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煎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茶品诗集”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茶品诗集”相关知识！
刘言史邯郸人。初客镇冀王武俊，奏为枣强令，辞疾不受，人因称为刘枣强。
【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
恐乖灵草性，触事皆手亲。
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
荧荧爨风铛，拾得堕巢薪。
洁色既爽别，浮氲亦殷勤。
以兹委曲静，求得正味真。Cy316.cOm
宛如摘山时，自歠指下春。
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
此游惬醒趣，可以话高人。
【释义】
爨（cuàn），本意为烧火煮饭或灶的意思，此处指烧火烹茶。
歠（chuō），饮，啜。
【详解】
《全唐诗》介绍，刘言史“与李贺同时，歌诗美丽恢瞻，自贺外，世莫能比。亦与孟郊友善”。此诗即记述与孟郊在洛北郊野，自汲山泉，自拾柴薪，自己烹煎，惬意品茗的情景与感受。施肩吾：字希圣，号东斋，睦州分水（今浙江富阳）人。元和十五年（820）进士。不待除授，即归隐洪州西山，世称“华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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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纵横（上）
茶叶本为偶中得
古代有一位神农氏，立誓遍尝百草，用来制药，以解除百姓疾病之苦，因此数次中毒，但都凭借丰富的自救经验而死里逃生。
有一天，神农氏又进山采药，翻山越岭，不辞辛劳。到了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在天上照着，不觉有些口干舌噪起来，便寻找就近的水源，以解口渴之苦。忽然一片树叶飘到眼前，拾起一看，竟不知何物。
神农氏本就有遍尝百草之誓，这次当然也不会错过。但由于几次教训，也不由得慎重起来，看看叶子，颜色清绿可爱，还有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凭着丰富的经验，神农氏知道它应该属于无毒的一种，便伸出舌头舔了舔，竟是苦涩异常。神农氏马上断定它是一种止渴提神的药，就是这种药，衍生出后来品类繁多的茶叶家族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这肯定是神农氏所始料未及的。
西汉
虽然，在唐代以前对茶字有多种说法，但我们由古书上的记载，可确信中国人最早发现了茶。
由种种史料显示，在西汉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喝茶了。如汉宣帝时代，王褒写过一篇僮约(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的押韵文字，其中谈到他从寡妇杨惠家中买进一位仆役叫便了，规定便了应该服务的几件事：除了炒菜、煮饭之外，还须烹、武阳买荼等。当然，在汉代是没有茶字的；但是武阳买荼的武阳，今为四川省成才市西南的彭山县，於唐时属於剑南道，而剑南就是茶的着名出产地。我们可以推测：王褒派仆役从驻守的益州到老远的武阳去买当地的物产茶，来待客或自享，是说得通的。
由王褒在僮约所提到的烹荼、武阳买荼等事，可知汉代已经有人喝茶了。
三国两晋
自东汉末年，局势混乱，群雄并起，最后魏(洛阳)、蜀(四川)、吴(南京)三分天下；而吴国在扬子江下游，接近茶叶的产地，盛行喝茶的习惯。
据三国吴志韦曜传：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从这件事看来，孙皓(吴国第四代国王乌程侯)把茶赏赐给韦曜，作为酒的代用品，如此以茶代酒则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张载在登成都楼一诗中有一句：芳茶六种清凉冠；孙楚在所作的歌上也提到：茶、巴蜀出。这些可与汉王褒在僮约上所说的，印证了在四川地方，不仅表示扬子江流域是中国茶叶的原产地，而且可推定中国人喝茶是从四川省的下流推广到各地去的。
至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在晋书上记载：谢安曾利用茶果招待客人；桓温在宴会的时候，经常利用茶果招待宾客。由此可以认定当时用茶果招待普通的客人，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
南北朝
南朝因为接近茶叶产地的关系，饮茶更见普及，几近日常茶饭事。
至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从南朝归顺的人增多，其中有一位叫王肃的儒者，不喜欢北族风味的羊肉、酪浆，而喜好鲫鱼羹，口渴的时候就喝一点茗汁(茶)；後来王肃渐渐吃惯北方的口味。有一次，他和孝文帝在宴会时，吃了很多的羊肉，也喝了不少的酪浆，於是孝文帝就问王肃说：中国饮食方面，羊肉和鲁羹、茗饮和酪浆，那一种较好呢？王肃就回答孝文帝说：羊为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虽然所好有不同的分别。羊可比为春秋时的齐、鲁大国，鱼可比为邾、莒小国，唯茗就不能做为酪的奴隶了。孝文帝不禁大笑，因此称茶为酪奴；而喝茶的风气也渐渐的传播到西北一带了。
王肃曲意逢迎，遗茶以酪奴之名，自然不是茶的过错。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当时饮茶的普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
唐代，茶叶已经很普及；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於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嗣後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於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
此外，杜阳杂编载有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正如陆羽茶经六之饮上有一段：茶随时代之不同而使用日广，世俗浸润，国朝盛行，两都、荆州、渝州诸地，已成每家之饮料。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着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现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後，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後茶文化异彩焕发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
茶税是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份。宋史.食货志云：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又宋史记载：程之邵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纸
自从陆羽生人世,人间相学事新茶。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大观茶论茶叶着作也是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茶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
由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唐代文化向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宋代文化转型，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面对历史提供的大好机遇，宋代茶业和茶文化自由伸展，形成昌盛的局面。
饮茶之风始於唐,盛於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麽，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斗茶对於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茶史漫话》)。
宋朝的茶，朝廷已想国营，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於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特权。这种作法以后却成为重要的问题。
湖北茶史（上）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二、唐宋时期的茶业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对来说，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较宽裕。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百姓，饮茶蔚然成风。正如陆羽所说：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就是说，从两都到荆州至重庆，家家户户饮茶。由于社会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价不断上涨，农民见利乐趋，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植茶面积的扩大，制茶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不少名茶，脱颖而出。
唐代，鄂西荆巴山地，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树林分布。陆羽云：茶树，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又言：山南以峡州上，生远安、宜都、宜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圻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品与荆州，梁州同。李肇《唐国史补》载：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门团黄。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门者一种。按：陆羽《茶经》乃言淮南之茶，出圻州、黄州者下，恐当时制茶不精之故。这说明，当时圻州所产的圻门团黄，制作精良，堪为上品。除供应内地人饮茶消费外，还远销至西藏，此可证圻州产茶之饶。《膳夫经手录》载。唐建中时期，江夏已东，淮海已南，皆有之。圻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外者，并方厚片，自陈(河南淮阳)、蔡(河南上蔡)已北，幽(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江陵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二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寮字上部换竹]矣。圻水团黄、团饼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上分下鹿]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按：王观国《学林新编》言：圻门团黄，有一旗一枪之号。言一叶一芽也，为茶之极品。
唐，佛教兴起，寺僧以饮茶清思。打坐入静，修身养性。并于寺周围植茶，增加收入。据《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云：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另为仙人掌茶，盖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者见]者，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李白对仙人掌的缘起、生态环境，采摘制造、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五代之世，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今崇阳)，产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可治头痛。五代十国，吴杨隆演武义(919921年)中，隶羊山镇时，吴元年，定拟茶每封十窠，官抽一窠，每窠茶芽二钱五分，茶叶一两七钱。这说明鄂南阳新、大冶、通山等时已产茶。《新五代史》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此可证当时襄阳、随州、江陵、钟祥、天门等，已出产茶叶。故《元和志》、《唐书地理志》，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贡茶，黄州齐安郡贡松萝茶，归州土贡白茶。由此可见，当时出茶之饶。
衍入宋代，江南西道：鄂州土产茶，兴国军土产茶。淮南道：圻州土产茶，出圻春、圻水二县北山。圻水县，茶山在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黄州麻城县山原出茶，安州土产茶，荆州土产，松滋县出碧涧茶。沈子日：茶饼、茶芽今贡。按：松滋县西六十里，有碧涧寺，唐代建。疑此茶系碧涧寺所出。峡州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按《大观茶论》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图经本草》云：巴川峡山，茶树有两人合抱者，所产乃野生之茶。《文献通考》载，宋制，榷货务六，其中有江陵府、汉阳军，圻州之圻口。乾德二年(964年)八月，始令汉阳军、圻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于江陵府、襄州、复州增置务。淳化四年(993年)，废襄州、复州务。恐当时襄州、复州茶非佳品，或不及他处产茶之盛，因而罢之。又有场十三，其中有圻州日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1005年)废。又买茶之处，湖南则江陵府、鄂州、归州、峡州、荆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余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圻口务受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片茶和散茶。片茶，荆湖旧贡新茶芽，大中详符元年(1008年)，上悯其苦，诏罢之。片茶有进宝、双宝、宝山两府出兴国军，大拓枕出陵。散茶，龙溪、雨前、雨后出荆湖末茶，清口出归州。高宗建炎初，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大冶、通山三县。《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元年(1102年)，定诸路措置茶事官，复置司于荆南。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房县土产茶，宋陈造《江湖长翁集》云：底消山峡三分瘴，争课卢仝七碗茶。京山县多宝寺产茶，阳新县花尖山之下，寺中有甘泉，里人用于造茶，其味清香，号桃花绝品。崇阳县，山民畲粟种茶，拙以治生。王洙在《王氏谈录》中云：春初取新茶芽，轻炙，杂而烹之，气味自复，在襄阳试作甚佳。时襄阳已产茶。罗田县，唐宋产茶极盛，宋仁嘉祜六年(1061年)，石桥茶场，买卖归官，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应入岁赋。故《元丰九城志》云：江陵府江陵郡，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宋史食货志》支江陵府贡碧涧茶芽。从上述可见，唐宋时期，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茶税，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宋代，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侵民渔利，时有过取，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时有发生。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阳县拔茶种桑。政和初，李[谬右旁换王]知房州时官榷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李[谬右旁换王]至，即日释之。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适知荆门军，时官榷茶，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数，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洪适轻茶额钱。人咸颂之。嘉定十年(1217年)，郑清之调峡州，时茶商群聚暴，召慕之。景德年间，钱冶知圻水，麻城茶场，岁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黄州府志》)。刘立灾害，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诏许宽一年。(《欧阳修集》)。淳熙间，孟涣知荆门军，蠲免无名茶租，民受其利。乾德三年(965年)，苏晓，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圻、黄、寿等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八百万缗。由上观之，宋代茶业生产，在挫折中有所发展。
三、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恋上武夷茶史
“来，再拍一张。”17日上午，在武夷山茶博园“茶魂广场”，姚国坤教授用相机拍下“茶圣”陆羽的雕像后，又和朋友一起合影留念。
“茶魂广场”是茶博园中华茶历史文化展的一部分。整个广场是武夷大红袍茶叶的造型，周边站列着17位历史名人的雕像，有神农氏、武夷君等民间传说人物，也有陆羽、徐夤、苏轼、朱熹等人。
已过七旬的姚国坤是我国著名的茶学学者，对“茶魂广场”很是赞赏。雕像神农氏的头上为何长有两个牛角？姚教授娓娓道来，神农氏是传授人类播种五谷的农业祖先，也是最早发现茶叶的人，老百姓称他像老黄牛一样为人类做事，所以塑像的头上长着牛角。
解说员施爱红是武夷学院的大一学生，认真地记下了姚教授的每句话。她说：“姚教授的一席话解了谜。武夷茶史真的很迷人。”
9岁的郑佳静与伙伴们一起逐个看雕像的名字。在唐代诗人徐夤雕像前，她们相互询问“夤”字的读音。她说，“看了这些名人的雕像，仿佛走进了历史的长廊。”
千年上城 悠悠茶史
秦汉以降，隋唐以来，杭州城池逐渐移至上城地区，凤凰山麓一带成为隋唐杭州府治、吴越王府、南宋大内。杭州历代名人白居易、钱镠、苏轼，南宋中兴高、孝、光、宁四帝，直至元代张士诚，清代康熙、乾隆、嘉庆三帝，在这里筹划杭州建设，视察民生大计，当也品茗赋诗，历朝典籍、古老地图，彰显着千年上城悠悠往事。
上城并不产茶，但上城的翁隆盛、方正大、鼎兴多少古老茶庄、茶行将飘着特有豆花香的龙井茶推向全国，香飘万里。清代地图表明，直至同治年间，现今西湖大道西端一直为清代康、乾、嘉皇帝行宫。从那里，乾隆皇帝坐画舫到茅家埠登岸，骑马上龙井。如茵的茶园，美妙的炒制，润喉的茶水乾隆皇帝四上龙井，为杭州留下六首御茶诗。这些为龙井茶颂咏的诗歌，赋予龙井茶极深的文化内涵，大多是在上城的行宫内赋就书写的。两宋以来，直至晚清民国杭人嗜茶成风，茶楼、茶馆遍布全城。1937年统计杭城550家茶楼中，上城就有300多家。
上城地区不仅是全国著名的茶叶销售、消费地，还是全国著名的茶叶中转枢纽。钱江上游皖、赣茶，间或也有湘、闽茶，循钱江而下在闸口登陆，或售于上城茶庄，或转火车运上海，运渡重洋，销往海外;或经中河、大运河销苏、嘉，或过长江销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上江茶叶成就了上城地区的茶叶转运业、报关业、保险业、堆栈业。凡此种种，杭州的文史志书均有详载，不一一赘述。
煎茶·煎茶道
我国和日本都是嗜茶之邦，通常我们把喝茶称作泡茶，斯文点的还有煮菜、烹茶、点茶等说法，日本人却呼之为煎茶，一个“煎”字，令人油然联想起茶与中药的绵长渊源。
其实，日本的煎茶指的就是绿茶，盛茶的茶壶却有讲究，叫“急须”，形状小巧玲珑，其把柄与壶嘴成直角，扣在指上浅斟慢酌，方能品出茶中的甘味和涩味，如此慢工细活的道具，偏要叫它“急须”，真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了。
煎茶中，最上乘的是“玉露”，因叶片采用蒸汽蒸煮的“蒸青”技术，外形绿得令人赏心悦目，这就像我们早春时节喝的“头茶”，等而次之的叫作“番茶”，再次的叫“焙茶”……据说，古代日本人只喝抹茶，当时流行于武士间的抹茶道，是典型的武人文化；而喝茶原本是文人墨客间的雅事，于是，京都一带的文人墨客争相以喝煎茶为时尚，还撰写出第一本有关煎茶的专著《青湾茶话》，终于也喝出点道道来，形成了煎茶道，与武人的抹茶道相抗衡，但这已是迟至江户时代中晚期的事。
煎茶道不像抹茶道那么繁复华美，它尊重美，但以简洁为美，提倡“和敬清闲”，即和谐、尊敬、公平、诚信，特别注重饮茶时肉体与精神的舒展，使之渐臻无我之境，当然，要得到这样的心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原以为煎茶道唯日本独有，近日偶阅史书，才知也是我国传过去的，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但我国的煎茶道失传于南宋中期，从继承国粹的角度看，人家确实比我们更有耐心。
煎茶
煎茶[Decoctingtea]：烹茶。因用水煎熬茶汤，故名。
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五代孟贯《赠栖隐洞谭先生》诗：石泉春酿酒，松火夜煎茶。煎茶之法起于何时何地，史无确征。西晋郭义恭撰《广志》，已有膏煎之语。《桐君录》则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煎饮令人不眠。
唐代中叶已盛行煎茶，故陆羽着《茶经》力倡煎饮法。唐代流行饼茶，须经炙、碾、罗三道工序，将饼加工成细末状颗粒的茶末，再进行煎茶。煎茶包括烧水与煮茶，先将水放入鍑（陆羽设计的两侧有方形耳的大口锅）中烧开，到沸如鱼目，微有声的第一沸时，加入适量盐调味；到缘边如涌泉连珠的第二沸时，舀出一瓢开水，用竹夹在鍑中搅动形成水涡，使水沸度均匀，用量茶小勺则量取茶末，投入水涡中心，再加搅动；到茶汤势若奔涛溅沫的第三沸时，将原先舀出的一瓢水倒回去，使开水停沸，这时，茶汤面会出现沫饽，古人以沫饽多为胜。然后开始酌茶，即用瓢向茶盏分茶，其基本要领是使各碗沫饽均匀。煎茶之法有多种，宋代苏辙《和子瞻煎茶》诗咏及三种煎茶法：一种是西蜀法，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一种是北方法，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还有诗人自用的煎茶法，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萤光。
听茶言茶语 与君共勉
品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品茶，不是为了逃避什么。茶叶，已成为家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一有空闲时间，我们总会摆上茶具，泡上一壶清茶，消磨时光。茶叶，是最好的良师，亦是最好的益友。
你是否专心致志地听过茶的言语?它没有振聋发聩的道理，只有意味深长的轻声细语。它从未强迫过我们一定得“听话”，却仍坚持诲人不倦。品茶，已有二十载了，日日与茶为伴，从品茶中受益良多。我将茶的言语总结出如下五句话。
第一，苦茶后有甘来，再难也要坚持。每当人们觉得困难时，往往是最接近成功的时候。所以，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定能有所收获。第二，遇见茶叶即是缘分，无论茶叶好坏都该尊重。茶叶，有好有坏;亲友，有融洽亦会存在有矛盾，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学会包容和尊重。
第三，品茶求的是滋味，再少也要知足。正所谓，知足常乐，欲望越深，越会觉得不幸福。第四，茶叶需要遇到好水，成事亦讲究天时、地利和人和。尤其是人和，千里马易得，伯乐难求。可见，人生遇贵人是多么难得的事情。第五，清茶本通透，再好的茶也要淡泊。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再辉煌的时光总有一日会回归平淡。因此，无需炫耀，无需浮夸，以淡泊之心应万变。
以上就是茶叶这位良师教与我的处世之道，现将之分享出来，与君共勉。
运河之上，茶叶北行，茶风北渐
沟通与交流，是大运河的主旋律，它不仅沟通了南北、城乡、水陆，也承载了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的货物往来和文化交流，其中就包括了茶叶的流通与茶文化的传播。
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茶早已无所、无时、无地、无事不在，但从历史上看，茶自从逐渐走出其起源地(中国西南地区)后，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一种区域性饮品。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风气熏染的仍以南方人士为主，广大北方地区对茶了解不多，消费也少。北方贵族和南方名士对于茶的不同态度，还引发了一则则趣闻。例如，曾在南齐为官，后来投奔北魏的名士王肃喜欢喝茶，每次能喝一斗，北魏都城的读书人称他为漏卮，意思是说他就像一只漏水的杯子。在一次由孝文帝举办的宴会上，孝文帝问王肃南北饮食中羊肉与鱼羹，茗饮与酪浆，何者为上?，王肃回答说，羊就像齐鲁大邦，鱼就像邾莒小国，而茗只能给酪作奴仆。以王肃的身份地位，或许只能这样谦卑地回答，但从此北朝人就把茶呼为酪奴了。北朝贵族还把喝茶称为水厄，对他们而言喝茶不是身心的享受，而仿佛是厄运临头。
酪奴、水厄这两个对茶的别称、戏称甚至是蔑称，说明了北方地区对茶叶的拒斥。然而，这种状况到了中唐前后却有了很大改观。根据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的描述，当时山东、河北许多地方直至京城西安，茶店遍布，往来的行人只要付钱就可以喝茶。茶风之盛甚至让封演感叹：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可见，当时无论北国或塞外，饮茶已成风习。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通常认为和佛教禅宗在北方的兴起有很大关系。禅宗以坐禅为基本的修行方法，为了提神醒脑，也为了清心涤虑，僧人纷纷以喝茶帮助禅修。当禅宗在北方大兴时，禅院的茶风自然也吹拂到了民间。此外，以陆羽为代表的一批嗜茶文人对于茶饮的鼓吹也有助于喝茶习俗的流播。
唐代中叶，茶业崛起并蓬勃发展，茶叶甚至取代了唐代前期的绢帛而占据市场上的首席地位。茶叶产地在巴蜀、江淮、两湖，而销售却远达北国、吐蕃、塞外，如果没有一定的运输网络，茶叶的消费市场或许就会小很多。尽管无法描绘出当时贩运茶叶的具体路线，但茶叶作为一种大宗商品，水运作为一种相对廉价的运输方式，沿运河北上应该是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
中唐前后北方地区茶饮的普遍，既得益于禅僧和文人有意无意的推广、茶业自身的发展，也要归功于大运河为茶叶北行、茶风北渐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唐以后的各个时期，京杭大运河依然向北输送着茶叶与茶文化。宋代东南产地的茶叶向京城汴京运输，也是通过运河。据记载，当时有东西两条路线，其中东路便是从真州、扬州进入运河，北经高邮、楚州、陈留到汴京。史书称东路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运河作为宋代运送东南地区粮食、财货的大动脉，也是茶叶流通的主干道。从东南产地运到汴京的茶叶，主要供应给京城一带的居民。汴京城内茶肆、茶坊林立，和从运河漂来的茶叶是分不开的。
运河流过城镇，催生了沿途一些地方的茶文化。现以有着中国运河之都之称的运河城市山东济宁为例，元代，运河才流经济宁，明代，济宁以居于南北咽喉，子午要冲的地理位置，在汇聚南北货物，吸引各地商贾和手工业者的同时，也孕育了自己的饮茶风尚。明清时期，济宁的运河两岸茶行林立，济宁成为鲁西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茶叶经运河运输，基本来自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种类有青茶、红茶、花茶、绿茶等。青茶多在当地销售;花茶、红茶多转销天津、济南和胶东。
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极大地推动了各地物资、文化艺术、生产技术、风情民俗等的交流与融合。在茶叶的事例中，我们也看到，大运河不仅为北方带去了江南的物产，也带去了江南的生活方式，使北方文化增添了几分江南文化的韵味。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叶虽然微小，也是一扇了解运河以及运河文化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