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没有味道的原因。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探究中俄茶叶之路繁盛的原因”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探究中俄茶叶之路繁盛的原因”相关知识！
古丝绸之路可谓举世闻名，而起始于18世纪中叶的一条中国通向西伯利亚直抵欧洲的驼道却被历史尘封，鲜为人知，它是中俄茶叶之路——繁荣了200年的国际商道。v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中俄茶叶之路的繁荣，首先是经济的需要，尤其是俄国经济的需要。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欧洲和俄国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公元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在蒙古大草原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那些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由于长期食用中国普洱茶，以至于“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到了俄国人喝中国普洱茶的情状。由于喝茶，“在俄国人这儿，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而且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供应俄罗斯市场。一旦该地区贸易中断，中国不再提供茶叶，那些“居住在从恰克图到芬兰湾这广袤的土地上的大量需求茶叶的(俄罗斯)居民”，便只有去购买从西欧或北欧运来的茶叶，比如从英国运来的。西北欧诸国不产茶叶而只进行茶叶加工，价格非常昂贵。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不仅如此，恰克图贸易一旦关闭，一大批原来依靠这种贸易为生的商户、驼户、猎户和脚夫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会纷纷陷入破产，给沙俄的社会稳定带来麻烦。恰克图贸易的中断，还会给俄方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由于取消了这种贸易，使俄罗斯国库每年损失了60万卢布的税收收入。而当时在西伯利亚辖区内，私人资本流通额总计才不过300万卢布。”所以，俄罗斯政府希望保持与清政府的正常贸易秩序，因为与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
政治的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
从清王朝这一方面讲，由于广大的西伯利亚、外兴安岭和阿拉斯加等地区被沙俄占领，减少了清王朝珍贵动物皮毛的收获，清王朝客观上也需要进口一些产于寒冷地带的珍贵毛皮。即便如此，清王朝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仍然不高。政治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当时，英、法、美等欧美列强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市场进行渗透，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俄国希望恢复传统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重新控制中国的北方市场。特别是19世纪，沙俄出于同英国的竞争和对远东的争夺，不但积极加强同中国在北部边疆的贸易，而且积极修建大西伯利亚铁路，改善运输条件。Www.cY316.com
从中方来说，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北部边疆，清王朝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16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沙俄帝国不断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清王朝不得不与北方强大的邻国打交道。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和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清王朝尽管一千个不愿意，但还是得恢复和保持中俄自中国中原腹地到恰克图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以奉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依借沙俄来抵制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汉口等长江流域的口岸，客观上也促进了汉口—恰克图这条中俄古茶贸之道的发展。此外，晋商集团对发展中俄茶贸之道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俄茶叶贸易之道——驼道，持续了近200年，推动了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繁荣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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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楼洞开辟中俄茶叶之路
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35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两国经济的联系也大约始于那时。从17世纪70年代起，莫斯科的商人开始做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茶叶之路南起江南（湘、鄂、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清代到民国初年长达两个多世纪时光里，中国的茶商通过中俄茶叶之路，往俄国运送了25万吨以上的茶叶，其价值至少有100万两黄金。
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其兴衰史可以说是中俄茶叶之路发展的一个缩影。羊楼洞地处湘鄂交界处，系湖北赤壁市六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原产地，素有“中国砖茶之乡”的美称。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本地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明清时期，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逐渐成为国内重要的茶叶集散地。1727年，清与俄确定把库伦附近的恰克图作为双方的贸易点。羊楼洞因为有了中亚、远东市场而勃然兴起，而恰克图因为有了与羊楼洞的茶叶贸易，逐步发展成了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至道光年间，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最大宗商品，1837—1839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0多万俄磅，三分之二来自羊楼洞。从羊楼洞到恰克图八千里茶路，中俄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
羊楼洞因茶而兴，也随着中俄茶叶之路的湮灭而衰落。中俄茶叶之路极盛时，羊楼洞古镇0.4平方公里的街道上有茶庄200余家，人口超过4万。羊楼洞的兴盛吸引了海内外的商贾，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国内的晋、津、沪茶商也都蜂拥而至，这里成为闻名国际的大茶市。随着历史的兴衰和时代变迁，曾今的万里茶道一度中断，如今的羊楼洞已不复当年的盛况，只有那长长的青石板街上被穿梭运茶的鸡公车碾出的一道道深深的车辙，仿佛还在无言的诉说着昔日的兴盛和荣华。
中俄茶叶之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盛极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而在新世纪，通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开展，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发展。
羊楼洞见证中俄茶叶之路的兴衰史
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35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两国经济的联系也大约始于那时。从17世纪70年代起，莫斯科的商人开始做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茶叶之路南起江南(湘、鄂、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清代到民国初年长达两个多世纪时光里，中国的茶商通过中俄茶叶之路，往俄国运送了25万吨以上的茶叶，其价值至少有100万两黄金。
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其兴衰史可以说是中俄茶叶之路发展的一个缩影。羊楼洞地处湘鄂交界处，系湖北赤壁市六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原产地，素有中国砖茶之乡的美称。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本地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明清时期，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逐渐成为国内重要的茶叶集散地。1727年，清与俄确定把库伦附近的恰克图作为双方的贸易点。羊楼洞因为有了中亚、远东市场而勃然兴起，而恰克图因为有了与羊楼洞的茶叶贸易，逐步发展成了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至道光年间，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最大宗商品，18371839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0多万俄磅，三分之二来自羊楼洞。从羊楼洞到恰克图八千里茶路，中俄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
羊楼洞因茶而兴，也随着中俄茶叶之路的湮灭而衰落。中俄茶叶之路极盛时，羊楼洞古镇0.4平方公里的街道上有茶庄200余家，人口超过4万。羊楼洞的兴盛吸引了海内外的商贾，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国内的晋、津、沪茶商也都蜂拥而至，这里成为闻名国际的大茶市。随着历史的兴衰和时代变迁，曾今的万里茶道一度中断，如今的羊楼洞已不复当年的盛况，只有那长长的青石板街上被穿梭运茶的鸡公车碾出的一道道深深的车辙，仿佛还在无言的诉说着昔日的兴盛和荣华。
中俄茶叶之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盛极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而在新世纪，通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开展，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发展。
你知道中俄茶叶之路的一对姊妹城市吗？
古丝绸之路可谓举世闻名，而起始于18世纪中叶的一条中国通向西伯利亚直抵欧洲的驼道却被历史尘封，鲜为人知，它是中俄茶叶之路——繁荣了200年的国际商道。中俄茶叶之路，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俄国和欧洲腹地。有“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恰克图，与中国江南水乡的汉口，位置上一北一南，因为茶叶贸易的联系，它们成了一对姊妹城市。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和中亚、欧洲之间有一条古丝绸之路，它曾经是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很少有人知道，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北方草原曾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并且能直抵欧洲的驼道。那是一条已经被历史尘封湮没，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茶叶之路繁荣了近200年，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道。
因为茶叶贸易，昔日的边境小沙丘恰克图逐渐演变成“沙漠威尼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公元1654年，俄国公使巴伊科夫在北京住了半年多，清政府每天提供一定的普洱贡茶给俄国使团，巴伊科夫在同清政府打交道的北京贸易谈判中购买了茶叶带回国。公元1674年，莫斯科已经有了中国茶售卖。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但确认了两国东段的边界及其走向，也正式开启了两国间的商贸往来。公元1716年，俄国来华商队开始成交茶叶，此后，茶叶逐步成为俄国商队采购的重要商品。
1727年，清政府与沙俄帝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线，更丰富了清王朝与俄国的贸易形式。从此，两国贸易局面一步步打开，从单纯的商队贸易逐步过渡到商队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
恰克图这个昔日的边境小沙丘，也由于贸易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繁荣一时，被俄罗斯和欧洲的商人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造成这种繁荣的根本原因就是茶叶贸易。当时，茶叶是两个大国主要的进出口商品。中国茶叶输入俄国后，开始还只是俄国王公贵族、富商和文化名流的时尚饮品，到了18世纪末，茶叶就成为了俄国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俄土战争和俄法战争中，俄国军队还配备了中国茶叶。
从19世纪开始，清政府同俄国的茶叶贸易进入了辉煌时期，茶叶出口量逐渐超过棉布、丝织品而跃居第一位。公元1811年，茶叶出口俄国达8万普特，公元1820年超过10万普特，茶叶已占当时两国贸易额的88%。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输出到俄国的中国茶以砖茶为主，开始是云南的普洱茶砖。普洱茶砖是为适应茶马古道的马帮长途运输而生产的，主要销往俄国鞑靼地区和西伯利亚。俄国人将它与奶油、盐以及香料一起煮着吃。中国其他地方的茶叶，也是先制成茶砖，然后出口到俄国。
汉口被誉为“茶叶港”
汉口，在清代是江南大宗茶叶外贸的加工与集散地。中俄茶叶之路，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俄国和欧洲腹地。有“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恰克图，与中国江南水乡的汉口，位置上一北一南，因为茶叶贸易的联系它们成了一对姊妹城市。
由中国销往英国和俄国的茶叶，大量由汉口起运。1861年由汉口港出口的茶叶8万担，1862年为21.6万担，以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至1890年，每年出口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停泊茶船的码头长达30多华里。汉口因此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
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为了与英商争夺茶源，俄商不仅以高出英国人几个百分点的价格收购茶叶，就地加工，再运至汉口的俄商洋行转口出售，甚至在1874年将3座茶厂搬迁到汉口，把顺丰茶厂设在英租界下首江滩边，新泰茶厂设在兰陵路口，阜昌茶厂设在南京路口。1893年，俄商又在上海路口设柏昌茶厂。顺丰茶厂还在江边辟有顺丰茶楼码头，这是武汉三镇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
在汉口英俄茶叶商战中，英商终于败北，撤离汉口茶市，转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去开辟印度红茶市场，俄国人垄断了汉口茶市。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羊楼洞及汉口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往昔繁忙的由汉口至恰克图的茶叶商道衰落，成为历史的陈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输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闭，长达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中俄茶叶贸易之道——驼道，持续了近200年，推动了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而这对姊妹城市因茶叶贸易曾繁荣一是，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融汇点。
中国的茶叶之路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亦越是世界的。茶是世界上三大饮料之一，它正是由中国而走向世界。
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Carl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就将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我国转译过去的。由海路传播去的国家，茶的语音大多近似于我国广东、福建沿海的发音，如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由陆路传播去的国家则近似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发音，如日本、朝鲜、前苏联、蒙古、土耳其、伊朗等，它们均来自茶的中国读音，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向我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通向西北这条路为世界上最早的茶之路，基本上与丝绸之路相辅而行。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如果说陆路上的传播只是作为一种饮食方式的话，那么茶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则是最全面、最丰富的，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方面无不一有。其中最早当推朝鲜。隋唐时期，中国茶道佛教传入日本。
再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中国茶叶输出数量最大的，是15世纪以后的海路运输传播。1606年，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从中国澳门贩茶到印度尼西亚，不久，直接从中国运茶回国，并在欧洲销售。此后，英法等国纷纷来华贩茶，17世纪下半叶起，我国茶叶开即大量进入西欧国家，1650年，茶叶由荷兰人运到北美，1784年，美国第一条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中国，采购的主要商品就是叶。
从17世纪到19世纪后期，我国一直是世界各国茶叶的供应者，销区遍五洲。
茶叶之路：复兴之路正在延伸
与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几乎是一条鲜为人知的古商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这一条新的国际商道，由中国东南地区向北延伸，穿越茫茫戈壁草原，横跨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繁荣热闹了两个多世纪后，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如今，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悄然复苏并走上复兴的征程。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１６９３年的一个寒冷冬天，一百多个蓝眼睛黄头发，长相怪异的人出现在大清京师北京城的街道上。他们牵着骆驼、赶着马车，一个个神情疲惫，可眼睛中闪烁着兴奋的亮光。这队人马的出现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很快人们弄清楚了这是俄国彼得大帝向康熙朝派出的商队。这一年是中俄两国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第五年，这一条约也是大清国与外国签订的无数条约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平等条约。
不久，中俄之间一条便捷的商路被开辟出来。这就是从坐落在贝加尔湖南岸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城出发南行，越过边界经库仑（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通向北京的道路。这一商道的出现，催生和孕育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如中国呼和浩特、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科布多等等。
虽然这条商路是以茶叶命名，但茶叶只是大宗货物之一，其他如丝绸、药材、干果等货物数量也非常庞大。这些货物的来源遍布大半个中国。同样的，俄国的轻纺织品、皮毛、粮食和其他日用百货也是沿着这条网络流到中国的广大市场。着名作家、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邓九刚说。
茶叶之路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支路：一条向东到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河北、河南，另一条直向南插，经山西过黄河直插汉口。两条路都没有在中原停留，而是分为更多的支线，流向福建、上海、杭州等更加遥远的地方。这些支路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张网眼细密的大网，覆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的货物用车和船运到归化（今呼和浩特）之后，一律改由骆驼载运，一路向北运送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据文献记载，１７７７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额达６００万两白银；到１８４３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仅茶叶一项就达１２万箱；１８２１年－１８５０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中俄贸易占俄国对华贸易总额的４０％－６０％。
相对与俄国政府派出官商参与中俄贸易的做法，将固守疆土作为最高施政目标的大清皇帝们显然对做生意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远赴他国经商有辱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晋商为代表的旅蒙商利用与蒙古草原连接的地理优势在茶叶之路上活跃起来。在２００多年间，旅蒙商的驼队载着中国的茶叶、丝绸、布匹，在蒙古高原广袤的荒野上，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大地上，留下了一道道足迹。
茶叶之路曾经的重要节点之一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来自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商人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了人类共有的英雄气概。
遗落在草原深处的记忆繁荣热闹了２００多年的茶叶之路，自１９世纪开始滑向悲情岁月。邓九刚说，由于中国的茶叶出口，英国在与清政府贸易中处于长期巨额逆差，在此刺激下，英国不仅发动了鸦片战争，并开拓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区种植茶叶。而在此之前，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已经从中国聘请茶师前往俄国开辟茶园。
此外，随着中俄之间海运的扩大，北上的陆路运茶商道逐渐萎缩。１９０５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中国南方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风光两个多世纪的茶叶之路逐渐废弛，成为历史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茶叶之路渐渐被人们遗忘，在北方半荒漠的草原上很难找到昔日繁盛的踪迹。
如今，向年轻的呼和浩特人打听，恐怕很少还会有人知道，呼和浩特在历史上曾经是着名的茶叶之路的东方起始点，一座名播四海的商城，一座颇具特色的万驼之城。据文献记载，清代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拥有骆驼最多时达１６万峰。
茶叶之路沿线的村庄至今仍然保留着历史遗留的痕迹，有很多村庄的名字都是当年在这里开设的商号名称，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三义元等等。但如今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是以种地为生的地道农民，他们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商人或工人，对于茶叶之路更是了解甚少。
历史上作为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之一的二连浩特，如今是中蒙最大陆路口岸、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当年位于这里的伊林驿站，与散落在草原上的所有驿站一样，承载并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辉煌，此后便隐没在草原的风沙中，消失在当地人的记忆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发现了陈列在美国自然博物馆的伊林驿站老照片，并根据老人的回忆，找到了当年埋藏在伊林驿站库房菜窖中的水晶石和酒瓶等，确定了伊林驿站遗址具体位置，并建成博物馆。
全球化时代：国际古商道复兴之路在延伸驼铃远逝，古道悠悠，曾经的商道已经湮没在荒草的深处，当年的驼铃已经消逝在西风残阳中。但是随着茶叶之路的开通和繁荣而催生的许多新兴城市至今还矗立在蒙古高原的大地上。比如呼和浩特、包头、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等，今天都是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十分活跃的城市。近年来，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俄蒙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正在悄然苏醒，并期待借全球化浪潮之力实现新的伟大复兴。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俄文顾问、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会长孛乌兰娜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时期内的中国，茶叶之路已被人遗忘。但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茶叶之路，很多人除了恰克图，还知道中国的归化、晋中、张家口、汉口等地名。
１９５６年，随着北京－－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联运铁路的开通，消失百年的茶叶之路得到了完美的延续，古老的商道又重新复活。如今在昼夜繁忙的二连浩特口岸，随处可以看到满载俄罗斯木材、蒙古国矿产品和中国蔬菜、水果、日用品的火车、汽车来往不息。有人笑谈：过去的茶叶之路如今成了木材之路和蔬菜之路了。
二连浩特口岸目前承担着约三分之二的中蒙贸易过货任务。２０１１年，经二连浩特口岸开展的中蒙贸易货物运量突破１０００万吨，达到１０３０万吨。
如今连通中俄蒙之间的道路基本上与茶叶之路相重叠，不同的是运输工具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境内河运和驼队被公路和铁路所取代，在俄罗斯境内，狗拉雪橇也已不见踪影。邓九刚说，从东到西我国有三条铁路线在不同的地段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铁路的网络早已突破国界线的束缚把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连成了一片。
２００８年，作为昔日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今日中国对俄蒙开放前沿阵地的二连浩特市提出构建以天津港－－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合作走廊构想，得到沿线地区的一致认可。陆桥沿线地区在资源开发加工、通关合作、国际联运等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开拓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合作空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随着经济合作走廊的建立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升华。
２０１２年７月，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福建省南平市、湖南省益阳市、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俄罗斯乌兰乌德市等７个茶叶之路沿线城市共同率先发起，并有湖北咸宁市等１６个中俄蒙城市共同组建的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式成立。这个联盟旨在抚古寓今，不断赋予茶叶之路新的内涵，扩大这一古商道的现实影响力，促进沿线城市互动、互补、互助、互惠发展。
蒙古国色楞格省副省长色布仁巴图说：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的成立为中俄蒙三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条件，最重要的是通过恢复多年前的珍贵文化遗产来相互联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开启新的经济走廊。
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二连浩特市正在筹建茶叶电子交易平台，还将建设中俄蒙三国企业间的矿产品电子销售平台，力促中俄蒙经贸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
在茶叶之路这条古老的国际商道上从南到北，从中国到俄罗斯留下了大量遗存，如今已成为难得的旅游资源。早在１９９９年，俄罗斯国际旅行社就开辟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乌兰乌德－－乌兰巴托－－呼和浩特－－北京的茶叶之路旅游线。目前，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计划打造一条从武夷山到圣彼得堡的长线旅游线路。
毫无疑问，茶叶之路的历史如今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延续，古老商道的复兴之路正向远方延伸
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着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着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着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着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探究宋代严苛的茶叶专卖制度
政府专卖制度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种经济手段，目的是使政府在某种物资销售上的利益最大化，其实说到底就是垄断。现今，中国依然对烟草等产品实行专卖。众所周知，只要是专卖的产业，就意味着暴利，其从业者的收入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令人叹为观止。也正因为此，专卖行业极易引发民众的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也使得人们盲目期待能从事专卖这种超额回报的行业，从而破坏合理、正常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在我国历史上，宋代就曾大搞严苛的茶叶专卖制度，对此值得我们一探。政府直接做茶商
中国古代从秦汉帝国开始，就对诸如盐、铁、酒等当时的战略物资或高利润产品实行专卖。专卖制度当然也不全都是与民争利，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国防和战争的需要，必须对某些产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汉武帝时期铁的专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冶铁技术和铁器流传到北方的敌对势力——匈奴那里。当然，专卖给历朝政府所带来的利益，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每一个统治者都深谙其道，并屡试不爽。
正是由于有这一悠久的传统，因而到了北宋立国之初，政府对茶叶实行全过程垄断经营，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政府直接做茶商。过程是这样的，政府给茶农本钱，直接投资产茶业，接着收购所有茶叶，然后组织人力运送到政府开设的茶场或交易市场。而民间的茶商在京城开封或其他指定的地方缴纳金帛、铜钱等硬通货，以换取购买茶叶的凭条，这样才可以到政府储存茶叶的固定地点领取茶货。
北宋为了保证茶叶完全被政府所收购，把货源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即首次交易排除任何一个民间商人），还下达行政命令，规定如果茶农私留茶叶，将按照其所隐匿的数量，分级予以惩罚；私下与茶商交易，也按照其交易量来惩处。如果茶农有抵触情绪，从而毁坏茶树或销毁茶叶，那么也按照其所损毁的数额予以严惩。
本来，全面垄断能使政府独占茶叶贸易的利润，但即便是现代国家，为垄断所付出的人力、财力成本也是巨大的，更何况是古代。毕竟，国家绝对不可以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替代灵活多变、善于经营的商人。更何况，茶叶说到底是一种农产品(000061,股吧)，其先天就有保鲜的时间要求，任何过于干燥和过于潮湿的环境，都会降低茶的品质，因而宋代的官府在经营中，损耗极大。而且，垄断的另一个附属产物就是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北宋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经济活动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政府对茶叶实行直接专卖，主观上渴望独占茶利，但现实市场却非常残酷。宋代国家全面垄断茶叶贸易的后果非常严重，就连政府官员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亟待有所改变。
有条件的放松管制
有鉴于垄断的低效率，宋代政府开始改变。具体做法是，让商人运输粮草等战争物资到国防前沿，按路途的距离和物资的价格发给商人凭证，即宋代所谓的“券”。商人再凭券到京城领钱，或特准到产茶的南方换取茶货。因茶叶利润丰厚，故而商人更多地选择到南方获得茶货。当时把南方的茶叶贩卖到西北一代，收益可达好几倍。
当时因与西夏打仗，政府甚至以远大于商人货物实际价值的高价钱，来吸引商人为国家运输战略物资。再加上特准茶叶贸易的暴利，商人当然愿意做这笔买卖。可是这样一来，原本因战争而堪忧的国家财政就更是雪上加霜了。而且，由于商人对茶叶贸易格外垂青，也因为政府的确有求于商人，致使下发给他们特准购进茶叶的“茶券”过多，而茶叶的产量却是相对固定的，茶券贬值就顺理成章了。这相当于市面上流通的钱多了，而商品总量却没有变化，从而导致货币贬值。有时候，商人手中的茶券总量，要超过全国两三年的产茶总额。这样，政府的信任危机就发生了，商人最初尝到过甜头，现在却要咽下这颗苦果。
再次改革迫在眉睫。到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宋仁宗下诏废除以前的茶叶国家垄断，允许茶农与茶商直接交易，政府收纳茶商在各地销售时的商税。放松对茶叶贸易的管制是茶商梦寐以求的，市场也极为活跃，自由竞争使得政府仅在商税收缴中就获利颇丰。而且，以前为实行垄断所设置的大批机构得以撤销，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支出。
但是，政府只是放松了对茶商的管制，而对于茶农来说，这却是灾难。政府为了继续享有完全垄断时的利益，就把垄断时收购茶农茶叶可获得的巨大收益，都均摊在茶农身上。也就是说，茶农交了“公粮”，才能自由地与茶商做交易。而这种公粮性质的经济作物“特种税”，对于茶农来说，过于沉重，致使很多茶农因此破产甚至逃亡、自杀。政府所收缴的茶农“公粮”很重，那么茶叶的出产价格也就高；出产价格高，那么商人收购后的销售价格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后果便是市面上茶叶的价格奇高，普通饮茶者只能为此买单。还有的消费者根本无钱买茶，只能望茶兴叹。
严格的专卖制
北宋末期，茶叶贸易的弊端愈发严重，于是在权臣蔡京的主持之下，再次对仁宗时期极为有限的茶叶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革新，把宋代初期政府全面垄断下的直接专卖，变成间接专卖。具体做法是，商人先到官府购买“茶券”和专门包装茶叶的“笼子”（相当于指定的包装袋），再前往产茶地区向茶农购买茶叶。购得茶叶后，商人必须入城，在产茶地的官府核准茶券与实际收购量是否相符，之后官府在专用的包装袋上写明数量、茶色、商人姓名、销往何方等相关内容，加盖封印。
到了销售地，商人要再次到当地的官府核准茶券和茶叶，才能正式销售。如果茶商运输过来预备出售的茶叶，超过茶券所特准的量，那么超出部分必须再次购买茶券，才能获准继续销售。待这批货售完之后还要把茶券和专用的竹制茶叶包装物归还政府，予以销毁。
政府可谓用心良苦，在每一个交易环节严密监控商人，以达到专卖的目的，获取较高的专卖收入。这样不仅政府大获其利，而且这种间接专卖制，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激发了上下游从业者的积极性，使商人在茶叶流通中依照市场规律趋利避害，脱离了政府对茶叶交易主观盲目的指挥和控制。政府只是监控和管理茶叶交易，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和销售，这样当然减少了很多行政支出，茶叶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损耗也降低了很多。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成本都大为降?低。
到了南宋，政府对茶叶专卖的控制更为细密严苛，譬如茶券与茶货必须时时相随，商人每次卖出的茶叶都必须在茶券上详细登记，包装茶叶的竹制品必须在茶叶销售后10天内归还官府。茶叶贸易在古代与现代一样，利润率都很高，都是政府重要的税源。南宋更是如此，当时的大学者叶适就曾说，如果没有茶叶，则难以立国。
但专卖制永远只是最有利于政府，而非商人和普通民众。就算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间接专卖，茶商也必须从一开始就高价购买茶券，以至于时人把专门包装茶叶的竹制品称之为“茶大虫”，即吃人的茶老虎。其实，国家垄断与专卖制在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对于某些特殊商品，也许专卖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但即便如此，政府也要谨慎地处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让专卖的“紧”与“松”，能够在国家与国民之间找到平衡点。
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
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