。
(二)荼何时被用来借指茶
《尔雅释木第十四》，槚，苦荼。槚从木，当为木本，则苦荼亦为木本，由此知苦荼非从草的苦菜而是从木的茶。《尔雅》一书，非一人一时所作，最后成书于西汉，乃西汉以前古书训诂之总汇，由《尔雅》最后成书于西汉，可以确定以菜代茶不会晚于西汉。
西汉王褒《僮约》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一般认为这里的荼指茶。因为，如果是田野里常见的普通苦菜，就没有必要到很远的外地武阳去买。王褒《僮约》定于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荼借指茶当在公元前59年之前。
(三)荼是唐前茶的主要称谓
陆羽在《茶经》七之事章，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设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槚、设都是偶见，茗、荈也较茶为少见。况茗是荼芽，荈是荼老叶，荼、茗、荈，其实是一。由此看来，荼是中唐以前对茶的最主要称谓。
宋画背后的茶饮风气“茶兴于唐，而盛于宋”
“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市民经济繁荣的宋代，正如南宋诗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说“盖人家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成为风靡全国的国饮。
茶事之盛，除了市民经济的发展，在茶文化专家沈冬梅看来，更多得益于从皇帝到文人士大夫的整体投入。自北宋太宗初年初步建立起北苑（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境内）官焙茶园起，宋代贡茶体系到徽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精雕细琢、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所写的《大观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与此同时，在贡茶体系影响下，宋人一改唐人的煎煮法，形成以点茶法为主的饮茶方式。唐人煎煮法的基本流程是，根据喝茶人数，先将适量的茶饼碾成茶末，待锅中的水烧到第二滚时，先舀出一碗，然后将茶末从锅心放入，同时用竹荚在锅中搅动，加入调味之盐，等水再开时，将之前舀出的水再倒回锅中。这种所谓“育华救沸”的方法，类似于今人煮饺子时的多次加水。茶水煮好后，分入茶盏供人享用。而点茶法则要将研磨好的茶末，事先在茶碗中以少量开水调成均匀的茶膏，之后一边注入开水一边用茶匙（茶筅）击拂。
这种原本源自福建建安民间的冲茶方式，逐步流行于全国。向来追求精细生活的宋人，又将在点茶基础上形成的分茶技艺，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陆游诗中所描绘的“晴窗细乳戏分茶”，代表士大夫雅致闲情的一项日常活动。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活方式精致之处的活动，便是在多幅宋画中所描绘的、宋代风靡一时的斗茶活动。
风靡一时的斗茶
较早以斗茶为题材的画作，主要有南宋刘松年所创作的《茗园赌市图》与《斗茶图》。据《南宋院画录》的记载，刘松年为钱塘人，居住在清波门（又名暗门）外，人称“暗门刘”。这位历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擅长山水，精通人物画，被后人将他和李唐、马远、夏珪并称为“南宋四家”。
《茗园赌市图》一般被视为中国茶画史上最早反映民间斗茶的作品。在画卷描绘的集市左侧，有四个提着汤瓶的男子在斗茶，一位端着茶盏刚刚喝完似乎正在品茶，一位正要举盏喝茶，一位拿着汤瓶正在冲点茶汤，一位喝完茶正在用袖子擦拭嘴角。而在画面右边，一位男子站在茶担旁一手搭着茶担一手掩嘴似在吆喝卖茶，茶担里摆放着很多汤瓶与茶盏，茶担一头还贴着“上等江茶”的招贴。画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手拿汤瓶、茶盏等茶具的男女，边往前走，便回头看四位正在斗茶的人。画面中人物生动，器物细腻，俨然一派南宋市民卖茶、饮茶的生活图景。在刘松年的另外一幅《斗茶图》中，四位身背雨具、提着汤瓶、挑着茶担的卖茶者在市郊相遇，遂在松树下架炉煮水，品茶斗茶。
刘松年创作此画时，北宋风靡一时的斗茶在南渡之后已渐消歇，因此画中所绘的斗茶图景，已然不是北宋蔡襄以来受建安当地风气影响所形成的“茶尚白、盏宜黑、斗色斗浮”的斗茶活动。画面中斗茶的核心显然更偏于对茶汤的品位，沈冬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斗茶的重心在宋代不同时期不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斗茶的重心不一贯，在时间跨度上的表现却不是连续的，在更多的时候，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并行的状态，即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如果所品评茶香的斗茶更易为今人理解，那么斗浮斗色的斗茶又是何种状态呢？一切还得回到早在唐末五代初时就在福建地区流行的斗茶风俗，也就是唐冯贽在《记事珠》中所说的“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入宋之后，流行福建当地的民间斗茶，借助贡茶之名，也因而很快流布全国，尤其在宫廷士大夫等上层社会中受到推崇。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蔡襄就任福建路转运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之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督造的北苑贡茶大龙凤团饼茶，早已成为誉满京华的精品。一生好茶的蔡襄到了建安之后，不但改进制茶工艺，用更为细嫩的原料，添创精美细巧的小龙团，还写成《茶录》两篇上进仁宗，论述北苑贡茶的茶汤品质与烹饮方法。
在《茶录》中，蔡襄便写到了建安民间斗茶的具体品评标准。如其在上篇《色》中所说“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清白者受水详明，故建安人斗试，以清白胜黄白”，便点出了宋人“茶色尚白”的品评标准，不过到了宋徽宗那里，这一标准被进一步细分为“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而《茶录》上篇《点茶》的记载：“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可见，斗茶的最终标准在于在茶末中注入开水，击拂之后产生的泡沫在茶盏内壁贴附的时间，时间越长，水痕出现越晚者，则获胜，这也正是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一诗中所谓“水脚一线争谁先”。茶沫吸附茶盏的专用术语叫“咬盏”，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其亦有明确解释：“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
斗茶所用的煎泡方式正是点茶，二者的技术要求与评判标准基本相同，唯一区别在于斗茶要在水脚生出的时间早晚上比较高低。而在宋人诗词中大量出现的“分茶”，实则是在点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高超技艺。这种源自五代时期的技艺，名曰“汤戏”或“茶百戏”，要求在分茶阶段的注汤过程中，用茶匙（茶筅）击拂拨弄，使茶汤表面幻化出各种文字乃至花鸟鱼虫的图案。这种神乎其技的茶艺表演，在注重审美享受的宋代备受推崇，甚至与书法、弹琴等技艺并举。
斗茶形成的标准，影响到了宋人点茶、斗茶的饮用茶具。由于宋代茶色尚白，为了取得较大的反差显示茶色，之前流行的白瓷青瓷便不太合适，福建当地建窑出产的黑色建盏，便更为适宜。由于建盏内壁有玉白色毫发状的细密条纹，一直从盏口延伸到盏底，类似兔毛，也叫兔毫盏。在蔡襄与徽宗的推重下，兔毫盏成为宋代点茶、斗茶的必备器物，也成了宋代点茶茶艺的代表茶具。在沈冬梅看来，白茶黑盏所带来的具有强烈反差对比的审美情趣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独具时代特色。饮茶方式与器物之间相互成就，也正是这个原因，学者扬之水发现，斗气风气的衰歇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亦大致相当。
四大闲事之点茶
刘松年的另一幅茶画《撵茶图》，则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人雅集中品茶观书作画的典型场景，还有点茶茶艺的整个过程。画面左侧的两人正忙于茶事，其中一人坐在矮几上，转动茶碾的转柄正在碾茶，一人手拿汤瓶正在桌边点茶。备茶的桌子上，井井有条地放置着茶盏、汤瓶、茶盒、竹筅、茶罗、盏托等茶具。画面右侧的一个僧人正在执笔作书，周围两人则坐在一旁欣赏。
点茶法，本是福建民间斗茶时冲点茶汤之法，其逐步成为宋代主流茶艺的原因，在沈冬梅看来，至少包含几个方面：“在蔡襄写成《茶录》并通过坊肆广为流传之后，由于皇帝如仁宗对北苑茶及其煎点方式的眷顾，由于龙凤茶等贡茶作为赐茶的身家日增，也由于文人雅士如蔡襄者流对建安茶及其点试方法的推重，也由于在大观年间徽宗赵佶亲自写成《大观茶论》再度介绍末茶点饮的方方面面。”
点茶法流行开后，上层人士形成的观念是，好茶一定要用点茶法来喝，不好的茶或者粗老茶以及某些地方保留的传统贡茶才会煎煮来喝。南宋诗人王观国在《学林》卷八“茶诗”条便写道：“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芽孽微细，不可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其煎吸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档。’丁谓茶诗曰：‘末细烹还好，档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吸之也。煎茶吸之者，非佳品矣。”而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中的诗句“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更嗔责家人不懂得建安好茶的点茶方法，而按四川传统习俗在茶中加入姜、盐煮饮。
扬之水考究两宋茶诗，发现在宋代的煎茶与点茶之间，还隐然有着清、俗之别。比如陈与义所写“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阮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玉楼春·青镇僧舍作》），陆游所写“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雪后煎茶》），都隐然暗含着一种清雅的诗情。来自器物层面的支持则在于煎茶一般用风炉与铫子，点茶则多用爎炉与汤瓶，而“与燎炉相比，风炉自然轻巧得多，当有携带之便，且与燎炉用炭不同，风炉通常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以曰‘藤杖有时缘石橙，风炉随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档雪花沸。阮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独有之雅韵”。可在沈冬梅看来，诗词之中的典故多有滞后的现象，古人惯用原来的意象和典故，描写业已发生变化的所指，仅凭煎烹等字眼难以判断实际饮茶方式。此外，当点茶法成为宋代主流饮茶方式后，社会已然形成好茶当用点茶法的观念，很难说传统的煎茶法更为清雅。
无论如何，让仆人携带点茶所需用具的差燎担子，已成为宋代上层士大夫外出游玩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收入《石渠宝笈三编》的一幅南宋佚名画作《春游晚归图》，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内容。画面右上方一座高柳掩映的城楼，对着城楼的林荫大道入口处是两道拒马杈子。大路上骑马的主人一副达官贵人的装扮，二名仆从作为前导，一人牵马，另外两名则在马侧扶镫，马后一众仆从负大帽、捧笏袋，肩茶床，扛交椅。又有一名仆从手提编笼，编笼中的东西为“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最后一个荷担者，担子一端挑了食匮，另一端是燃着炭火的爎炉，炭火上坐着两个汤瓶。显然，爎炉汤瓶，再加上其他用具，正是点茶必需的一套器物。
另一方面，点茶也逐渐成为文人家居之中不可缺失的生活享受。在一幅宋代佚名的《人物图》中，便表现了当时典型的文人书斋生活图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也是最能代表宋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四般闲事”。
只是，这套为宋人习用数百年的末茶茶艺，在明初太祖朱元璋下诏罢贡团茶之后正式消亡，除流传日本发展为其极具特色的抹茶茶道之外，在国内仅成为少数文人玩习的雅事。沈冬梅将其消亡的原因总结为四点：与自然物性相违；高制造成本阻碍普及；掺假制假影响上品抹茶的品质和声誉；点茶茶艺的泛化。从茶艺本身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正是宋人独一无二地认为榨尽茶叶汁液才能保持好的茶色与茶味，其背后精雕细琢的美学、不计成本的享受不难想象。然而，正如明人田艺蘅所说：“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硙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既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此后，散茶的时代来了。
原标题：宋画背后的茶饮风气
宋代茶史概述 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
茶税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茶经》），这一时期，茶叶制作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对品饮艺术的探索。
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斗茶与日本茶道有着显著的承袭关系。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
斗茶对于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茶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
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于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
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
宋朝的茶业，政府采取的是国营方式经营管理和控制，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于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外贸特权，为军队的供给做出了贡献。
饮茶之风曾盛于唐代 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
原标题：饮茶之风曾盛于唐代 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
我国是种茶史、饮茶史悠长的大国，汉代已留下确凿的文字资料，其后饮茶之风盛于唐代，陆羽《茶经》的享誉不是偶然的。唐宋时期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此前此后的茶事掌故更无论矣。
我国又有最早的酿酒、饮酒的历史，远远早于品茗。
茶酒之事，两者的利弊得失可谓众所周知，却又未必都能循此而趋避之。三国时期吴国暴君孙皓嗜酒，而且又以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载见《三国志·吴书·韦曜传》。古人注酒以斗、升为容器计量单位，一升略似于一壶，“七升为限”不是上限，而是下限，即至少饮七升，饮不下则命人“浇灌”，群臣以此为苦。有一回却别有所为，仍见《韦曜传》：“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孙皓)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荈(chuan)谓荈诧，为茶字的切音；韦曜初得孙皓礼遇时，赐酒常得明减或暗减(暗中储茶以代酒)。但是，即便对韦曜，也大有变化，“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收曜付狱，是岁凤凰二年也。”同见《韦曜传》。曜被戮，别的臣子呢，“(孙皓常在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还不乏收缚入狱，“至于诛戮”者。
如今已有“公务活动不得吸烟、敬烟、劝烟”的规定，此亦大好事。酒为公共场所不禁，但饮否应当各行其宜；公务活动似可提倡不劝酒，劝酒容易滑向设置最低限量，而一旦设限也就有“上升空间”。
好饮的孙皓，硬逼他人不得少饮，那当然已经超越了“劝酒”，但还可以成为“劝酒”之戒。
以茶代酒如何？茶之利、酒之弊是明白的，以茶代酒亦即趋利避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