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茶道。
中国吸收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中注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为修身养性的途径，借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有好处。而道家的学说则为茶人的注入了“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的灵魂。同时，还提供了崇尚自然，崇尚朴素，崇尚真的美学理念和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 一、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在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回归渴望，以及人对“道”的体认。具体地说，人化自然表现为在品茶时乐于于自然亲近，在思想情感上能与自然交流，在人格上能与自然相比拟并通过茶事实践去体悟自然的规律。这种人化自然，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人化自然”的渴求特别强烈，表现味茶人们在品茶时追求寄情于山水，忘情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境界。元好问的《茗饮》一诗，就是天人和一在品茗时的具体写照，契合自然的绝妙诗句。
宿醒来破厌觥船，紫笋分封入晓前。
槐火石泉寒食后，鬓丝禅榻落花前
一瓯春露香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
邂逅化胥犹可到，蓬莱未拟问群仙。
诗人以槐火石泉煎茶，对着落花品茗，一杯春露一样的茶能在诗人心中永久留香，而万里清风则送诗人梦游华胥国，并羽化成仙，神游蓬莱三山，可视为人化自然的极至。茶人也只有达到人化自然的境界，才能化自然的品格为自己的品格，才能从茶壶水沸声中听到自然的呼吸，才能以自己的“天性自然”去接近，去契合客体的自然，才能彻悟、天道、人道。
二、自然化的人
“自然化的人”也即自然界万物的人格化、人性化。中国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把自然的万物都看成具有人的品格、人的情感，并能与人进行精神上的相互沟通的生命体，所以在中国茶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沙一草一木都显得格外可爱，格外亲切。 在中国中，自然人化不仅表现在山水草木等品茗环境的人化，而且包含了茶以及茶具的人化。
对茶境的人化，平添了茶人品茶的情趣。如曹松品茶“靠月坐苍山”，郑板桥品茶邀请“一片青山入座”，陆龟蒙品茶“绮席风开照露晴”，李郢品茶“如云正护幽人堑”，齐己品茶“谷前初晴叫杜鹃”，曹雪芹品茶“金笼鹦鹉唤茶汤”，白居易品茶“野麝林鹤是交游”，在茶人眼里，月友情、山有情、风有情、云有情，大自然的一切都是茶人的好朋友。诗圣杜甫的一首品茗诗写道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
自逢今日兴，来往亦无期。
全诗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相结合，情景交融、动静结合、声色并茂、虚实相生。
苏东坡有一首把茶人化的诗：
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精神之中，在中国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中国茶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中国茶人最能领略到“情来爽朗满天地”的激情以及“更觉鹤心杳冥”那种与大自然达到“物我玄会”的绝妙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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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之精髓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一种很有益的和美仪式。中国茶道是“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的有机结合，包括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导引这七种主要义理。中国茶道以“四谛”为总纲，即和、静、怡、真。
和
“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茶道的“和”其实就是中国佛、道、儒三家思想杂揉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知道“和”的思想，并不是儒家独有的。儒、释、道三家均提出了“和”的思想，三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儒家重视礼义引控的“和”。道家倡导纯任自然的“和”，反对人为的规范。佛家推崇的则是超越现世的主客体皆空的宗教形式下的“和”。儒家的“和”，体现中和之美；道家的“和”体现无形式、无常规的自然美；佛家的“和”，体现规范之美。
中国茶道融合了儒、佛、道三家思想，而突出了道家“自恣以适已”的随意性；迎合了中国民众的实用心理。这正是区别于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和谐——中国茶文化不朽的灵魂。
“以茶待客”是中国的习俗。有客人来，端上一杯芳香的茶，是对客人极大的尊重；即使客人不来，也可通过送茶表示亲友间的情宜。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人人情高谊，见外方人之被欺凌，必众来救护。或有新来外方人住京，或有京城人迁居新舍，邻里皆来献茶汤，或者请到家中去吃茶，称为“支茶”。
在现代生活中，以茶待客，以茶交友，通过茶来表示深情厚意，不仅已深入到每家每户，而且也用于机关、团体，甚至成为国家礼仪。不论是宋代汴京邻里的“支茶”，还是现在的人们以茶待客和茶话会，茶都是礼让、友谊的象征，都是亲和、和谐的体现。
静
“静”是中国茶道的灵魂，“和”是因“静”而“和”的，没有“静”的氛围和境界，“和”只是一份残缺的心灵。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之道。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之路。
感悟到一个“静”字，就可以洞察万物、思如风云、心中常乐。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家也主静。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高僧还是儒生，都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路。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洞察明鉴，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虚静的空灵的心境，当茶的清香浸润着你的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就会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就会在虚静中升华，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和交汇，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怡
“怡”是“静”的怡，“和”的怡，因为“怡”是灵魂的跳动，是脉博，是瞬间的人生顿悟和心境感受，是淡雅生命中的一丝丝感动和一次次颤抖。
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它不讲形式，不拘一格。不同地们、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的追求也不同。历史上的王公贵族讲茶道重在“茶之珍”，意在炫耀权势，显示富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重在“茶之韵”，意在托物寄怀，激扬文思。佛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德”，意在去乏提神，参禅悟道。道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功”，意在品茶养生，羽化成仙。普通老百姓讲茶道，重在“茶之味”，意在解渴，去腥除腻，享受人生。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茶事活动中获事活动中获得畅适和愉快的感受。儒生可“怡情悦性”，羽士可“怡情养生”，僧人可“怡然自得”。中国茶道的这种“怡悦性”，使它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怡悦性”也是中国茶道区别于强调“清寂”的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真
“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中国人不轻易说“道”，一旦论道，就会执著于“道”，追求道的“真”。“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真”不全是真假的真，而是人生真善美的真。“真”是参悟、是透彻、是从容、是圆寂、是宇宙……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是真山真水；悬挂名家名人的真迹；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括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的悠闲。茶事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个环节都要求真。爱护生命，珍惜生命，让自己的身心健康、畅适，让自己的一生过得真实，做到“日日是好日”，这是中国茶道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茶道简约之美
贵乎简约之美。简者，简易也；约者，俭约也。的俭约化与简易化，这两者则是密切相关连着的：俭约必简易，简易必俭约。而俭约化与简易化作为一种审美风格体现于啜茗生活中，便形成了的简约之美。此种简约之美，恰恰正是中国的优良审美传统的一大特色。若问，这种简约之美，它是在什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呢？这就是说到我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上就迭迭发生了两种风尚之间彼此殊异和彼此消长之状况。这就是尚酒的奢糜之风与尚茶的俭约之风，两者由于各各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迥乎其异的物质效应与精神效应，因而也就不能不迫使人们对之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与抉择。且看其时南北朝廷频频颁布的禁酒令罢－－－－隆安五年（401年），以岁饥，禁酒。（引自《晋书·安帝本纪》）－－元嘉十二年（435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断酒。（其后待到元嘉二十年、二十一年，则又在局部地方颁禁酒令。）（引自《宋书·文帝本纪》）－－河清四年（656年）二月壬申，以年谷不登，禁沽酒。（引自《北齐书·武成帝本纪》）－－太安四年（458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引自《魏书·刑罚志》）－－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颁的禁酒令中，更有极其严酷的刑罚，谓：“酿、沽、饮，皆斩之。”（引自《魏书·刑罚志》）你瞧，不论酿酒，卖酒，还是饮酒，竟一概都犯了杀头之罪，其严酷程度若此。于是作为对于尚酒之风的一种社会抵制，包括物质抵制和精神抵制，文明而俭约的尚茶之风便就此悄然兴起。而与之同时，茶树的种植，则亦由长江流域的上游而扩展延伸到了中游并下游一带，茶园处处，葱茏生色。特别是在江南的那些产茶区域境内，大大小小茶园更是举目可见，包括有官家茶园，私家茶园，道观茶园，寺院茶园，弥谷披冈，景象不凡。其时尚茶之风，不仅使市井民众深受渲染，而且多少朝廷官吏，以及文人、隐士之辈，也被席卷其中，竞相饮茶。当初文人、隐士圈内，本来是盛行着一种酒佐清谈的世风的，只因在乱世的恐怖政治氛围笼罩之下，他们不得不整日价嗜酒以消遥遁世，醉饮以浇愁释闷，或则借酒以抒悲怀，或则借酒以寄太息。而后来当禁酒令频频颁布之后，他们这才开始转而结缘于茶，从而便也养成了茶佐清谈的世风，这就更其表现出了道家的审美情怀和人生态度。久而久之，那些地方吏，直到帝王将相之辈，亦始效法之。诸如晋惠帝，齐武帝，杜预，谢安，桓温，刘琨，陆纳，王肃，江统，傅咸，孙楚，郭璞，常璩，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在朝廷大臣之中，更有罢办酒宴，兴办茶宴的清廉佳话，盛传于世。随之朝野上下的尚茶之风，尤其是倡办俭约而简易的小型茶果宴之风，则亦兴于一时矣。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这种不施铺张，不设盛馔，佐以瓜果，伴以清淡的小型茶果宴，就蕴含有中国的简约之美这个审美特色，并且人微言轻中国的一种优良审美传统而被沿袭下来，直迄今－－我不知当今茶话会之类，是否即乃属于昔日小型茶果宴会遗风耶？当然，毋庸讳言，中国的审美取向亦有其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即如我国历史上的宫廷和贵族，尤其唐代以降的宫廷和贵族，就恰恰是跟中国的简约之美背道而驰的。只因它们追求的则是森严的礼仪，既有百般繁褥的程式，又有百般豪奢的排场，并还奉行那套不堪斯文、蹂躏文明的跪拜之礼。这些个弊端则全然有悖于中国崇尚简约之美的这个优良审美传统。无怪乎历代宫廷和贵族，尽管堂皇之至，威风之至，凛凛然而不可一世于一时，然而却毕竟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终于随着封建王朝及其封建社会制度被彻底消灭，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现代文明淘汰殃尽矣。而相比之下，中国城乡遍布的那种饮之随意，行之简易且俭约的庶民，尤其是明代以来普遍推行的撮泡茶这种即冲即饮的俗风，恰恰就更体现出了富有自然之美并简约之美的这个审美传统特色。这是中国文化富有顽强生命力并竞争力的一个突出因素。
韩国茶道与中国茶道
韩国与中国唇齿相邻，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茶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特别是茶文化作为中韩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朝鲜半岛。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中国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当时朝鲜半岛可能会接触中国的饮茶，但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忽略。下面从新罗统一、高丽、朝鲜、现当代四个时期来叙述韩的形成和发展。一、新罗统一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中国——煎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兴盛，茶具独立发展，茶书画初起，茶馆萌芽，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一个高峰。（一） 新罗饮茶之始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高丽时代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茶自善德王有之。”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三国遗事》中收录的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这是驾洛国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罗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公元661）,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其中茶作祭祀之用。由此可知，新罗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二）新罗饮茶的发展 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并用茶赐臣民；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于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忠谈曾煎茶献于景德王；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三）新罗茶风的兴盛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于唐土得茶籽，植于地理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四）新罗的饮茶法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新罗统一初期，开始引入中国的饮茶风俗，接受中国茶文化，是新罗茶文化萌芽时期，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且用茶祭祀、礼佛。新罗统一后期，是新罗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总之，新罗统一时期， 新罗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二、高丽王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点茶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和茶具文化日益繁荣，茶馆兴起，茶书画始兴，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二个高峰。 高丽王朝时期，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兴盛时代。高丽的——茶礼在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一）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两大节：燃灯会和八关会必行茶礼。燃灯会为二月二十五日，供释迦，八关会是敬神而设，对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在秋季之十一月十五日设祭。由国王出面敬献茶于释迦佛，向诸天神敬祷。 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礼，君王、臣民宴会有茶礼。朝廷的其他各种仪式中亦行茶礼。（二）佛教茶文化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气氛隆盛，禅宗中兴，禅风大化。中国禅宗茶礼传入高丽成为高丽佛教茶礼的主流。中国唐代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等传到高丽，高丽的僧人遂效仿中国禅门清规中的茶礼，建立韩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它以茶礼为中心，以茶艺为辅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讲究方位与朝向。 高丽王朝时期与新罗时期的明显区别不仅以茶供佛，而且僧侣们要将茶礼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便欲参悟赵州“吃茶去”之旨，其《茶偈》曰：“呼儿音落松罗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入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 著名诗人、学者、韩国精神集大成者李奎报（1168-1241）也把参禅与饮茶联系在一起，其诗有：“草庵他日扣禅居，数卷玄书讨深旨。虽老犹堪手汲泉，一瓯即是参禅始。……”表现了禅茶一味的精神。（三）儒道两家的茶文化 高丽末期，由于儒者赵浚、郑梦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礼。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著名茶人、大学者郑梦周《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道家茶礼，焚香、叩拜，然后献茶，其源出于宋。（四）庶民日常用茶 高丽时代百姓可买茶而饮，在冠礼、婚丧、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礼中均用茶。 （五）饮茶方法 高丽时期，早期的饮茶方法承唐代的煎茶法；中后期，采用流行于两宋的点茶法。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访问了高丽，徐后来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但图已佚失，惟文流传。其《茶俎》条记：“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其时以中国团饼茶为贵，茶具、饮法皆仿效中国制度。徽宗时，是中国点的高峰时期，赵佶本人就是点茶高手，亲撰《大观茶论》。高丽接受中国点当不会晚于北宋徽宗时。 李奎报在《谢人赠茶磨》诗中说：“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绿色的香茶粉。李仁老（1152-1220）《僧院茶磨》诗：“风轮不管蚁行迟，月斧初挥玉屑飞。法戏从来真自在，晴天雷吼雪霏霏”。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点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当时的高丽流行点茶法。 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兴盛之时，初期流行煎，中晚期流行点。茶具文化也极辉煌，并影响日本。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就是代表。 总之，宋元时期，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便是代表。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的最辉煌时期。三、朝鲜李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后期、清朝前期，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茶文学艺术兴盛，茶馆繁荣，形成了以泡为中心的中华茶文化第三个高峰。清朝中期以后，中华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落。 朝鲜李朝时期，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之风颇为盛行，散茶壶泡法和撮泡法流行朝鲜。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更趋完备。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惜已散逸。金正喜（公元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的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菜，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复兴的成果。 在《世宗实录》（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 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但煎茶法和点茶法同时并存。朝鲜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饮茶风尚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朝鲜的茶文化由盛而衰，由衰而复兴。四、现当代时期 现当代是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时期，韩国茶文化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韩国在日本统治下，全国47所高等女子学校中的大部分学校中都开设了课，但茶文化发展缓慢。1945年光复后，茶文化复苏，饮茶之风再度兴盛，韩国的茶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韩国茶人出版了《韩国》（1973），建立了大学，创立了多种茶文化团体，今年又创办了《茶的世界》杂志。 韩国“茶学泰斗”韩雄斌先生不仅将陆羽《茶经》翻译为朝鲜文，还积极收集茶文化资料、撰述中国茶文化史，奠定韩国茶文化向中国寻根的观念； 百岁茶星、韩国茶人联合会顾问、陆羽茶经研究会会长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国并侨居8年，深入中国主要茶区，潜心致力于中韩茶文化的研究，出版了《锦堂茶话》、《现代人与茶》、《中国茶文化纪行》等书，翻译了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和当代庄晚芳的《饮茶漫话》等书。崔圭用先生特别重视与中国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龄后，仍四次来中国，令人敬佩。 精于、成就卓著的韩国国际协会会长郑相九先生译著《中国茶文化学》，内含中国精神、中国茶文化概观等十二章，内容丰富。近年来，常来中国，率团表演韩国传统茶礼。 还有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法师、韩国茶人联合会会长朴权钦先生、韩国茶文化学会会长尹炳相先生、韩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裕信先生、韩国佛教春秋社社会长崔锡焕等韩国茶人也纷纷前来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学者如王家扬（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文华（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悦（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铎（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童启庆（浙江大学教授）、夏涛（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等亦到韩国访问、进行茶文化交流。中国的主要流派和机构也和韩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如太极、中国茶叶博物馆每年都组织许多中韩茶文化交流活动。 旅居韩国的中国籍茶文化学者、韩国中华茶文化学会会长姜堉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在韩国弘扬茶文化，多次率团来大陆参加各种茶文化活动。鉴于他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被聘为“2002年世界杯韩国外交大使”。 在当代，中韩两国的茶文化交流不仅频繁活跃，而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现当代，中韩两国茶文化互动交流。韩国茶文化独立发展并回传中国，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茶道与养生
茶，一可解毒，二可健体，三可养生，四能清心，五能修身。“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此为解毒也！《神农本草》、《本草纲目》中对茶都有“药用”的记载。茶何以被尊为“万病之药”呢？
茶可使人健康长寿。“茶圣”陆羽活了72岁，“茶僧”皎然活了81岁，“五十斤茶”和尚活了130多岁，“不可一日无茶”的乾隆皇帝活了88岁。“尝尽天下之茶”的袁枚活了82岁，女茶人冰心活了99岁……不能说这些“寿星”就是因为喝茶，但确实他们都是著名的茶人。
茶于养生最大的价值，是养性。中国对养性与养气的重视，远甚于对身体是否健康的重视。养性为本，养身为辅，修养性情好，才是真正的养生目的。与中国养生，是一种内在的认同和本质的联系。
现代医学、生物学、营养学等对茶的研究表明，凡调节人体新陈代谢的许多有益成分，茶叶中大多具备。茶能抗癌、防衰老，能提高人体生理活性。目前已分析出茶叶中的达600多种，包括生物碱类、芬多酚类、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与氨基酸类等。
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茶则是对这份天性的最好满足。“品茶者，独品得神”，一人品茶，能进入物我两忘的奇妙意境。两人对品“得趣”，众人聚品“得慧”，茶的心理功效成为保持人身心健康的灵丹妙药。
茶的生理功效不胜枚举。提神益思，提高效率；降脂降压，保持健康；保肝明目，防辐射抗癌变；抗衰老以延年益寿等。是人类的最佳养生之道。但“天人合一”理念表明，只有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因时而宜，因人而宜，注意某些饮茶禁忌，才能健康长寿，更好地养生。
中国茶道与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月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随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是兴于唐、盛于宋。创立中国的茶圣陆羽，自由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其后又于唐代诗僧皎燃和尚结为“生相知，死相随”的缁素忘年之交。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提供了物质基础。.佛教为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的思想内涵，使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可以说，中国从一开始萌芽，就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第一节 禅茶一味
一、“禅茶一味”的思想基础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
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
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
日本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次话一语中的。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
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
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
中国茶道与道家
天人和一 中国吸收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中注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为修身养性的途径，借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有好处。而道家的学说则为茶人的注入了“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的灵魂。同时，还提供了崇尚自然，崇尚朴素，崇尚真的美学理念和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
一、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在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回归渴望，以及人对“道”的体认。具体地说，人化自然表现为在品茶时乐于于自然亲近，在思想情感上能与自然交流，在人格上能与自然相比拟并通过茶事实践去体悟自然的规律。这种人化自然，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人化自然”的渴求特别强烈，表现味茶人们在品茶时追求寄情于山水，忘情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境界。元好问的《茗饮》一诗，就是天人和一在品茗时的具体写照，契合自然的绝妙诗句。
宿醒来破厌觥船，紫笋分封入晓前。
槐火石泉寒食后，鬓丝禅榻落花前
一瓯春露香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
邂逅化胥犹可到，蓬莱未拟问群仙。
诗人以槐火石泉煎茶，对着落花品茗，一杯春露一样的茶能在诗人心中永久留香，而万里清风则送诗人梦游华胥国，并羽化成仙，神游蓬莱三山，可视为人化自然的极至。茶人也只有达到人化自然的境界，才能化自然的品格为自己的品格，才能从茶壶水沸声中听到自然的呼吸，才能以自己的“天性自然”去接近，去契合客体的自然，才能彻悟、天道、人道。
二、自然化的人
“自然化的人”也即自然界万物的人格化、人性化。中国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把自然的万物都看成具有人的品格、人的情感，并能与人进行精神上的相互沟通的生命体，所以在中国茶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沙一草一木都显得格外可爱，格外亲切。
在中国中，自然人化不仅表现在山水草木等品茗环境的人化，而且包含了茶以及茶具的人化。
对茶境的人化，平添了茶人品茶的情趣。如曹松品茶“靠月坐苍山”，郑板桥品茶邀请“一片青山入座”，陆龟蒙品茶“绮席风开照露晴”，李郢品茶“如云正护幽人堑”，齐己品茶“谷前初晴叫杜鹃”，曹雪芹品茶“金笼鹦鹉唤茶汤”，白居易品茶“野麝林鹤是交游”，在茶人眼里，月友情、山有情、风有情、云有情，大自然的一切都是茶人的好朋友。诗圣杜甫的一首品茗诗写道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
自逢今日兴，来往亦无期。
全诗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相结合，情景交融、动静结合、声色并茂、虚实相生。
苏东坡有一首把茶人化的诗：
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精神之中，在中国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中国茶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中国茶人最能领略到“情来爽朗满天地”的激情以及“更觉鹤心杳冥”那种与大自然达到“物我玄会”的绝妙感受。
第二节 中国中的道家理念
一、尊人
中国中，尊人的思想在表现形式上常见于对茶具的命名以及对茶的认识上。茶人们习惯于把有托盘的盖杯称为“三才杯”。杯托为“地”、杯盖为“天”，杯子为“人”。意思是天大、地大、人更大。如果连杯子、托盘、杯盖一同端起来品茗，这种拿杯手法称为“三才合一”，如果仅用杯子喝茶，而小⒈嵌挤旁诓枳郎希庵质址ǔ莆拔ㄎ叶雷稹薄6圆璧娜鲜渡希湃巳衔枋翘旌卦灾擞牧檠俊6杂诓瑁斓赜泻灾Χ擞信嘤Γ说墓妥畲蟆?/p>
二、贵生
贵生是道家为注入的功利主义思想。在道家贵生、养生、乐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特别注重“茶之功”，即注重茶的保健养生的功能，以及怡情养性的功能。
道家品茶不讲究太多的规矩，而是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如马钰的一首《长思仁·茶》中写道：
一枪茶，二枪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未作差。
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
可见，道家饮茶与世俗热心于名利的人品茶不同，贪图功利名禄的人饮茶会失眠，这表明他们的精神境界太差。而茶是天赐给道家的琼浆仙露，饮了茶更有精神，不嗜睡就更能体道悟道，增添功力和道行。
更多的道家高人都把茶当作忘却红尘烦恼，逍遥享乐精神的一大乐事。对此，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在《水调歌头·咏茶》一词中写得很妙。
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
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
碾破春无限，飞起绿尘埃。
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
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三、坐忘
“坐忘”石道家为了要在达到“至虚极，守静笃”的境界而提出的致静法门。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中国把“静”视为“四谛”之一。如何使自己在品茗时心境达到“一私不留”、一尘不染，一妄不存的空灵境界呢？道家也为提供了入静的法门，这称之为“坐忘”，即，忘掉自己的肉身，忘掉自己的聪明。提倡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融化物我之间的界限，以及“涤除玄鉴”“澄心味象”的审美观照，均可通过“坐忘”来实现。
四、无己
道家不拘名教，纯任自然，旷达逍遥的厨师态度也是中国的处世之道。道家所说的“无己”就是中追求的“无我”。无我，并非是从肉体上消灭自我，而是从精神上泯灭物我的对立，达到契合自然、心纳万物。“无我”是中国对心境的最高追求，近几年来台湾海峡两岸茶人频频联合举办国际“无我”茶会，日本、韩国茶人也积极参与，这正是对”无我“境界的一种有益尝试。
五、道法自然，返朴归真
中国强调“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质、行为、精神三个层次。
物质方面，中国认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产出好茶，
行为方面，中国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要以自然味美，一朴实味美，东则行云流水，静如山岳磐石，笑则如春花自开，言则如山泉吟诉，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好不造作。
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朴归真，表现为自己的性心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静、恬淡、寂寞、无为，使自己的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自己与宇宙融合，升华到“悟我“的境界。
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
贵乎简约之美。简者，简易也；约者，俭约也。的俭约化与简易化，这两者则是密切相关连着的：俭约必简易，简易必俭约。而俭约化与简易化作为一种审美风格体现于啜茗生活中，便形成了的简约之美。此种简约之美，恰恰正是中国的优良审美传统的一大特色。若问，这种简约之美，它是在什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呢？这就是说到我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上就迭迭发生了两种风尚之间彼此殊异和彼此消长之状况。这就是尚酒的奢糜之风与尚茶的俭约之风，两者由于各各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迥乎其异的物质效应与精神效应，因而也就不能不迫使人们对之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与抉择。且看其时南北朝廷频频颁布的禁酒令罢－－－－隆安五年（401年），以岁饥，禁酒。（引自《晋书·安帝本纪》）－－元嘉十二年（435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断酒。（其后待到元嘉二十年、二十一年，则又在局部地方颁禁酒令。）（引自《宋书·文帝本纪》）－－河清四年（656年）二月壬申，以年谷不登，禁沽酒。（引自《北齐书·武成帝本纪》）－－太安四年（458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引自《魏书·刑罚志》）－－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颁的禁酒令中，更有极其严酷的刑罚，谓：“酿、沽、饮，皆斩之。”（引自《魏书·刑罚志》）你瞧，不论酿酒，卖酒，还是饮酒，竟一概都犯了杀头之罪，其严酷程度若此。于是作为对于尚酒之风的一种社会抵制，包括物质抵制和精神抵制，文明而俭约的尚茶之风便就此悄然兴起。而与之同时，茶树的种植，则亦由长江流域的上游而扩展延伸到了中游并下游一带，茶园处处，葱茏生色。特别是在江南的那些产茶区域境内，大大小小茶园更是举目可见，包括有官家茶园，私家茶园，道观茶园，寺院茶园，弥谷披冈，景象不凡。其时尚茶之风，不仅使市井民众深受渲染，而且多少朝廷官吏，以及文人、隐士之辈，也被席卷其中，竞相饮茶。当初文人、隐士圈内，本来是盛行着一种酒佐清谈的世风的，只因在乱世的恐怖政治氛围笼罩之下，他们不得不整日价嗜酒以消遥遁世，醉饮以浇愁释闷，或则借酒以抒悲怀，或则借酒以寄太息。而后来当禁酒令频频颁布之后，他们这才开始转而结缘于茶，从而便也养成了茶佐清谈的世风，这就更其表现出了道家的审美情怀和人生态度。久而久之，那些地方吏，直到帝王将相之辈，亦始效法之。诸如晋惠帝，齐武帝，杜预，谢安，桓温，刘琨，陆纳，王肃，江统，傅咸，孙楚，郭璞，常璩，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在朝廷大臣之中，更有罢办酒宴，兴办茶宴的清廉佳话，盛传于世。随之朝野上下的尚茶之风，尤其是倡办俭约而简易的小型茶果宴之风，则亦兴于一时矣。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这种不施铺张，不设盛馔，佐以瓜果，伴以清淡的小型茶果宴，就蕴含有中国的简约之美这个审美特色，并且人微言轻中国的一种优良审美传统而被沿袭下来，直迄今－－我不知当今茶话会之类，是否即乃属于昔日小型茶果宴会遗风耶？当然，毋庸讳言，中国的审美取向亦有其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即如我国历史上的宫廷和贵族，尤其唐代以降的宫廷和贵族，就恰恰是跟中国的简约之美背道而驰的。只因它们追求的则是森严的礼仪，既有百般繁褥的程式，又有百般豪奢的排场，并还奉行那套不堪斯文、蹂躏文明的跪拜之礼。这些个弊端则全然有悖于中国崇尚简约之美的这个优良审美传统。无怪乎历代宫廷和贵族，尽管堂皇之至，威风之至，凛凛然而不可一世于一时，然而却毕竟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终于随着封建王朝及其封建社会制度被彻底消灭，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现代文明淘汰殃尽矣。而相比之下，中国城乡遍布的那种饮之随意，行之简易且俭约的庶民，尤其是明代以来普遍推行的撮泡茶这种即冲即饮的俗风，恰恰就更体现出了富有自然之美并简约之美的这个审美传统特色。这是中国文化富有顽强生命力并竞争力的一个突出因素。
中国茶道与品茗艺术
大相无形，大音稀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品茶艺术花样百出，五彩缤纷。茶文化的核心即茶艺，茶艺主技，载而成艺，主理，因茶艺而得道。
“喝茶喝到老，茶名记不了”，仅《中国茶经》所录，中国天然名茶即达180余种。茶以名山秀水为宅，以清风明月为伴，钟山川之灵秀，得天地之精和；茶叶清灵秀巧，有无限美感。赏茶有“五品”，耳品目品鼻品口品心品；品茶有三看三闻三品三回味，极尽身心感觉之能事，方为欣赏茶艺。
水是茶文化的溶解和寄托。水只是身体之需，而茶则为灵魂之饮。好茶必有好水，好水更有好茶，清泉配佳茗，如佳丽许才子，珠宝嵌壁玉。发茶人清幽之思，念苍生天地之忧，必凭晨露暗泉、世外桃源。
茶艺是茶的艺术，是水是艺术，还是壶的艺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于茶而言，形而上者，也，形而下者，茶技也，水也，壶也。文以字载道，茶以壶载道，以壶演道，以茶具明道。诸多茶具之中，紫砂壶为器中极品、茶艺奇葩。
情因境生，境因茶生。品茗环境，一曰静，二曰人，三曰心。以静品茶，茶品人生；以心品茗，丝竹之声为人声，松涛之啸为人啸，篁林之幽为心幽；与人品茗，人茶共品，出神，出趣，出慧，出智，心为茶之初雪，茶为人之甘露。
心境是品茗艺术的基本要义。一羽白鸽，与茶香共翔，一袭轻云，与茶色相映，白石清泉，如心香一瓣，与茶味共鸣。茶之道，在心在艺，在魂；茶之理，由境，由人，由品。念天地之悠悠，观古今之来者，一壶清茶煮历史，一席静淡出宇宙，善哉善哉，一生何求？
中国茶道起源与发展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 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 ，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益的一种和美仪式。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 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 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 》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 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 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 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引进日本，成为中国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这面旗帜，并总结出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来源于他邦。中国的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 ”,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 放茶叶、倒水。但是在中，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 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事实上中国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 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 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
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
我国审美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乃虚静之美也。
追溯历史，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对于虚静之说，就曾经有过种种论述，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也……虚静之说，本是根底于道家的审美学说。虚者，即虚无之谓也。就大处来说，天地本是从虚无而来，万物本是由虚无而生。至于就小处来说，即如我国审美文化中的这个虚静之美，其“虚”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则亦不例外。这就是说，静乃始于虚也。有虚才有静，无虚则无静。虚静之间的辩证关系之真谛，即在于此。
中国的虚静之美，极富我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特色。比之日本“四规”中所言的枯寂之美，亦称沉寂之美、静寂之美，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是因为，日本文化属于禅道文化，亦即佛门文化的性质。故尔就日本来说，他们在茶事操作的程式中，在审美的过程中，其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需要表达佛门的教义并教规。这就正如日本禅师寂庵宗泽所说的那样：茶意即禅意也，因此舍掉禅之外，就没有茶意；不知道禅味的话，也就不知道茶味。这证明，日本就其本质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禅道模式。他们奉行的美学，则是禅味至上主义的禅道美学，始终至虔至诚地追求充满禅道理念的枯寂之美。所以，就日本来说，他们很难体悟中国的虚静之美。试想，若让心界的全部空间充满宗教的教义、教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如此境况，怎能有感悟的虚静之美可言呢。当然，日本的宗教信仰，本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作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审美文化的比较，旨在说明因两国国情的不同，因而彼此在审美文化方面亦殊有差异。正视这一点，则更有利于彼此之间开展文化交流，便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关于中国审美文化中的虚静之说，对于日常品茗审美而言，并非空泛，仔细品味，有助于在品茗生活中更好地获得审美感悟。其实虚静之说并不玄奥，只需明白一点，即静乃始于虚也，在内心世界的空间里，在受到外物之苦时，在品茗审美之前，需把心灵空间的挤轧之物、堆垒之物，尽量排解开去，静下神来，定下心来，开始走进品茗审美的境界，静静领悟茶之色、茶之香、茶之味、茶之形的种种美感，以及赏鉴文化生活中的择器之美、择水之美、择侣之美、择境之美。这一切，不正是属于虚静之美的境界么﹖
由此可知，历代诗人兼茶人在从事咏茶的创作生活中，在审美的感悟并吟咏中，自然皆离不开亦虚亦静的精神氛围与精神境界。尤其当心灵世界的静氛形成之时，则更给审美感悟并咏茶创作营造了最佳契机。禅有禅悟，茶有茶思。就审美与咏茶创作来说，茶悟出茶思，茶悟出茶情，茶悟出的是不失茶氛的灵气，茶悟出的是不失茶韵的美感，这一切皆跟所谓禅悟迥乎其异。需知，由茶悟而升华，即堪达于无穷美妙的艺术境界，甚至达于像卢仝在《七碗茶诗》中所讴歌的那般如梦如幻，如恍如惚，如通仙灵，如御清风的诗性境界。这正是中国及其审美文化，包括虚静之美所达到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
或问，这虚静之“静”，是不是意味着自始至终需“静”得鸦雀无声，需“静”得肃穆庄严，如日本那般地枯寂呢﹖当然不是这样。中国审美文化中的虚静之说，实质上是指心灵世界的虚静，至于外界环境的宁静，兼顾即可。只要自我心灵不失虚静，则茗叙也罢、说笑也罢、听曲也罢、赏戏也罢，在啜茗中兴之所至，或则朗吟，或则放歌，或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无不可。无怪蜀都一带茶馆，历来盛行摆龙门阵，那就叫做静中有闹，闹中有静，雅中有俗，俗中有雅。我想，这可以说是虚静之美的一种动态样式，动态风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