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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在讲茶道，那么到底茶道有哪些内容?有哪些值得我们反复品尝的滋味?
首先是尊人之道，天地人，合为三才，这在饮茶时的茶具命名上有体现，比如杯托为“地”，杯盖为“天”，而杯子是“人”，天大地大，都比不上人大，尊人便是尊心，以人为本，才能逍遥天地。饮茶时将杯托、杯盖、杯子，一同托起饮茶，名为“三才合一”，既天人合一。天人相谐，奥妙无穷。
第二是贵生之道。道家文化讲求的是贵生、养生、乐生，而饮茶人多讲“茶之功”，讲求茶的保健养生，以及怡情之功，通过饮茶保健身体，增长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增长特定意义的内力。道家更喜茶，将茶视为天地所赐琼浆玉露，饮茶后不嗜睡，更能体悟天道。
第三是坐忘之道。要求在饮茶的时候做到“一尘不染，一妄不存”，至虚极，守静笃。坐忘是茶之“四谛”之一，心境安然，不染杂念，静极而生慧，物我两忘，真正融入天地，体会自然，进而逍遥。
第四是无我之道。所谓无我，非是在肉体上否认自己的存在，而是精神上消除与自然的隔阂，开阔胸怀，包容万物，物我一体，浑然不分，如此才得安然。
第五是归真之道。饮茶人多将茶视为南方之嘉木，培育茶叶过程中，不管是种茶、采摘、制茶，都需要遵循自然之道，自然生发，其香也自然，将自然归于心性，便是归真，有此念，内心才会得到真正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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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茶宴
茶宴，亦称茶会，兴于唐，盛于宋，而其最早见诸史料，大约在南北朝时期。
公元454年，山谦之在《吴兴记》里写到，每岁吴兴、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这可能是史料里出现最早的茶宴一词。茶至唐代，日渐风行，加之有提神、消食、明目、祛邪等医疗保健功效，茶成了最为珍贵的饮料，所以，用茶宴请亲朋好友也就成了社会风尚之一种。当然，这只是上层权贵阶层的事。唐代天宝进士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里的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唐代侍御史李嘉祐的《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里的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风送王孙，唐代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里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的诗句，细细品读，皆为一场场或大或小或盛或简的茶宴。而唐代户部员外郎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要算对茶宴的一次华丽铺陈了。
其词曰：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于议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指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合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如此幽雅的环境，品茗的美妙回味，以及令人陶醉的神态，都是茶宴的组成部分。难怪大诗人白居易有一次因为身体微恙没能参加浙江长兴与江苏宜兴分界处境会亭茶宴而十分遗憾，还专门写诗道出了他的无限惆怅。在那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里，他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我猜想，当时坠马伤腰卧病在床的白居易，一定因为这场缺席的茶宴而使病期延长了数日吧。
相比之下，诗人黄庭坚要幸运得多。
他的行书《茶宴》写于元祐四年(1089)正月初九记录的正是自己参加一次茶宴的光鲜经历。文曰：元祐四年正月初九茶宴，臣黄庭坚奉敕，敬书于绩臣殿中。
寥寥数字，对茶宴的敬仰之情流露无遗。
毕竟，这是在华丽堂皇的绩臣殿里举行的一场茶宴，与平时文人雅集的茶宴性质不同，所以规格也就不同，虽然少了些闲散逍遥，却多了尊贵，不可小视。大抵而言，像是今天的基层官员被上司召见一般。所以，黄庭坚写得沉重庄重有余，潇洒飘逸不足。这也是形势使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猜想，不一定准确。也许，这与我这几年见多了当代书法家们附炎趋势、仰人鼻息的行状所带来的思维惯性有关吧。况且，茶宴发展到宋代，随着茶区的进一步扩大和茶艺的日渐精深，茶宴之风更加盛大以及大宋王朝的上行下效，无论官场还是民间，不管文人骚客还是寺院僧侣，茶宴之风风生水起。
官居北宋户部尚书的蔡京，在他的《太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里屡次提到了皇室茶宴的盛况，特别是在《延福宫曲宴记》中，事无巨细地写道: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二月癸已，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如此气派的茶宴雅集，黄庭坚怎能不去，怎能不规规矩矩谦卑有加地记录在案呢。
据说，黄庭坚的《元祐四年正月初九日茶宴和御制元韵》的诗书，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宴手迹我无心考证这个，还是留给大学里讲授书法史的教授们去论证吧。
茶人之道
历史上有记载的茶事典故实在是太多了，三国志中的"以茶代酒"；晋人陆纳为教训其侄不节俭而打他四十大板；王安石泡茶验水，识破苏东坡取水地点上的破绽；明太祖朱元璋将私贩茶叶的女婿斩首示众；清高宗乾隆皇帝以银斗量水评等级，并创造了以水洗水之法。这些历史故事，有的耐人寻味，有的读来新奇。凡此种种，不失为增长知识，引以为戒的读物。
孙皓赐茶代酒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嗜好饮酒,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但是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朝臣韦曜甚为器重，常常破例。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他便"密赐茶荈以代酒"。这是"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
陆纳杖侄晋人陆纳，曾任吴兴太守，累迁尚书令，有"恪勤贞固，始终勿渝"，的口碑，是一个以俭德著称的人。有一次，卫将军谢安要去拜访陆纳，陆纳的侄子陆俶对叔父招待之品仅仅为茶果而不满。陆纳便自作主张，暗暗备下丰盛的菜肴。待谢安来了，陆俶便献上了这桌丰筵。客人走后，陆纳愤责陆俶"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并打了侄子四十大板，狠狠教训了一顿。事见陆羽《茶经》转引晋《中兴书》。
单道开饮茶苏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单道开，姓孟，晋代人。好隐栖，修行辟谷，七年后，他逐渐达到冬能自暖，夏能自凉，昼夜不卧，一日可行七百余里。后来移居河南临漳县昭德寺，设禅室坐禅，以饮茶驱睡。后入广东罗浮山百余岁而卒。
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剂的饮料。
王濛与"水厄"王濛是晋代人，官至司徒长史，他特别喜欢茶，不仅自己一日数次地喝茶，而且，有客人来，便一定要客同饮。当时，士大夫中还多不习惯于饮茶。因此，去王濛家时，大家总有些害怕，每次临行前，就戏称"今日有水厄"。
王肃与"酪奴"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载: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肃，即王肃，字恭懿，琅邪(今山东临沂)人。曾在南朝齐任秘书丞。因父亲王奂被齐国所杀，便从建康(今江苏南京)投奔魏国(今山西大同，是其国都)。魏孝帝随即授他为大将军长史，后来，王肃为魏立下战功，得"镇南将军"之号。魏宣武帝时，官居宰辅，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
王肃在南朝时，喜欢饮茶，到了北魏后，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嗜好，但同时也很会吃羊肉奶酪之类的北方食品。
当人问"茗饮何如酪浆?"时，他则认为茶是不能给酪浆做奴隶的。意思是茶的品位并不在奶酪之下。但是，后来人们却把茶茗称作"酪奴"，将王肃的本意完全弄反了。
李德裕与惠山泉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他善于鉴水别泉。
尉迟偓的《中朝故事》中记述:
李德裕居庙廊日，有亲知奉使说口(注今江苏镇江)。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急水，取置一壶来"。其人忘之，舟上石头城，方忆及，汲一瓶归京献之。李饮后，叹讶非常，曰:"江南水味，有异于顷岁，此颇似建业石头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
唐庚《斗茶记》载:"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这种送水的驿站称为"水递"。时隔不久，有一位老僧拜见李德裕，说相公要饮惠泉水，不必到无锡去专递，只要取京城的昊天观后的水就行。李德裕大笑其荒唐，便暗地让人取一罐惠泉水和昊天观水一罐，做好记号，并与其他各种泉水一起送到老僧处请他品鉴，找出惠泉水来，老僧一一品赏之后，从中取出两罐。李德裕揭开记号一看，正是惠泉水和昊天观水，李德裕大为惊奇，不得不信。于是，再也不用"水递"来运输惠泉水了。
苦口师苦口师是茶的别名。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字文通)，自幼聪慧，十岁能作诗文，颇有家风。皮光业容仪俊秀，善谈论，气质倜傥，如神仙中人。吴越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拜丞相。
有一天，皮光业的中表兄弟请他品赏新柑，并设宴款待。那天，朝廷显贵云集，筵席殊丰。皮光业一进门，对新鲜甘美的橙子视而不见，急呼要茶喝。于是，侍者只好捧上一大瓯茶汤，皮光业手持茶碗，即兴吟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此后,茶就有了"苦口师"的雅号。
谦师得茶三昧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
苏轼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的史学家刘攽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贡茶得官北宋徽宗时期,宫廷里的斗茶活动非常盛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满足帝皇大臣们的欲望，贡茶的征收名目越来越多，制作越来越"新奇"。
据《苕溪渔隐丛话》等记载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这种团茶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郑可简即因此而受到宠幸，官升至福建路转运使。
后来，郑可简又命他的侄子千里到各地山谷去搜集名茶奇品，千里后来发现了一种叫做"朱草"的名茶，郑可简便将"朱草"拿来，让自己的儿子待问去进贡。于是，他的儿子待问也果然因贡茶有功而得了官职。当时有人讥讽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郑可简等儿子荣归故里时，便大办宴席，热闹非凡，在宴会期间，郑可简得意地说"一门侥幸"。此时他的侄子千里，因为"朱草"被夺正愤愤不平，立即对上一句"千里埋怨"。
宋徽宗与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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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是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位皇帝，只是他的出名却绝非正能量。从做皇帝的角度讲，宋徽宗是一个十足昏聩的皇帝，用人不明，劳民伤财，治理国家方面一塌糊涂，一大批的奸臣在他手下混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位皇帝也非一无是处，若抛开皇帝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品茶高手。
艺术方面他懂书画，创瘦金体，艺术方面的鉴赏能力十分强悍，懂园林设计，比如他要求用最具空灵感的太湖石建造园林。他喜欢茶，对茶的个中滋味了解的很透彻，据记载，在宋徽宗当政期间，御茶园再也不能单纯按照传统的龙凤团茶进贡，而是需要根据皇帝的口味不断推陈出新，先后发明了各种白茶、龙园胜雪、万寿龙芽等作品，宋徽宗沉迷其中，自得其乐。
宋徽宗写过《茶论》，后世称之为《大观茶论》，在这部书中，宋徽宗对各种茶的色香味进行了深入诠释，对点茶的各种制作方法有详实的记载说明。从茶业的发展方面说，这本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徽宗的昏聩导致最终沦为阶下之囚，封为“昏德公”，沉迷玩乐，国不国，老百姓深受其害。所以我们饮茶，重要的是饮出一份正能量，借饮茶修心修道，最终目的是让自己在人生中得到一份安然，一步步将自己的生活打磨的周全。不能将茶视为玩物，否则，宋徽宗的下场便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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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道，在于心
世间万事万物皆有道。在中国的哲学当中，道即代表着“终极真理”。在道教中，“道”指的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及其运动规律。老子曾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可见，当任一事物引入到“道”中去的时候，它必然成为了一种看似玄乎的准则。茶道，就是如此。
茶道，亦是非常之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茶之道，虽具有局限性，却可从小处见大界，从细节见真谛。好茶者必然是一位谦逊之人;制茶者，必然是一位质朴之人;习茶者，必然是一位纯粹之人。陆羽被称为茶圣，并用尽毕生精力写出了《茶经》一书，尽管如此，他仍虚心求教，孜孜不倦地学习茶叶知识。
生于茶山，依赖茶山。制茶人对茶树有着一颗敬畏的心，他们感激每一株茶树世世代代的哺育之情，他们珍惜每一片经过搓揉出来的茶叶。他们的生活或许不富裕，但精神却很是富足。习茶者，或求于修身养性，或只简单地为学习茶叶知识。他们毫无私欲之心，他们不为有利可图。
或许，这一切与茶有关的美好，皆是出自于茶道的感染。
茶之道，在于心。亲近茶道，就愈能亲近最真实的自己。茶道，仿若一片深无止境的海洋，亦如高耸入云的山峰，深有几许，高有几许，皆不得而知，唯一可做的是，一点一滴的感悟，长长久久地陪伴，锲而不舍地学习。一颗恭敬的心，一颗谦逊的心，一颗淡泊的心，便是茶道之心。
茶与禅宗之道
僧人饮茶历史由来已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古代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茶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论茶香，谈茶趣
说起品茶，不由得想起三道茶，第一道苦，第二道香，第三道甜。说到这的时候，我总感觉，人生也是如此，只有尝尽天下苦，才能慢慢感受到那种甜的滋味。不过，这其中的道理，还是需要去领悟的。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茶似乎已成为一种茶饮料。如果想要静下心来，泡上一杯好茶来慢慢品饮，那真是难得的机会。试问天底下的年轻人，有几个可以如此悠闲自在?
当我坐在电脑前，不断地敲打键盘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会喝上几口茶饮料，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家里自泡的清茶，那种久违的茶香，令我陶醉。因此，我时常会写几篇关于茶的文章。只有那种茶，才能给我创作的灵感。
记得外公告诉我，其实茶是有灵性的。每一道茶，都有每道茶的特别之处，它的茶味是悠长的，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读懂茶，但只要略懂一二便可受用无穷。天下的茶种类繁多，但每一种茶都需要懂它的人去品。茶道是精深的，就像人生一样，人生中朋友很多，但真正懂自己的人并不多。所以，一切都是缘份，请珍惜这份难得的缘。
长大后的我，不太与外公亲近了，但偶尔去外公家的时候，还是会像小时候一样，跑到外公的茶盘上端起茶来，学着他的样子，小嘬一口，之后再闭上眼睛，装着很享受的样子。然后，再说声好茶。每当这个时候，外公总是笑得合不拢嘴，然后说我这个小妮子越来越会装了。其实，我真的很懂茶了。
这一次，我便不再与茶饮料为伴了，而选择了外公爱喝的铁观音，那种清香，真的比甜甜的茶饮料好喝万倍。相信，我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离不了茶的。
论宋代茶马贸易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
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
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茶道的概念：饮茶之道和修茶之道
茶道是以养生修心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涵蕴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三义。在中国茶道中，饮茶之道是基础，饮茶修道是过程，饮茶即道是终极。饮茶之道，重在审美艺术性;饮茶修道，重在道德实践性;饮茶即道，重在宗教哲理性。
中国茶道集宗教、哲学、美学、道德、艺术于一体，是艺术、修行、达道的结合。饮茶艺术与修道合二而一，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
中国茶道既是生活的艺术，更是人生的艺术。
饮茶之道和修茶之道
茶道，无非就是藉饮茶而修道。当然，茶道中的饮茶与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化饮茶有所不同，它包含备器、择水、取火、侯汤、习茶的一系列程序和技艺。茶道中的饮茶本质上是艺术性的饮茶，是一种饮茶艺术，这种饮茶艺术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饮茶之道”。修习茶道的目的在于养生修心，以提高道德素养、审美素养和人生境界，求善、求美、求真，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饮茶修道”。因此，可以为茶道下个定义：茶道是以养生修心为宗旨的饮茶艺术，简言之，茶道即饮茶修道。
中华茶道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饮茶修道，其结果在于悟道、证道、得道。悟道、证道、得道后的境界，表现为一切现成，饮茶即道。饮茶即道是茶道的最高境界，茶人的终极追求。因此，中华茶道涵蕴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三义。
(一)饮茶之道
饮茶之道即饮茶的艺术，也就是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茶艺，道在此作方式、方法、技艺。
中国历史上先后形成四类饮茶之道——茶艺，即煮茶茶艺，以陆羽《茶经》为代表的煎茶茶艺，以蔡襄《茶录》和赵佶《大观茶论》为代表的点茶茶艺，以张源《茶录》和许次纾《茶疏》为代表的泡茶茶艺。煮茶茶艺可谓源远流长，自汉至今，绵延不绝;煎茶茶艺萌芽于西晋，形成于盛唐，流行于中晚唐，衰于五代，至南宋而亡;点茶茶艺萌芽于晚唐，形成于五代，流行于两宋，衰于元，至明朝后期而亡;泡茶茶艺萌芽于南宋，形成于明朝中期，流行于明朝后期至清朝中期，近现代一度衰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复兴。
(二)饮茶修道
饮茶修道是借助饮茶活动以修行证道、体道悟道，此道指道德、规律、真理、本源、生命本体、终极实在等。
壶居士《食忌》：“苦荼久食，羽化。”壶居士又称壶公，传说是道教的真人之一，认为人长久饮茶可以得道而羽化飞升。
陶弘景《杂录》：“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陶弘景(456—536)，秣陵(今江苏江宁县)人，道教著名的理论家、医药家，齐梁时隐居句容茅山修道，号华阳真逸，曾撰《真诰》、《神农本草经集注》等道书、药书数十种。他从道教修炼的理论角度，提出饮茶能使人轻身换骨、羽化成仙。
唐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道家的“真”是指不事雕琢、质直平淡的自然状态，又与性、德义近。“真者，即人人具足之真性命也”(张伯端《悟真篇》朱云阳注)，“全真”，就是保全“真性”。真者受于天、秉于道，所以“全真”就是全我之真，以应天地之真，也唯有得道才能全真、全德、全性。皎然作为中华茶道的倡导者、开拓者之一，认为通过饮茶可以涤昏寐、清心神、得道、全真，揭示了茶道的修行宗旨。他在另一首诗《饮茶歌·送郑容》中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即丹丘子就是饮茶而羽化成仙的：“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
中唐裴汶《茶述》指出：“茶，起于东晋，盛于国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茶叶性清、味淡，其功用涤烦、致和，茶超越所有的饮品而独高，人得茶则身心俱安，否则则疲病。
中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脍炙人口，“七碗茶”流传千古，“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细致地描写了饮茶的身心感受和心灵境界，特别是五碗茶肌骨俱清，六碗茶通仙灵，七碗茶得道成仙、羽化飞升。
晚唐薛能《蜀州郑史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诗有“……得来抛道药，携去就僧家。旋觉前瓯浅，还愁后信赊。千惭故人意，此惠敌丹砂。”薛能认为得茶就可以抛却一切道药，饮茶的功效可敌服食金丹大药。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序记：“至若茶之为物，……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徽宗笃信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他认为茶禀清、和、淡、洁、韵、静之性，饮茶能致清导和、熏陶德化，籍茶可修道立德。
明代朱权《茶谱》序曰：“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乃与客清谈欸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朱权晚而学净明道，自号臞仙，成祖封其为“涵虚真人”。他认为籍饮茶可以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终而得道。
明代罗廪《茶解》：“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长久饮茶可以羽化飞升。
清初杜濬在其《茶喜》诗的序言里阐明茶具有湛、幽、灵、远四妙，与澡、美、改、导四用，藉茶可以提升心灵境界。“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艺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者精湛、深湛，“幽”者幽静、幽深，“灵”者灵妙、灵性，“远”者高远、玄远、旷远。这四者都与饮茶时物质的需求无关，属于审美意境，是对茶道美学和精神的一种概括。“根器”指人的心脑，澡吾根器乃指清心、爽神、涤虑。“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智识、意志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视野，改善气质。“杳冥”原指深暗幽静之境，这里是指不可思议的神奇境界。“导吾杳冥”则是说可以使人彻悟人生真谛而进入一个空灵的境界，进入淡泊宁静、闲雅率远、超凡入圣的人生境界。
由上述可知，饮茶是养生、修心的津梁，是求道、证道的门径。一言以蔽之，饮茶可资修道。茶道所修之道为何道?可为儒家之道，可为道家、道教之道，也可为禅宗及佛教之道，因修行者的追求不同而异。一般说来，茶道中所修之道为综合之道，不拘泥于某一家。
(三)饮茶即道
饮茶即道意乃饮茶即修道，即茶即道，此道指本源、生命本体、宇宙根本、终极实在等。
老子认为：“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二十七章)。庄子认为：“道”普遍地内在于万事万物，“在蝼蚁”、“在稊稗”、“在屎溺”、“在瓦甓”，“无所不在”，“无逃乎物”，“周、遍、咸”(《庄子·知北游》)。禅宗有“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之说，一切现成、触目菩提。马祖道一禅师主张“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道一》)，其弟子庞蕴居士则说：“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五灯会元》庞居士)，其另一弟子大珠慧海禅师则认为修道在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五灯会元》大珠慧海禅师)。道一的三传弟子、临济宗开山义玄禅师又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古尊宿语录》卷四《临济义玄》)。道不用修，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不离于日常生活，修道不必于日用平常之事外用功夫，只须于日常生活中无心而为，顺任自然。自然地生活，自然地作事，不修而修。运水搬柴，著衣吃饭，涤器煮水，煎茶饮茶，道在其中。饮茶即修道，即茶即道。道就寓于饮茶的日常生活之中，吃茶即参禅，吃茶即修道，即境求悟。仰山慧寂禅师有一偈：“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钁头边”(《五灯会元》仰山慧寂禅师)。不须持戒，亦无须坐禅，饮茶、劳作便是修道。赵州从谂禅师有“吃茶去”法语，开“茶禅一味”的先河。赵朴初诗曰：“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随缘任运，日用是道，道就体现在担水、砍柴、饮茶的平常生活之中。
道法自然，平常心是道。大道至简，不修乃修。取火侯汤，烧水煎茶，无非是道。顺乎自然，无心而为，于自然的饮茶活动中默契天真、冥合大道。法无定法，不要拘泥于饮茶的程序、礼法、规则，贵在朴素、简单，要饮则饮，从心所欲，自然无为。
饮茶即道，是修道的结果，是悟道后的智慧，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