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叶专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从茶叶税到茶叶专卖的血腥史实”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从茶叶税到茶叶专卖的血腥史实”相关知识！
北宋名臣张咏在崇阳县做知县时，那地方老百姓以种茶为业。张咏告诉大家，茶的利润丰厚，官府将会实行专卖政策，不如早作打算。于是强行毁掉茶树，种植桑树。老百姓很不情愿。后来国家果然实行茶叶专卖，其他县种茶的百姓都失业破产，而崇阳县桑树已经长成，一年可以有百万匹的丝绢。后来的老百姓思念张忠定的惠政，就立庙纪念他。
茶税或者茶叶专卖是一种怎样的苛政或者暴政，以至于邪恶到这种程度呢？让我们看看血腥的茶税来龙去脉。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财政面临严重的危机，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殚精竭虑的事情就是开征新税增加收入。德宗时期，财政高官赵赞，给德宗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向竹、木、茶、漆征税，据说这是史上茶叶税的开端。Www.cy316.cOm
茶税一旦开始征收，聚敛之臣们就想出千奇百怪的刻剥办法。在战事连绵不断，财政极为困难的唐穆宗时期，这位皇帝心血来潮，要在禁中建一栋说不定是当时世界第一的百尺楼，而这需要巨额资金。主管官员盐铁使王播，就在茶税上做文章，将税率提高50%，达到15%。这时一位叫做李钰的言官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第一，加税是为了养兵，现在边境安然，加税则伤民；第二，饮茶已经是人们日常离不开的生活习惯，重税必然带来高价，穷困者会无力负担；第三，加税必然造成高价，因而使生产和交易萎缩。李钰的意见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属不易之论，但盼望着百尺高楼平地而起的唐穆宗已经等不及了，他绝不会放弃加税带来的好处，也决不会听从李钰的意见。
唐德宗唐穆宗时期，对于茶叶还是征税，而其后就有人建议实行专卖。征税是以承认纳税人的财产权为前提的，让纳税人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无偿交给政府，而专卖则是将茶叶的财产权收归政府，由政府通过垄断经营而独享厚利，如今日之烟草和食盐专卖。茶树是农民自己种植的，茶叶是商人自己购销的，茶树茶叶，都是私人财产，国家怎么收归官有而进行专卖呢？
这时主管茶税的高级官员盐铁运转使王涯，就提出一个建议：把茶山老百姓的茶树都移栽到官府的园子里，把老百姓已经采摘的茶叶，全部放火烧毁。具体措施是，强行将私人茶园收归政府所有，由政府任命使者专司茶园管理，并将先前拥有茶园的茶户变为专门为政府生产茶叶的专业户，政府给予他们一定的报酬作为工值，而将生产的茶叶统统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唐朝版。江淮以茶为生的人，听到这个建议，放出狠话说，如果实行这个政策，他们只有杀尽朝廷官员，造反入山。有趣的是，还没有等到老百姓造反，甘露之变发生，王涯就被人杀了。老百姓听说王涯的死讯，奔走相告，纷纷拿石头瓦块投击王涯的尸体，以发泄愤恨。
其后的唐武宗时期的茶叶征税，同样恶劣到令人发指。政府遍地设卡，向过往茶商抽税，掠夺运输茶叶的车辆，故意把茶叶暴露在大雨之中。茶叶最忌讳的就是雨淋日晒，这种近乎强盗的做法当然能够强迫商人就范。征税者还在关卡修建馆舍仓库，强迫茶商将茶叶存放其中，收取费用，叫做塌地钱。
官府强盗式的做法，逼得商人们用走私逃避官府的横征暴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官府当然有的是办法对付。盐铁运转使裴休制定了十分严酷的法令：私自出售茶叶三百斤的，处死；聚徒长途贩运，不论多少，处死。种植茶叶的老百姓如果私下卖茶一百斤以上，要受到杖刑处罚。老百姓如果砍伐茶树，毁坏茶园，失业不干，自然要受到严惩自不待言，而尤其凶猛的是，这个法令规定：如果百姓砍伐茶树，当地刺史县令统统要按纵私盐论罪，给予罚俸或贬职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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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税到茶叶专卖的血腥史
北宋名臣张咏在崇阳县做知县时，那地方老百姓以种茶为业。张咏告诉大家，茶的利润丰厚，官府将会实行专卖政策，不如早作打算。于是强行毁掉茶树，种植桑树，老百姓很不情愿。后来国家果然实行茶叶专卖，其他县种茶的百姓都失业破产，而崇阳县桑树已经长成，一年可以有百万匹的丝绢。后来的老百姓思念张忠定的惠政，就立庙纪念他。
茶税或者茶叶专卖是一种怎样的苛政或者暴政，以至于邪恶到这种程度呢？让我们看看血腥的茶税来龙去脉。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财政面临严重的危机，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殚精竭虑的事情就是开征新税增加收入。德宗时期，财政高官赵赞，给德宗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向竹、木、茶、漆征税，据说这是史上茶叶税的开端。
茶税一旦开始征收，聚敛之臣们就想出千奇百怪的刻剥办法。在战事连绵不断，财政极为困难的唐穆宗时期，这位皇帝心血来潮，要在禁中建一栋说不定是当时世界第一的百尺楼，而这需要巨额资金。主管官员盐铁使王播，就在茶税上做文章，将税率提高50%，达到15%。这时一位叫做李钰的言官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第一，加税是为了养兵，现在边境安然，加税则伤民；第二，饮茶已经是人们日常离不开的生活习惯，重税必然带来高价，穷困者会无力负担；第三，加税必然造成高价，因而使生产和交易萎缩。李钰的意见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属不易之论，但盼望着百尺高楼平地而起的唐穆宗已经等不及了，他绝不会放弃加税带来的好处，也决不会听从李钰的意见。
唐德宗唐穆宗时期，对于茶叶还是征税，而其后就有人建议实行专卖。征税是以承认纳税人的财产权为前提的，让纳税人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无偿交给政府，而专卖则是将茶叶的财产权收归政府，由政府通过垄断经营而独享厚利，如今日之烟草和食盐专卖。茶树是农民自己种植的，茶叶是商人自己购销的，茶树茶叶，都是私人财产，国家怎么收归官有而进行专卖呢？
这时主管茶税的高级官员盐铁运转使王涯，就提出一个建议：把茶山老百姓的茶树都移栽到官府的园子里，把老百姓已经采摘的茶叶，全部放火烧毁。具体措施是，强行将私人茶园收归政府所有，由政府任命使者专司茶园管理，并将先前拥有茶园的茶户变为专门为政府生产茶叶的专业户，政府给予他们一定的报酬作为工值，而将生产的茶叶统统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唐朝版。江淮以茶为生的人，听到这个建议，放出狠话说，如果实行这个政策，他们只有杀尽朝廷官员，造反入山。有趣的是，还没有等到老百姓造反，甘露之变发生，王涯就被人杀了。老百姓听说王涯的死讯，奔走相告，纷纷拿石头瓦块投击王涯的尸体，以发泄愤恨。
其后的唐武宗时期的茶叶征税，同样恶劣到令人发指。政府遍地设卡，向过往茶商抽税，掠夺运输茶叶的车辆，故意把茶叶暴露在大雨之中。茶叶最忌讳的就是雨淋日晒，这种近乎强盗的做法当然能够强迫商人就范。征税者还在关卡修建馆舍仓库，强迫茶商将茶叶存放其中，收取费用，叫做塌地钱。
官府强盗式的做法，逼得商人们用走私逃避官府的横征暴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官府当然有的是办法对付。盐铁运转使裴休制定了十分严酷的法令：私自出售茶叶三百斤的，处死；聚徒长途贩运，不论多少，处死。种植茶叶的老百姓如果私下卖茶一百斤以上，要受到杖刑处罚。老百姓如果砍伐茶树，毁坏茶园，失业不干，自然要受到严惩自不待言，而尤其凶猛的是，这个法令规定：如果百姓砍伐茶树，当地刺史县令统统要按纵私盐论罪，给予罚俸或贬职的处分。
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
北宋茶叶实行专卖
北宋时期的京都幵封以及襄州、复州等地设有专门机构,进行茶叶专卖;在淮南的餅、黄、舒、光、寿等茶叶产地成立官办茶场，对茶叶的生产、销售进行直接管理,不允许茶叶私下买卖。
宋真宗赵悄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茶务(榷：专卖)，诸州民有茶，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公家收购)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茶农可将部分茶叶折应纳税银，其余的必须卖给官办茶场商人领取的茶叶只能在官府指定的地方销枵,不得在其他州郡销售.次年(天圣元年即1023年)宋微宗继位,下诏淮南十三山场改用贴射法，六榷货务的茶和边地入中的茶则采用现钱法.乍咨茶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缗钱六百五十余万，边储较充足，国家的茶叶也没有积压，效果非常明显。
但是经过几卜年的专卖弊端逐渐出现，茶商更渴望能够经营.一些幵明官员也和朝廷请求开故园户与茶商宜接贸场桃。四年(1059年)，仁宗赵袖下诏，茶户缴纳均摊的茶叶租后.可与商人直接交易，不冉向官府预支本钱，承受宫府的低价抑卖，给茶农以一定的报酬,提高了茶农种茶的枳极性从这时开始，茶商可以直接向茶农收购茶叶，R是要向4地官府缴纳茶税,逐渐宫办的茶山、茶场也开始松动,由附近的茶农承包经营。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当权,恢复茶榷.，在设有茶场的地方，茶农可以租耕,缴茶折税依照原来的规定办理、同时.还明文规定茶叶的商税在销售地一次性缴清,运输途中不再重复收税和扣留。
南宋初年，继续推行蔡京的茶法.初始时对宋金之间的茶叶贸易有严格控制。但由于向金贩茶利润丰厚，茶商们想方设法贿赂地方官员，于是只要按例缴了翻引钱和通货侩息钱1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过路费)就可以将茶叶运到金控制的地方去销售。
我国古代茶叶专卖制度
中国是文明古国，国人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元、明、清都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尤以北宋茶叶专卖法律厘定的最为细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唐朝后期的茶叶专卖
据《唐会要杂税》记载：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但被驳回。四年后，赵赞又以军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时，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而再次请求行税茶之法。793年，德宗历史性的决定向茶叶征税，史称初税茶。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史张滂启奏说：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次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字次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前拯赡。由此我们发现，茶叶税的开征，不论是赵赞还是张滂都打着为民的旗子，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救济灾民，而多用于国家的财政开销和被官吏贪污和挥霍。
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据说，后汉国君派将军路昌祚购买茶叶，适逢南唐灭楚。路昌祚被俘后被送往金陵，被李景释放赐茶叶18000斤，路昌祚一时激动竟跪呼万岁。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马换取罗、茶、药。据《资治通鉴》记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坊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茶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
北宋时期的茶叶专卖
根据《宋史食货志茶上》的记载，宋代榷茶制度，选择交通要道，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等六地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榷茶。开始的时候，在京城、建安、襄州、复州等地也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茶叶管理。在淮南的蕲、黄、舒、光、寿等六州，官府成立了自己的茶场，由官府管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这里的茶农都必须加入官府的茶场，不允许茶叶私下买卖。自真宗赵恒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茶务，诸州民有茶，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也就是说，茶农可以将一部分茶叶折纳两税银，其余的则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官府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商人在京城用金银钱帛购买茶叶，由政府发给交引，然后商人拿着引券到官府设置的任一茶场领茶。后来，由于西北战事吃紧，就号召商人们把粮食运送到边境，在那里领取的交引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茶场领取茶叶。而且，官府对往边境的茶商还给予粮草价值五倍的茶叶作为奖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五倍茶利。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政府的具体规定，承办官员就适当地加一些利，就把茶商给打发了，剩余的部分就由这些官员私吞。更有一些人，和官员狼狈为奸地相互勾结在一起，利用交引，搞起投机生意，买卖茶引。
榷茶-茶叶专卖制度
中国唐代以后各代所实行的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起始于唐。《旧唐书·穆宗本纪》载，长庆元年(821)，“加茶榷(茶叶专卖税)，旧额百文，更加五十文”。表明此时中国某些地区或已开始榷茶。文宗太和九年(835)十月，王涯为相，极言“榷茶之利”，乃置榷茶使，征购民间茶园，规定茶的生产贸易，全部由官府经营。结果民怨沸，推行不久，因王涯被诛而废止。
榷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制度，始行于宋代初年。乾德二年(964)，“令京师、建安(今福建建瓯县)、汉阳、蕲口(今湖北蕲春县)并置场榷茶”，开宋代榷茶之始。乾德三年，又以苏晓为准南转运使，“榷薪、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余万缗。”宋朝开始设立的这些榷货务和山场，经不断调整变化，最后至太平兴国年间，才相对稳定为六务十三场。六个榷货务是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真州(今江苏仪征县)、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汉阳、无为(今安徽无为县)和蕲州的蕲口；江淮间所设的十三个山场是薪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的商志愿、子安等。榷制规定，园户生产茶叶，先向山场领取“本钱”，采制以后，除交纳租税和本钱的茶叶外，余额也全部交售给山场。商人买茶，先向榷货务交付金帛，然后凭证到榷货务或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
宋代榷茶的政策或制度，由于其政权长期处在一种动乱中，所以变化很大。如开始榷茶，只限江淮、东南一带，“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嘉祐四(1059)，废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宁元年又复榷东南茶)；至熙宁七年(1074)，“天下茶法既通，而两川独行禁榷”，在原来不榷茶的川峡地区，增设提举司，榷川茶以换取边马。又如商人向榷货务购茶，先后只须交付金帛，雍熙(948)后，由于军需紧缺，改令商人输粟京师，或纳粮刍于边塞，然后按值付券兑取荆湘、江淮茶叶。这也就是北宋榷茶中一度推行过的贴射、三说和四说诸法。再如徽宗以前榷茶制度变化多而乱，崇宁四年(1105)，推行引法，榷制才相对稳定下来。引法分长引、短引二种。短引限于产地邻近州县出售：长引在商人纳银钱和边粮后，由榷货务发引，自买于园户，然后贩销指定的较远州军。
南宋、元、明和清代前期，虽有时也实行税茶或其它榷茶方法，但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引制。如元朝，在长引、短引外，只增加一种专门批发给卖零茶者的“茶由”。明清时，分腹引、边引和土引三种，名称不同，但实际性质相近。腹引限销内地，边引运销边疆，土引专行土司所领地区。清咸丰(1855-1861)后，因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商在腹地设栈开厂，引法渐废，榷茶才最后为征收厘金或其它捐税所替代。
从99万捣下冰岛，到茶叶战役的局面变化
前几天，2020年冰岛老寨八百年茶王树采摘权以99万天价认购，超出了9个月前的88万。
看到99万冰岛采摘权的消息，信赖大部门人想的是：一颗茶树而已，真的值得99万，比年炒作，都已经看腻了。
这不能说是错，但也不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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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岛老寨茶农眼里，八百年茶王树就值99万，物依稀为贵，普洱茶市场这么大，每年都会有人要。这还真的是究竟！
●在认购的人看来，99万对于平凡人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对少少部门土豪来说，拍出999万也是有人要的，物以稀为贵，99万冰岛买下来，买的是土豪的身份，这也是究竟。
这是当今普洱古树茶的一场不可制止的“战役”，实在关于茶叶引发的争议汗青上另有许多，我们先来梳理下脉络……
中国人开始发现了茶叶的妙处，并将之先容到全天下。这使得天下发生了一种希奇的变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国家的人无法脱离中国的茶叶。
在当时，中国却是茶叶的唯一生产国，这使得茶叶成为中国在经济和交际的紧张筹码，可也给中国带来劫难，乃至改变天下汗青的历程。
一提及鸦片战役，中国人无不切齿悔恨，鸦片战役的失败给中国带了极重的劫难。剥开层层因素，英国发动鸦片战役真的是为了鸦片吗？
从天下商业史上来看，鸦片战役发作的真正的根源，实在是茶叶。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应该称“中英茶叶战役”。这场战役实在从1784年就开始静静打响，1876年才竣事，前前后后快要打了100年，此中的鸦片战役只不外是短暂的军事辩论，是经济战的一部门形态。
中国茶叶最初由荷兰传送到欧洲大陆，一时间很快风靡欧洲。荷兰使用其其时强盛的水师权势，与精良的港口。很快把持中国与欧洲的茶叶商业，其都城阿姆斯特丹成了欧洲茶叶会合供应中央，利润极高，经常到达2到3倍左右。
在英国，整个英国岂论男女老小，贫富贵贱都嗜茶如命，无茶不欢。据数目统计，英国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就餐时饮用茶叶，均匀每人每年至少消耗3斤茶叶，英国由于独专程理位置，悬孤欧洲大陆外，因此销往英国的茶叶的代价比欧洲大陆的要贵。
为了满意嗜茶如命的国民需求，英国当局一定想方想法得到大量价廉的茶叶，这成为英国当局的职责、任务，也是汗青的一定趋势。
于是，英国当局睁开了得到茶叶的步调：扩大通商、把持外洋商业。其时的英国率先完成的工业革命，其毛纺织品盛行，产量剧增。
随即如饥似渴想跟中国扩大商业，增长通商口岸。在1792年，英国当局决意调派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在庆祝乾隆天子寿辰为名，要求中国增长通商口岸、低落关税、设常驻交际使节。
由于乾隆帝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为英国使臣态度傲慢、不敷恭敬，同时也担心怕打开国门引起内部稳固，谢绝了英国使臣。
与此同时，英国当局为了争取海上霸权，殖民地，曾三次挑起对荷兰的战役，互有胜败，两边气力均受到差别水平伤害。
而第二、三次英荷战役的效果，反而自制了法国，让法国在此中渔翁得利，得到了大片殖民地与商贸长处，国力大增，敏捷成为欧洲大陆最强的霸主。直到18世纪的第四次英荷战役，英国击败荷兰开始获取天下金融霸权，把持外洋商业。
刚开始，英国的通商模式比力简朴，以货易货，正规的贸易生意业务。用英国的毛纺织品换中国的茶叶。
但是由于其时中国人的生存风俗与消耗程度，根本上用不起毛纺织品，也不风俗用毛纺织品，衣物根本上都是用国产的丝绸与土布，购买毛纺织品者险些没有，同时英国也不能提供其他中国人必要的东西，以是英国人不得不自掏银子采购茶叶，在其时中英商业的最高峰期，茶叶占英国从中国入口货品总值的92%，如许中国只进不出，大量的商业顺差，使得无数的白银流进了中国，造成英国恒久的商业逆差。
英国当局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苦思良策。终极，让他们发现，中国人爱吸烟。
于是，英国人就恬不知耻地干起来鸦片商业，先是向其殖民国印度高价出售纺织品，逼迫印度的百姓莳植鸦片，再低价收购，然后再把鸦片运到中国贩卖，调换白银，末了用白银购买中国的茶叶，如许一个三角商业区形成，英国通过这三角商业乐成的抹平了商业顺差，同时又得到了中国的茶叶，成了人生大赢家。
背面，随着鸦片商业越来越大，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严峻动摇了清当局的统治经济，干扰了社会秩序、根基。道光帝便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这就有了汗青上闻名的“虎门销烟”，同时，停止与英国通商。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自由通商实现了，英国获取茶叶比从前更轻易了，但是他们还不满意，他们必要更多的茶叶，更自制的茶叶，把持天下茶叶商业。于是，他们举行本身生产，这点我们必须跟他们学习。
于是，英国将中国的茶树种，连同中国的茶农，制茶师运到印度、巴西等地，探求天气、泥土与中国茶叶生长地相相宜的地域。
颠末再三的勘探，终极让英国发现了印度的阿萨姆地域的天气、泥土与中国茶叶生长地近似，于是英国就开始在印度设立当代化茶叶生产基地，大规模接纳机器生产。
由于机器化生产，茶叶的本钱敏捷降落，而且产量也大，品格也精良。如许，到了1876年，英国消耗的印度茶叶开始凌驾中国，到了1894年，中国的茶叶仅占英国人茶叶消耗的二成，中国仅有茶叶商业换汇已被英国代替，中国完全沦为英国货品的入口国。
就如许，能过近100年左右的积极，英国在接纳通商、战役、与本身生产三个步调后，英国当局乐成的把对英国来讲相称稀缺资源茶叶酿成本身的囊中之物。
用当代话来讲，英国当局试图控制大宗稀缺资源的话语权，发动的恒久经济战，鸦片战役只是此中的一段，就如当今美国想控制石油资源一样。
同样，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古树普洱茶”，它异军突涨，吸引了无数眼球。
只要对本年的普洱茶市场略作关注，就能发现这一轮茶价的上涨，是会合在云南少数几个茶山乃至是村寨中，好比受热捧的名山包罗易武、攸乐、布朗等，而名山又夸大名寨概念，如布朗的班章、普洱的景迈、临沧的冰岛和昔归……都在此轮上涨中有突出体现。
普洱茶多年来受追捧，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其独特的后发酵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味会出现出口感多样化条理化的特点，但如今质料市场的上涨，是否会预支了以后的时间本钱与蕴藏本钱，这是一个必要时间磨练的题目？
云南古树茶的代价没有人去评估过，没有人想过当年的的古树为什么只能买1百？代价是巿场需求决定的。中国的黄金巿场曾经也有80元／克的时间。
现在一棵茶树就是99万，许多生手人、刚打仗茶的人以为，通往云南的茶山的路上都是金山银山，茶农已经富裕，茶农已经变坏，民气不古。
必须说的是，到现在，云南有600多万茶农，古树茶只占云南茶叶的4%，别的96%都是台地茶。4%的古树茶中，名山古树茶的产量更是少的可怜，就那么几个寨子，一个寨子少则几十户，多则一百多户，这几个屈指可数的寨子确实富得流油，但是，这个比重，在云南茶农里，险些只有万分之一。
而其他的茶农，生存在生与死的边沿。
十余年间，云南普洱茶财产的产值提拔了上千倍、公司有数千家、从业职员凌驾万万，很多茶厂从冷静无名一跃成为茶界的标杆企业，而与普洱茶相干的产物正呈多少级增长。
现今古树普洱茶还处于认知本钱太高的阶段，对于一些非产茶区来说，要去辨认一个大茶区的茶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去辨认一个山头的茶了。
普洱市场再现以“涨”谋利的格局，重要题目还在于茶叶消耗的氛围不敷、消耗群体有限，普洱茶引导本领有限；而这，又是中国整个茶财产的通病。要改变这种近况，只有精确引导消耗观念、遍及流传康健文化，将来茶业市场才气真正旺盛。
在无法拦截的期间洪流中，中国已经成为全天下的紧张消耗市场，也早被各大茶叶生产国虎视眈眈地盯上。而汗青悠悠的中国茶，喝起来却始终有些困难，无论国门表里都让人无法轻松。
中国茶叶是怎样从出口把持到出口崩盘的
一、英国人窃茶的故事
1848年10月的某一天，武夷山脚下出现了一主一仆二人。
仆役年约二十岁，身段瘦小，但眼中透着夺目，脸上挂着刁滑，一看就是掮客一类的脚色。
走在背面的主人身段高大，穿着和本地的乡绅没什么两样，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剃光的胡茬透着一抹赤色。
武夷山有许多茶园，主人见到漫山遍野的茶树，眼睛里放出光来。但他险些不语言，全程都是由仆役跟茶园老板交换。
根据仆役的先容，他的主人来自长城以北很远的地方，想要购买茶树和茶种。
茶园老板信以为真，热情的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商泡茶，为他先容茶叶从莳植、采摘到炒青等等一系列留意事项，乃至还带他观光了本身的茶叶生产车间。
主人全程一声不响，只是记在内心，然后趁没人的时间将统统写进了条记。
末了，他购买了两万株茶树苗以及大量茶种。
此人名叫罗伯特·福均，并非来自什么长城以北的客商，而是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潜入中国本地，伺机盗取茶叶生产秘密。
福均的冒险终极乐成了，1853年，茶树和茶种顺遂从上海运到了英国殖民地印度。
实在早在20年前，英国人就发现了印度的阿萨姆地域非常得当种茶，只是种出来的茶叶品格无法和中国茶叶相比。
如今，他们不但得到了中国的茶树和茶种，还把握了详细的工艺。颠末一番积极，可以媲美中国茶的印度茶诞生了。
英国人总算有了本身产的茶叶，不必完全依靠中国了。
十九世纪末，英国人控制下的红茶在全天下脱销，而中国茶叶的出口则全面萎缩，至今也没能规复。
许多人看到这个故事，难免会产生愤恨，会把中国茶叶出口的衰落归因于英国人的盗取。
然而，我们轻微注意一下其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状态，就会发现，真实缘故原由远不是这么简朴。
二、英国人盗取茶种后，中国茶叶出口反而大增有资料统计，鸦片战役前，中国每年出口茶叶约莫45万担，总代价858万两白银。出口茶价为红茶每担26两，绿茶24两。
不外此时清廷实验的是十三行制度，也就是只有十三行才被答应从事出口商业，而外商方面则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把持了茶叶入口商业。因此，利润大多为十三行和东印度公司占据。而英国当局征收茶叶税，以是税收赢利丰厚。
鸦片战役后，开五口通商。交通缘故原由，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1856年，上海就出口了44.5万担茶叶，福州则出口了30.7万担。到1881年，上海出口茶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这个数目远远超出了鸦片战役前的出口量。
而英国入口的茶叶中，印度茶凌驾中国茶是在1870年。
代价方面，1876年从前，中国茶叶的出口代价不停维持在20两以上，1881年之后大幅下跌，跌到16两。
今后，中国红茶出口每况愈下，国际市场被印度红茶占据。
1894年，也就是甲午发作之前，中国红茶出口锐减，茶商丧失惨重，茶农也放弃了茶叶莳植，大量茶园疏弃。中国茶叶陷入全面危急。
从时间来看，福均窃茶间隔中国茶叶出口全面溃败，有几十年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印度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打败了中国茶。假如将中国茶的出口单纯归因于福均窃茶，显然是无法令人佩服的。更况且在这期间，中国茶叶曾经扩大了国际市场。
福均窃茶，固然是作育了中国茶叶的竞争对手，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失败，显然另有更深层的缘故原由。
三、落伍的出口商业体系是中国茶叶衰落的直接缘故原由鸦片战役后，上海开埠，把持了茶叶出口的广州十三行日益消灭，而从事出口商业的茶商开始鼓起。
有些茶商来自通商口岸，他们只是外国洋行的署理人，携带洋行给的钱，去产茶区收购茶叶。
别的有一些茶商则来自产茶区，他们在口岸设立茶栈，绕过中心人，直接将茶叶卖给洋行。茶栈一样平常都有堆栈和旅社，可以储存茶叶，也可以欢迎客商。
茶商是不直接和茶农打交道的，他们只和茶号生意业务。
茶号实在就是加工厂，他们从茶农、茶贩大概茶行手里收购粗加工的茶叶，举行精加工。由于是外销茶叶，以是必要精制加工。
茶行是设在产茶区的中介，必要从官府获取允许证才气谋划。他们重要负责先容茶号和茶农、茶贩的生意业务，从中收取佣金。
这个商业体系分成了三四个层级，也就意味着最底层的茶农要遭受好几层的盘剥，更不消说另有官府的苛捐杂税。
题目是茶商只是将茶叶卖给外国洋行，也就是说，茶商实在并不把握国际行情，对国际市场的变革无从知晓。
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中国就失去了茶叶的订价权。茶叶代价之以是还能维持一段时间，无非是由于市场需求比力强。
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革，代价出现颠簸时，不光囤货的茶商会丧失惨重，最底层的茶农也会因无利可图而扬弃茶园。
而掌控了商业权的英国，在呆板化大生产下，印度红茶不但质量更优，而且代价更低，便可以对中国红茶形成猛烈打击。
四、根本缘故原由是落伍的小农经济竞争不外工业大生产从上述出口商业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茶叶生产模式依然是落伍的小农经济。茶农生产出的茶无论是数目照旧质量均无包管，必要茶号举行烘干等精加工。而茶号的精加工也是人工操纵，质量也是不稳固的，只能择优。
除此以外，其时福均潜入本地，在武夷山观光茶叶制作过程时，发现了一件影响比力恶劣的事变。
他看到工人的手是蓝色的，扣问后得知工人在往茶叶里添加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色素，而这种色素可以让茶叶看起来更绿。工人的复兴是外国人喜好绿色的茶叶。
厥后福均回到英国，披露了这件事，而且故意贬低中国人，导致英国人不再碰绿茶。而中国绿茶在国际市场形象大跌。
日本也干了雷同的事变，他们专门拍摄了影戏，突出中国人在制茶过程中的不卫生征象，反衬日本绿茶制作中的卫生。同时日本人还宣传中国绿茶缺少维他命丙和卵白质。
国际市场上发生的这些事变，中国人其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在宣传层面，中国茶叶已经屁滚尿流。
英国在印度接纳的是莳植园制度。莳植园承包商雇佣印度本地的贫困农夫，冒死压榨。莳植园等同于人间地狱，许多劳工还没到莳植园就死在半路。幸存者也仅仅是维持生存。
在加工过程中，莳植园则大量利用呆板，低落本钱。终极，印度产的红茶在英国的售价只有中国红茶的四分之一不到。
依附低廉的代价，印度红茶以及厥后的锡兰红茶很快就抢占了英国市场极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落伍的小农经济终极败给了工业化生产。
1894年，中国红茶出口全面下滑。此时的清王朝也已经风雨飘摇，就跟出口红茶的运气一样，在随后的甲午战役中屁滚尿流，今后堕入深渊，直至死亡。
探究宋代严苛的茶叶专卖制度
政府专卖制度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种经济手段，目的是使政府在某种物资销售上的利益最大化，其实说到底就是垄断。现今，中国依然对烟草等产品实行专卖。众所周知，只要是专卖的产业，就意味着暴利，其从业者的收入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令人叹为观止。也正因为此，专卖行业极易引发民众的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也使得人们盲目期待能从事专卖这种超额回报的行业，从而破坏合理、正常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在我国历史上，宋代就曾大搞严苛的茶叶专卖制度，对此值得我们一探。政府直接做茶商
中国古代从秦汉帝国开始，就对诸如盐、铁、酒等当时的战略物资或高利润产品实行专卖。专卖制度当然也不全都是与民争利，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国防和战争的需要，必须对某些产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汉武帝时期铁的专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冶铁技术和铁器流传到北方的敌对势力——匈奴那里。当然，专卖给历朝政府所带来的利益，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每一个统治者都深谙其道，并屡试不爽。
正是由于有这一悠久的传统，因而到了北宋立国之初，政府对茶叶实行全过程垄断经营，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政府直接做茶商。过程是这样的，政府给茶农本钱，直接投资产茶业，接着收购所有茶叶，然后组织人力运送到政府开设的茶场或交易市场。而民间的茶商在京城开封或其他指定的地方缴纳金帛、铜钱等硬通货，以换取购买茶叶的凭条，这样才可以到政府储存茶叶的固定地点领取茶货。
北宋为了保证茶叶完全被政府所收购，把货源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即首次交易排除任何一个民间商人），还下达行政命令，规定如果茶农私留茶叶，将按照其所隐匿的数量，分级予以惩罚；私下与茶商交易，也按照其交易量来惩处。如果茶农有抵触情绪，从而毁坏茶树或销毁茶叶，那么也按照其所损毁的数额予以严惩。
本来，全面垄断能使政府独占茶叶贸易的利润，但即便是现代国家，为垄断所付出的人力、财力成本也是巨大的，更何况是古代。毕竟，国家绝对不可以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替代灵活多变、善于经营的商人。更何况，茶叶说到底是一种农产品(000061,股吧)，其先天就有保鲜的时间要求，任何过于干燥和过于潮湿的环境，都会降低茶的品质，因而宋代的官府在经营中，损耗极大。而且，垄断的另一个附属产物就是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北宋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经济活动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政府对茶叶实行直接专卖，主观上渴望独占茶利，但现实市场却非常残酷。宋代国家全面垄断茶叶贸易的后果非常严重，就连政府官员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亟待有所改变。
有条件的放松管制
有鉴于垄断的低效率，宋代政府开始改变。具体做法是，让商人运输粮草等战争物资到国防前沿，按路途的距离和物资的价格发给商人凭证，即宋代所谓的“券”。商人再凭券到京城领钱，或特准到产茶的南方换取茶货。因茶叶利润丰厚，故而商人更多地选择到南方获得茶货。当时把南方的茶叶贩卖到西北一代，收益可达好几倍。
当时因与西夏打仗，政府甚至以远大于商人货物实际价值的高价钱，来吸引商人为国家运输战略物资。再加上特准茶叶贸易的暴利，商人当然愿意做这笔买卖。可是这样一来，原本因战争而堪忧的国家财政就更是雪上加霜了。而且，由于商人对茶叶贸易格外垂青，也因为政府的确有求于商人，致使下发给他们特准购进茶叶的“茶券”过多，而茶叶的产量却是相对固定的，茶券贬值就顺理成章了。这相当于市面上流通的钱多了，而商品总量却没有变化，从而导致货币贬值。有时候，商人手中的茶券总量，要超过全国两三年的产茶总额。这样，政府的信任危机就发生了，商人最初尝到过甜头，现在却要咽下这颗苦果。
再次改革迫在眉睫。到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宋仁宗下诏废除以前的茶叶国家垄断，允许茶农与茶商直接交易，政府收纳茶商在各地销售时的商税。放松对茶叶贸易的管制是茶商梦寐以求的，市场也极为活跃，自由竞争使得政府仅在商税收缴中就获利颇丰。而且，以前为实行垄断所设置的大批机构得以撤销，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支出。
但是，政府只是放松了对茶商的管制，而对于茶农来说，这却是灾难。政府为了继续享有完全垄断时的利益，就把垄断时收购茶农茶叶可获得的巨大收益，都均摊在茶农身上。也就是说，茶农交了“公粮”，才能自由地与茶商做交易。而这种公粮性质的经济作物“特种税”，对于茶农来说，过于沉重，致使很多茶农因此破产甚至逃亡、自杀。政府所收缴的茶农“公粮”很重，那么茶叶的出产价格也就高；出产价格高，那么商人收购后的销售价格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后果便是市面上茶叶的价格奇高，普通饮茶者只能为此买单。还有的消费者根本无钱买茶，只能望茶兴叹。
严格的专卖制
北宋末期，茶叶贸易的弊端愈发严重，于是在权臣蔡京的主持之下，再次对仁宗时期极为有限的茶叶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革新，把宋代初期政府全面垄断下的直接专卖，变成间接专卖。具体做法是，商人先到官府购买“茶券”和专门包装茶叶的“笼子”（相当于指定的包装袋），再前往产茶地区向茶农购买茶叶。购得茶叶后，商人必须入城，在产茶地的官府核准茶券与实际收购量是否相符，之后官府在专用的包装袋上写明数量、茶色、商人姓名、销往何方等相关内容，加盖封印。
到了销售地，商人要再次到当地的官府核准茶券和茶叶，才能正式销售。如果茶商运输过来预备出售的茶叶，超过茶券所特准的量，那么超出部分必须再次购买茶券，才能获准继续销售。待这批货售完之后还要把茶券和专用的竹制茶叶包装物归还政府，予以销毁。
政府可谓用心良苦，在每一个交易环节严密监控商人，以达到专卖的目的，获取较高的专卖收入。这样不仅政府大获其利，而且这种间接专卖制，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激发了上下游从业者的积极性，使商人在茶叶流通中依照市场规律趋利避害，脱离了政府对茶叶交易主观盲目的指挥和控制。政府只是监控和管理茶叶交易，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和销售，这样当然减少了很多行政支出，茶叶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损耗也降低了很多。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成本都大为降?低。
到了南宋，政府对茶叶专卖的控制更为细密严苛，譬如茶券与茶货必须时时相随，商人每次卖出的茶叶都必须在茶券上详细登记，包装茶叶的竹制品必须在茶叶销售后10天内归还官府。茶叶贸易在古代与现代一样，利润率都很高，都是政府重要的税源。南宋更是如此，当时的大学者叶适就曾说，如果没有茶叶，则难以立国。
但专卖制永远只是最有利于政府，而非商人和普通民众。就算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间接专卖，茶商也必须从一开始就高价购买茶券，以至于时人把专门包装茶叶的竹制品称之为“茶大虫”，即吃人的茶老虎。其实，国家垄断与专卖制在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对于某些特殊商品，也许专卖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但即便如此，政府也要谨慎地处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让专卖的“紧”与“松”，能够在国家与国民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