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的茶叶之路”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国的茶叶之路”相关知识！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亦越是世界的。茶是世界上三大饮料之一，它正是由中国而走向世界。
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Carl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就将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我国转译过去的。由海路传播去的国家，茶的语音大多近似于我国广东、福建沿海的发音，如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由陆路传播去的国家则近似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发音，如日本、朝鲜、前苏联、蒙古、土耳其、伊朗等，它们均来自茶的中国读音，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向我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通向西北这条路为世界上最早的茶之路，基本上与丝绸之路相辅而行。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如果说陆路上的传播只是作为一种饮食方式的话，那么茶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则是最全面、最丰富的，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方面无不一有。其中最早当推朝鲜。隋唐时期，中国茶道佛教传入日本。
再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中国茶叶输出数量最大的，是15世纪以后的海路运输传播。1606年，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从中国澳门贩茶到印度尼西亚，不久，直接从中国运茶回国，并在欧洲销售。此后，英法等国纷纷来华贩茶，17世纪下半叶起，我国茶叶开即大量进入西欧国家，1650年，茶叶由荷兰人运到北美，1784年，美国第一条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中国，采购的主要商品就是叶。
从17世纪到19世纪后期，我国一直是世界各国茶叶的供应者，销区遍五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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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之路 中国茶叶向全球的传播
原产于中国的茶叶，漂洋过海后，演变为日本的抹茶、英国的红茶，并且重新进入中国。在当今中国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抹茶糕点、抹茶饮料、英式红茶等饮料及食品。面对着琳琅满目的茶叶制品，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个道理：文化只有经过交流，才会更加丰富多彩。茶叶与日本国粹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到了唐朝，饮茶之风已经兴起，茶叶成为生活日用品。在此基础上，唐代名士陆羽写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茶叶的著作《茶经》。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原先既无茶树，也无饮茶的习惯。唐代，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大批日本使节、僧侣扬帆渡海，前来中国学习文化，并把中国文化带回到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饮茶的方法和茶树的种籽也就传到了日本。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810年—824年，年号弘仁）就非常喜好饮茶，他不仅下令种植茶树，而且还像唐朝士人那样品茶作诗，抒发雅兴，留下了“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的诗句。当时日本人饮茶的方式，也与陆羽在《茶经》中所介绍的一样，即先将茶叶加工成茶饼进行保存，喝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放入沸水中烹煮，而且往往要加入盐等调味品。所以诗中有“捣香茗”之句。在嵯峨天皇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贵族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后人称其为“弘仁茶风”。
但弘仁茶风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而没有扎根到社会底层，所以嵯峨天皇去世后，饮茶之风就在日本急剧衰退了。300多年后，一个名叫荣西的日本僧人来到宋朝统治下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不仅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普及，而且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不再将茶叶放在水中直接烹煮，而是采用“点茶”的方法，即先把茶叶末放于茶碗中，然后注入沸水，再用茶匙搅拌。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品评茶叶质量及烹茶技艺的娱乐活动，称为“斗茶”。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西于1168年、1187年两次渡海入华，到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天台山等地。荣西离开中国时，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好几个地方。
中国的茶、饮茶方式、斗茶风气、茶具等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到了16世纪，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文化——茶道。
茶叶与英国习俗
欧洲人是在16世纪开始获知茶叶的，但最初向欧洲介绍茶叶的并不是那些初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而是一位名叫拉木学的意大利学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茶叶。拉木学在155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根据一个波斯人的说法，中国出产一种被称为茶的植物，用水烹煮，可治多种疾病。而最早将茶叶输入欧洲的则是荷兰人，时间大约在1610年。茶叶引入荷兰后，饮茶随之而起。荷兰是欧洲最早开始出现饮茶之风的国家。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人通过翻译其他欧洲人的著作而开始认识茶叶。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日本的一位职员，写信给澳门的一位同事，请他代购“一罐上等好茶”。这可能是最早提到茶叶的英国人。17世纪中期，茶叶已通过各种途径输入英国。1657年，英国伦敦的一家咖啡店打出这样的招牌：在英国，由于茶叶“非常稀罕，十分珍贵，每磅售价高达6—10英镑，所以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高贵奢华的象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从现在起，本店首次向公众出售茶叶及茶叶饮品”，“价格仅为每磅16—50先令”。
正当饮茶之风在英国盛行起来的时候，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凯瑟琳是英国第一位喜好饮茶的王后，她使饮茶成为宫廷生活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特地精选了一批茶叶进献给英国国王。在凯瑟琳的倡导下，英国女子也以饮茶为时尚。这样，饮茶之风以更快的速度风靡英国。
18世纪前期，茶叶已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饮茶成了英国人的日常习惯，英国因此而成为“饮茶王国”。19世纪中期，饮用下午茶的风尚在英国蔓延，最终发展成英国人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不过，由于自然及文化的原因，英国人更偏爱经过发酵的红茶。他们还喜欢在茶中添加糖和牛奶，从而调制出别具英伦风味的茶饮。
茶叶与美国革命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法国人、荷兰人等纷纷横渡大西洋，踏上北美洲，建立起殖民地。英国人是从17世纪开始大规模移居北美洲的。到了18世纪前半期，形成了13个英属殖民地。来自英国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母国的饮茶习惯，而且开始经营茶叶贸易。由于茶叶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英国政府因此而将茶叶视为重要的税源。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汤姆逊税法》，决定在北美各港口对众多从外国进口的货物进行征税，其中包括茶叶。该税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激烈反抗。1770年，英国议会被迫废除《汤姆逊税法》，但保留对进口茶叶征税。结果导致茶叶走私的猖獗，大量茶叶从荷兰被偷运到北美殖民地。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先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然后由英国或北美的中间商转运到北美殖民地，并向政府交纳高额税收。而在全球茶叶贸易的竞争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劲敌是荷兰人。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库存的茶叶大量积压。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英国议会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允许东印度公司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销售茶叶，并对每磅茶叶仅征收3便士的进口税。《茶叶法》出台的目的，是要降低茶叶在北美市场的销售价格，从而击败来自荷兰的茶叶。按理说，《茶叶法》可以使北美殖民地人民享受到更加便宜的茶叶。但北美殖民地人民却担心，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垄断茶叶销售为开端，进而逐步垄断其他商品在北美的销售；更加重要的是，英国议会通过诱使殖民地人民接受《茶叶法》，进而接受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立法权和征税权。
这样，《茶叶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1773年12月16日夜，一群波士顿居民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船上所载茶叶全部倾入海中，使波士顿港成了“茶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波士顿倾茶事件，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这样，在太平洋的东海岸，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来自太平洋西海岸的茶叶在其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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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丝“茶”之路
茶叶的历史往往与文化、与宗教、与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混杂在一起。
按陆羽在《茶经》中的说法，“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将饮茶的最早年代追溯到了传说时代。不过文字记录的中国最早的茶事发生在西汉时代，那时的文献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话。东晋人常璩撰《华阳国志》，说武王克殷以后，巴人纳贡的贡品中有茶和蜂蜜等。
著名汉学家梅维恒在他的《茶的真实历史》中，对号称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茶传统发出质疑。他认为，茶起源于印度阿萨姆（让人联想起阿萨姆奶茶）、缅甸、老挝及云南等地，起初一直被中原人视为南蛮之物，并不受待见；直到唐朝陆羽写《茶经》，才奠定了茶的地位，成为雅品。
1998年在苏门答腊岛附件打捞发现的“黑石号”沉船，验证了梅维恒的说法。这艘船是唐朝826年左右从中国驶往阿拉伯的商船，满载唐朝物品。众多文物中有一小碗，上面写有“荼盏子”三个字，也就是那时人们还将后来的“茶”称为“荼”。荼，在《诗经》中是“苦草”的意思，当时对茶的概念是南方的苦药草。应该是陆羽，为了推广茶，才将荼字一横抹去，造出一个新的茶字。梅维恒认为茶的广泛被接受与佛教的传播有关。
考古学家王仁湘认为茶与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大思想流派，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儒、道、佛以茶传播学术思想，以茶传布道法佛规。其中又以佛教与茶的关系最为密切，佛教的禅宗坐禅时以茶为饮，在清净中修行。佛教禅宗在唐代普及发展以后，许多平常人为修行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茶，推动了饮茶之风的流行。特别是寺院，一般都参与茶叶生产，许多名茶都出自佛僧之手，这为茶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考证，我们习惯所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在宋代开始流行起来的。
当然，无论茶的起源在哪里，真正将茶由野生植物变成人工种植的农作物，并使其商业化的是中国。世界各地“茶”的发音，都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沿丝绸之路输出的商品，不仅有丝绸、瓷器，还有大量的茶叶。人们推断，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茶叶已由丝绸之路销往西域，这个说法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作依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商人已将茶叶由丝绸之路运达蒙古边境，同土耳其人以茶易物。
到了唐代，与回纥大规模的“茶马互市”活动，将大量中国茶叶输往西亚和阿拉伯国家。一直都有学者建议将“丝绸之路”改称为“丝茶之路”，因为到后来，茶叶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丝绸。而且茶叶的西进之路，在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战争，使美国走向独立；在亚欧大陆，也引起了一场战争，使大清帝国走向衰落，说茶叶是“一片改变世界的叶子”一点也不为过。
茶叶刚开始输入到欧洲时,既有欢迎者,也有抵制者,它的普及经历了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17世纪荷兰著名医师尼克拉斯·迪鲁库恩是第一个热情推广饮茶的西方人。他在《医学论》一书中,着力描述了茶的药用效果,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比不上茶,茶可以疗病,可以使人长寿。
在德国,传教士却激烈反对饮茶,说中国人之所以面黄肌瘦,就是太爱饮茶的缘故。在瑞典,人们起初对茶和咖啡的引入都抱怀疑态度,不敢贸然享用。于是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用两个死囚作试验,以免除死刑作条件。两个死囚还是一对双胞胎,一人饮茶,一人喝咖啡,结果都很安全,饮茶的那位还居然活到了83岁。这样一来,茶饮渐渐在西方得到了普及。
所以说,西方人对茶的接纳,最初主要不是由文化的角度,而是将茶饮作为药饮来认识,这对茶叶向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为了寻求使体魄更强健的妙方,经过谨慎的选择,终于选准了茶。英国人饮茶开始于17世纪60年代,这与凯瑟琳皇后的大力倡导有很大关系。凯瑟琳皇后嫁到英国时,将葡萄牙的中国红茶带到了皇宫,她自己喜好饮茶,还着力宣传茶的功用,说饮茶使她体态健美。
到了18世纪中叶,由于午餐至晚餐时间间隔太长,于是贵族阶层开始在下午增加一次简单的加餐:吃点心和饮茶。很快这种做法就传播开来,这就是至今还颇为流行的午后茶。据调查,英国人每天消费的饮料,茶要占到37%,而咖啡只有10%。
到今天，全世界茶叶的消费量依然超过咖啡、可可、酒精及各种碳酸饮料的总和。地处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是世界上进口绿茶最多的国家，人均年消费量达1公斤。摩洛哥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由于禁酒的原因，茶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饮料。一般人每天要喝三次茶，多的达十多次。摩洛哥人招待宾客，都敬献甜茶，酒会后通常要再饮三道茶。他们最爱绿茶中的珠茶，甚至以珠茶作为一个南部城市的代名。
“居不可一日无茶”，如今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均非虚言。
中国茶的世界之路
这几年，日本、欧盟提高茶叶准入门槛，闽茶出口量下降。
为什么呢?
业界分析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生产的产品在生产、制作环节距离出品标准有一定的差距，没有形成严格、完整的标准化生产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完全符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标准。
假如从茶叶的种植开始，有一整套完整的、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生产制作规范，涵盖施肥、用药、采摘、制作等所有环节，那还用担心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符合要求吗?
一直以来，专家、厂家要感官来审评茶叶、评定等级和价格，缺少绝大多数人可理解、判断的规范。当一个地方的特色茶种走向外地时，首先得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培育市场和消费者，告诉他们如何欣赏这个茶种，如何判定其价值。中国茶叶种类多，每个种类都有独特的泡饮文化和审评标准。以铁观音为例，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推广过程中，无数的安溪人到全国各地推广铁观音，但每个地区对铁观音的认识不同，同一品质的茶叶，在各地认同的标准也不同。就拿泉州地区来说，不同县(市、区)，同一款铁观音，市场上卖的价格可能就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
作为近年来中国茶市的新宠，安溪铁观音已成为市场的主流，但仍没有让消费者可依据的价值判断标准。虽然有现代科技和设备的帮助，但铁观音的制作仍然无法达到标准化，即使是最好的茶师，也无法保证制出茶叶的品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好茶难求，价格一路直上;一是制作无法标准化，消费者的判断更难有标准，一头雾水的情形时常有。铁观音如此，大红袍如此，中国许多茶叶在市场上的现状也是如此中国的茶，国外的大多数消费者无法准确判断其价值，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茶走向国际市场。
有茶业专家认为，标准化是中国走向世界最大的拦路石。国际茶叶市场上，红茶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以红碎茶为主，品质判断与琳琅满目的中国茶相比，要简单、容易得多。中国茶要真正在世界上流行，首先必须解决标准化问题，一是让消费者能够简单、直接判定茶叶的质量、价格;二是从制作工艺入手，解决品质不稳定问题，用标准的制作工艺生产出质量稳定的产品。
纵观茶叶发展史，工艺的改革促进了泉州茶业的发展。摇青工艺的采用带来了一个新的茶类乌龙茶，空调的引入让半发酵的铁观音走进清香型时代。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茶人，笔者大胆臆想：能否借助现代科技的帮助，总结乌龙茶采制的各种数据，尝试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如果这种猜想能够实现，我相信，乌龙茶走向世界的步伐将会插上飞翔的翅膀。
中国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茶叶之路：复兴之路正在延伸
与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几乎是一条鲜为人知的古商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这一条新的国际商道，由中国东南地区向北延伸，穿越茫茫戈壁草原，横跨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繁荣热闹了两个多世纪后，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如今，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悄然复苏并走上复兴的征程。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１６９３年的一个寒冷冬天，一百多个蓝眼睛黄头发，长相怪异的人出现在大清京师北京城的街道上。他们牵着骆驼、赶着马车，一个个神情疲惫，可眼睛中闪烁着兴奋的亮光。这队人马的出现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很快人们弄清楚了这是俄国彼得大帝向康熙朝派出的商队。这一年是中俄两国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第五年，这一条约也是大清国与外国签订的无数条约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平等条约。
不久，中俄之间一条便捷的商路被开辟出来。这就是从坐落在贝加尔湖南岸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城出发南行，越过边界经库仑（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通向北京的道路。这一商道的出现，催生和孕育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如中国呼和浩特、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科布多等等。
虽然这条商路是以茶叶命名，但茶叶只是大宗货物之一，其他如丝绸、药材、干果等货物数量也非常庞大。这些货物的来源遍布大半个中国。同样的，俄国的轻纺织品、皮毛、粮食和其他日用百货也是沿着这条网络流到中国的广大市场。着名作家、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邓九刚说。
茶叶之路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支路：一条向东到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河北、河南，另一条直向南插，经山西过黄河直插汉口。两条路都没有在中原停留，而是分为更多的支线，流向福建、上海、杭州等更加遥远的地方。这些支路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张网眼细密的大网，覆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的货物用车和船运到归化（今呼和浩特）之后，一律改由骆驼载运，一路向北运送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据文献记载，１７７７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额达６００万两白银；到１８４３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仅茶叶一项就达１２万箱；１８２１年－１８５０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中俄贸易占俄国对华贸易总额的４０％－６０％。
相对与俄国政府派出官商参与中俄贸易的做法，将固守疆土作为最高施政目标的大清皇帝们显然对做生意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远赴他国经商有辱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晋商为代表的旅蒙商利用与蒙古草原连接的地理优势在茶叶之路上活跃起来。在２００多年间，旅蒙商的驼队载着中国的茶叶、丝绸、布匹，在蒙古高原广袤的荒野上，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大地上，留下了一道道足迹。
茶叶之路曾经的重要节点之一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来自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商人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了人类共有的英雄气概。
遗落在草原深处的记忆繁荣热闹了２００多年的茶叶之路，自１９世纪开始滑向悲情岁月。邓九刚说，由于中国的茶叶出口，英国在与清政府贸易中处于长期巨额逆差，在此刺激下，英国不仅发动了鸦片战争，并开拓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区种植茶叶。而在此之前，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已经从中国聘请茶师前往俄国开辟茶园。
此外，随着中俄之间海运的扩大，北上的陆路运茶商道逐渐萎缩。１９０５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中国南方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风光两个多世纪的茶叶之路逐渐废弛，成为历史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茶叶之路渐渐被人们遗忘，在北方半荒漠的草原上很难找到昔日繁盛的踪迹。
如今，向年轻的呼和浩特人打听，恐怕很少还会有人知道，呼和浩特在历史上曾经是着名的茶叶之路的东方起始点，一座名播四海的商城，一座颇具特色的万驼之城。据文献记载，清代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拥有骆驼最多时达１６万峰。
茶叶之路沿线的村庄至今仍然保留着历史遗留的痕迹，有很多村庄的名字都是当年在这里开设的商号名称，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三义元等等。但如今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是以种地为生的地道农民，他们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商人或工人，对于茶叶之路更是了解甚少。
历史上作为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之一的二连浩特，如今是中蒙最大陆路口岸、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当年位于这里的伊林驿站，与散落在草原上的所有驿站一样，承载并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辉煌，此后便隐没在草原的风沙中，消失在当地人的记忆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发现了陈列在美国自然博物馆的伊林驿站老照片，并根据老人的回忆，找到了当年埋藏在伊林驿站库房菜窖中的水晶石和酒瓶等，确定了伊林驿站遗址具体位置，并建成博物馆。
全球化时代：国际古商道复兴之路在延伸驼铃远逝，古道悠悠，曾经的商道已经湮没在荒草的深处，当年的驼铃已经消逝在西风残阳中。但是随着茶叶之路的开通和繁荣而催生的许多新兴城市至今还矗立在蒙古高原的大地上。比如呼和浩特、包头、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等，今天都是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十分活跃的城市。近年来，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俄蒙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正在悄然苏醒，并期待借全球化浪潮之力实现新的伟大复兴。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俄文顾问、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会长孛乌兰娜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时期内的中国，茶叶之路已被人遗忘。但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茶叶之路，很多人除了恰克图，还知道中国的归化、晋中、张家口、汉口等地名。
１９５６年，随着北京－－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联运铁路的开通，消失百年的茶叶之路得到了完美的延续，古老的商道又重新复活。如今在昼夜繁忙的二连浩特口岸，随处可以看到满载俄罗斯木材、蒙古国矿产品和中国蔬菜、水果、日用品的火车、汽车来往不息。有人笑谈：过去的茶叶之路如今成了木材之路和蔬菜之路了。
二连浩特口岸目前承担着约三分之二的中蒙贸易过货任务。２０１１年，经二连浩特口岸开展的中蒙贸易货物运量突破１０００万吨，达到１０３０万吨。
如今连通中俄蒙之间的道路基本上与茶叶之路相重叠，不同的是运输工具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境内河运和驼队被公路和铁路所取代，在俄罗斯境内，狗拉雪橇也已不见踪影。邓九刚说，从东到西我国有三条铁路线在不同的地段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铁路的网络早已突破国界线的束缚把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连成了一片。
２００８年，作为昔日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今日中国对俄蒙开放前沿阵地的二连浩特市提出构建以天津港－－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合作走廊构想，得到沿线地区的一致认可。陆桥沿线地区在资源开发加工、通关合作、国际联运等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开拓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合作空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随着经济合作走廊的建立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升华。
２０１２年７月，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福建省南平市、湖南省益阳市、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俄罗斯乌兰乌德市等７个茶叶之路沿线城市共同率先发起，并有湖北咸宁市等１６个中俄蒙城市共同组建的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式成立。这个联盟旨在抚古寓今，不断赋予茶叶之路新的内涵，扩大这一古商道的现实影响力，促进沿线城市互动、互补、互助、互惠发展。
蒙古国色楞格省副省长色布仁巴图说：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的成立为中俄蒙三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条件，最重要的是通过恢复多年前的珍贵文化遗产来相互联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开启新的经济走廊。
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二连浩特市正在筹建茶叶电子交易平台，还将建设中俄蒙三国企业间的矿产品电子销售平台，力促中俄蒙经贸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
在茶叶之路这条古老的国际商道上从南到北，从中国到俄罗斯留下了大量遗存，如今已成为难得的旅游资源。早在１９９９年，俄罗斯国际旅行社就开辟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乌兰乌德－－乌兰巴托－－呼和浩特－－北京的茶叶之路旅游线。目前，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计划打造一条从武夷山到圣彼得堡的长线旅游线路。
毫无疑问，茶叶之路的历史如今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延续，古老商道的复兴之路正向远方延伸
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着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着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着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着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中蒙俄茶叶之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知道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不知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乃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驼道——茶叶之路。这是一条被历史尘封湮没，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商道。这条沉寂了百年的国际商道，由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撰写的《茶叶之路》唤醒了人们的记忆。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再次引起中俄蒙三国政府、企业、媒体的关注，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再现给今天的人们。
2009年阳春三月，柳绿花红。我国一个新学科研究会——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北京、山西、湖北、云南各路专家、教授云集青城，共贺这个性格别具的“学术婴儿”的诞生，共商茶叶之路研究大计。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邓九刚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关注的人物。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九刚就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茶叶之路”的文章。随后有南开大学米镇波教授所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美国女学者艾梅霞也出版了一本内容相近的《茶叶之路》。邓氏有关茶路的作品还有《驼帮》、《驼殇》、《驼村》、《大盛魁商号》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计三百多万字，且大多再版发行。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我国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记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之路”从公元1689年正式成为一条商路，距今320年。当年中国商人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走多伦、经棚、赤峰、二连等地，终点站是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这条活跃了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商道，横跨亚欧大陆、绵延万里，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深深的文脉。
早在2000年邓九刚先生《茶叶之路》正式出版发行后，即在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湖北、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市，掀起了茶叶之路研究热。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以及美国、欧共体许多城市，先后创立了研究《茶叶之路》的新学科，以“茶叶之路”命名的基金会、研究会、论坛会、艺术节、博物馆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与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因《茶叶之路》缘分，结为友好城市。2008年“茶叶之路”再版发行后，风靡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不少城市“一书难求”。台湾还专门出版繁体汉字本《茶叶之路》，以飨读者。
一部著作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多见的。我们内蒙古的有识之士，从中受到极大地震撼和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查资料、作考证、搞研讨，为重现250年前清康熙大帝与俄彼得大帝时代的商贸往事，为激活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为弘扬草原文明的丰富内涵，为大盛魁商号历史经验的古为今用，为促进中俄、中蒙、中欧之间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他们和邓九刚先生一起登程，开始了新的文化之旅。
沐浴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光辉，在我区成立一个研究茶叶之路的专门机构，已成各界人士的共识，可谓众望所归。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社科联和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下，一个挂靠在自治区中华文化学院、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遂应运而生。俄罗斯国文化部、乌兰乌德市、恰克图市政府及全国许多省市都发电函祝贺，希望研究会探索亚欧茶踪驼道，破译中俄商贾谜团，传承多元文化精髓，服务现代国际贸易。
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遍布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蒙汉回等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中国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和敢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在北国荒漠、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章节。邓九刚先生再现这段历史的《茶叶之路》，既有小说家的形象、情节，又有历史学家缜密、严谨，还不乏思想家的深邃、敏锐。不愧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沙尘湮没的茶叶之路，可以和我国汉唐以来从长安出发的第一条丝绸之路，及以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媲美。毫不夸张地说，“茶叶之路”是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等多学科共生的知识宝库，是一条昭示未来国际贸易的亚欧大通衢，也是一条鲜为人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红色通道。
300年前，在这条商道上一批中国人走出长城，走出国门，走向蒙古、俄罗斯，走向世界，表现出我们的民族开始挣脱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两种文明在草原上对话、对接。其过程艰苦卓绝，精神启示耐人寻味。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茶叶之路”精神，传承“茶叶之路”的文化遗产，努力在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
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