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茶圣是谁?《茶经》是谁写的?

发布时间 : 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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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是谁。

古代有诗圣酒圣乐圣……也有茶圣,那么,你知道我国古代的茶圣是谁吗?你知道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是谁写的吗?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茶圣陆羽及其代表作。

茶圣:陆羽(733年-804年),字鸿渐;汉族,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所著《茶经》为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圣”。

茶圣

《茶经》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他也很善于写诗,但其诗作目前世上存留的并不多。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长期实施调查研究,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并擅长品茗。唐朝上元初年(公元760年),陆羽隐居江南各地,撰《茶经》三卷,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全唐文》有《陆羽自传》。

茶圣最大的成就《茶经》

《茶经》是陆羽毕生的心血,也是目前世界现存最完整的第一部关于茶的作品。《茶经》被赞为茶叶百科全书,深受各国人士的追捧。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据说,最早开始于神农时期,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茶经》一书体现了陆羽对“茶文化”的认知。茶不仅可以饮用,还可以作为药材,不同的茶叶有不同的疗效。关于如何选择水源来泡茶?陆羽在经过多次的实验后,出了较为确切的说法。陆羽认为茶水有“三沸”,第一次煮开的水最好不要泡茶,第二次煮开的水为泡茶最佳选择;第三次沸腾的水也不可采用。喝茶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很多人表示第一次听说啊。

陆羽每年都去各地游历考察,潜心研究各地茶叶的不同之处,不仅自己研究,还要和当地的茶农沟通了解本地茶叶历史。陆羽整整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本著作,完成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七岁了。游历期间,他还收集了很多茶叶作为标本,这也为他以后写作《茶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陆羽是什么圣?看完上文的你肯定知道啦。这是因为陆羽写了这本《茶经》,才丰富了人们对于茶的认识,人们发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发现了茶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功能,发现原来喝个茶有这么多的讲究。他的《茶经》,对茶道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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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流行斗茶介绍


日益流行斗茶之风,今天的泉州早已一改斗酒之习。让人更觉高雅健康、亲切淡泊。安溪斗茶早已不限于安溪县内,茶王赛越凤山、跳龙门,广州、上海、北京、香港、日本一路高歌,登堂亮相;茶王竞标价早已是几十万元人民币。今日安溪斗茶,有声有色,有香有韵,有宁静淡泊,也有热闹盛大。名为“斗茶”而实则充满“纯、雅、礼、和”精神内涵,成为中国茶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安溪铁观音更是乘着斗茶长风,香飘九州,名扬四海。

斗茶可谓风靡一时,古代。如同西班牙斗牛一般惹人眷爱。但不同的斗茶要文雅得多,其文化内涵也十足丰富。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又名斗茗、茗战,始于唐,盛于宋,古代有钱有闲人的一种雅玩。

爱斗茶的却不是什么名士高僧,安溪。而是制茶的能人高手、嗜茶的黎民百姓、买卖茶叶的商贾小贩。每逢新茶上市,从茶农小院、茶店茶馆到茶王赛场,处可见斗茶盛景,可闻扑鼻茶香,可得茶中真趣。

源于铁观音得天独厚的神韵,安溪之所以有斗茶。源于安溪人巧夺天工的制茶技艺,源于安溪人的开拓打拼精神。茶中王后铁观 音,从片片采摘到道道工序,全凭茶农的一双巧手一番灵性,没有娴熟精巧的技艺,没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悟性,无法制出色、香、韵俱佳的好茶。珍品、极品铁观音寥若星辰,一斤珍品茶叶卖到几千上万元的天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春茶、秋茶最佳,每年茶叶分四季。春茶以水取胜,秋茶以香韵占绝。一到春秋茶制作上市时,形式多样、规模不一的斗茶”就遍地开花。有时三五高手会聚在农家小院里斗茶,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一字摆开的茶盏,几十个茶杯列成方阵,一场自发的斗茶赛事就算开始了茶叶入盏铿锵有声,竹炉汤沸汩汩作响。滚沸的山泉高冲入盏,茶香袅袅升腾,满院生香,场者先细闻幽香,再品啜甘霖,小啜一口,含在嘴里,翻动舌头,啧啧有声。茶的香力韵力从齿缝直钻心底。撩人心魄的茶香从小院里飘出来,百米之外也可以闻得到。

来自各地的参赛者按规定数量交上一份茶叶,更正规更热火的斗茶要数由各级政府组织的茶王赛。竞赛时。由组委会聘请茶专家茶艺师担任评委,请公证人员监督公证,采用密码审评,按外形、汤色、香韵、滋味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分,决出胜负。经过一番复杂的评审,夺得桂冠的茶王,头戴礼帽、身着红袍、腰扎宽绸、手捧奖杯,满面春风地坐在茶王轿上,由数百上千人组成的彩旗队、管乐队、锣鼓队、舞狮队,簇拥着,吹吹打打,踩街穿巷,好不威风,这一份荣耀就是旧时新科状元也比不上。茶王不时举起手中的金杯向路过的观众示意,那奖杯和他脸上一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其实不过是借茶斗文而已,文人斗茶。闲适幽雅的楼阁酒肆,借清风香露、伴明月瑶琴,斗茶中谈文论友,此番情景并不比李诗仙的举杯邀明月”逊色。嗜茶者更好斗茶,各自揣上一小包七克真空包装的好茶,办公室或同事家中一争高下,好茶自会博得赞许,而人以茶贵,当然更会乐此不疲。

中国古代宫廷贡茶历史介绍


唐朝时。贡茶开始形成制度,并确立下来,历代相传,直到清朝灭亡,延续了上千年。唐代的贡茶制度较为完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朝廷直属的贡茶院制,二是地方献纳的纳贡制。贡院,就是由朝廷直接设立的专业制茶机构,研制贡茶。朝廷选择生态环境较好、茶树较为优良的自然优质品种,在产量较为集中、交通较为便捷的地方,设立专门的贡茶院。也就是贡焙制的茶院,专门负责收集、制作贡茶。有代表性的茶院,就是顾渚贡茶院。

浙江北部的顾渚山是一座富饶之山,当年,它是湖州长兴境内的名胜之地。传说,春秋战国时期,吴王登临此山,回望山下沙洲陆地,以为可以作为都邑,故而得名。唐代时,这里就是著名的产茶区。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说,长城县(长兴县)山谷出茶。宋代《太平寰宇记》称:“顾渚,在县城西北三十里。昔吴王夫差顾其渚,次原隰平衍为都之所。今崖谷林薄之中,多产茶茗,以充岁贡。”

唐代宗大历年间,在长兴虎头崖,政府设立官办手工业作坊,称为顾渚贡茶院,专门负责制造皇帝御用珍品的皇家贡茶。最初设立顾渚贡茶院是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这恐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茶厂,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国营茶叶厂。《嘉泰吴兴记》称:“长兴有贡茶院,在虎头崖后,曰顾渚。右斫射而左悬臼,或耕为园,或伐为炭,唯官山独深秀。旧于顾渚源建草舍三十余间,自大历五年(770年)至贞元十六年(800年),于此造茶。急程递进,取清明到京。袁高、于颛、李吉甫各有述。至贞元十七年(801年),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顾渚泉亘其间,烹茶涤濯,皆甩之。

非此水,不能制也。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及谷雨还。”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贡茶,特别是皇帝专用的御用珍品贡茶,基本卜集中在湖州、常州接壤的地方,主要是长兴、宜兴交界一带。这里东临烟波浩渺的太湖,西北是耸立入云的高山,峰峦叠翠,山间和坡地云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山地间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是茶树生长的优良胜地。这一带交通便利,水运陆运交错,便于运输。正因如此。顾渚茶闻名遐迩,人称: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尤其是两县相邻的啄木岭,俗称悬脚岭,是御用珍品贡茶的出产地。成为湖州、常州太守修贡聚会的重要场所,他们特地建造了一所亭子,取名境会亭,两州太守定期在这里欢聚,交流贡茶经验,以茶会友。

湖州、常州交会的境会亭,成为两州最高长官雅聚的场所,很快便闻名遐迩。太守茶会雅聚,也成为当时官场的一件雅事,广为传颂。每年春天,由两州太守定下吉日,在莺飞草长的境会亭,两州派出精干人员张灯结彩,举行盛大的茶会,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首先祭祀金沙泉,然后举行茶会。据说,这孔金沙泉水十分了得,碧泉涌出,灿若金星。金沙泉至今尚存,已经修葺一新,依然碧泉喷涌。唐朝规定,每年第一批贡茶,一定在清明之前入贡皇宫,以赶上宫中清明祭祖大典。

中国古代茶树栽培技术的发展


茶树的人工栽培,是茶叶生产史上第一次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飞跃。如果说茶树的栽培是由于茶被人们用作饮料以后的事情,那么,茶之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和专业生产,则是茶树为人们栽培以后历史发展的结果。采集野生茶叶,受到野生茶树分布和资源的严格限制,栽培茶树以后,人们就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把茶树引种到一切适于种茶的任何地方,从而赢得发展茶叶生产的某种主动。关于茶树栽培技术对茶叶生产、茶业以至整个茶叶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可惜我们的古人,在我国的古代特别是上古的文献中,并没有因为重要而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资料。所以,本文对我国茶树栽培早期的历史受史料的限制,不得不作些推测。

(一)茶树栽培之始和最早的栽培技术 记载茶树栽培技术的发生、发展,是和饮茶的需要与制茶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相互促进的。我国饮茶,大概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尝试栽培茶树,可能也出现在随后的原始时期①。

在原始阶段,提出栽培茶树的希望是容易的,但从试种到成功地把茶树培育为一种作物,关山迢递,倒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为对原始人来说,他们试种茶树,开始只能是蹈常袭故,其结果,往往是使他们的试种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一人一次的失败,不可能框束其他人或后人对栽培茶树的强烈希望;可能在这种偶然情况下,人们的实践,最后终于取得了栽培多年生茶树的经验。掠夺经营的原始农业,往往是通过搬迁住所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种植与地力枯竭的矛盾的。在一次他们试验播下茶种以后,又适巧遇到迁移,使他们播种的茶苗,免遭了毁灭性的采摘。几年后当他们路过旧址,发现他们播种的茶树生长十分茂盛时,便悟出了幼龄茶树不宜滥采的重要,从他们过去失败的教训中,摸索出了栽培茶树的原始方法。上述假设不错的话,我国是在原始末期就掌握了栽培茶树的简单经验。但在原始乃至整个奴隶制社会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茶树的栽培,最多也只是为了自己的消费和作为野生采集的补充,所以,它始终是闭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到了也只有等到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茶叶的加工制造采用了铁锅以后,由于制茶能力和茶叶质量的提高,随着饮茶人数和社会对茶叶需要的日益增加,茶树栽培,才作为一桩新的生产事业迅速向外传播开来。

上述推论,没有任何文字的直接记载,主要是根据有关传说及考古和民族学资料所作的可能推测。这一茶树栽培的发生和最初发展情况,我国古籍虽然未能为其提供直接的论据,但它记载的早期茶叶史料所反映的奇怪现象,倒可作为上述推论的某种印证。秦汉以前,我国古籍中关于茶的记载很少,有也是一字半句,对当时的茶业,根本看不出什么眉目。可是到西汉王褒《僮约》,可以说是豁然开朗,所记“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一下子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四川茶业生气盎然的情景。我国早期茶叶史料这种断缺又突乎其来兴盛的这种情况,与我们上面所说的我国茶业最初长期局限在边陲一隅,秦汉时随封建经济的发展首先在四川兴起的论点,是互可印合的。

我国古籍对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一般都是晚于现实,低于现实的,从它们的产生到见诸记载,往往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所以,古籍中关于某项茶树栽培技术的最早记载,并不是这项技术形成和产生的最早年代;它不是源,而是流,可以也只能作为当时社会所达到的水平的一种根据。

三国以前,我国古籍中没有任何茶作知识和栽培技术的记载。如果把对茶树外部形态的认识,也可纳入茶树栽培技术知识的范畴的话,那么,我国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最早记载,可上溯到西晋的《广志》。广义地说,我国古籍对茶作技术知识的记载,是从描述茶树的形态特征开始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国古代种茶人没有文化,文化人不谙种茶,古籍中最初对于茶树形态的记载,从西晋开始,一直到唐朝陆羽《茶经》才叙说完整。这里,不妨将这方面的资料摘录于下。

①《广志》(西晋郭义恭著,原书佚):“茶,丛生”;②东晋郭璞《尔雅》苦荼注:“树小如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③桐君录》(原书佚,约成书于5世纪):“茶花状似子,其色稍白”;④《述异记》(传说为梁天监时任。著):“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⑤《魏王花木志》(据考,可能是后魏元欣撰,原书佚):“茶,叶似子,可煮为饮”;⑥《茶经》(唐陆羽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揲担?ト缍∠悖??绾?摇!?引述上刊史料,不在指出我国古籍最初对茶树认识的迟缓发展过程,而主要在于说明陆羽及其《茶经》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因为,《茶经》从整体说到局部,从花叶一直说到种子、根、茎,完成了前代许多学者四五个世纪要说而没有说完整的茶树形态问题。

陆羽《茶经》在茶叶科学技术上的贡献还不只这些,此外,它还对茶树的某些生物学特性、栽制技术和饮用方法,也都作了最早的记载。但关于茶树的栽培,陆羽只说“法如种瓜”。可惜太简单了。我国茶树栽培的具体记载,首先见于唐末五代之间的《四时纂要》。《四时纂要》说,“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敝?嗪屯痢C靠又至?呤?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恚ㄛ眨┲?徊娌豢商?啵?指?酃室病4蟾?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茶未成开(时),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穄等。”“收茶子: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笸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

显而易见,《四时纂要》所说的这些内容,基本是唐朝后期群众栽培茶树经验的记录,陆羽《茶经》,加上后来《四时纂要》记载的有关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朝茶作学说和栽培技术的实际情况。

有人根据上述一些现象,认为“唐以前没有栽培茶树的记载,到唐朝经陆羽的倡导,才开始纷纷种植茶树,才有茶树栽培法的记载。”这显然是反因为果。不错,唐以前的确未见茶树栽培的记载,栽培茶树的方法最初是见之于《茶经》。但唐以前没有栽培茶树的记载,不等于唐朝以前就不会栽培茶树和不存在栽培技术。另外,恰恰相反,不是陆羽的倡导群众才纷纷种茶的,而倒是唐朝茶业的发展,由于社会和生产的需要,才促使陆羽编纂《茶经》的。当然,这样说,决不是否认陆羽及其《茶经》在当时和之后对促进我国茶叶生产发展上的巨大作用。

唐以前有茶树栽培,那为什么我国古籍中直到陆羽时才有具体栽培方法记载呢?这可能主要是由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决定的。在唐以前,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新的茶区,茶园面积有限,茶叶生产只能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交流自给,这时北方除少数统治阶级以外,尚不知道饮茶,南方一些文人虽都嗜茶,但当时社会还不存在引起他们关心生产技术的前提,所以无人搜录。到了唐朝,特别是开元年间因北方大兴禅教,晚上坐禅不睡、不吃,只准喝茶,饮茶的习惯才迅速在北方流传。随着北方对茶叶需要量的不断增加,南方的茶叶生产也日甚一日地扩大,在这种饮茶、种茶大发展的形势之下,社会需要有关茶叶的知识,生产希望有具体的栽培记载,陆羽适应形势的需要,撰写了《茶经》;出于同样的情况,韩鄂把茶树栽培作为一项重要生产技术,编进了他的《四时纂要》。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以前,所保持的仍是手工生产与原始技术,这种技术的进步纯粹是自发的,极端缓慢的。”①根据列宁所说的这一古代技术发展的特点,可以明显看出,唐朝记述的茶树栽培技术,绝不是唐朝某个人或一个短期内一蹴而就的创造,而是对前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和劳动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我国古代茶树栽培技术的进步尽管缓慢,但每隔一段时间以后,在栽培技术的某些方面,总还是有所突破和发展的。

如宋朝在茶叶采摘和茶园除草方面,就较《茶经》和《四时纂要》的记载,更加具体并有所发展;明朝前期,主要在茶园的经营管理方面,后期,突出在茶树育苗和修剪方面,又较过去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和创造;清朝,可能由于贸易对名贵茶叶的特需,又在花卉无性繁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茶树的压条繁殖法。我国古代茶树栽培技术,就是这样不断汇集劳动人民的一点一滴的创造,一步一个脚印地缓慢向前发展的。

“茶禅一味”与中国古代文人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有一千多年的茶文化历史。所谓文化,从广义上来讲是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创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茶文化虽然只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丰富的内涵,是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

夹山寺历史悠久,曾是佛教禅宗祖师讲经之所,唐代高僧善会,宋代高僧圆悟克勤都曾在夹山寺讲经说法,普渡众生。夹山寺是佛教禅宗“宗門第一书”《碧岩录》的结集圣地。夹山是誉满东南亚的茶禅祖庭。夹山寺开山祖师唐朝善会讲禅说法,悟出了“茶禅一味”的真谛,并且由宋代高僧圆悟克勤的亲笔书写,刻为石碑,一路流传下来,成为千古绝唱。“茶禅一味”,佛家与茶结缘,不仅对丰富茶文化内涵、提高茶叶生产技术起到巨大的影响;而且从佛教仪式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饮茶程序,是中国茶文化史的源头活水。

纵观茶史,茶经历了由野生采集到人工栽培的漫长岁月,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寺院植茶使得僧人成为最早人工栽培茶树的人群之一。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植的佳茗,款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使得茶的活动成为一种文化,达到超凡脱俗的高雅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 无相,不即不离。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味”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处,均在主体感受,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依山建寺,依寺种茶;早成古风。僧人戒五欲,既无“洞房花烛夜”之欣喜,也无“金榜题名时”之春风得意,讲禅读经、饮茶品茗,便成了淡薄名利的僧人基本功课和主要嗜好。

僧侣敬神、坐禅、念经、会友终日离不开茶。禅体现了井然、朴素、养性、修身、敛性的气氛,也揉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感情。禅宗在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并移植到日、韩等国,现在已向西方世界传播,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努力。

自古以来,茶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来名士爱评水,自古山僧喜斗茶”。这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六安山道僧叶馆写的一副对联,十分精确地道出文人与僧人评水斗茶的殊好。茶文化与禅文化同时兴旺于唐代,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

中国文人历来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个人抱负与社会认可的不一致,故而从“学而优则仕”的参政之路,转向“退而求其次”的归隐生活,三五人,或饮酒或品茗,坐而论道谈古论今。“茶禅一味”,茶的清心、淡泊恰恰符合文人的这种心态,文人对茶的追求,不单单在于茶的本身,而是追求一种纯净深远、空灵的意境,于是“茶禅一味”也就成了文人墨客在归隐时,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也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作为最有文化和艺术品味的群体,文人品茶具有一种极其空灵的特色,他们常将自己置于自然界的山水之中,品茶作诗,十分讲究泡饮技艺。明人《徐文长秘集》中描绘了一幅幅美妙的品茗图景:“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藓苍苔,素于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种品茗环境给人带来的悠闲安逸,不是用普通语言得以形容的,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孜孜以求这种陶渊明式“悠然见南山”的佳境。

文人大多仕途失意,归隐自然,文友相叙吟诗联句,与佳茗相伴,与茶结缘者不可胜数。茶可以使人清醒,排遣孤闷,令人心胸开阔,助诗兴文思而激发灵感。茶是文人生活中一件韵事,一大乐趣,一种高雅的活动。品茗为文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增进了心性修养,历代骚人墨客都知茶爱茶享受茶,许多著名的诗篇便是在茶香中酝酿创作出来的,历代皆有名篇,特别是唐代,有“不饮茶做不了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诗”之说,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古今茶诗的扛鼎之作,传为千古绝唱,其以“饮茶七碗飘飘欲仙”和皎然“三饮便得道”并称为历史上品茶得趣的前辈。宋代苏轼是大文豪,亦是茶仙,“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把茶拟人化,美化,被广为传诵……

茶乃大自然的精灵,其质朴无华自然天成,文人寄情山水间,不思利禄,不问功名,“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带给文人的是净化,是纯洁,心灵的纯净与山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找回最自然的真我。文人之性情、亲情、柔情和茶情,皆在茶中得到展示,真可谓“从一杯茶叶看世界”、“壶中乾坤大,松案岁月长”。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从元朝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发展过程中,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文人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消极聊倒的倾向。

茶禅文化是一个容量很大、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文化圈。它起源于夹山寺,千百年来,传播于神州大地,并蜚声海外,但是它并不 局限于佛教文化,它的主流确实是中国佛教的。它由禅而兴起,继由禅而成熟,终因禅而成就。它虽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脉络却由佛教而一以贯之。

中国茶文化因其历史渊源的深远,而汇入于厚重的中国文化主流,并且具有独特的中国人性。作为溶汇儒、道、释三派的美学观点,“天人合一”成为中国的哲学基础。儒学的“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道家的“宁静致远,道法自然”,佛教的“茶禅一味,梵我一如”,其要义均在于人与大自然的精神联系与心灵感悟,是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感性交流和精神融通,最终达到“思与境偕”、“情与景冥”的境界,这便是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品茶需要有一份佛家的清寂,道家的超尘,儒家的风雅,远古的空灵虚静。“茶禅一味”,正是反映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常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过去与未来,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感悟“茶禅一味”的高雅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主张有秩序,相携相依,多些友谊与理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的审已、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别人。

湖南石门的夹山寺,几经沧桑,历来为墨客骚人云集的地方,晨钟暮鼓,云遮雾罩,神秘莫测,历代高僧辈出,颇有盛名。“茶禅一味”作为茶禅文化的最高准则由此间创立,是不奇怪的。渊源深厚茶禅文化以及发源地夹山寺,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尤其实考古、宗教、历史、旅游等方面的重视,厚重的文化底蕴必将带来经济的腾飞。

作为作为本文的结尾,引用已故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诗句:“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谒,不如吃茶去” 。赵朴初先生又说“我自称茶人,实际上要达到‘吃茶去’的意境还需修练多年,或许这就是我终身追求的目标,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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