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及饮茶历史

发布时间 : 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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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时,饮茶的风气已经颇为盛行,无论上层贵族还是民间百姓饮茶之风都大为流行。当时唐朝皇室喜爱的珍品是阳羡唐贡山所产的“贡茶”,因产量很少,故而十分名贵。那时阳羡茶必须要在清明前进到都城长安,茶一做好,立刻快马加鞭传送,一夜之间奔行千里。到朝廷后,必先荐宗庙之后赐予重臣,并以茶开清明之大宴,此茶之身价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宫廷的重视,官府开始培植茶树,于是茶树从野生发展成为农作物来栽种。接着,在上层的带动下,民间也有了种植,因此“茶税”开始出现。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对于上位者的喜好和重视,民间往往也群起效尤,饮茶遂于唐代成为社会风尚,特别是在各大都市茶肆到处可见,《茶经》记载:“……谢安、左思之徒,似皆茶饮,是以与时俱广,浸于世俗,至国朝而盛,两都荆州、渝洲诸地,已为每家必饮之物”。这是对茶饮盛行的情况的描写。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也记载:“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在诗风盛行的唐代,咏茶之作,也是不胜枚举。

唐代还诞生了茶圣陆弱,他对茶有很深的造诣,著有《茶经》一书,时人称其为“茶神”。陆羽和他的《茶经》在茶道历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唐代还有很多名家。继陆羽之后的茶道名家非卢仝莫属,他隐居于少室山,自号玉川子,留下著作《玉川子诗集》。他嗜茶如命,所写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妙趣横生,其中名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和卢仝“七碗茶”更是后来品茗者传诵不已的话题。

唐代时,不仅国内饮茶,也影响了其他各国。“榷茶使”(宋代称为茶马司)掌管对外茶叶的输出。另外,当时来华留学生很多,数日本人最多,日本僧人最澄学成之后把茶苗带到了日本,自此日本开始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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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中国饮茶历史及发源地


中国在古代就开始饮茶,历史悠久,据研究,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下面就细说中国饮茶历史及发源地,可供大家参考。

中国饮茶历史: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并且就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了。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

对于饮茶发源地的探求往往集中在茶树的发源地的研究上来。关于茶树的发源地,有这么几种说法:

1.西南说:“我国西南部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发源地。”这一说法所指的范围很大,所以正确性就较高了。

2.四川说:清•顾炎武《日知录》:“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言下之意,秦人入蜀前,今四川一带已知饮茶。其实四川就在西南,四川说成立,那么西南说就成立了。四川说要比西南说“精密”一些,但是正确的风险性会大些。

3.云南说:认为云南的西双版纳一代是茶树的发源地,这一带是植物的王国,有原生的茶树种类存在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这一说法具有“人文”方面的风险,因为茶树是可以原生的,而茶则是活化劳动的成果。

4.川东鄂西说:陆羽《茶经》:“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山峡川即今川东鄂西。该地有如此出众的茶树,是否就有人将其利用成为了茶叶,没有见到证据。

5.江浙说:最近有人提出始于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江浙一带目前是我国茶叶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历史若能够在此生根,倒是很有意义的话题。

其实我认为在远古时期肯定不只一个地方有自然起源的茶树存在。有茶树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够发展出饮茶的习俗来。前面说到茶是神农发明的,那么它在哪一带活动?如果我们求得“茶树原生地”与“神农活动地”的交集,也许就有答案了,至少是缩小了答案的“值域”。

华夏饮茶历史


中国的饮茶历史渊远流长,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家氏,闻于鲁周公。。早在神家时期,茶及其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春秋以前,最初茶叶人微言轻药用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在咀嚼中感受到茶叶的芬芳、清口并及其收敛收,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时间长了,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人微言轻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还经过了食用阶段这一中间过渡期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在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啬营养,一是为食物解毒。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已经出现。先把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由于秦统一了巴蜀(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延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王褒《童约》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时出现以茶当酒的习俗,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花已比较普遍。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本段节选《茶经》

冰岛及历史


勐库冰岛(当地人也称"丙岛")是临沧市双江县著名的古代产茶村,以盛产冰岛大叶种茶而闻名,是该县最早有人工栽培茶树的地方之一。冰岛茶种是著名的勐库大叶种的主要组成部分,冰岛村是勐库茶种的主要发源地。该地产茶的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时间为明朝(1485年前后),而无文字记载的传说却早于明。对冰岛茶的来历有不同说法:一为当地土司"版纳古茶山引入"说,一为其他地方引入说。

说起现在的冰岛,稍稍懂茶的人无人不晓。然而当年勐库戎氏戎加升建初制所的情形远非如此,冰岛地区地处偏远,路途艰险,外商很少来这儿收购茶叶,茶叶也卖不出高价,后来冰岛村坝卡的初制所被一把火烧毁,来这里收茶的人更是越来越少。

双江县里的领导看到戎加升将其他初制所恢复的很好,便找到他,希望他承包被大火烧毁的冰岛坝卡初制所。早在小时候,戎加升的父亲就经常跟他讲冰岛古茶山是勐库大叶种茶的发源地,茶树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古代是傣族土司的特供茶,计划经济时期,冰岛村因为产量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时候冰岛茶一斤鲜叶才卖到8毛钱,但是他十分的坚定冰岛茶的品质。出于领导的信任和心中的理想,他承包了这个小小的初制所,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冰岛第一个私人初制所。

来到冰岛,他给每一户村民交上了医疗保险,村里也通上了电,他自己出资158万修建了通下山的路。现在冰岛村的村口还有一块碑,就是村民们为了感恩这份厚德而修建的。后又申请注册"冰岛"商标,后来商标局裁定,因"冰岛"是一个国家名,因此也错失了"冰岛"这个品牌。

因为戎加升的努力,把冰岛这块隐藏在大山中的这块璞玉带给世人,让临沧双江的一个小山头变成为家喻户晓的顶级普洱茶区。

饮茶的历史介绍


饮茶的历史

饮茶始于中国,中国人饮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究竟最早在何时开始饮茶呢?目前说法不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是在《本草》中记载的,但当时主要是做为药用,而真正的“茗饮”应是秦统一巴蜀之后的事。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中国就已经有饮茶的习惯,但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在西汉末年王褒的《僮约》中,内有“烹茶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那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许多书籍中都有“巴蜀是茶文化的摇篮”之说。

到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4年),不但饮茶已成为时尚,而且已有专门的饮茶用具,达到商品化的程度。不只在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秦汉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茶树的种植范围也逐渐扩大,由巴蜀扩大到湘、粤、赣地区。至于饮茶方式,在汉代已有完整的待客茶宴,饭后主人用茶器烹茶待客。到了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孙吴据有的现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西一部分和广东、福建、浙江的全部陆地,也是这一时期茶业发展的主要区域。

在巴蜀一带的人民就有用茶和米膏制成茶饼的做法。喝茶时先把茶烤成红色,再捣成茶末,冲泡饮用,或用茶末和葱姜等食物,放在一起煮饮,前者是泡茶,后者是煮茶,煮茶在当时是饮茶的主要方式。到了晋代主要采用纯茶(而不是调和茶)进行烹煮饮用。

中国的饮茶历史


春秋以前,最初茶叶作为药用而受到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快感,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日久,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经过了食用阶段作为中间过渡。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一是作为食物解毒。《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此时,茶叶利用方法前进了一步,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已经开始出现。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另,由于秦统一了巴蜀(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王褒《童约》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时出现“以茶当酒”的习俗(见《三国志.吴志》),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已使用专门烹茶器具,论茶之专著已出现。陆羽《茶经》三篇,备言茶事,更对茶之饮之煮有详细的论述。此时,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和茶的质量也越来越讲究,逐渐形成了茶道。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随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考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调味品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断增多,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此时烹饮手续逐渐简化,传统的烹饮习惯,正是由宋开始而至明清,出现了巨大变更。

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明清之后,随茶类的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出现两大特点:一,品茶方法日臻完善而讲究。茶壶茶杯要用开水先洗涤,干布擦干,茶渣先倒掉,再斟。器皿也“以紫砂为上,盖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二,出现了六大茶类,品饮方式也随茶类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同时,各地区由于不同风俗,开始选用不同茶类。如两广喜好红茶,福建多饮乌龙,江浙则好绿茶,北方人喜花茶或绿茶,边疆少数民族多用黑茶、茶砖。

纵观饮茶风习的演变,尽管千姿百态,但是若以茶与佐料、饮茶环境等为基点,则当今茶之饮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讲究清雅怡和的饮茶习俗:茶叶冲以煮沸的水(或沸水稍凉后),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之原味,重在意境,与我国古老的“清净”传统思想相吻,这是茶的清饮之特点。

我国江南的绿茶、北方花茶、西南普洱茶、闽粤一带的乌龙茶以及日本的蒸青茶均属此列。

二是讲求兼有佐料风味的饮茶习俗:其特点是烹茶时添加各种佐料。如边陲的酥油茶、盐巴茶、奶茶以及侗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又如欧美的牛乳红茶、柠檬红茶、多味茶、香料茶等等,均兼有佐料的特殊风味。

三是讲求多种享受的饮茶风俗:即指饮茶者除品茶外,还备以美点,伴以歌舞、音乐、书画、戏曲等。如北京的“老舍茶馆”。

其外,应生活节奏的加快,出现了茶的现代变体:速溶茶、冰茶、液体茶以及各类袋泡茶,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化务实之精髓。虽不能称为品,却不能否认这是茶的发展趋势之一。

茶之饮,最早的目的在于:解毒、消食、清心、益思、少睡眠;后来有陆羽茶经等等对其方式精益求精,以及少数民族的种种“异样”喝法,都不离其宗;大概宛如诗的雅与风,都值得有心人细细玩味。至若有为“雅”而茶,大概是当今茶艺馆繁盛的原因之一,又或为“道”而茶,比如强调“和敬清寂”,大家见仁见智吧。

藏族饮茶的历史


藏族人对茶的至爱至嗜,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对于藏族来说,茶是生命之源泉,天神所赐的甘露,像空气、阳光、食粮一样,终生不能相离,饮茶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不分男女、老幼、僧俗、贵贱,无人不饮,无时不饮。由此而形成的藏族茶文化更是多姿多彩,绚丽璀灿,成为世界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大凡一种饮食习惯的形成,总依赖于所处客观环境提供的物质,而藏族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干燥、酷寒、素不产茶,为何这里的人们养成了如此强烈嗜好的饮茶习惯呢?于此有必要对藏族饮茶习惯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一些探讨。

我国的茶原产于南方,其中巴蜀和云南是最早产茶、饮茶之地。顾炎武《日知录》说: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中原饮茶是秦时由蜀传去的。巴蜀不仅产茶早,而且是最先把茶作为商品上市交易的地区。西汉王褒《僮约》中记载蜀西民间贸易活动说:牵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境)买茶。说明至少在西汉时蜀人已将茶作为商品。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蜀的商人秦汉之时已与康藏高原东部的莋都夷、牦牛夷等有着交换关系,以蜀中之茶换取莋马、牦牛等。茶这时既已成为蜀中的商品,自然会在这种交换中输入高原东部地区这些藏族先民之中。不过,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产茶不多,即在内地尚未形成普遍的饮茶习惯。高原上的藏族先民当然更无饮茶的习惯。

据藏文史籍记载,茶正式输入西藏是在吐蕃王朝的都松莽布支赞普时期(676704年在位)。当时体弱多病的赞普偶然捡到小鸟衔来的一支树枝,随手扯了几片绿叶放入口中嚼,顿觉神清气爽,身体轻快,于是命大臣无论如何要找到这种树叶。后来大臣在汉族地区找到这种树叶,才知是茶,带回献给赞普,赞普经常食用,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于是茶便成为吐蕃宫廷一种珍贵的保健药物。这种把茶当作保健药物的情况,与内地最早对茶的认识是一样的。《神农本草》载: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神农食经》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都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藏族地区干寒缺氧,食物又是牛羊肉和糌粑等油、燥性之物,缺少蔬菜。

茶中富含茶碱、单宁酸、维生素,具有清热、润燥、解毒、利尿等功能,正好弥补藏族饮食中的缺陷,防治消化不良等病症,起到健身防病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最初仅把茶作为一种保健药看待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吐蕃王朝的前期,由于汉藏贸易尚不发达,由内地输入藏区的茶还很少,只能供王室和贵族享用,藏族人民生活中还无饮茶之习。

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这里所说的常鲁公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奉使入吐蕃议盟的监察御史常鲁。唐自开元后,土大夫中盛行烹茶之艺,烹茶时要加入姜、盐和各种辛香之物以调味,吐蕃赞普见而奇之,不知所煮为茶,这说明当时吐蕃尚不知唐人烹茶之方法,也还未把饮茶作为一种生活享受。再看赞普拿出的茶中,尽是当时天下名茶,寿州舒州者,指安徽的小围、六安茶;顾渚者,指浙江的紫笋茶;蕲门者,指湖北的黄芽茶;湖乾,指湖南的银毫茶;昌明者,指蜀中绿昌明茶。吐蕃宫中收藏了这许多唐之名茶,却又不晓唐之烹茶方法,正好印证了藏文史料中的记载,说明当时茶还是被当作珍贵的保健药而被王室收藏,并未成为广大藏族人生活中的饮料。

在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木简中,记载了吐蕃社会的经济生活情况,但在这些于八九世纪的文献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有青稞、小麦、酒、皮张、牲畜等,却单之不见有茶,这说明至少在九世纪初以前,茶还没有进入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上还没有饮茶之习。

藏族民间饮茶大抵在九世纪初以后才开始,这是因为从初唐到中唐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虽然因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开辟了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渠道,推动了藏汉贸易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唐蕃因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时有发生,争战连绵,在大多数时候双方的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开展,这就极大的制约了茶对藏区的输入。所以吐蕃虽很早就输入了内地的茶,但都没有使茶在吐蕃社会各阶层中传播,更没有使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共同的生活习惯。

晚唐以后,唐蕃双方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睦相处时期。从而使汉藏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长足的进展。

战争状态的结束,使官方和民间的商贸渠道都畅通无阻,这就为茶大量输入藏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给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提供了物资基础。

另一方面,晚唐时期吐蕃的社会环境也为饮茶之习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吐蕃的热巴巾赞普(815838年)开展了空前的尊佛运动,规定了七户养一僧的制度,藏地的僧从此脱离生产劳动,专事焚修,对于每日打坐诵经的僧人来说,茶的破睡和涤烦疗渴作用尤显得突出。唐朝自开元后,因禅宗盛行,坐禅之人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风闻录》)。吐蕃在弘佛时,曾有大批汉族禅僧来藏传法,他们将内地烹茶的方法和坐禅饮茶的习惯首先传给了藏地的僧人。由于藏族对僧人(喇嘛)十分崇敬,他们的饮茶习惯极易被人效法。特别是吐蕃最后一位赞普郎达玛(839842在位)时大力灭佛,寺院被毁,大批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众中的僧人又将饮茶之习和烹茶之法直接传播于普通的人民之中。在物资生活处于相当低下水平和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人们的物欲受到相当大的抑制的氛围中生活的藏族人,茶除了能满足他们生理上的需要外,还能给他们带来心理上享受,填补生活中的一些缺憾。因而,饮茶就从功利需要的基础上更衍生了认识需要、审美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所说: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饮茶作为一种文化就这样在藏族中产生并发展起来。

藏族的饮茶之习既是汉藏人民经济交流的结晶,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虽然今天藏族的茶文化已是独具一格,带有显著藏民族特色的文化,但寻根究底,我们仍可在一些方面发现汉族茶文化的印痕。据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藏族烹茶之法原从汉地和尚学来。我们把藏族烹茶之法和唐宋时内地烹茶之法相比较就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唐陆羽《茶经》记载:初沸则和水量调以盐味,第二沸则量茶当水中心而下,三沸而酌置诸盎

的煮茶方法,至今藏族仍要有用,只是熬得更久一些而已。唐宋时煮茶要加姜、盐、胡桃、芝麻、松实等。现今藏族饮茶也要加这些东西。如唐宋时饮茶是带茶叶一起吃掉的,皮日休《茶中杂咏》说:称饮茗者,必浑而烹之,与渝蔬而者无异,即是说饮茶像喝茶汤一样连汤带叶一起吃掉,现今在藏族中还盛行一种糌粑茶,即将茶粉碎合煮后,连渣带水喝,藏族有句常语:茶渣如油,给孩子吃。认为茶叶渣很有营养,不能丢弃,也源于此。

荷兰饮茶方式历史


提起西方人饮茶,人们自然会联想起世界的茶消费王国英国。其实,最初将茶传到欧洲的,是荷兰商船。

远在17世纪初期,荷兰商人就凭借航海的优势,从澳门装运到中国的绿茶到爪哇,再转运到欧洲。刚开始,由于供需失衡,茶价非常昂贵,一般人喝不起,仅是宫廷贵族和豪门、世家作为养生和社交礼仪的奢侈品。

人们以喝茶来炫耀风雅,争奇斗富,于是,很快的风行了整个上层社会。一些富裕的家庭主妇,都以家中备有别致的茶室、珍贵的和精美的茶具而自豪。在富有的家庭,如果客人来,主人会迎至茶室,用至重的礼节接待。客人落座后,女主人马上会打开漂亮精致的茶盒,取出各种茶,拿到每一位客人面前,任凭他们挑选自己爱好的茶,放进瓷制的小中冲泡,每人一杯。早期的荷兰人饮茶时不用杯子,而用碟子。当沏好以后,客人自己将茶汤倒入到碟子里,喝时必须发出啧啧的声响,表示对女主人的赞美。

随着人们追求喝茶的情趣、口腹享受等欲望的增长,饮茶之风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有一些贵妇人,迷恋喝茶,终日陶醉在饮茶的社交活动中,甚至弃家不顾,引起人们的侧目。在18世纪初上演的喜剧《迷贵妇人》,就是对当时饮茶风尚的生动写照。这出戏更加助长了欧洲各国人民的饮茶风气。

到17世纪下半期,输入量骤增,价逐渐平抑,加上文人、雅士们对茶的歌颂、赞美,于是饮茶之风普及整个社会,人们还敦促商人,上书巴达维亚总督,将茶的输入纳入正常的贸易渠道。到1734年,荷兰茶输入量已达885567磅。

饮茶大众化后,不但以茶为生的商业茶室、茶座应运而生,同时家庭中也兴起饮早茶、午茶、晚茶的风气,而且十分讲究以茶待客的礼仪,从迎客、敬茶、寒暄至辞别,都有一套严谨的礼节,既寓有东方人的谦恭美德,又含有西方的浪漫风情,融合了东西方的精神文明。

目前,荷兰人的饮茶热虽已不如住昔,但饮茶之风依然存在,本地人爱饮茶佐以糖、牛奶或柠檬的红茶;而旅居荷兰的阿拉伯人则爱饮甘冽、味浓的薄荷绿茶;而在几千家的中国餐馆中,则以幽香的茉莉花茶最受欢迎。

银生:唐朝往事


公元863年,春日的娇阳朗照着长安城,高坐于龙椅之上的唐懿宗李漼正在宫中大宴群臣。殿前乐工五百,舞姿冶艳,笙歌绕梁;席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奇食美馐。懿宗在众多大臣的奉陪下听乐观戏,饮酒作乐,不眠不休。或许,这位残唐的无为之君压根儿也不愿理会,就在他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时,几千里之外,南诏王世隆遣将攻打安南(今越南河内),一场场腥风血雨的厮杀正在激烈上演。

正是这个春日的夜幕初降之时,安南高高的城墙下,南诏军攻打城池的呐喊渐渐停歇,夕阳的血光静静地照耀着红水河。城墙脚下,死尸和战象压平了起伏的蒿草地,风中流淌着草木和鲜血的腥膻味。城墙头,被乱箭射得褴褛不堪的旌旗下,大唐安南经略使蔡袭已被毒箭穿心,乌黑的血浸染着他的忠诚幕僚樊绰的戎装。

说起来,南诏王攻打安南的战事早就开始于862年(唐懿宗咸通三年),那时的经略使王宽不能御敌,朝廷便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樊绰随行。当黑夜吞噬了整个城池的时候,南诏大军庆贺胜利的篝火已经点燃,樊绰轻轻地放下怀中早已冷却僵硬的蔡袭,将大唐经略使印信,以及他受蔡袭之命遍访南诏所辖之地的资料紧紧地包裹起来系于胸前。缓缓地站起身来,樊绰将双手交叉护着胸前的包裹,昂起年轻的头颅,他那深情的目光顺着滔滔滚滚的红河水溯流远游,就在这河流的源头,是他早已了然于胸的银生城界诸山,还有,那座隐逸在茫茫诸山之哀牢、无量间的银生城。

那是一直以来总让他魂牵梦萦的城池啊!此刻,樊绰闭上双眼也能清晰地想起它丰富的物产、广袤的版图以及周边睦邻和通达流畅的商路:

银生城在扑赕(今大理南涧)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勐烈镇),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今缅甸景栋),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思茅市、西双版纳州及泰国景迈、老挝北部等地)。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种。外通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又开南城(今景东文景)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今镇沅恩乐),又威远城(今景谷)、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勐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今景洪)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蛮书?云南城镇第六》)。

这是樊绰曾经用双脚丈量过的大地。令他难以忘怀的,不仅是这个南诏国的银生节度使辖区辽阔,山川秀美,民风奇异,更有漫山遍野的茶香伴着金齿(今傣族先民)少女那一脉令人心旌摇曳的笑容。

樊绰虽是中土人氏,但却从祖辈开始就一直服务于大唐西川军,到祖父辈定居成都。樊绰父亲与祖父都是唐代有名气的文人,但因久在军中,他们放弃了大唐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诗人生涯,祖孙三代都致力于大唐与吐蕃、与南诏关系的研究。祖父樊稠于公元746年随由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任剑南节度使的郭虚一同入滇,开始对西部诸蛮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形态研究。父亲樊有同也长期供职西川军,虽然他们在军中位卑职低,但对大唐与南诏、吐蕃的关系非常重视,除了致力于促成大唐与南诏和睦相处,更对南诏政治经济文化投入了毕生的研究。

那是一个春茶吐芽的日子,背负安南经略使蔡袭之命的樊绰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银生城界,但见满目的青山钟灵毓秀,流畅丰盈的山岭蕴藏着自然清逸的灵惠之气,寂静的山谷中,溪流潺潺,莺歌婉转。一棵棵叶片硕大的茶树茂盛茁壮,浮动的茶香随着小风悠悠地萦绕在山头山箐。摇曳的茶树枝头,三三两两的金齿少女,身着筒裙,斜挎竹篓一边灵巧地采摘茶叶,一边吟唱着好听的歌谣,这美轮美奂的景色驱散了樊绰一身的劳顿,也唤起了他的无限遐思。作为一个爱茶之人,他曾熟读先贤陆羽的《茶经》,但如今看到这番景象,不免为茶圣的遗珠之憾感慨万千,可惜啊,那本蜚声大唐的《茶经》字字珠玑,可偏偏未提及远在银生城界的此山此茶,看来真是足有所长,目有所短,目之不及,纵是圣贤也难免臆断啊!其实,早在西汉时银生就已经对野生茶开始栽培驯化,并在无量山和哀牢山遍地种植,所产之茶很早就输往吐蕃和中原一带。南诏和大唐天宝战争之后,南诏王阁罗凤接受吐蕃赞普钟称号,与大唐决裂。吐蕃要求银生进贡茶叶,银生节度不仅要向南诏上贡好茶,还得向吐蕃纳贡,因此每年都要派出上万人上山采摘茶叶和猎捕麝香。所有这些,樊绰后来在前人袁滋所著的《云南记》中一一了然。

一路走走停停,沿途的村舍已然是自己从未见过的干栏式建筑,错落有致地掩映在凤尾竹浓厚的绿荫中,绿孔雀在竹楼顶部的飞翎上歇息,温驯的大象在黝黑的田地里耕耘。樊绰知道,这里是父辈在札记中描述过的地方,这里就是银生节度的辖区。此时的银生不仅是南诏地域最为广大的节度,所领城镇也最多,更是南诏与东南亚和海外进行贸易的重镇。银生与毗邻的通海区域文单国关系长期修好,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

翻过筑有凌云塔的孔雀山,一眼看到了银生城。银生城就座落在横断山脉南延段中的无量山下,前面是红河支流银江。平坦的景董坝里,竹影婆娑,柳树挺拔。城中除几条主要街道学着中土模式建楼外,大多是金齿的竹楼连成的街巷。沿山一带有少部分在银生城经商的蒙人和白族人建盖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其余均为金齿竹楼。

城的对面是逶迤而去的哀牢山脉,千里银江从城东穿越而过,大街小巷弯弯曲曲,但都藏于棕榈树中。就在这座美丽的城池里,樊绰领略到了从来不曾经历过的心动时刻,以至于在这主帅阵亡,守城失陷,尸横遍野的亡命之境,他就那样伫立墙头昂首眺望着早已镌刻于心的银生城。

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带着银生茶叶的浓香,带着那位金齿少女的深情凝眸,让樊绰布满血丝的双眼热泪充盈,他仿佛又置身于银生节度使府邸宽敞的大厅里,那里满屋飘散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气息,那是金齿少女用椒、姜、桂烹煮茶叶的奇香,大厅中央的金线毯上,五名貌若天仙的金齿少女在舞蹈,她们梳着高髻,头戴金冠,身披缀满宝石的流苏,舞姿娇艳。这让樊绰心下惊喜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女蛮国为唐大中皇帝献上的那曲《菩萨蛮》竟然会在自己的眼前真真切切地上演!这首曲子后来成为了大唐教坊里的经典,之后更演绎成了流传千古的词牌名。

象脚鼓、葫芦丝、竹笛、巴乌以及少女嘤嘤的低吟声在大厅里迂回漫长地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在此和谐了,无数相反的光影在此净化了,无数现实的高低在此消失了,谐音盘旋在天宇之下。就在樊绰沉醉其间时,领舞的金齿美人轻盈地向他走来,她双手端着镏金的茶碗,深情款款地为樊绰献茶。这位银生节度使的千金,曾接受过大唐礼仪的教化。南诏王自建立政权以后,就倡读儒书。先王阁罗凤倡导属地向中原学习,不读非圣贤之书。自贞元十五年(799)开始,西川节度使韦臬为改变与南诏的关系,允许南诏派遣子弟到成都就学,赐书习读,传授礼乐诗书。到大中十三年(859)五十余年间,已有数千人到成都和长安学习。而在南诏,唯有银生节度派女子外出学习。眼前饱读诗书的金齿美女对风流倜傥的樊绰一见钟情。她走到樊绰跟前,用一双美丽清澈的眸子,一碗清新馥郁的香茶打动了青年才俊樊绰的心

若不是南诏王与大唐皇帝争夺安南,若不是安南失陷,蔡袭阵亡,樊绰或许最终将重回银生城,抱得美人归。然而造化弄人,此刻的他身负蔡袭重托,必须将印信丝毫无损地交还朝廷!夜色已经浓稠得隐去了天地间的一切,城内已经寂静无声,南诏大军在养精蓄锐,天明就要屠城三日。樊绰推开身边冰冷的将士,踉踉跄跄地奔向红水河。此举有史书为证:863(唐咸通四年)南诏军攻陷交阯(越南),蔡袭战死,樊绰于城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走免。

之后不久,樊绰写就《蛮书》,而关于银生城的那一段爱恨情仇,却成了樊绰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痛,这样的千头万绪,最终只落下寥寥数语: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又或许,其个中滋味,已令樊绰欲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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