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农花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吴觉农论饮茶益寿”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吴觉农论饮茶益寿”相关知识！
网是一个为茶友提供普洱茶知识、普洱茶的功效、普洱茶市场行情而进行的茶文化交流平台，是普洱茶业界最具有活力和前景的权威非商业门户网站。
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一生从事茶叶事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茶叶专家，为我国茶叶事业的发展创立了不朽的功绩。
吴觉农一生爱茶，饮茶方法颇为讲究，能根据不愉时间不同身体状况。选用不同的茶叶。比如他八、九十岁以后，常常是上午喝绿茶，午睡以后喝怀红茶或乌龙茶，晚上一般不喝茶，有一套饮茶养生之道。吴老一直活到93岁，在他90岁高龄时，思维依然敏捷，身体健康。
有人问他长寿健身的秘诀何在，他总是说：“我也想不出什么所以然，大概与多喝茶有关吧！我是搞茶叶的，与茶叶界联系很多，他们每年都给我寄茶叶来，因此我家里红茶、绿茶、乌龙茶，好的差的样样都有，随时可喝，所以我的身体还算健康，至少手脚灵活，做笔记也不必戴眼镜。特别我的老伴，原来身体很差，后来经常喝茶现在身体比我还好，还能做些家务劳动。”吴老真不愧是茶人典范、饮茶益寿的证人。
更多关于普洱茶文化资讯请访问
网
cy316.com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
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先生（1897—1989年）是中国茶业复兴、发展的奠基人，是中国现代茶学的开拓者，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茶学家，更是中国茶界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为振兴华茶艰苦奋斗了72个春秋，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吴觉农茶学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茶行业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1897年，吴觉农出生于浙江茶区上虞丰惠镇，他从小对茶产生兴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残酷现实，使吴觉农立下志向，立志要革新中国茶业。1919年，吴觉农赴日本留学，专攻茶学，发表了《茶树原产地考》、《茶树栽培法》和《中国茶叶改革方准》三篇论文。在25岁时，他便分析了中国茶叶出口的历史，并从栽培、制造、贩卖、制度和行政、其他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剖析了华茶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时提出了培养茶业人才、组织有关团体、筹措经费、茶税分配等振兴华茶的根本方案。
1922年，吴觉农从日本留学回国，直到1931年才进上海商品检验局，开始茶叶专业工作。1935年和1937年，他和胡浩川、范和钧分别合作出版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和《中国茶业问题》两本茶学名著和一批有关茶叶生产与对外贸易的重要论文。20世纪40年代，吴觉农学习了前苏联早期农业经济学论，结合中国茶业实际，提出了战时茶叶统制政策和以后的茶叶统购统销政策，最后形成了适合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比较系统的吴觉农茶学思想（图3—3）。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吴觉农不公正的对待，在这长达26年的时间里（1951—1977年），他仅仅发表了1篇茶学论文，即《湖南茶业史话》。1978年之后，年逾80高龄的吴觉农，以中国农学会和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的身份，热情满怀地回到久违的茶叶战线。1987年，吴觉农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茶经述评》。这部被誉为20世纪的新茶经，在茶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饮茶用水论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明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谈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叶八分耳。可见水质能直接影响茶汤质量。水质不好，就不能正确反映茶叶的色、香、味，尤其对茶汤滋味影响更大。杭州的龙井茶，虎跑水，俗称杭州双绝。蒙顶山上茶，扬子江心水，名扬遐迩。名泉伴名茶，真是美上加美，相得益彰。
古人对泡茶用水的选择，归纳起来，其要点如下：一是水要甘而洁。宋蔡襄在《茶录》中说：水泉不甘，能损茶味。赵佶在《大观茶论》中指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王安石还有水甘茶串香的诗句。
二是水要活而清鲜。宋唐庚的《斗茶记》记载：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明代张源在《茶录》中分析得更为具体，指出：山顶泉清清而轻，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流于黄石为佳，泻出青石无用。流动者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真源无味，真水无香。
三是贮水要得法。如明代熊明遇在《罗山介茶记》中指出：养水须置石子于瓮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进一步指出：水性忌木，松杉为甚，木桶贮水，其害滋甚，洁瓶为佳耳。明代罗廪在《茶解》中介绍得更为具体，他说：大瓮满贮，投伏龙肝一块，即灶中心干土也，乘热投之。贮水瓮预置于阴庭，覆以纱帛，使昼挹天光，夜承星露，则英华不散，灵气常存。假令压以木石，封以纸箬，暴于日中，则内闭其气，外耗其精，水神敝矣，水味败矣。
泡茶用水，一般都用天然水。天然水按其来源可分为朱水（山水）、溪水、江水（河水）、湖水、井水、雨水、雪水等。自来水也是通过净化后的天然水。
泡茶用水究竟以何种为好，自古以来，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兴趣。陆羽曾在《茶经》中明确指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
一般说来，在天然水中，泉水是比较清爽的，杂质少，透明度高，污染少，水质最好。但是，由于水源和流经途径不同，所以其溶解物、含盐量与硬度等均有很大差异，因此，并不是所有泉水都是优质的。有些泉水，如硫磺矿泉水已失去饮用价值。
泡茶用水，虽以泉水为佳，但溪水、江水与河水等长年流动水，用来沏茶也并不逊色。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写诗描绘船家用江水泡茶的情景，诗云：江湖便是老生涯，佳处何妨且泊家，自汲淞江桥下水，垂虹亭上试新茶。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说：黄河之水，来自天上，浊者土色也，澄之既净，香味自发。说明江河之水，尽管浑浊度高，但澄清之后，仍可饮用。通常靠近城镇之外，江（河）水易受污染。唐代《茶经》中就提到：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也就是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取法水。千余年前况且如此，如今环境污染较为普遍，以致许多江水需要经过净化处理后才可饮用。
井水属地下水，是否适宜泡茶，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井水，水质甘美，是泡茶好水，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东传心殿内的大庖井，曾经是皇宫里的重要饮水来源。一般说，深层地下水有耐水层的保护，污染少，水质洁净；而浅层地下水易被地面污染，水质较差。所以深井比浅井好。其次，城市里的井水，受污染多，多咸味，不宜泡茶；而农村井水，受污染少，水质好，适宜饮用。当然，也有例外，如湖南长沙城内著名的白沙井，那是从砂岩中涌出的清泉、水质好，而且终年长流不息，取之泡茶,香味俱佳。
雨水和雪水，古人誉为天泉。用雪水泡茶，一向就被重视。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起》诗中的融雪煎香茗，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六么令》词中的细写茶经煮香雪，还有元代诗人谢宗可《雪煎茶》诗中的夜扫寒英煮绿尘，都是描写用雪水泡茶。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回中，更描绘得有声有色：当妙玉约宝钗、黛玉去吃体己茶时，黛玉问妙玉：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回答：这是收的梅花上的雪来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清淳？雨水一般比较洁净，但因季节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秋季，天高气爽，尘埃较少，雨水清洌，泡茶滋味爽口回甘；梅雨季节，和风细雨，有利于微生物滋长，泡茶品质较次；夏季雷阵雨，常伴飞砂走石，水质不净，泡茶茶汤浑景，不宜饮用。
自来水，一般都是经过人工净化、消毒处理过的江（河）水或湖水。凡达到我国卫生部制订的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都适于泡茶。但有时自来水中用过量氯化物消毒，气味很重，和之泡茶，严重影响质量。为了消除氯气，可将自来水贮存的缸中，静置一昼夜，待氯气自然逸失，再用来煮沸泡茶，效果大不一样。所以，经过处理后的自来水也是比较理想的泡茶用水。
在选择泡茶用水时，还必须了解水的硬度和茶汤质量的关系。天然水可为硬水和软水两种：凡含有较多量的钙、镁离子的水称为硬水；不溶或只含少量钙、镁离子的水称为软水。如果水的硬性是含有碳酸氢钙或碳酸氢镁引起的，这种水称暂时硬水；如果水的硬性是由含有钙和镁的硫酸盐或氯化物引起的，这种水叫永久硬水。暂时硬水通过煮沸，所含碳酸氢盐就分解，生成不溶性的碳酸盐而沈淀。这样硬水就变为软水了。平时用铝壶烧开水，壶底上的白色沈淀物，就是碳酸盐。一升水中含有碳酸钙1毫克的称为硬度1度。硬度0－10度为软水，10度以上为硬水。通常饮用水的总硬度不超过25度。
水的硬度与茶汤质量关系密切。首先水的硬度影响水的pH值又影响茶汤色泽。当pH大于5时，汤色加深；pH达到7时，茶黄毒就倾向于自动氧化而损失。其次，水的硬度还影响茶叶有效成分的溶解度，软水中含其它溶质少，茶叶有效成分的溶解度高，故茶味浓；而硬水中含有较多的钙、镁离子和矿物质，茶叶有效成分的溶解度低，故茶味淡。如水中铁离子含量过高，茶汤就会变成黑褐色，甚至浮起一层锈油，简直无法饮用。这是茶叶中多酚类物质一铁作用的结果。如水中铅的含量达0.2ppm时，茶味变苦；镁的含量大于2ppm时，茶味变淡，钙的含量大于2ppm时，茶味变涩，若达到4ppm，则茶味变苦，由此可见，泡茶用水以选择软水或暂时硬水为宜。
在天然水中，雨水和雪水属于软水，泉水、溪水、江（河）水，多为暂时硬水，部分地下水为硬水。蒸馏水为人工加工而成的软水，但成本高，不可能作为一般饮用水。
李时珍论饮茶利弊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这部医药学专著中对茶的药理药效曾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饮茶应根据各人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饮茶方法，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有不适应症以免饮为好。他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闿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上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病胀，成疾痹，成黄瘦，成呕逆，洞泻，成腹痛，成痞胀，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民生日用，蹈其弊者，往往皆是，而妇妪受害更多。习俗移人，自不觉尔。况真茶既少，杂茶更多，其为患也，又可胜言哉?”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提到茶能解烧烤食物之热毒，书中引汪颖语：“人好烧鹅炙博，日常不缺。人咸防”其生痛，后卒不病。访知其人每夜心啜凉茶一碗，乃知茶能，解炙博之毒也。”但《本草纲目》因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水一平，有些论述也来必正确，如李时珍在书中引用了李鹏飞的一段话，认为酒后饮茶有伤身体，引文说:“大渴及酒后饮茶，一水入肾经，令人腰、脚、膀耽冷痛，兼患水肿、挛痹诸疾。
大抵饮茶宜热宜少，不饮尤佳，空腹最忌之。”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饮茶有助于利尿解酒毒，显然，上述认为酒后饮茶有伤身体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其实，早在明代一位理学家王阳明就有廷样一句诗认为饮茶有助于醒酒，诗称:“正如酣醉后，醒酒却须茶。”
更多关于普洱茶文化资讯请访问
网
大观茶论之“茶论”品赏
大观茶论之茶论
原文
尝谓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求者，其类下一。谷粟之于饥，丝枲之于寒
①，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须而日用，不以时岁之舒迫而可以兴废也。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间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
②，尤团凤饼
③，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
④，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且物之兴废；固自有时，然亦系平时之汗隆
⑤。时或遑遽，人怀劳悴，则向所谓常须而日用，犹且汲汲营求，惟恐不获，饮茶何暇议哉！世既累洽
⑥，人恬物熙。则常须而日用者，固久厌饫狼籍，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情尚也。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
注释
①丝枲之干寒：枲，音xi1，麻。《玉篇〉：“麻，有籽曰苴，无籽曰枲。”
②岁修建溪之贡：建溪，原为河名，其源在浙江，流入福瓯县境内。所产的茶气味香美，唐代即为贡品。宋初，朝廷更派专使在此焙制茶叶进贡。③龙团凤饼：茶名，为福建北苑精制的“贡茶”。
④垂拱密勿：垂拱，垂衣拱手，古时形容太平无事，可无为而治。密勿，勤劳谨慎。颜师古〈五经定本〉注：“密勿，犹黾勉从事也”。
⑤时之汗窿：汗隆，即隆污，指世道之盛衰或政治的兴替。
⑥世既累洽：累洽，世代相承太平无事。
论茶之道
我们总在讲茶道，那么到底茶道有哪些内容?有哪些值得我们反复品尝的滋味?
首先是尊人之道，天地人，合为三才，这在饮茶时的茶具命名上有体现，比如杯托为“地”，杯盖为“天”，而杯子是“人”，天大地大，都比不上人大，尊人便是尊心，以人为本，才能逍遥天地。饮茶时将杯托、杯盖、杯子，一同托起饮茶，名为“三才合一”，既天人合一。天人相谐，奥妙无穷。
第二是贵生之道。道家文化讲求的是贵生、养生、乐生，而饮茶人多讲“茶之功”，讲求茶的保健养生，以及怡情之功，通过饮茶保健身体，增长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增长特定意义的内力。道家更喜茶，将茶视为天地所赐琼浆玉露，饮茶后不嗜睡，更能体悟天道。
第三是坐忘之道。要求在饮茶的时候做到“一尘不染，一妄不存”，至虚极，守静笃。坐忘是茶之“四谛”之一，心境安然，不染杂念，静极而生慧，物我两忘，真正融入天地，体会自然，进而逍遥。
第四是无我之道。所谓无我，非是在肉体上否认自己的存在，而是精神上消除与自然的隔阂，开阔胸怀，包容万物，物我一体，浑然不分，如此才得安然。
第五是归真之道。饮茶人多将茶视为南方之嘉木，培育茶叶过程中，不管是种茶、采摘、制茶，都需要遵循自然之道，自然生发，其香也自然，将自然归于心性，便是归真，有此念，内心才会得到真正的平静。
论茶宴
茶宴，亦称茶会，兴于唐，盛于宋，而其最早见诸史料，大约在南北朝时期。
公元454年，山谦之在《吴兴记》里写到，每岁吴兴、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这可能是史料里出现最早的茶宴一词。茶至唐代，日渐风行，加之有提神、消食、明目、祛邪等医疗保健功效，茶成了最为珍贵的饮料，所以，用茶宴请亲朋好友也就成了社会风尚之一种。当然，这只是上层权贵阶层的事。唐代天宝进士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里的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唐代侍御史李嘉祐的《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里的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风送王孙，唐代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里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的诗句，细细品读，皆为一场场或大或小或盛或简的茶宴。而唐代户部员外郎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要算对茶宴的一次华丽铺陈了。
其词曰：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于议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指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合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如此幽雅的环境，品茗的美妙回味，以及令人陶醉的神态，都是茶宴的组成部分。难怪大诗人白居易有一次因为身体微恙没能参加浙江长兴与江苏宜兴分界处境会亭茶宴而十分遗憾，还专门写诗道出了他的无限惆怅。在那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里，他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我猜想，当时坠马伤腰卧病在床的白居易，一定因为这场缺席的茶宴而使病期延长了数日吧。
相比之下，诗人黄庭坚要幸运得多。
他的行书《茶宴》写于元祐四年(1089)正月初九记录的正是自己参加一次茶宴的光鲜经历。文曰：元祐四年正月初九茶宴，臣黄庭坚奉敕，敬书于绩臣殿中。
寥寥数字，对茶宴的敬仰之情流露无遗。
毕竟，这是在华丽堂皇的绩臣殿里举行的一场茶宴，与平时文人雅集的茶宴性质不同，所以规格也就不同，虽然少了些闲散逍遥，却多了尊贵，不可小视。大抵而言，像是今天的基层官员被上司召见一般。所以，黄庭坚写得沉重庄重有余，潇洒飘逸不足。这也是形势使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猜想，不一定准确。也许，这与我这几年见多了当代书法家们附炎趋势、仰人鼻息的行状所带来的思维惯性有关吧。况且，茶宴发展到宋代，随着茶区的进一步扩大和茶艺的日渐精深，茶宴之风更加盛大以及大宋王朝的上行下效，无论官场还是民间，不管文人骚客还是寺院僧侣，茶宴之风风生水起。
官居北宋户部尚书的蔡京，在他的《太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里屡次提到了皇室茶宴的盛况，特别是在《延福宫曲宴记》中，事无巨细地写道: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二月癸已，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如此气派的茶宴雅集，黄庭坚怎能不去，怎能不规规矩矩谦卑有加地记录在案呢。
据说，黄庭坚的《元祐四年正月初九日茶宴和御制元韵》的诗书，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宴手迹我无心考证这个，还是留给大学里讲授书法史的教授们去论证吧。
吴鸣制作与众不同的紫砂壶
“怡墨研砂——吴鸣紫砂·水墨作品展”历时一个月，得到沪上紫砂爱好者热烈追捧，吴鸣大师工作室近日落户上海东方陶瓷艺术交流促进中心，成为壶迷们鉴赏、交流、互动的俱乐部。
说到“紫砂”，大概有不少人会首先想到“紫砂壶”，一种老少咸宜、既可登大雅之堂又可入寻常人家赏玩且实用的小摆件、小玩意，总脱不了移情把玩、小情趣、小跟随的旧格局。而吴鸣的作品总是如此的令人叹为观止，就如同看到了“紫砂版”的现代艺术大师亨利·摩尔的雕塑作品，同样是小小的一个紫砂壶，却能有那么大的视觉冲击力和空间张力，以及其通体发露的现代气息，这实在是对紫砂陶艺的审美功能一次革命性的改变。
吴鸣曾将自己的陶艺历程总结概括为“读”、“思”、“做”三字。“读”者读书理气，胸有诗书气自华；“思”者上下求索，循理想抱负而独得心源；“做”者勤于探索，勇于实践，坐实务虚，不图虚名，如此三点集于一身，加之志向远，视野宽，情怀深，心意细，注定他是一位深怀远大理想与抱负并具有历史使命感的艺术家，而其现代紫砂艺术，无疑已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而改写紫砂艺术史的重要意义，仅以其代表作《古风系列》、《大语系列》、《子非鱼系列》、《期待系列》、《生命对话系列》等而言，也无疑已成为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之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壶中日月长，陶里天地大；壶可洗心，陶可冶志，品位高低，贵在人为。古今艺术，皆循一理：人至何境，道至何境；道至何境，艺至何境；“道”“器”相生相济，则形神兼备和畅通达而艺无止境矣。吴鸣的艺术现象，再次向我们提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是经由其开宗立派式的创造，改变了他所从属的艺术门类之命运乃至发展方向的人物——历史由此重新书写，而真正的大师依旧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无涉浮躁时代之虚构的荣誉。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道至简，好的作品一定有她独到的艺术语言……
藏族茶文化论析
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却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藏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藏族所居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历史上素不产茶。⑴所需之茶主要通过毗邻之地供给。藏语三大方言对许多东西的称呼发音不同，但对茶则一律呼为“槚”（ja）。《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舛也；啜苦咽甘，茶也”。可见藏语是借用了汉语对茶的古称。
茶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吐著时期，盛唐的丰富物质文化成果，不能不对吐著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因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和亲吐蕃的直接推动，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致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茶文化作为中原的一种物质文化成果在这种交流中被传入吐蕃社会便十分自然。
据藏族史籍记载，茶是在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莽布支在位时（676一704）传人吐蕃的。当时作为一种保健药物而受到赞普的喜爱。⑵唐李肇《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⑶其中，寿州、舒州在皖，顾诸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湖在湘。赞普虽拥有中原最名贵的茶、但都不晓其烹饮之法，可见当时在吐蕃社会中饮茶之习尚不普遍。关于这点，我们还可在敦煌、新疆出土的吐蕃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佐证：在大量写卷、木简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资是青稞、小麦、米、酒、牛、羊、皮张等，唯独不见有关茶的记载。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至少9世纪初以前，吐蕃人还没有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茶这时虽已输入吐蕃，但还属珍稀物品。
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这种习惯、习俗的共同需要，对于维系人生存的饮食而言，尤其如此。吐蕃不产茶，要靠内地供应，在没有形成可靠的、经常的贸易渠道之前，藏区的茶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供给；在社会上自然不可能形成饮茶的风气和习惯。综观唐蕃关系史，在初唐至中唐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虽有发展，但又经常受到战争的破坏，致使双方的联系受到很大的制约，内地的茶尚不具备大量输入藏区的客观条件，从而使藏区社会缺乏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大大活跃起来，陇、蜀、洮、氓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多处，传统的民间贸易渠道也都畅通。唐之缣（丝织品）和茶成为与吐蕃市易马和耕牛的主要商品。由于安史之乱后内地农业破坏极严重，唐朝长期依赖吐蕃地区马牛等物的输入，作为交换的茶也长期地大量地被输入吐蕃。这就使藏族社会具备了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唐自开元以后，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⑷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憎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⑸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热巴巾被杀，达磨即位后，吐蕃发生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间的僧人，无可避免地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于是在普通民众中也开始兴起饮茶的习惯，一经传播开来，便一发不可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
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地方各部族与内地的交换活动趋于自由。五代及宋，正式建立“茶马互市”的制度，更使茶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为推动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元代起，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藏族饮茶之习由此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内地的茶文化在藏区经由王室；僧院；民间的传播推广、借鉴吸收，逐渐形成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和形态，这就是藏族茶文化。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茶文化已成为藏族传统饮食文化中最富生气的一部分。
二茶在藏区最先是被当成医疗保健饮品来使用的。《汉藏史集》中记载：都松莽布支（赤都松）原先体弱多病，一日偶然尝了小鸟衔来的一种树叶，顿觉神清气爽，于是命心腹大臣四处寻访这种树叶，后来在汉地找到，大臣带了一大捆回来，赞普将其日日煮饮，身体便一天天好起来，于是将其作为上等保健之品，这便是茶。由此传说可知茶之被藏族看重，最初是因为茶所具有的医疗保健作用。众所周知，藏族居于高寒、缺氧、干燥的青藏高原，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其膳食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以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正好可弥补其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⑹藏族对茶的认识首先是医疗保健作用也就十分自然了。
古代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的认识是比较深的。成书于14世纪的《汉藏史集》专门有一章，题名《甘露之海》，详细介绍了茶的种类及其不同的疗效，将传人藏区的茶按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等的差异，分成十六种；对每种茶叶的特点、气味、颜色、口感、功用分别作了记载，认为各种茶分别适应治流诞、胆热、寒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在更早的《四部医典》中，也提到茶对于治病强身的功用。可见，藏族人民对茶的医疗保健功效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不过藏族普遍嗜爱饮茶习俗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茶对人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对于常年以肉食和糌粑为主食的藏族来说，饮茶既可解腻顺食、满足生理之需，又可使人处于一种快怡舒畅的精神状态。这样，茶的确像是“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人间”，⑺给藏族人带来美的享受。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很精辟地指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⑻藏族茶文化正是在满足藏人的认识需要、功利需要和审美需要的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概而言之，藏族茶文化的主要表征如下：
1、茶之烹藏族饮茶系采用熬煮方式，与现今内地常用的冲泡法迥然不同。煮茶讲究火候，以茶汁呈深褐色，入口涩而不苦为佳。牧民喜欢喝浓一些的，农区和城镇的人则爱喝较淡一点的。平时将茶装人随身的口袋或储于家中罐内。用时先将锅内盛水，投入适量茶叶，以猛火煮开，再以文火煎熬（也有水沸后放茶的）。熬茶时必放少许食盐调味，藏谚有“茶无盐，水一样；人无钱，鬼一样”之说，可见茶中放盐的重要。这样熬出之茶名为“清茶”，这是最普遍的熬茶法。
在藏区东部的康区，流行一种熬“茶卤”（茶母）的方法，即“将茶一（约五斤）或数揉散，内加白土（碱）及水，入巨釜炖之，殆水煮尽，然后将锅内茶膏晒干，贮于皮袋中，饮时取茶卤一掬，入开水于罐内，略一摇荡，即成红黑色之浓茶，加盐饮用”。⑼这种“茶母”最为驮脚远行商队喜用。
藏族谚语有“茶渣如油，给孩子吃”之说，至今在康区和安多牧区还有一种将茶叶连汤带叶一吃喝掉的饮茶方式，称作“糌粑茶”。先将茶叶烘干，在臼中舂为细末，用时将茶末投入水中熬煮，待茶汁渐浓时，再洒入一些糟粑面和少量盐，使茶汤成为稀糊状。这种茶喝后令人体力骤增。
将牛奶或羊奶掺入清茶即为“奶茶”。方法是清茶熬好后（一般熬得较淡一些），舀鲜奶适量倒入茶锅内，使茶、乳混融均匀，即可饮用。这种茶奶香浓郁、味鲜带甜，牧区与农区的人都爱饮用。
最讲究的茶，是酥油茶。把熬好的清茶倒入专用的茶桶（藏名“酪摩”）中，加入酥油、盐、鸡蛋、核桃仁等，用一底端有带孔圆盘的搅拌棒（藏名“加罗”），在桶内上下抽压，直至油、茶充分融合后即可斟饮。此茶入口酥润，香味四溢，能防止嘴唇干裂，最为藏族喜爱，喻其制法之妙为“由般若而至法华，转熟酥而成醍醐”。
在拉萨等地，人们时尚喝“甜茶”，虽仍为茶加牛奶做成，但略异于“奶茶”，颇似于欧洲人喝的“奶茶”。此茶是近代以来首先在贵族中流行开来的，有加糖和不加糖的饮法。
考诸史籍，茶熬煮而不用冲泡、煮茶必加盐和辛香物，以及喝茶连茶渣一起吃掉的习惯，原本是中原地区唐宋以前之旧习，唐陆羽《茶经》所载的烹茶方法是：“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煮之百沸”，“初沸则合水量，调之以盐味，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荚环激荡汤心，则量茶末当中心而下，有倾势若奔涛而溅沫，以所出水止之……酌置诸碗。”⑾元以后这一古俗只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又唐皮日休《茶中杂咏》诗序中说：“称饮茗者，必浑而烹之，与瀹蔬而啜者无异，”可见那时喝茶是像喝菜汤一样连渣连水一起喝的。不过，经过文化的整合和演进，藏族的烹茶之艺，早已不是对中原古习的单纯摹仿，而已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2、茶之饮藏族谚语有“汉族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形容藏族嗜茶之普遍，饮茶之量多。一般情况下，藏族不论贫富，“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⑿农闲的日子，人们爱全家围坐火塘前，边喝茶边话家常，一些老年人一边摇着转经筒，喃喃地念诵“六字真言”，一边悠闲地喝茶。饮茶与信仰、祈求来世与享受现实便这样有机地结合起来。
放牧的人饮茶别有情趣，当牛羊自由地在草原上啃食青草时，拿出携来的小锅，捡来三个石头便成为灶，用羊皮风袋将干牛粪和荆枝吹燃，便悠然地熬起茶来。
饮茶更是僧人日常生活不可缺的部分，因为茶能使僧人“神智清醒，勤奋修行，增进智慧”。⒀寺庙中通常每日要集体饮茶三次，即在早、中、晚三次诵经礼佛活动后，由司茶的僧人依次给每个僧人斟茶，一般为酥油茶。此外，在各种祈祷法会和祭神、跳神、讲经法会期间，因每日集会多达六七次，集体饮茶的次数也相应增加。寺院常进行的辩经活动中也要给僧人施茶，当辩论得口干舌燥时，饮茶恰似甘露沁脾，令人神思飞跃、妙语如珠。藏传佛教僧人在修完一定课程后，有一段静修的阶段。修密法者在经过三年露台苦修后，要入暗室再静修三年；此间，一口茶锅、二袋糌粑、一些茶叶和酥油便成为其生活之资。当肢体麻木、神思困倦时，喝一碗浓茶，令其气脉运转、倦意全消。密宗认为、在修习最高级的无上瑜咖方便道时，食物能帮助“摄界归脉”，打通全身脉结，“生出乐、明、无分别的境界”。⒁因此静修僧喝浓茶的行动，又具有“以欲乐为道”的宗教奥义。
藏族最随便的饮茶者是那些出行在外的人（如驮帮），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支锅烧茶。
藏族最潇洒的饮茶是在“耍坝子”、“逛林卡”之时，人们或全家老少，或三五亲朋在草坪上、松林间搭起鲜艳的布帐后，呷一口香茶润润喉咙便引吭高歌。
3、茶之礼历史文化的陶冶，使藏族成为一个极讲究礼仪的民族，有关茶之礼更是不胜枚举。
日常饮茶，讲究长幼有序、主客有序；在公众场合，讲究尊卑有序。在家中，煮好茶必先斟献于父母、长辈。对于尊敬的客人，主人要当面用清水将碗再洗一遍，揩干，然后再斟茶捧献于前，以示对客人的尊敬。客人喝一口，主人立即又为其斟满，除非客人以手盖碗表示不能再喝。亲朋好友、邻居生病或出行，人们要送上一壶滚烫的酥油茶，前往看望或送行。
藏族婚丧嫁娶都必用茶。订婚时，嫁妆中，都得有茶，茶的多少成为女家财富的象征。婚宴中更离不了茶和酒。生了孩子后，同村的人和亲戚都要带上茶和酒、酥油等前来祝贺，客人进屋先给婴儿献哈达，祝福吉祥，随即向产妇敬茶、献酒表示慰问和敬意。孩子满月出门拜佛前，要先将家中茶锅上的锅烟子抹点在婴儿鼻上，据说这样就不会被魔鬼看到。藏族葬俗要作七七四十九天法事，每日要以酥油茶款待作法事的僧人和来客。
寺庙中饮茶更有严格的规矩。集体饮茶时在大殿内依僧职高低、修习等级，按序坐下，由司茶者依序给每人斟满一碗，喝完后将碗略向前伸，候司茶者再来倒满，饮者不能出声，不能东倒可歪。集体所饮茶的来源一是本寺发放，二是施主布施，后者称为：“熬茶”。熬茶者有政府官员，也有富商，清代每任驻藏大臣均要定期向三大寺，“熬茶”。“熬茶”者有亲自前往的，也有折款交给寺庙由寺代办的。这种集体饮茶和“熬茶”，给每个僧人分配的茶要平均，如果锅内有剩余而又不够每人一碗，贝宁可将茶倒掉，也不让有人多吃多占。
4、茶之具藏族茶具讲究美观、实用并具有宗教的象征意义。
茶锅：多为铜质，解放后使用铝锅的也多了起来。茶锅大者口径盈丈，是寺庙中集体熬茶所用，如阿坝草尔底寺现存三口大锅，每口均可容五百多担水，倒水舀茶均须用梯子上下；小者口径不到一尺，主要是家庭使用。铜锅造型别致，圆口，圆腹，圆底，与宗教法器之弧形线造型一致。
茶碗：有木、瓷、玉、银等类。据藏史记载，当茶叶传入吐蕃时，赞普就请来汉地的工匠，用藏地的原料生产出了＋六种碗，这些碗按质地分为上、中、下三等。碗上分别绘制和镂刻有鸟衔茶叶、游鱼、鹿等图案。⒃现今藏族使用的茶碗多为木、瓷及玉石碗。木碗多以桦、桃、枣木等为材，经浸泡、晒干、制坯、造型、打磨、上色等工序制成，工艺独特。云南中甸、西藏山南所产者最佳，紫擅木制作的最为名贵。木碗轻巧、价廉，不烫嘴、不怕摔、盛茶不变味，故藏族人爱用、随身携带。讲究的木碗，多在碗内及外沿镶裹银皮，镂上花纹图案，据说银能辨毒，木碗能解毒。瓷碗为内地输入，以景德镇的八宝龙碗最受欢迎，瓷碗色泽鲜艳，带有“八吉祥”、“万福”等图案。，玉石碗则主要是西藏仁布县出产，用当地丰富的玉石资源，由藏族能工巧匠精心加工而成，玲珑剔透、晶莹润滑，多为白色、淡绿色，碗壁刻有各种吉祥图案和花纹，工艺精巧，人们常将其作为室内摆设。银制的茶碗，只有像达赖、班禅这样的大活佛才用。藏族的茶碗，珍者均配有碗盖，装饰华美。
茶壶：有铜、锡、铝、陶等类。贵族、大活佛也有以金银制成茶壶的。造型独特，曲嘴，大口、细腰、广肚。讲究的壶上常加银、珊瑚、绿松石等为饰。陶壶造型与金属壶不同，腹较大，底较宽，上刻压花纹，古朴实用，价格便宜，普遍喜用。
茶桶：打酥油茶之桶以质地坚实的木材制作。察隅一带也有用竹节截锯而成的。一般的茶桶为1米多高，口径约15厘米，也有长仅60厘米左有的，便于携带。桶身上下各以树藤或铜铁皮包箍，有扣环。“加罗”杆较桶身略高，底端的圆盘上有齿孔，在打茶时起活塞作用。讲究的酥油茶桶藏语称为“董莫热新”，除上下箍以锃亮的铜皮外，桶身上另加数道装饰铜环，刻有吉祥花纹的图案，豪华气派，实用美观。
茶瓢：一般为铜制，圆口膨腹，长柄带勾，具有多种用途，实用性强。
5、茶之文嗜爱茶的藏族，关于茶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十分丰富。藏族“三大格言”（萨迦格言、水树格言、格丹格言）中，有不少以茶为喻的格言、警句。专门描述茶与酒、盐的功用和相互关系的文学作品有《茶酒仙女》、《茶和盐的故事》等。《茶酒仙女》讲的是在意想城中，国王下令以茶代酒举行宴会。酒仙因此下凡，在国王面前夸耀酒而攻讦茶。于是，茶仙来到国王处，当面与酒仙辩论，历数酒的坏处，陈说茶的功绩。最后，国王调停双方，公正地评价了二者的作用。《茶和盐的故事》则讲一对恋人生不能相聚，死后分别化为盐与茶，人们煮茶时放盐就能使他俩朝朝暮暮常相聚合的故事，为饮茶放盐这一习俗赋予了美学上和宗教上的意义。
6、茶之类藏族用茶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昌、粗茶五等。俱属发酵类茶（红茶）。砖茶纯用嫩叶芽制成，过去为藏族上层人士专享之茶，最佳；金尖略次，仍属上等茶；金玉茶内杂有少量茶梗，金昌则茶叶粗大、杂梗较多，过去一般藏族人家均用这两种茶；粗茶多为老叶、粗梗制成，是贫苦人食用之茶。砖茶以一斤为一块，以黄绵纸包好，外套以印有藏文和吉祥图案的精美纸盒，其他之茶则例以五斤为一块，称为＊＊。四＊＊重叠，垫以绵纸，用蔑编包裹成长条形，称为一包。茶包由内地运至打箭炉等地后，由当地藏民以生牛皮将三包捆裹在一起，是为一捆。两捆为一驮，用牦牛或马运往各地。用牛皮包茶是藏族独特之技术，包裹严密，以线缝合，千里转运亦难损坏。
三1、茶与政洽历代中央王朝均十分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并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虽然，其最终目的是“以茶制番”，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限制了内地茶商投机倒把、勒索藏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央政权对藏区的管理。朝廷还往往以赏赐、礼佛等形式用茶来加强与西藏地方上层的关系。对朝贡者例赐“食茶”，并允其在内地采购，故藏区地方首领都乐于朝贡。明代由于限制边茶市易较严，并推行多封众建的政策，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⒄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⒅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打箭炉设立茶关后，为废除达赖原来对打箭炉一带沿途商民征收“鞍子钱”的旧例，清政府规定每年赏赐给达赖茶5000斤，由打箭炉拨运，从而制止了西藏地方政府染指川边地区。19世纪末，英帝企图强行对藏倾销印茶，离间西藏与祖国关系，西藏地方政府配合清政府共同抵制了英人的阴谋。
2、茶与经济由于藏区社会需茶量极大，使以茶为主的贸易迅速发展。甘肃河州、丹噶尔，四川打箭炉、松潘，云南丽江、阿墩子等著名茶市空前繁荣。大量的藏、汉、回族商人来往于藏区和内地之间。据记载，康熙时仅打箭炉一地即有茶商70余家。⒆随着贸易的发展，经营范围早已不限于茶，内地之布绸、五金、百货，藏区的药材、羊毛、皮张、黄金等均在其列，贸易日益兴旺。藏区社会内部的经济被此带动，挖药、采金、皮张加工等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精明的藏族商人，如清末民初兴起的“三大昌”（即邦达昌、日升昌、三多昌）商家和大金寺、理塘寺等寺庙商队，均有数十万银元的资本，经营区域远达京、津、沪和印度、尼泊尔等地，据1930年统计，经打箭炉输入内地的麝香、鹿茸、皮张等藏区物资总值达2450428元，其中80％用于易茶。
茶还使藏区出现了集交易所、货栈、食宿店为一体的独特商贸组织＆＃0；＆＃0；锅庄。锅庄，藏语意为“代表”。是土司属下各地头人派来侍奉差役的“办事处”。随着土司势力的衰落和茶的贸易的兴隆，原来的锅庄逐渐改变了性质，成为商旅云集的处所。锅庄既是供过往茶商和驮队食宿之地，又是贸易的中介者。
3、茶与交通茶的贸易推动了藏区与内地的交通往来，形成了著名的青藏商道、川藏商道、滇藏商道等。历代为缩短运距、方便茶运而劈山开道，保障交通，如明代开辟了自碉门经昂州逾大渡河至长河西的“碉门路”；清代开辟了大渡河畔的“瓦斯沟路”、经松潘至甘南的“草地路”等。交通的发展，促进了藏区的繁荣，进一步加强了藏区与内地的物质、文化交流。
4、茶与生产藏族认为茶能添畜力，常将用过的茶叶渣给牛马补饲。农区春耕前，家家都要将茶和酥油、糌粑一起喂耕牛，喂过茶的牛拉犁跑得快、耐力好。在牧区，每逢配种季节，牧民总要用茶给马和牛补饲，据说这样会使配种的成功率增高，产下的幼畜体质较壮，易于成活。
四综上所述，藏族茶文化是藏族与各兄弟民族友好交往的结晶。但是，藏族茶文化在内涵上则与内地茶文化有很大差异，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藏族茶文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选择、吸收、消化、交融、发展的过程，其认识功能、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已经与内地茶文化有很大差异。汉族饮茶，讲究“逸”、“悦”。而藏族茶文化则体现为“敬、逸、和、静、怡”，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
藏族的茶文化特点显著，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