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茶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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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后人于此评价甚高：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进。按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
明人认为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这种瀹饮法实际上是在唐宋时就已存在于民间的散茶饮用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一些文士如文征明、唐寅、徐渭皆是一时怀才不遇的大文人，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又都嗜茶，因此他们有能力开创了明代文士茶的新局面，他们都有不少佳作传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与前人相比，他们更加强调了品茶时的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审美情趣的营造，这在他们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画作中高士们或于山间清泉之侧抚琴烹茶，而泉声、风声、琴声、与壶中汤沸之声融为一体。或于草亭之中相对品茗，或独对青山苍峦，目送江水滔滔。
茶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就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产品，而成了人们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媒介。
明初社会不够安定，使得许多文人胸怀大志而无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琴、棋、书、画，而茶正可融和于其中，因此许多明代茶人都是饱学之士。这种情况使得明代茶著计有五十余部之多，其中有许多传世佳作。
其中，陈继儒撰《茶董补》，朱权撰《茶谱》，于清饮有独到见解;田艺衡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人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士情趣;张源以长期品饮心得、体会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撰《茶疏》，独精于茶理。在这中间，朱权及其《茶谱》尤有重大贡献。
朱权(公元1378-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世称神姿秀朗，慧心敏语，因招其兄明成祖朱棣猜疑，长期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不问世事。他在《茶谱》中就明确表示他饮茶并非浅尝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
朱权对废团改散后的品饮方法进行了探索，改革了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提倡从简行事，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顺其自然之性。
明三宝太监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曾奉使七次远涉重洋，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等地，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每次都带有茶叶。
南亚诸国对于中国茶叶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正是中国从海上通往地中海和欧洲各国的中介地。元、明以后，中国茶经过这些国家传向西方，形成了一条海上的茶叶之路。正是通过这条途径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才开始遍及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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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历史断层时期
进入20世纪，随封建皇朝统治的灭亡，贡茶已不复存在，普洱茶也从昔日的王公贵族堂上客回到平常百姓家，成为供应市场的大宗货品，这一时期，普洱茶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加工方法日臻完善，柴萼在《梵天庐丛录》（公元1925年)中记叙：普洱茶是蒸制以竹箬成团裹的大宗茶。
1939年，李拂一所着《佛海茶业概况》，文中详细记叙当时佛海地区制茶的情况：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装入竹篮。入篮须得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蘀（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现加工成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茶。
同文记载的另一种紧茶，依外形不同，后世称为人头茶或牛心茶，属散茶的再加工茶，制法繁复，令印度难以假冒：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藏入自言黄霉之茶最佳。印度茶业总会，曾多方仿制，皆不成功，未获藏人之欢迎。这或者即是紧茶之所以为紧茶之唯一秘诀也。
李拂一记叙的佛海（今勐海）地区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已不同于清代细嫩贡茶的加工，茶叶在完成初制后，有多次刻意人工发酵的行为，散茶叶底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与贡茶中同为散茶的毛尖的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截然不同，品质亦与普通晒青茶差异甚大。
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于50年代调查傣族晒青毛茶制法时发现,这种传统晒青毛茶制法仍为许多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使用。是云南茶品发酵制法的早期形式，虽未完善，但已初具形态，可视为后世发水茶及普洱熟茶的雏形。
另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马泽如口述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一文载：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这种茶一部分还从香港转运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主要供华侨饮用；因而销量也比较大。由于越陈的茶价值越卖得高些，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到了1940年冬季同样是《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一书中，马桢祥着泰缅经商回忆一文载：我们对茶叶出口一事，在抗战时期是很重视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利润不少。易武、江城所产七子饼茶，每筒制好后约重四斤半，这种茶较好的牌子有宋元、宋聘、乾利贞等，稍次的有同庆、同兴等。在江城所加工的茶牌子较多，但质量较低，俗语叫洗马脊背茶，不象易武茶质细味香。
这些茶大多数行销香港、越南，有一部分由香港转运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滨等地，主要供华侨食用。也有部分茶叶行销国内，主要是新春茶。而行销港、越的多是陈茶，新是制好后存放几年的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有的茶甚至存放二三十年之久。陈茶最能解渴且能发散。香港、越南、马来亚一带气候炎热，华侨工人下班后，常到茶楼喝一两杯茶，吃点点心，这种茶只要喝一两杯就能解渴。包装材料为竹篮、笋叶、麻布。前两者就地取材，后者购自缅甸，在缅加包。
由以上两则记载可以看出，到迟于上世纪30年代，海外市场已经有了对陈年普洱的需求，且商家也认识到普洱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而刻意将新茶加入存放陈化后再进行销售,普洱茶独特的魅力已被也人所关注，这比后人提出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至少要早了半世纪以上。
可就是普洱茶即将凭借自己越陈越香的独特魅力再放异彩时，时局动荡，百业凋零，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爆发，中国大地陷入一片混乱，,西南边垂之地亦难幸免，各地茶厂茶庄茶行纷纷停业，普洱茶的生产加工一度中断，普洱茶的历史出现断层。
背北宋时期的饮茶历史
茶叶，是我国的一种传统饮品，我国国人饮茶历史悠久。根据《说文解字》中对茶做的注解：茶，茗。可知，在古代，茶也叫茗，品茶也可叫做品茗。另外，根据陆羽的《茶经》还可知道，茶也可称作荼。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茶叶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不过根据现有相关资料的搜集，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咏茶的诗歌。但是，这时在《诗经》中也有一些诗句提到过荼了：比如《诗经》中的《邶风谷风》、《豳风七月》和《大雅绵》三篇，其中就有一些句子提到过荼。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三首诗中关于荼的句子就是茶诗的起源，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茶诗作品创作的酝酿和萌芽阶段。
到了两汉时期，文人们开始热衷于饮茶。我们从王褒的《僮约》赋就可以看出。这篇赋说的是王褒去一个朋友家作客，这位朋友的仆人对他很不礼貌，于是王褒很生气，就向朋友买了这个仆人为家奴，并把要求此家奴做的事全写下来，王褒列举的种种杂役，其中有一件就是要他的家奴必须到武阳买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茶叶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和买卖了。这说明在当时，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饮茶的习俗已经在人们特别是像王褒这样的中产阶级之中流行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的风气要比前代更甚，饮茶不仅仅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不再只是士族文人的专利，不少市井老百姓也开始饮茶。另一方面，这时佛教兴起，因此人们也开始用茶来供奉佛事、款待施主、招待嘉宾，饮茶生活进一步发展，诗人们通过诗歌创作来记录自己的饮茶生活，表达自己对茶的热爱之情。
隋唐初期的时候，饮茶的风气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不过这个时候饮茶主要集中于北方各地，而且人们主要注重的还是茶的药用功能，很多的医书对此也做了一些记录。一直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饮茶的风气才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一个时代，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是唐代发展的两个高峰期。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们的饮茶生活和茶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
唐代茶产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是茶叶生产开始发达起来。不仅茶叶的产量比以前有了增加，而且在各地的茶叶中都有一些名茶不断地出现。无论是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讲，这个时候都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第二，是开始征收茶叶税，并且将其纳入政府垄断体系。茶叶生产有了质的飞跃，必然推动茶叶贸易也跟着兴盛起来，这也为唐朝政府开辟了一个财政的来源，于是开始对茶叶征税。后来随着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唐朝政府看到其中有利可图，于是又制定了一项新的制度，就是将茶叶的买卖进行控制，实行专卖制度，进行垄断控制。第三，是设立贡茶制度，要各地的茶农都向皇帝进贡上好的茶叶，由于有了这一压力，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当时的制造茶叶技术得到了提高。
因此，到了北宋时期，可见当时饮茶的历史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地悠久了，这也是当时茶诗繁荣发展的文化背景之一。
清朝时期普陀佛茶的历史渊源
普陀佛茶又称普陀山云雾茶，是中国绿茶类古茶品种之一，产于中国浙江普陀山。普陀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处浙江省舟山群岛，也称普陀岛。普陀山顶峰--佛顶山，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这里冬暖夏凉，四季湿润，土地肥沃，林木茂盛，日出之前云雾缭绕，露珠沾润。加之茶树大都分布在山峰向阳面和山坳避风的地方，这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普陀佛茶曾荣获二等奖。
历史渊源历史上普陀所产茶叶属晒青茶，称佛茶，又名普陀山云雾茶，普陀佛茶历史悠久，约始于1000年前的唐代，其时佛教正在中国兴盛起来。寺院提倡僧人种茶、制茶，并以茶供佛。僧侣围坐品饮清茶，谈论佛经，客来敬茶，并以茶酬谢施主。据《定海县志》载：定海之茶，多山谷野产。普陀山者，可愈肺痈血痢，然亦不甚多得。清康熙、雍正年间，始少量供应朝山香客。清末，由于轮渡通航，香客及游览者大增，从而促进了佛茶的发展。
据《普陀洛迦志》记载：在清光绪间列为贡品。曾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二等奖。后经当地山僧和居民精心培植，佛茶以其独特的风味而更享盛名，新中国成立后，茶园扩展较大，并建立了茶场。70年代末引进江苏碧螺春工艺，生产曲形茶，定名为普陀佛茶。1980年以后开始正式对外销售。1981年首届浙江名茶评定即被列为浙江省八大地方名茶之一，1984年获得浙江省名茶称号，1986年普陀特产公司制作选送的普陀佛茶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浙江省名特优新产品金鹰奖。普陀特产公司在开发建设有机茶园同时，引进名茶生产机械，改进普陀佛茶加工工艺，极大地提高了普陀佛茶的内在品质和外观质量。在此基础上，加大宣传和促销力度，积极参加国内国际茶文化交流和博览会，扩大普陀佛茶影响。通过不懈的努力，选送的普陀佛茶1998年获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国际茶文化博览交易会组委会中华文化名茶称号并获二等奖，1999年获中国茶叶学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二等奖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中国国际茶文化博览交易会组委会国际名茶金奖。2000年6月普陀佛茶被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并在全国名茶陈列厅展示。
关于普陀佛茶，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典故：相传，唐朝时，日本僧人惠萼来中国留学，在朝拜五台山时得到一尊观音佛像。后来，他带着观音佛像乘船回国，经过普陀山东边的新罗礁时，突然海上出现数百朵铁莲花，挡住船的去路，虽经多方努力，铁莲花顶住船只，行驶不得。惠萼和尚领会观音不肯离开中国，于是说：使中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以所向建立精舍。惠萼遂舍船登岸，在此留观音像造寺。从此，普陀山成为供奉观音的道场，俗称南海。山上寺庙众多，有普济寺、法雨寺、长生禅院、盘陀庵、灵石庵等。山上土地归寺庙所有，茶叶又为僧侣采制，并为寺僧祭佛和敬客之物，故名佛茶。
明朝的茶叶战争
曾经是政治性商品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茶叶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13岁的孩子，朝廷的政务由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这一年明朝终于结束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进攻方是蒙古汗图们札萨克图率领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限饮，就是扼制生理需求
三年前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连这个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能弥补了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茶，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都没法生活。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用茶税挽救国民经济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茶叶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税金征收。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困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年初,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茶马交易下的战略物资
茶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当成了战略物资。在宋代，茶叶跟战马息息相关，这时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北方草原和河套地区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战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与产马地区的民族各取所需。
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兴趣呢？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
并不是每样特产都能从草原地区交换到足够的战马，首先，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文明而言，瓷器的易碎性决定了这只是少数贵族的玩意儿。棉布和丝绸曾经是唐代后期交换马匹的主要产品。但是，布匹和棉布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皮制品和羊毛制品足以替代布匹使用。如果丝绸棉布的价格过于昂贵，边疆民族可以减少交换数量或者干脆停止进口。
茶叶，无疑更适合承担这个功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出产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合适茶叶的生长。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于是，茶叶变成了今天的石油一样的政治性商品和战略物资，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城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被明王朝时而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把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换取少得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在明王朝灭亡的同时，一个新兴的世界霸主正在欧洲渐渐崛起。
宋元时期的茶叶发展及茶饮文化历史
宋朝的茶饮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扩大了茶叶产区，更新了制茶方法，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上层人士、文人墨客、宗教寺庙经常举行各种茶宴，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了宋徽宗赵佶亲自调配茶饮赐宴众臣的情形。在这一时期尤 其是茶药配合应用更加普遍。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编著并刊行于992年的《太平圣惠方》、宋太医局在1078～1085年间主持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录有“药茶”专篇，并详述了配方、用法、主治等知识。在《太平圣惠方》中用了“药茶诸方”为药方分类名称，这是“药茶”二字第一次进入被官方认可的医学文献之中。《和剂局方》中“常服清头目”的川芎茶调散成为了在后世最具知名度的药茶方。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沈括的《本朝茶法》、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录要》、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著作中均有茶饮、药茶的记载。
宋朝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苏东坡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侃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将茶的神奇功效作了空前绝论的赞赏。
明朝万历时期和蒙古族因茶叶而引发的战争_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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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这一年明朝终于结束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5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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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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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说，自己一生所有的创作都源自《红楼梦》和《金瓶梅》。两部旷世之作仿佛两位绝色佳人，一是大家闺秀，一是青楼头牌，前者常被人津津乐道，后者则因为不符合传统道德标准，哪怕美若天仙艺压群芳，也永远“不登大雅之堂”，偶尔才被羞答答地提起。看过《金瓶梅》的都不免为它叫屈，也许其中确有陋俗，但从再现社会生活的角度，称之为经典亦不为过。就以“品茶”来说，《金瓶梅》中描写之丰富生动，丝毫不逊于《红楼梦》。
《金瓶梅》中“品茶”之多，令《红楼梦》无法企及。一人独品，两人对饮，众人聚饮，应有尽有。比如第三回中“胡桃松子泡茶”、第七回中“蜜饯金橙子泡茶”、第十二回中“盐笋芝麻木樨泡茶”，第七十三回中“土豆泡茶”等等。《金瓶梅》产生于明代，《红楼梦》问世于清代，时代背景不同，饮茶的风俗也大不一样。《金瓶梅》时代，恰逢饮茶风俗从“烹煮法”向“冲泡法”的过渡和转换时期。直到清初，饮茶才只泡不烹。因此，《金瓶梅》中很少喝清茶，必须要加入鲜果、花卉等配料，然后沏入沸水，喝茶的时候要把这些配料一并吃掉，有时候配料有二十余种之多，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比如第六十八回：“用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泡茶”。这也是《金瓶梅》和《红楼梦》在“品茶”方面最大的不同。拥有如此美好的茶事，或许也是张爱玲之所以钟情《金瓶梅》的原因之一。
明朝人吃茶，所放配料是十分考究并有所拣选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若欲用之，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榄仁、栗子、鸡头、银杏之类，或可用也。”顾元庆《茶谱》云：“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而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如今，我国汉族地区早已不见果品泡茶，但藏族和云南纳西族还吃“酥油茶”，要放盐、糖、花生米和核桃肉。云南白族的“三道茶”，要放红糖、核桃仁、花椒、蜂蜜等。但是，文人墨客却不好如此饮茶，因为茶有真味，果品会夺其香、夺其色、夺其味，如何共饮之?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可以救人命，因此而伟大。张爱玲认为：“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茶之美，毋庸置疑。“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张爱玲说这就是大美之至。不同的人喝茶，追寻的是不同的境界。有的追求口感，有的享受回味，有的希望以茶静心或得到开悟，还有的则把茶当做无话不谈的知己倾吐心声。人与茶相知相惜，最美之处便在于：找到你懂它、而它也懂你的那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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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黑茶是明朝官茶
历史上，茶叶由朝廷的“茶马司”控制，安化黑茶除去上贡皇家的贡茶以外，其余的都是用来以茶易马，称之为官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历时千年之久的“茶马交易”，从中国的唐朝开始至清朝末年结束。明·正德元年(1506年)都御史杨一清疏曰：“自唐世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间，遂为定制......”。
安化黑茶品质好，更适合西北牧民饮用。安化黑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西北是可以自由边销的。安化黑茶的边销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宋代或以前。
明·洪武末年，朝廷实行“茶马法”。“明太祖立茶法，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请引，方许出境货卖。每引茶100斤，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帖付之，旋复今采汉中茶，以易马匹，每茶50斤为一包，二包为一引。”如《明史，食货志》就有“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值贱，商人率境采私茶”的记载。明朝以前的宋元时代没有实行“茶马法”，茶叶可以在西北自由流通到明洪武末年朝廷才实行“茶马法”，禁止走私茶叶。明朝政府除设司管理茶马交易外，还专任御史巡茶。由于安化黑茶极大地冲击了汉中、四川的官茶，在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御使李楠以安化黑茶销西北妨碍茶马法政为由，请求朝廷禁运。另一御使徐侨则上奏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安化)茶多而值下，湖(安)茶之行(销)，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安)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认为湖南安化黑茶对西北游牧民有利，不宜禁止。自此，安化黑茶于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才由朝廷正式定为官茶，远销西北，“以取代汉川之茶，贮边易马”。
十六世纪末，由于安化黑茶量多价廉，在西北边区取代了四川乌茶的领先地位，安化成为了中国黑茶最大的产区。从明朝被定为官茶到现在这，已有400多年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