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茶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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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说，自己一生所有的创作都源自《红楼梦》和《金瓶梅》。两部旷世之作仿佛两位绝色佳人，一是大家闺秀，一是青楼头牌，前者常被人津津乐道，后者则因为不符合传统道德标准，哪怕美若天仙艺压群芳，也永远“不登大雅之堂”，偶尔才被羞答答地提起。看过《金瓶梅》的都不免为它叫屈，也许其中确有陋俗，但从再现社会生活的角度，称之为经典亦不为过。就以“品茶”来说，《金瓶梅》中描写之丰富生动，丝毫不逊于《红楼梦》。
《金瓶梅》中“品茶”之多，令《红楼梦》无法企及。一人独品，两人对饮，众人聚饮，应有尽有。比如第三回中“胡桃松子泡茶”、第七回中“蜜饯金橙子泡茶”、第十二回中“盐笋芝麻木樨泡茶”，第七十三回中“土豆泡茶”等等。《金瓶梅》产生于明代，《红楼梦》问世于清代，时代背景不同，饮茶的风俗也大不一样。《金瓶梅》时代，恰逢饮茶风俗从“烹煮法”向“冲泡法”的过渡和转换时期。直到清初，饮茶才只泡不烹。因此，《金瓶梅》中很少喝清茶，必须要加入鲜果、花卉等配料，然后沏入沸水，喝茶的时候要把这些配料一并吃掉，有时候配料有二十余种之多，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比如第六十八回：“用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泡茶”。这也是《金瓶梅》和《红楼梦》在“品茶”方面最大的不同。拥有如此美好的茶事，或许也是张爱玲之所以钟情《金瓶梅》的原因之一。
明朝人吃茶，所放配料是十分考究并有所拣选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若欲用之，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榄仁、栗子、鸡头、银杏之类，或可用也。”顾元庆《茶谱》云：“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而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如今，我国汉族地区早已不见果品泡茶，但藏族和云南纳西族还吃“酥油茶”，要放盐、糖、花生米和核桃肉。云南白族的“三道茶”，要放红糖、核桃仁、花椒、蜂蜜等。但是，文人墨客却不好如此饮茶，因为茶有真味，果品会夺其香、夺其色、夺其味，如何共饮之?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可以救人命，因此而伟大。张爱玲认为：“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茶之美，毋庸置疑。“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张爱玲说这就是大美之至。不同的人喝茶，追寻的是不同的境界。有的追求口感，有的享受回味，有的希望以茶静心或得到开悟，还有的则把茶当做无话不谈的知己倾吐心声。人与茶相知相惜，最美之处便在于：找到你懂它、而它也懂你的那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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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的茶历史
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后人于此评价甚高：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进。按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
明人认为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这种瀹饮法实际上是在唐宋时就已存在于民间的散茶饮用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一些文士如文征明、唐寅、徐渭皆是一时怀才不遇的大文人，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又都嗜茶，因此他们有能力开创了明代文士茶的新局面，他们都有不少佳作传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与前人相比，他们更加强调了品茶时的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审美情趣的营造，这在他们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画作中高士们或于山间清泉之侧抚琴烹茶，而泉声、风声、琴声、与壶中汤沸之声融为一体。或于草亭之中相对品茗，或独对青山苍峦，目送江水滔滔。
茶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就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产品，而成了人们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媒介。
明初社会不够安定，使得许多文人胸怀大志而无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琴、棋、书、画，而茶正可融和于其中，因此许多明代茶人都是饱学之士。这种情况使得明代茶著计有五十余部之多，其中有许多传世佳作。
其中，陈继儒撰《茶董补》，朱权撰《茶谱》，于清饮有独到见解;田艺衡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人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士情趣;张源以长期品饮心得、体会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撰《茶疏》，独精于茶理。在这中间，朱权及其《茶谱》尤有重大贡献。
朱权(公元1378-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世称神姿秀朗，慧心敏语，因招其兄明成祖朱棣猜疑，长期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不问世事。他在《茶谱》中就明确表示他饮茶并非浅尝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
朱权对废团改散后的品饮方法进行了探索，改革了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提倡从简行事，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顺其自然之性。
明三宝太监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曾奉使七次远涉重洋，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等地，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每次都带有茶叶。
南亚诸国对于中国茶叶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正是中国从海上通往地中海和欧洲各国的中介地。元、明以后，中国茶经过这些国家传向西方，形成了一条海上的茶叶之路。正是通过这条途径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才开始遍及欧美。
安化黑茶是明朝官茶
历史上，茶叶由朝廷的“茶马司”控制，安化黑茶除去上贡皇家的贡茶以外，其余的都是用来以茶易马，称之为官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历时千年之久的“茶马交易”，从中国的唐朝开始至清朝末年结束。明·正德元年(1506年)都御史杨一清疏曰：“自唐世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间，遂为定制......”。
安化黑茶品质好，更适合西北牧民饮用。安化黑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西北是可以自由边销的。安化黑茶的边销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宋代或以前。
明·洪武末年，朝廷实行“茶马法”。“明太祖立茶法，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请引，方许出境货卖。每引茶100斤，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帖付之，旋复今采汉中茶，以易马匹，每茶50斤为一包，二包为一引。”如《明史，食货志》就有“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值贱，商人率境采私茶”的记载。明朝以前的宋元时代没有实行“茶马法”，茶叶可以在西北自由流通到明洪武末年朝廷才实行“茶马法”，禁止走私茶叶。明朝政府除设司管理茶马交易外，还专任御史巡茶。由于安化黑茶极大地冲击了汉中、四川的官茶，在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御使李楠以安化黑茶销西北妨碍茶马法政为由，请求朝廷禁运。另一御使徐侨则上奏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安化)茶多而值下，湖(安)茶之行(销)，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安)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认为湖南安化黑茶对西北游牧民有利，不宜禁止。自此，安化黑茶于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才由朝廷正式定为官茶，远销西北，“以取代汉川之茶，贮边易马”。
十六世纪末，由于安化黑茶量多价廉，在西北边区取代了四川乌茶的领先地位，安化成为了中国黑茶最大的产区。从明朝被定为官茶到现在这，已有400多年历史了。
古人吃茶的智慧
茶入馔是这样一件神奇的食物，当你靠近它，用尽全力去品味它的时候，扑入你鼻间脑海里的，竟然不是关于这种食物的油盐酱醋气息，而是一幅清新绿意的画面，随之而来的扑鼻的茶香，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是季节馈赠的礼物。擅长料理的大厨绝不会错过采用春茶来做菜，提鲜去腥，其滋味清新又自有一股馥郁的茶香，由口入心。难怪苏东坡诗云从来佳茗似佳人，而佳人，正是这一时节春茶带给我们的美好体验。
以茶入馔，古已有之，传统的饮食文化里就有春日茶食的说法，原料里包含了茶的糕饼点心叫做茶食，用茶做的菜叫茗菜，加了茶的粥叫做茗粥。其特点是口味清淡、原材料简洁，既能保持原料的风味，又能突出茶的特性。要知道茶叶中水溶性物质仅占茶叶干重的40%左右，大部分不溶于水的物质，在饮用时都没有被利用，而随茶渣一起被浪费掉。用茶叶巧妙制食，可更多地摄取茶中的有机营养成分，带有保健作用，尤其春茶得天地之灵气，生命力最为旺盛，除了给味蕾更多新鲜感，为身体健康也助一臂之力。
杭州菜中龙井虾仁是最出名的一道茶菜，经验丰富的大厨懂得选用不嫩的新茶茶叶来制作这道茶菜，这样烹制时不会马上煳掉，叶片也自然会舒展开来。茶与食材发生作用的是其中的酵素，犹如天然味精般，可以激发食材的鲜、嫩、香。这是新大陆的总厨路师傅的经验之谈，他亲自设计的春日茶食里有几道绝鲜美味香脆春茶豆腐鱼、抹茶鲜虾春韭烧卖以及龙井茶香鲜鱿卷。关键还要看茶的烹煮方式以及要找到与这种茶口感相应的食材，用错方法就麻烦了。有些用泡开后的茶叶去炸酥取其香气，有些则以茶汤调其鲜美并去除油腻，茶的口味不宜过分浓郁，否则会遮盖食材本身的原味，适得其反。
花下吃茶
花下吃茶
吃茶，是雅事。
雅事自然要在雅致的环境里做。比如一些古装影视剧里面，屋外风雪飘飘，屋内炉火煮茶，一把木勺舀起的茶汤，醇香浓厚暖到心底。我不禁多次感慨：“看人家多雅，围炉煮茶，款款吃茶。”
明代以前，人们习惯“煮茶”，吃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谈到煮的要求：“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以上老水，不可食也。”明代以后，开始直接用开水泡茶，才有“喝茶”一说。我有点小矫情，以为喝不如吃雅致，比如喝酒与吃酒，意境大不相同，那就还是说吃茶吧。
喜欢茶艺表演之外的纯粹吃茶。有一年在泉州，遇见一个旅游车司机，在车门上改装了一处小茶台，停车时便自得其乐，吃上几杯，一路都是满脸笑意。
去年春分日，同事带着茶文化专业的学生到桃花树下上茶席设计课，她和学生一起，铺桌饰，选茶器，备茶具，焚香、插花，学生灵感泉涌，设计出 “清风引”“踏春”等主题茶席，春风习习，有鸟儿在枝头啾啾，有花瓣飘落，有音乐袅绕，有茶点可心，别开生面的课堂，引游人纷纷驻足欣赏。
我寻了欧阳修的《阮郎归》发给她：“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她连说甚好甚好，溪水清澈，惠风和畅，蝶飞燕舞，如此美好的画面，一定要朗诵给学生听，正好与茶席主题相配。欧阳修另有《踏莎行》，挑两句出来应景也是不错：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薜荔依墙，莓苔满地。青楼几处歌声丽……
我们开玩笑把这种不在室内的吃茶称为“野”茶，别有意趣。
前些时，也与这同事吃过一次“野”茶。那日，阳光明媚，我们开车过大桥，从长江北岸到南岸的山地公园，在山坡上寻了一处平坦地，铺上垫子，摆上简单茶具，还有茶点、水果，席地而坐，以蓝天为背景，以绿树繁花为装饰，抛开一切琐事，静心沉浸在茶香里——老白茶、大红袍、老茶头、乌龙……言笑晏晏间，引来游人多少艳羡。同事说：“可惜没带公杯，不然可以给他们敬杯茶，大家一起吃野茶。”
这几日，学校附近的运河公园里桃红李白，花事正盛。同事再次相邀：周末天气晴好，去运河公园吃茶可好？我们几个人争先恐后：甚好甚好，同去同去。我厚着脸皮改了一句诗：和风丽日春光好，忙向花下吃“野”茶。
且吃茶去
且吃茶去
曾有人把真正的读书人分为狂与狷两种，认为狂者有为，狷者无为，甚至引申到酒与茶，酒就是狂者，茶就是狷者。认为唯有茶，能让人冷静，让人悠然神会，让人淡然出世。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邶风·谷风》）“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豳风·七月》），有《诗经》为证，皆为诗词吟茶咏茗最早的例子，有所不同的是，此“茶”字多一横为“荼”。
茶，自古至今所用名称甚多，如：荼、苦荼、槚、榎、蔎、茗、荈、葭、葭萌、椒、茶、苦茶、茶茗、茗茶等。还有一些雅号别称，如：不夜侯、余甘氏、森伯、涤烦子、清友等。随着名茶的出现，往往以名茶之名代称，如：龙井、乌龙、毛峰、大红袍、肉桂、铁罗汉、水金龟、白鸡冠、雨前等。称谓极多，美不胜收。
战国时代的《神农本草》有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于是，便有更多的人采茶叶而饮用。若茶饮自神农始，推算来大抵五千多年乃至万年了。东晋时代的《华阳国志·巴志》有记载：“园中芳蒻香茗。”像荼、槚、榎、蔎、茗、荈、葭等称茶的字，皆出自先秦的巴蜀方言，依此，茶饮初兴距今约三千年。西晋诗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正好形象地指明茶饮是由巴蜀传播开来的。
在东汉末年，名医华佗《食论》中指明：“苦荼久食益意思。”“益意思”即长精神、增思维。南朝名医陶弘景《荼录》中写道：“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轻身换骨”即轻身飞升。在这里，都把茶饮推崇到极致。
而“茶”字自唐代始用，之前皆为“荼”，故茶道大行亦在唐。《五灯会元》记载：唐代名僧从谂，常住赵州观音寺（在今河北省赵县），人称赵州古佛，有请教者，遇三问则三答全是“吃茶去”。像“三碗茶”的典故也出乎于此，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可以说，唐代把茶饮升华到了至高境界。
唐代还出了个陆羽，居湖州三十多年，儒家称之为“茶圣”，道家称之为“茶仙”，佛家称之为“茶神”。其所著《茶经》，为中国茶文化的经典之作，就是“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而成书的。
时至今日，在杭州西湖龙井还悬有一古楹联：“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回归可缓，试闲吟陌上花来。”不管何解，总多了些“禅”的意味。吃茶是参禅的预修，参禅又是吃茶的圆满。那参禅顿悟者何？“且吃了赵州茶去”，意在消除妄想分别。
确实，当一个人独处时，且吃茶去，就在升腾而起的茶香里氤氲心情，就像是对连绵光阴的尽情品茗，一种入骨的味道，也会如涟漪一般，一圈一圈荡漾开来。
周末，吃茶去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光彩照人。唐代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此话真伪固渺然无可查考，但饮茶兴于汉唐，盛于宋代却是确凿的。
鲁迅曾说：有茶好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看滚烫的开水冲入雕花的玻璃杯中，茶叶上下翻滚不息，须臾缓缓舒展开来;待将水浸染成暗琥珀色，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悠悠的清香。
喝茶讲究三件事：好茶，好茶具，好水。我国有十大名茶，分别是西湖龙井，冻顶乌龙，碧螺春，铁观音，黄山毛峰，庐山云雾，大红袍，君山银针，茉莉花茶，普洱茶。
据《长物志》记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其香，又无热汤气。其中，世人最推崇的是宜兴紫砂茶具。《红楼梦》中贾母带领众人去栊翠庵，妙玉用旧年蠲的雨水烹茶相待，独悄拉出黛玉和宝钗吃梯己茶，用的是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可见雪水沏茶更胜一筹。
曹禺的戏剧《北京人》里有一个曾文清，喝茶之讲究繁琐让凡俗之人咂舌，真真过分了些：他喝起茶来，要洗手、漱口、焚香、静坐。他的舌头不但尝得出这茶叶的性情、年龄、出身、做法，他还分得出这杯茶用的是山水、江水、井水、雪水还是自来水，烧的是炭火、煤火，或者柴火。
饮茶以人少为贵，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则为施茶。中国人向来喜欢追求一种雅致的意境，在联翩细雪的日子独啜香茗，将茶的冲淡闲适化为自己淡泊自甘的朗然心胸，一杯忘世，七碗生风。
人常说，茶味禅味，昧昧一味。将饮茶与参禅相提并论，是从饮茶中悟世。古时有人向高僧问道，高僧只答吃茶去三个字，那个人竟深有所悟。饮茶时惟有心神合一，淡定平和，以一种出世离尘之态品味人生，方得海阔天高气象，珠圆玉润胸怀，这是一种大境界。
明朝茶史茶叶发展及饮介绍
明代的茶风更加繁荣昌盛，其原因有这样几点：明初年首都南京所处的江南一带一向就是盛产茗茶的地方，注重科举的政策使得文士的地位在四民之中居于首位，而文士一向视茶与琴、棋、诗、画一样为必备的素质。朱元璋本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茶课税很轻，由于利厚，民间种植茶树的积极性很高，茶商也很乐于贩运茶叶。明代《农政全书》有这样的记载：“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所助”。明代茶饮之盛可见一斑。另外，明代延续宋代的政策，以茶来怀柔四方，即“采山之利，易充厩之良”的“以茶易马”政策性贸易，这也是明代对于茶的重视的一个原因。
明代，在重科举政策的影响下，文风大盛。崇尚风雅的文士，在吟风弄月之时，常常以品茶助兴，这种风气早已形成，当时的名士袁宏道在他的《袁中郎全集》中说道：“茗赏者上也，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有人曾经问他：“公今解官亦有何愿？”他回答说：“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以上皆茶名），如陆（羽）蔡（襄）诸公者供事其中……”袁宏道是当时文士和茶关系的代表。而当时的著名画家也多有以“茶事”为题之作，如文徽明之《烹茶图》，沈周之《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圈》，仇英之《松亭试泉图》，唐寅之《品茶图》等，明代的茶书著作有四十余册之多，许次纾的《茶疏》是其中的代表。明代的茶肆经营较为普遍，民间品茶的活动，从户内发展到户外，并不时有“点茶”、“斗茶”之会举行，大家相互较量技术高下的风尚大为盛行。
明代，在制茶工艺上发明了“炒青法”，在炒青法发明之前，茶叶的制作采用的是“自然发酵”，而炒青法发明之后才逐渐有了绿茶及红茶的制造。由于制成的茶已经逐渐从团茶演变成散茶，因此对唐宋时期的茶法有所增补或删除，主要是从原来的煮茶演变成了泡茶，程序因此被缩减，不过，当时在普遍采用“泡茶”方法的同时，“煮茶”法并未消失，而仍有沿袭，只不过在器具和过程上更加简便罢了。
“喝茶”还是“吃茶”
有人认为喝茶，要削尽繁枝，有好茶，老老实实吃上一杯，何必让茶道茶文化一类叠床架屋，弄得一杯茶也吃不安耽呢？
可是，在南宋都城临安，终究吃茶者多，喝茶者少，遗风不灭，杭州人至今都要讲去梅家坞吃茶去！偶说喝茶，味道就变了。《梦粱录》里的临安，四时卖奇茶异汤，冬天卖的七宝擂茶，据说是用花生、芝麻、核桃、姜、杏仁、龙眼、香菜和茶擂碎煮成茶粥单卖，这般吃法，操作起来好比捣年糕，吃者好比吃八宝粥，要紧的是吃，不是喝茶汤了。宋人还喜欢弄些香料，把龙脑珍菜、菊花之类与茶在一道，茶香吃进花香，花香吃进茶香，吃进口里，吃出了一股香气，一种味道，譬如杭州人现在还把男女接吻叫吃kiss，也是吃的一种感觉，湿润的唾液则是忽略不计的。
南宋咸淳年间，日本高僧大应禅师到了余杭径山寺，深研佛学之余，把当时流行的抹茶做法、吃法一并学会，带回了日本，慢慢发展为茶道。看日本人行茶道，便知抹茶是研成细末的，放入茶盏，注入沸水，茶汤浓如豆羹，小筅帚一搅，卷起千堆，待冷却后，一吃而光。南宋时虽有撮泡茶的套路，但是大家都不买账。
还有个说法，杭州早年有酒馆无茶坊，只不过富人有了聚会宴饮，会招些茶博士来来往往，热闹煞也。后来宋室南迁，汴京开茶坊的习俗南渐，茶馆在临安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且在茶汤巷一带成了气候，成为茶馆一条街。茶馆虽然吃茶，但是点心也是重头，你看今天在杭州坐茶馆，无论青藤或门耳，那些各色吃食消闲果儿的消耗，分量不会少于茶汤。南宋的擂茶，现在无处可买，但在保留擂茶习俗的湖南乡下，待客吃一顿擂茶，是要摆上十数个碟子的，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包谷一路吃下去，好比是在吃饭了。
至于文人雅士，骚人墨客说到茶，可吃，可咏，可品，可分，就是不提可喝。分茶这一活计，知识分子很喜欢，说白了就是闲来无事，弄把小筅帚筅筅茶汤，由泡沫形状，茶末游移，想像出金戈铁马，杏花春雨，生离死别，聚散无常。只要胸有点墨，胡思乱想，就能成全分茶好事。
还有斗茶一节，是茶农做了新茶后的一项趣味赛，比比看，谁的茶神完气足，做得好，以便卖个好价钱。斗时一是要观汤色，色纯白表示茶质鲜嫩，颜色青、黄、灰、红，均不足取。二是要汤花匀细，紧咬盏沿，倘若咬不住，粘不牢，汤花飘零，便稍逊风骚。斗茶三局两胜，可是，茶汤入口的那股子鲜味，居然完全避而不谈。这些南宋人士呵，他们的想法，真有些怪呢，有了他们的积习与遗风，杭州人喜说吃茶，不说喝茶，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