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蒙俄茶叶之路

发布时间 : 202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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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历史上中蒙俄茶叶之路”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历史上中蒙俄茶叶之路”相关知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知道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不知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乃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驼道茶叶之路。这是一条被历史尘封湮没,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商道。这条沉寂了百年的国际商道,由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撰写的《茶叶之路》唤醒了人们的记忆。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再次引起中俄蒙三国政府、企业、媒体的关注,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再现给今天的人们。

2009年阳春三月,柳绿花红。我国一个新学科研究会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北京、山西、湖北、云南各路专家、教授云集青城,共贺这个性格别具的学术婴儿的诞生,共商茶叶之路研究大计。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邓九刚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关注的人物。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九刚就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茶叶之路的文章。随后有南开大学米镇波教授所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美国女学者艾梅霞也出版了一本内容相近的《茶叶之路》。邓氏有关茶路的作品还有《驼帮》、《驼殇》、《驼村》、《大盛魁商号》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计三百多万字,且大多再版发行。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我国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记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之路从公元1689年正式成为一条商路,距今320年。当年中国商人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走多伦、经棚、赤峰、二连等地,终点站是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这条活跃了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商道,横跨亚欧大陆、绵延万里,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深深的文脉。

早在2000年邓九刚先生《茶叶之路》正式出版发行后,即在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湖北、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市,掀起了茶叶之路研究热。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以及美国、欧共体许多城市,先后创立了研究《茶叶之路》的新学科,以茶叶之路命名的基金会、研究会、论坛会、艺术节、博物馆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与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因《茶叶之路》缘分,结为友好城市。2008年茶叶之路再版发行后,风靡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不少城市一书难求。台湾还专门出版繁体汉字本《茶叶之路》,以飨读者。

一部著作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多见的。我们内蒙古的有识之士,从中受到极大地震撼和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查资料、作考证、搞研讨,为重现250年前清康熙大帝与俄彼得大帝时代的商贸往事,为激活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为弘扬草原文明的丰富内涵,为大盛魁商号历史经验的古为今用,为促进中俄、中蒙、中欧之间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他们和邓九刚先生一起登程,开始了新的文化之旅。

沐浴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光辉,在我区成立一个研究茶叶之路的专门机构,已成各界人士的共识,可谓众望所归。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社科联和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下,一个挂靠在自治区中华文化学院、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遂应运而生。俄罗斯国文化部、乌兰乌德市、恰克图市政府及全国许多省市都发电函祝贺,希望研究会探索亚欧茶踪驼道,破译中俄商贾谜团,传承多元文化精髓,服务现代国际贸易。

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遍布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蒙汉回等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中国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和敢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在北国荒漠、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章节。邓九刚先生再现这段历史的《茶叶之路》,既有小说家的形象、情节,又有历史学家缜密、严谨,还不乏思想家的深邃、敏锐。不愧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沙尘湮没的茶叶之路,可以和我国汉唐以来从长安出发的第一条丝绸之路,及以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媲美。毫不夸张地说,茶叶之路是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等多学科共生的知识宝库,是一条昭示未来国际贸易的亚欧大通衢,也是一条鲜为人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红色通道。

300年前,在这条商道上一批中国人走出长城,走出国门,走向蒙古、俄罗斯,走向世界,表现出我们的民族开始挣脱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两种文明在草原上对话、对接。其过程艰苦卓绝,精神启示耐人寻味。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茶叶之路精神,传承茶叶之路的文化遗产,努力在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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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内蒙古茶叶在历史上发展之路


大多数人只知道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不知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乃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驼道——茶叶之路。这是一条被历史尘封湮没,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商道。这条沉寂了百年的国际商道,由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撰写的《茶叶之路》唤醒了人们的记忆。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再次引起中俄蒙三国政府、企业、媒体的关注,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再现给今天的人们。

2009年阳春三月,柳绿花红。我国一个新学科研究会——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北京、山西、湖北、云南各路专家、教授云集青城,共贺这个性格别具的“学术婴儿”的诞生,共商茶叶之路研究大计。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邓九刚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关注的人物。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九刚就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茶叶之路”的文章。随后有南开大学米镇波教授所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美国女学者艾梅霞也出版了一本内容相近的《茶叶之路》。邓氏有关茶路的作品还有《驼帮》、《驼殇》、《驼村》、《大盛魁商号》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计三百多万字,且大多再版发行。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我国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记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之路”从公元1689年正式成为一条商路,距今320年。当年中国商人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走多伦、经棚、赤峰、二连等地,终点站是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这条活跃了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商道,横跨亚欧大陆、绵延万里,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深深的文脉。

早在2000年邓九刚先生《茶叶之路》正式出版发行后,即在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湖北、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市,掀起了茶叶之路研究热。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以及美国、欧共体许多城市,先后创立了研究《茶叶之路》的新学科,以“茶叶之路”命名的基金会、研究会、论坛会、艺术节、博物馆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与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因《茶叶之路》缘分,结为友好城市。2008年“茶叶之路”再版发行后,风靡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不少城市“一书难求”。台湾还专门出版繁体汉字本《茶叶之路》,以飨读者。

一部著作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多见的。我们内蒙古的有识之士,从中受到极大地震撼和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查资料、作考证、搞研讨,为重现250年前清康熙大帝与俄彼得大帝时代的商贸往事,为激活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为弘扬草原文明的丰富内涵,为大盛魁商号历史经验的古为今用,为促进中俄、中蒙、中欧之间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他们和邓九刚先生一起登程,开始了新的文化之旅。

沐浴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光辉,在我区成立一个研究茶叶之路的专门机构,已成各界人士的共识,可谓众望所归。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社科联和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下,一个挂靠在自治区中华文化学院、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遂应运而生。俄罗斯国文化部、乌兰乌德市、恰克图市政府及全国许多省市都发电函祝贺,希望研究会探索亚欧茶踪驼道,破译中俄商贾谜团,传承多元文化精髓,服务现代国际贸易。

历史上的内蒙古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遍布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蒙汉回等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中国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和敢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在北国荒漠、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章节。邓九刚先生再现这段历史的《茶叶之路》,既有小说家的形象、情节,又有历史学家缜密、严谨,还不乏思想家的深邃、敏锐。不愧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沙尘湮没的茶叶之路,可以和我国汉唐以来从长安出发的第一条丝绸之路,及以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媲美。毫不夸张地说,“茶叶之路”是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等多学科共生的知识宝库,是一条昭示未来国际贸易的亚欧大通衢,也是一条鲜为人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红色通道。

300年前,在这条商道上一批中国人走出长城,走出国门,走向蒙古、俄罗斯,走向世界,表现出我们的民族开始挣脱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两种文明在草原上对话、对接。其过程艰苦卓绝,精神启示耐人寻味。

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茶叶之路”精神,传承“茶叶之路”的文化遗产,努力在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爆发。

明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10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14世子孙的诏书,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五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堡战事之后不到11年,1584年3月的17次马匹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29次黄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诱发全球茶叶贸易战

1644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年,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1690到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东印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100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更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往中国汇聚。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

引发中英鸦片战争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世纪初一两银子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换率竟达到1600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初期的30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关于本文《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可以关注我们!

历史上中国茶叶的影响


805年:唐代时,日本和尚最澄大师及806年空海大师,留学我国研究佛学,归国后,将我国茶叶蒸青绿茶的制茶技术传入日本。

1811年:荣西和尚留学回归日本,将锅炒茶制法传入日本。

1828至1833年:茶叶产制技术传入印尼。荷属东印度公司派茶师杰哥逊前后六次来我国学习研究,每次均带回茶种、制茶技术工人及器具。

1833年:苏俄来茶我国采购茶籽与茶苗,1848年开始采摘,依照我国茶叶制作方法开始生产。

1834年:印度成立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即派秘书哥登来我国学习茶叶产制技术。购买茶籽及茶苗,并寻找、招收四川省雅州及福建省武夷等地茶师及工人,到大吉岭等地发展茶业。

1835年:宇治山本氏,传回我国覆盖茶园玉露茶的制法。

1836年:哥登氏带回我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茶厂中,按照我国红茶制法,试制成功,日后发展成今天的阿萨姆红茶。

1866年:斯里兰卡正式制茶始于特罗氏。学习我国武夷岩茶制法,试制成功。至1873年后才仿效印度的机械制法。

1877至1887年:南非及东非洲茶叶的发展,已由我国输入茶叶生产技术。

1898年:日本开始仿制我国红茶、绿砖茶。

1926年:日本仿效我国珠茶制法。日本最普遍的煎茶,是仿自我国浙江龙井。

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茶业者等退出印度、锡兰的茶叶经营,将技术与资本等,转移投资于肯亚等新茶区的开阔,才大量生产红茶。

历史上早的中国茶叶


《茶经》中陆羽列举了我国古代识茶的人物,如神农、周公旦和晏婴等,表明了我国是最早发现、利用茶叶的国家,他引《神农食经》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他引《尔雅》说:“槚,苦茶;”他引《晏子春秋》说:“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灸三戈、五卵、茗菜而已。”由此可见,我国先秦茶事已始。但是,有的学者认为陆羽引用著作,都成书于汉代,况且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中下游,我国西北古代气候虽较温润,但历来不产茶,那么神农氏怎能“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他们认为我国的茶事较迟,以致外国人趁机制造中国茶叶来自印度的说法,后来事实证明印度古代无茶。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是四川的特产,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原来我国古代四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祥地,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已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后又战败防风氏,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登会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骅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当时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遗迹。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也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风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陆羽《茶经》中提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应发生我国中原。即使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

历史上的“茶痴”


历史上爱茶之士众多,但能被称为茶痴并流芳百世的却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就来数数历史上的茶痴,看他们是爱茶爱到了何种地步。

第一位,当然是茶圣陆羽,他一生游历多个地方,逢山采茶,遇泉辨水,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写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第二位,卢仝,这人嗜茶成癖,他的七碗茶诗被人千载传唱,还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

第三位,皮日休,他精通茶事,善写茶诗,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并写成《茶中杂咏》一书,为今人了解唐代茶事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第四位,宋徽宗,他写的《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

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第五位,乾隆,他一生嗜茶,在其六下江南微服私访期间,遍饮江南的名茶,可谓是无茶不欢。

时至乾隆耄耋之年,其欲退隐让位,一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君不可一日无茶也!晚年的乾隆帝几乎到了病茶的地步。

当然,历史上可称为茶痴的,何止这五位。

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让大家行动起来,掰一掰那些个痴人们吧。

北京历史上的茶庄


在漫长的历史上,北京市的茶庄很多,按1926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外之茶叶店大小不下三百余家。当时茶叶的消费总额为370万斤乃至400余万斤。京人习茶叶是按两计算的,当时北京不足200万人,人均消耗量相当可观。

喝茶的人多,茶叶庄铺的生意自然兴隆红火。开茶叶铺的十之九皆为安徽人,但后来又有大批福建人和浙江人介入。有趣的是,不产茶叶的山西省,也有人在京经营茶叶。晋人卖茶叶往往与海味同卖,茶叶、海味都不产于山西,晋人卖茶叶自然不会得心应手,只能让位于南方诸省的人士了。

旧时,北京茶庄的字号很有意思,不少茶庄喜欢用店主姓名为店名,如吴裕泰、汪元昌、汪正大、吴元泰、吴永和等等。在经营茶叶庄的人中,有六大茶商之说,即是六家大茶叶商,这六家姓氏为寇、张、汪、方、吴、孟。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东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为安徽人。

北京的茶馆种类很多,每日演日夜两场评书的,名为书茶馆;此类茶馆标榜开书不卖清茶。卖茶又卖酒及酒菜小食品,叫茶酒馆;此外还有什么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等等。

大茶馆是为头等闲人开的,民国之后那些前清遗老因没有了铁杆庄稼,无闲钱再去大茶馆添补无聊,大茶馆便一个个关门大吉或转业,让位于其它类别的茶馆。

京城茶馆中还有野茶馆,野茶馆是季节性的,秋末一一关门,春末一一来业,茶客多为踏青、郊游的人。一些野茶馆设在朝外二闸及城内什刹海等游览区内。野茶馆本小利微,开此类茶馆者,大多是以茶会友,并不想从中发财。后来,因公园里设了茶棚、茶座,此类野茶馆便一一退出了舞台。

历史上的普洱茶


普洱茶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种茶叶,因为茶香比较醇厚,深受人们喜爱。普洱茶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据史料记载,诸葛先生“平定南中,倡兴茶事”,这里的茶指的就是普洱茶,而卧龙先生的三国时期,距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了。

在唐宋时期,普洱茶的发展十分兴盛,“茶马互市”足见其盛。在明朝的时候,甚至走出了五条专门的茶马古道,这五条茶马古道为普洱茶的对外销出提供了极大便利,被誉为南方的丝绸之路,蜚声海外。而在清朝的时候,云南专门将普洱茶上贡朝廷。

关于普洱茶还有一个传说故事,据说在清朝乾隆年间,有茶庄将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普洱茶毛茶压饼,装好之后上京城上贡,可是因为天气不好,阴雨连绵,加之原本茶叶就没有干透,一路走来,诸多跋涉,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了京城之后,才发现原本绿中泛白的茶饼变成了褐色。

主事人见之大骇,感觉自己性命难保,硬着头皮将茶献上去,等着皇上发落。没想到的是这种茶冲泡起来,竟然有与众不同的芳香,且茶汤红润如琥珀,十分好看,饮之唇齿留香,竟深得皇上喜爱,所以此人不仅没有受到责罚,反倒得到了皇上嘉奖。

普洱茶茶性温和,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好茶。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种茶的好处,喝出实实在在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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