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简史。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宴简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宴简史”相关知识！
公元454年，山谦之在《吴兴记》里写到，每岁吴兴、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这可能是史料里出现最早的茶宴一词。茶至唐代，日渐风行，加之有提神、消食、明目、祛邪等医疗保健功效，茶成了最为珍贵的饮料，所以，用茶宴请亲朋好友也就成了社会风尚之一种。当然，这只是上层权贵阶层的事。唐代天宝进士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里的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唐代侍御史李嘉祐的《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里的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风送王孙，唐代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里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的诗句，细细品读，皆为一场场或大或小或盛或简的茶宴。而唐代户部员外郎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要算对茶宴的一次华丽铺陈了。
其词曰：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于议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指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合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如此幽雅的环境，品茗的美妙回味，以及令人陶醉的神态，都是茶宴的组成部分。难怪大诗人白居易有一次因为身体微恙没能参加浙江长兴与江苏宜兴分界处境会亭茶宴而十分遗憾，还专门写诗道出了他的无限惆怅。在那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里，他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我猜想，当时坠马伤腰卧病在床的白居易，一定因为这场缺席的茶宴而使病期延长了数日吧。
相比之下，诗人黄庭坚要幸运得多。
他的行书《茶宴》写于元祐四年(1089)正月初九记录的正是自己参加一次茶宴的光鲜经历。文曰：元祐四年正月初九茶宴，臣黄庭坚奉敕，敬书于绩臣殿中。
寥寥数字，对茶宴的敬仰之情流露无遗。
毕竟，这是在华丽堂皇的绩臣殿里举行的一场茶宴，与平时文人雅集的茶宴性质不同，所以规格也就不同，虽然少了些闲散逍遥，却多了尊贵，不可小视。大抵而言，像是今天的基层官员被上司召见一般。所以，黄庭坚写得沉重庄重有余，潇洒飘逸不足。这也是形势使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猜想，不一定准确。也许，这与我这几年见多了当代书法家们附炎趋势、仰人鼻息的行状所带来的思维惯性有关吧。况且，茶宴发展到宋代，随着茶区的进一步扩大和茶艺的日渐精深，茶宴之风更加盛大以及大宋王朝的上行下效，无论官场还是民间，不管文人骚客还是寺院僧侣，茶宴之风风生水起。
官居北宋户部尚书的蔡京，在他的《太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里屡次提到了皇室茶宴的盛况，特别是在《延福宫曲宴记》中，事无巨细地写道: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二月癸已，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如此气派的茶宴雅集，黄庭坚怎能不去，怎能不规规矩矩谦卑有加地记录在案呢。
据说，黄庭坚的《元祐四年正月初九日茶宴和御制元韵》的诗书，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宴手迹我无心考证这个，还是留给大学里讲授书法史的教授们去论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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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茶简史
商周时期濮人种茶
东晋·常璩(公元347年或稍后)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上述记载表明商周时期巴蜀之茶已作贡品。据吴觉农《茶经述评》称：当时所指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及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地区，故贡品中有云南茶。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领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八国即庸、蜀、羌、髳，微、籙、彭、濮八个部族国。其中髳族濮族均祖居云南，髳族分布在今牟定县，濮族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古刈、哈瓦、德昂、崩龙等。流传至今，云南茶区还有布朗、哈瓦、德昂等少数民族。据许慎《说文解宇》说，这些称呼都是由“濮”“蛮”二字的音源而来，只是译音取字不同而已。又据史料记载，濮人曾向商王朝献短（或曰矩）狗；清·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清时期规定云南顺宁府的蒲蛮以矮犬为贡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定甫中后将永昌郡濮民数千部落移至云南郡和建宁郡囤田。由上可知濮人祖居云南的历史长久，分布面也广，当地有适宜种茶条件，故有濮人为云南种茶始祖之说。这与上述商周时期云南以茶为贡品是吻合的。
两汉时期茶产益州
三国时魏·吴普《本草、菜部》记有：“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上述记载中的“荼”即古茶字,“益州”系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尝羌臣服于汉，武帝赐以金质“滇王之印”，建立滇国，封尝羌为滇王，以滇池为中心。设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的晋城)领27县，包括今曲靖、玉溪、昆明、大理、保山等地(州市)的辖区。东汉明帝时在滇西设永昌郡之前，先设西部都尉，仍归益州节制。汉献帝建安19年(公元214年)设庲降都尉于今之曲靖，统辖益州、朱提(今昭通一带)、兴古(今文山，红河州部分地区)、永昌(今保山和临沧地区)、云南(今大理和楚雄部分地区及云南东南部及贵州南部)、越(今四川西昌和云南丽江及楚雄部分地区)七个郡。可见两汉时滇治均属益州管辖。故吴普《本草、菜部》所称益州主要是指现今云南所属之地。
三国时期南中茶子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平夷县距当时南中的中心味县(今曲靖)140里。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县移至味县，统管南中之地，味县遂成为当时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傅巽以南中茶子与当时国内外名特水果等产物(宛柰即大宛国的苹果，西极石蜜即天竺国的冰糖)并列，可见云南茶子当时已有盛名。
唐宋时期茶出银生城
唐·樊绰《蛮书·管内物产第七》(公元864年)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今景东县)界诸山，即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之地。蒙舍蛮系唐代洱海附近居民的六诏之一的南诏，居住在今巍山、南涧县境。
清·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中有“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西番指今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
南宋·李石(约12世纪中期)《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上述记载说明唐宋时期云南产茶集中在滇南，采制粗放，饮用方法都是加上香辣等配料煮饮。并且可知当时云南茶已销往西藏等地。
明代名茶问世
明·冯时可《滇行纪略》(16世纪下)载，“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按：感通寺茶系指大理感通茶，惠泉指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天池指明代江苏苏州的天池山产的名茶，伏龙是指浙江古会稽名茶之一种，亦称卧龙。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滇略》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明末(1639年)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滇游日记》载，“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甚佳，焙而复爆，不免黝黑。”日记中还提及过顺宁府时住梅姓老人家，主人以云南府所产名茶——太华茶招待。
上述记载表明，普洱茶之名始见于明代；云南已有名茶出现，焙制方法未臻完善,大叶种茶树须架梯采摘。
清代普洱茶名重天下
方以智《物理小识》(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
刘健《闻夜录》称：顺治18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今永胜县)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人藏普洱茶三万担。
张泓《滇南新语》(1755年)载。“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
曹雪芹《红楼梦》第63回记述：“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焖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焖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载：“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岁人贡，民间不易得也…普洱茶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王昶《滇行日录》(1768年)载：“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为团，可疗疾，非清供所宜。”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1782年)记有：“团茶产于普洱府属思茅厅地方，茶山极广，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它茶为独胜。”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1799年)称：“普洱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师范《滇系·山川》(1807年)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220里曰莽芝；260里曰革登；340里曰蛮砖；365里曰倚邦；520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的记载。
雪渔《鸿泥杂志·卷二》(1826年)有：“云南通省所用茶，俱来自普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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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源《信征别集·卷下》(1867年)载：“朱继用又言：思茅厅地方，茶山最广大，数百里间，多以种茶为业，其山川深厚，故茶味浓而佳，以开水冲之十次，仍有味也。而归其名于普洱府。其实普洱之茶，皆思茅所产也。”
光绪末年(1908)顺宁府太守琦磷号叔敏与当地知名人士陈晓峰倡导种茶，引种双江勐库茶子，初种于城后凤山，蔚然成园。此后即推广普及全县。
上述清代茶事记载表明：云南普洱茶产、制、运销的盛况，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钱粮；滇西南双江、凤庆等地的茶区在发展；普洱茶及其茶膏具有多功能的药理作用，故普洱茶名重于天下，不但士庶所用皆普茶，京师尤重之。所谓普洱茶，即记载中的饼茶、团茶，女儿茶等皆属之。今天的沱茶、紧茶、方茶、砖茶以及各级滇青皆属普洱茶。但与现在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将茶叶经过陈化处理而成的“普洱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关于云南六大茶山，经考证，应是攸乐、葬芝、革登、蛮砖、倚邦、漫撒六山，位于澜沧江东岸，除攸乐山在今景洪市境，其余五大茶山均系今勐腊县境内。
民国时期茶事先兴后衰
民国年间，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校长为景谷县乡绅纪襄廷题词“景谷之茶，衣食万姓。庄硚（音）之后，在公一人”。当地人立石树碑于县内以表其功德。(按纪为清咸十年间人，对发展景谷茶叶生产卓有成效，群众深受其益，故立碑纪念。今景谷青毛茶是全省收购标准的标准样，属于国家商业部主管标准样之一。)民国三年(1914)9月30日征集参加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陈列品中，有云南宁洱县糯茶一封，那次云南陈列品总值银元2000元，其中茶叶类值30元。
民国五年(1916)云南沱茶首次定型加工为现在的碗形沱茶，这是经历了多年的储、运、销售工作实践，几经演变而形成的造型，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碗形窝部有通风透气，防止霉变的作用，成为畅销国内外品种之一。当时下关永昌祥沱茶负有盛名，因其配料有特点，取勐库茶香味浓厚，凤山茶兼具外形美观之优点，故产品盛销多年不衰，为其它牌号沱茶所不及。
民国九年(1920)在昆明设立云南茶务讲习所。
民国十二年(1923)在佛海县南糯山设立云南省立第一茶业试验场
民国十四年(1925)柴萼《梵天庐丛录》记有，“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
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22日征集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土特产陈列品中有宜良宝洪茶。博览会展期是1933年6月1日至11月1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省产茶19．6万担，是民国时期最高年产量，出口9224公担，价值国币31．63万元。
民国二十七年(1938)民国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即“省茶司”前身)。于12月16日式成立。办公地址设在昆明威远街208号。
“省茶司”与东陆大学订立茶树栽培实验合同，对云南茶树品种与国内及印度锡兰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同时对变种进行分离试验。
云南茶界人土郑鹤春、汤惠荪、蔡无忌、沈士华等筹建中国茶叶学会云南分会，从事学术考查研究。
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省茶司”派员赴顺宁县城郊筹建顺宁实验茶厂(风庆茶厂前身)，采取边建边投产的办法，当年试制成功工夫红茶348担，定名云红，开云南机制红茶之先河，运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转销伦敦，以其品质优异，获伦敦市场茶师的高度评价，云南红茶在国际市场初露头角。“省茶司”租用宜良县老洪山、团山等地的土地2000亩作推广示范茶园，与省合作事业委员会，富滇新银行组成茶叶合作社，分工负责：合委会管行政，富行管贷款，公司提供技术设备和种苗。划出500亩为公司示范茶园，设临时制茶所加工产品。
“省茶司”与省建设厅共同举办茶叶技术训练班，招收高中毕业学生40人，学制两年，讲课地点在昆明大麻咀，实习地点在宜良临时制茶所。
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组成佛海茶叶服务社，资金总额国币25万元，富滇新银行和“省茶司”各出资6万元，省经委承担13万元。缪云台为理事长，梁宇皋为常务理事，范和钧任经理，彭克麟任副经理。
4月9日，“省茶司”采纳富华公司建议，将云南红茶“云红”之名改称“滇红”。从此“滇红”之名沿用至今。
9月，正式成立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除加工红茶外，还收购和加工紧茶、圆茶等。
民国三十年(1941)春，“省茶司”与蒙藏委员会代表格桑泽仁订立合约，各出资国币15万元，在下关建立康藏茶厂。
5月19日顺宁地震，厂房震裂，略有损失。
佛海实验茶厂的绿茶销印度78箱，销缅甸56箱，七子饼茶销泰国462担，通过仰光销香港红茶183箱。
民国三十一年(1942)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茶叶出口路阻，外销无望。内销运输也感困难。11月，“省茶司”股东会议决定压缩经营规模，规定顺宁厂转产内销茶为主，全年仅安排加工红茶50—100担，绿茶90担，沱茶106驮；佛海厂邻近缅甸的景栋已有战事，故决定停产疏散，11月，范和钧率领员工20余人，撤离佛海返回昆明。
民国三十二年(1943)1月，宜良实验茶厂停产裁员疏散。
8月25日，中国茶业公司退出全部股金70万元，终止股东关系，仍与“省茶司”维持业务往来关系。
民国三十三年(1944)云南富滇保险公司投资到“省茶司”董事会改组，缪云台继任董事长，改公司名称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重新申请注册登记，领得经济部新字第787号执照。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佛海茶厂要求复业，“省茶司”通知，原则上不制红茶，如就地能自销则可，有条件可制白茶调昆明。
康藏茶厂股东蒙藏委员会退股，茶厂由“省茶司”独资经营。
民国三十五年（1946）货币贬值，农村凋敝，百业萧条，茶叶滞销，茶价猛跌。“省茶司”资金缺乏，无力经营，遂并入云南人民企业公司，靠茶叶抵押贷款勉强维持业务。职工纷纷离散，最少时只剩职工10余人。
民国三十六年(1947)“省茶司”经理郑鹤春辞职，董事会聘任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专员刘云阁为经理。
民国三十七年(1948)4月，康藏茶厂改名为新康藏茶厂。
民国三十八年(1949)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省茶司”业务清淡、经营所得仅能维持职工生计。
茶宴的出现
有酒宴，亦有茶宴。茶宴随着茶的普遍饮用而出现，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茶宴最早的记载见于《世说新语轻诋篇》：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箸粽。茶宴形式多样，有以茶代酒，花间竹下赏花清饮的（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有庆贺新茶初采，品比贡茶，在两州边境举办的品茶歌舞宴（白居易《夜间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有禅林参禅讲经招待宾客的大型茶宴（径山茶宴、喇嘛寺茶会）；有皇帝与重臣共品贡茶的茶宴等茶宴食品与酒宴亦有区别，主要是较清淡的面食与果品，统称茶食。前引《世说新语》中所提到的粽即是糯米做的一种茶食，也是《大金国志》中所提到的茶食蜜糕。关于茶食的最好记述见日本的《禅林小歌》，书中在介绍源自中国的唐式茶会时写道：端上水晶包子（葛粉做）、驴肠羹（似驴肠）、水精红羹、鳖羹（状似）、猪羹（形似猪肝）、甫美羹、寸金羹（因金色寸方得名）、白鱼羹（白色、似白鱼）、骨头羹、都芦羹等羹汤类；乳饼、茶麻饼、馒头、卷饼、温饼等饼类及馄饨、螺结、柳叶面、相皮面、经带面、打面、素面、韭叶面、冷面等。客人们更相诬之（互劝意）。随后用高缘果盒盛装龙眼、荔枝、榛子、苹果、胡桃、榧子、松子、枣杏、栗柿、温州桔、薯等。由于是禅林，上列食品均为素食。在一般人的茶食中，也有荤菜，如陆游独好鸭脚，在《听雪为客置茶果》中写道：不饤栗和梨，犹能烹鸭脚。
茶宴初出现时，是士大夫们标榜俭朴，作为酒宴的替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演变得铺张、奢华。从茶宴的记录上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甚少系缚，自由、快乐，茶宴上有一种蓬勃向上之气。自从陆羽提倡茶是修身养性之物，精行检德之人所为后，茶走入淡泊宁静之路，茶宴在中原大地开始走下坡路。对茶宴极为推崇的白居易在其后来所作的《夜泛阳坞入明月湾即事寄崔湖州》之后注：尝羡吴兴每春茶山之游，泊入太湖，羡意减矣。可见，此时茶宴已失去了往日的昌盛。到了明代，文人们更认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尽矣；饮茶最忌荤肴杂陈；饮茶以客少为贵五六（人）日泛，七八（人）日施。这种把茶宴看作施茶，以及冲泡茶的出现，使茶宴渐渐消失了。
茶宴的出现，刺激了茶食的发展。茶宴消失后，茶食则传入民间。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等地的茶馆里，茶食不但品种多而精美，且各地自有特色。除茶馆外，茶食在民间习俗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在云南昭通地区的绥江，请客人吃点心，他们称之为摆茶。结婚时男方要给女方送去一些（一般是十几抬）自制的点心，称之为茶礼。无论是摆茶的点心还是茶礼的点心，都称之为茶食，其中有一种当地人称之为果果，其制作以优质糯米为主要原料，配上黄豆、花生、芋头等，放阴凉干燥处阴干，再用油砂炒酥，再给它穿上蜂蜜、砂糖、猪油、芝麻等的外衣。除果果外，茶食中还有苕丝、玉兰丝、油酥米花糖、瓜片、片糖、甜酒耙等。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写到：礼失求诸野，今求之夷矣。他所说的夷即指当时的南中，今天的云南。可见云南在明代保存了很多中原已失的茶俗。今天的绥江茶食可能就是真正的古风，从中可以看到云南化的中原茶食风俗。
茶宴，从“魏晋风流”走来
在主副食观念中形成的中国宴会里，总有一个贯穿宴会始终的饮食品种，一般说来是饮料，尤其以酒为代表，以致一旦说到宴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酒宴。到了晋代，宴会的这一常识被打破，因为出现了围绕着茶而展开的宴会，即茶宴。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
清雅茶宴中国文人的情怀表达
竹下忘言对紫茶，
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
一树蝉声片影斜。
这首诗出自唐代诗人钱起的《与赵莒茶》。紫茶即紫笋茶，是唐时贡茶;羽客即道士。诗中记述了作者与友人赵莒会与林间竹下，品茶言志：默喻其意无过多言语，茶香清韵胜流霞仙酒;俗念全消而茶兴益浓，夕照入林才乘兴而散。茶即茶宴，此诗正是作者为纪念一次难忘的茶宴而作。而诗中竹林、鸣蝉等意象的渲染刻画，可以让我们明显感觉到茶宴的清幽闲雅与一般宴会笑语喧嚣的印象差异。
茶宴就是以茶为中心，搭配适合于茶的馔品的宴会，茶文化研究专家关剑平教授介绍说。茶宴肴馔以适合于茶为前提，主要由果实及其加工品、素食菜肴、谷物制品为主构成。朴实但精致茶果搭配使得茶宴形成了迥异于酒宴的俭约的风格特征。而修养贵族、风流文人的竭力提倡与润色更使茶宴自成清雅脱俗的文化特质。
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幽雅环境和优雅韵味进行了细腻入微地描绘：乃拨花砌，憩庭荫。清风逐人，月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花枝。闲莺近席而不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虎珀之色。不令人醉，唯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辞藻间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表露。文章既表达了作者对彼时彼景的美妙回味，也反映出中国文人对茶宴闲洁致静的追慕和沉醉。
茶宴诞生呼之欲出的社会环境
酒宴中的茶直接孕育了茶宴。关剑平教授在其著作《茶与中国文化》中对茶宴酝酿诞生进行了详实的考据溯源。酒宴为茶准备了完整的礼仪规范，提供了各种馔品接触的机会。于是适合于茶的馔品被逐渐挑选出来，重新组合搭配，形成新的饮食系列茶果。茶宴一词出现在唐代，但是以茶果为肴馔，以俭约为精神特质的宴会在东晋初年就相对频繁地举行，因此说茶宴这一宴会形式形成于东晋初年以前。经过充分酝酿的茶宴终于从酒宴中独立出来，形成茶宴这种新的饮食形式。茶作为新兴的饮料，被集饮食大成的酒宴所吸收。茶宴的形成可以说是饮茶习俗高度发展的结果。但是饮茶习俗也好，茶宴也罢，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姿势出现无疑与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魏晋是酗酒问题最严重的时代，魏晋风流第一阶段的竹林风流更是以酗酒为特征，酒俨然成为魏晋的时代特征。这种社会环境逼迫社会精英沉溺于酒海，进而刺激了整个社会的酗酒之风愈演愈烈。但是除了个别的例外，像阮籍那样迫于无奈的酗酒已不复存在了，徒存于通达自然的幌子。以酗酒废职为荣，以勤恳工作为耻，这一社会价值尺度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通过外族入侵的形式给中原士人以惨烈的教训。
风流观的改变，为茶在中国历史上以酗酒而著称的晋代盛行起来制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得俭约的茶宴在以奢侈著称的晋代形成。尽管难以回答茶对于酒究竟起了多少制约作用这一质疑，从此之后酒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之后的中国，官僚若酗酒废职，势必受到弹劾。这一变化的社会基础之一是贵族制的走向终结。魏晋南北朝是贵族社会，九品中正制度，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到了唐代，尽管贵族制尚未土崩瓦解，但是贵族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受到了冲击。具体表现在科举制度逐渐确立上。国家通过平等的科举考试，选拔优秀的知识人才入社会管理体系，他们必须对国家负责，对皇帝负责。
除此之外,奢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重要社会特征。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总结道：晋、南北朝贵人豪族之侈靡，实为其时风俗之大弊。这恐怕是两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共识。王恺和石崇争豪斗富的故事正是晋代奢靡之风的真实写照。东晋时期，经历过惨痛战争之后，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意识逐步得到了重视，儒家的行为规范又被重新承认了。节制禁欲同时成为了社会共识和社会需求。俭约品质的茶宴，在此时酝酿发展无疑适逢其时。
应此社会需求而发展起来的饮茶习俗和新型宴会茶宴。自然被赋予相应的精神特征，由于酗酒和奢侈、无责任心的连带关系，反过来赋予饮茶以俭约的精神，同时与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相表里。在饮食生活中，茶与酒相抗衡，保证了从此之后中国人的平衡、健康的饮食结构。在社会生活中，茶的普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要求个人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强化社会责任心。酗酒之后的酩酊是自我意识膨胀，而将社会意识抛之于九霄云外，而饮茶的清醒兴奋则完全适宜于紧张严肃的工作需要。因此，在饮茶习俗逐渐形成的魏晋南北朝，茶的醒酒、少眠的功效被充分强调。
茶宴东渡日本茶道起源
茶宴发展逐渐形成文人茶宴、宫廷茶宴、寺院茶宴三种形式。茶宴的仪式，依环境条件和规模而有区别。宫廷茶宴通常在金碧辉煌的皇宫进行，气氛肃穆庄严，礼节也相当严格;所用茶叶为明前贡品，茶具为名贵瓷皿，用水为清泉玉液;茶宴举行时，首先由近侍布茶施礼，在皇帝的带领下，群臣举杯闻香品味，赞茶施恩，并相互庆贺。自始至终，均以品茗贯穿。整个茶宴过程，有迎送、庆贺、叙谊、观景等仪式。
寺院茶宴以径山茶宴为最为盛。径山万寿禅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肇建于中唐，兴盛于宋元，是佛教禅宗临济宗著名寺院，南宋时为皇家功德院，雄居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东南第一禅院。作为中国禅门清规和茶会礼仪结合的典范，径山茶宴包括了张茶榜、击茶鼓、恭请入堂、上香礼佛、煎汤点茶、行盏分茶、说偈吃茶、谢茶退堂等10多道仪式程序，宾主或师徒之间用参话头的形式问答交谈，机锋偈语，慧光灵现，是我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
径山寺禅茶文化可追溯至唐。僧人举行茶宴，礼佛参禅，并制定了独特礼仪，到了宋朝，其影响覆盖江南，被誉为东南第一禅林，并成为中日禅茶交流中心。茶圣陆羽也曾隐居径山脚下，写下著名的《茶经》。
径山自古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径山茶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载体，也是日本茶道的渊源。日本《类聚名物考》四卷中记载：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驻前国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入唐时宋世也，到径山寺谒虚堂，而传其法而皈。日本僧人南浦绍明于1259年将径山茶宴传入日本。这一发现为实证径山茶宴为日本茶道之源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
闽东茶叶简史
闽东是福建与全国的重点茶区，产茶历史悠久。据《永嘉图经》载：永嘉东三百里有白茶山。《福建名茶天山绿茶》一书记述：相传在唐朝末年约907年)，天山一带便有种茶。闽东的种茶历史经过宋、元、明的发展，至清代，区内的茶叶生产已颇具规模。鸦片战争后，随口岸通商，茶叶生产从草药茶发展到绿茶、红茶、白茶等名优产品，并且开始外销。名优红茶白琳工夫、坦洋工夫远销东欧各国，绿茶、白茶则销往东南亚各国以及西德、美国、日本等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经三都澳口岸出口的闽东茶叶达2737吨。民国元年(1912年)达到5163.65吨。民国25年全区有茶园面积25万亩，茶叶产量为5006吨。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口受阻，茶市消沉。至民国38年，全区茶园面积减至19万亩，茶叶产量减至2516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扶持政策，给茶区发放垦复和新开茶园补助款、无息代款、预购定金、肥料奖售等，鼓励茶农恢复生产，调动其生产积极性，茶叶生产由衰转盛。至1956年，全区茶园面积回升到35万亩，茶叶产量增至4828.3吨。1958年后，由于受大跃进影响，盲目放卫星，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错误地提出茶叶不能当饭吃，造成毁茶种粮，茶园失管，全区茶叶产量直线下降。1962年，茶园面积减至28.66万亩，茶叶产量减至2173吨。嗣后，虽作纠正，但又遇上文化大革命，茶叶生产发展不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茶叶生产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极大地调动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茶叶生产、销售、出口创汇，茶叶产品结构趋向合理，各县名、优茶品种得到开发，经济效益显著。改革开放以来，全区茶叶生产在种植面积、产量、产值、上缴国家税收、推广茶树良种及开发名优茶产品诸方面均位居全省第一。但也存在高产优质茶园面积不大，平均单产低，茶叶深加工方面尚未迈出大步，茶叶市场开发后劲不足，部分从事茶叶生产加工、经销的企业管理不善，一些名优茶产品缺少质量标准化规程等问题。1992年，全区有茶园面积63.35万亩，其中采摘面积45.51亩;茶叶产量21091吨，其中名优茶产量为1425吨，约占15%。年上交国家产品税、特产税3505万元。
茶膏的发展简史
茶膏很少有人接触并特别喜欢的，有很多朋友还以为是近期才出现的，其实不是，他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哦，今天就跟随小编一起了解吧。
据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载有“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据此记载可以认为，陆羽在这里所记载的“膏”，还不是制作而成的茶膏，而是指在制作饼茶时，茶汁溢出后的“膏化”现象。
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贡茶中有“岳州邕湖含膏”。据此记载，唐代湖南岳州(今岳阳)已生产贡品邕湖含膏。
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据此记载，唐贞元(785~805年)中期真正意义上的茶膏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陶谷所着《茗苑录》中记载有贡品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茶膏开始有名称，并出现了多个品种。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据此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福建建州生产的茶膏耐重儿已作为贡品入贡，但数量少，仅8枚，尤显珍贵。“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自己编着了《大观茶论》，对茶膏油以饼面之事认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说明赵佶对珍膏油其面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优劣作为鉴别茶叶质量优劣的标准，认为膏稠者是珍品。
至明代，因罢造龙团凤饼贡茶而全部改为散形茶，茶膏亦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清代，茶膏再次出现。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茶膏，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而受到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青睐，特别是活佛级以上僧侣和宗教领袖中更成为茶膏爱好者，同时又禁止民间人士饮用茶膏，因此很多大寺院自建制茶车间，自行熬制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后来茶膏以入贡形式进入清廷，成为皇室贵族的高级茶饮。至清雍正十年(1729年)，普洱茶膏等正式成为贡品。
看来茶膏在古时候的地位也不低啊，也是很多王室贵族的人才能享用的，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大家不妨试一试哦。
茶歌简史简介
茶歌，和茶与诗词的情况一样，是由茶叶生产、饮用这一主体文化派生出来的一种茶叶文化现象。它们的出现，不只是在我国歌、舞发展的较迟阶段上，也是我国茶叶生产和饮用形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经常内容以后才见的事情。从现存的茶史资料来说，茶叶成为歌咏的内容，最早见于西晋的孙楚《出歌》，其称“姜桂茶荈出巴蜀”，这里所说的“茶荈”，就都是指茶。至于专门咏歌茶叶的茶歌，此后从何而始？已无法查考。
从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昔晋杜育有荈赋，季疵有茶歌”的记述中，得知的最早茶歌，是陆羽茶歌。但可惜，这首茶歌也早已散佚。不过，有关唐代中期的茶歌，在《全唐诗》中还能找到如皎然《茶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等几首。尤其是卢仝的茶歌，常见引用。在我国古时，如《尔雅》所说：“声比于琴瑟曰歌”；《韩诗章句》称：“有章曲曰歌”，认为诗词只要配以章曲，声之如琴瑟，则其诗也亦歌了。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在唐代是否作歌？不清楚；但至宋代，如王观国《学林》、王十朋《会稽风俗赋》等著作中，就都称“卢仝茶歌”或“卢仝谢孟谏议茶歌”了，这表明至少在宋代时，这首诗就配以章曲、器乐而唱了。宋时由茶叶诗词而传为茶歌的这种情况较多，如熊蕃在十首《御苑采茶歌》的序文中称：“先朝漕司封修睦，自号退士，曾作《御苑采茶歌》十首，传在人口。……蕃谨抚故事，亦赋十首献漕使。”这里所谓“传在人口”，就是歌唱在人民中间。
当代，茶歌创作活跃，涌现出一批脍炙人口的好歌，如《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等。
茶具发展简史
在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简单朴素。韩非子《十遇》及《五蠹》等篇，说到尧的生活是茅草屋、糙米饭、野菜根、饮食器是土缶，以后才发明使用黑陶等。可见茶叶最初的利用阶段，不可能有专用的茶具，大都是和其他食品共用的，一器多用．以木制或陶制的碗，兼作为饮茶的器具。茶具的发展与陶瓷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而陶瓷的产生和发展是先陶后瓷，瓷是由陶发展而来的。浙江省余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夹炭黑陶，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了，是新石器时代很早的陶器之一。
茶的烹用方法，也随着茶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茶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最早发现野生茶树时，是采集鲜叶，在锅中烹煮成羹汤而食，这时候的烹饮方法和器皿很简单。春秋时代，茶叶作为蔬菜，与煮饭莱相同，没有什么特别的烹饮方法和器皿。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主和贵族阶级的出现，形成有闲阶级，饮酒喝茶有了发展，对器具也有了新的要求，从而出现了专用于茶的贮茶、煮茶和饮茶的器具。茶具的产生，始于奴隶社会，当是主要茶具为煮茶的锅、饮茶用的碗和贮茶用的罐等。随着时代的演变，茶叶消费日广，因消费的茶类不同，习俗不同，消费对象不同．不论茶具的形式、茶具的配套或茶具的用料等，都不断发生变化。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交替时期，由于以压制饼茶为主，这时除上述所举煮、饮和贮藏用的茶具外，又添了炙、研末和浇汤用的器具。
秦汉时期，泡饮方法是将饼茶捣成碎末放入瓷壶并注入沸水，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饮茶已有简单的专用器皿。从秦汉到唐代，随着饮茶区域和习俗传播的扩大，人们对茶叶功用认识的提高，促使陶器业飞跃发展，瓷器也已出现，茶具越来越考究，越来越精巧。
茶具又称茶器，最初都称为茶具，如王褒《僮约》的烹茶尽具、指烹茶前要将各种茶具洗净备用。到晋代以后则称为茶器了。到了唐代，陆羽《茶经》中把采制所用的工具称为茶具，把烧茶泡茶的器具称为茶器，以区别它们的用途。宋代又合二而一，把茶具、茶器合称为茶具。现在也大都统称为茶具。
唐朝中叶，北方消费茶增多，引起了各地瓷窑的兴起，尤以烧制茶具为中心。据陆羽《茶经》记载，当时产瓷茶器的主要地点有：越州、岳州、鼎州、婺州、寿州、洪州等，其中以浙江越瓷最为著名。此外，四川、福建等处均有若名的瓷窑，如四川大邑生产的茶碗，杜甫有诗称赞：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陆羽说：煮茶与烹茶同，但用锅较大，又说：每炉烧水升，酌五碗，至少三碗，至多五碗。若人数多，要十碗，就分两炉。说明茶具应与饮茶人数相适应。据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列，连同附件统计、煮茶、饮茶、炙茶和贮茶用且共有29件，可见唐朝时茶具的发展已很可观。现分述如下：
(1)风炉：铜或铁铸成，也有泥烧成的。形状像古鼎，下有三脚。炉壁厚3分，上口有9分厚的边，边的6分宽的部分在炉壁内方，以便用泥墁于膛壁。炉下方的三只脚，共有21个古字：一脚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另一脚是体均五行去百疾．第三脚是圣唐灭胡明年铸。在3只脚间各开窗洞、底下的一个洞用以通风漏灰。3个窗口上并排有6个古字，一是伊公，一是羹陆，一是氏茶，意为伊公羹，陆氏茶。内设带（原字左有土旁）埠（原字右下为木），有3格，一格有长尾野鸣的图形，这是火禽，画有离卦，一格有彪，是风兽，画巽卦；另一格有鱼，是水虫，画坎卦。巽表示风，离表示火，坎表示水。风能助火，火能把水烧沸，所以要有这三卦。另有花木、山水等图案作为装饰。据说此炉由陆羽设计。
(2)灰承：接受灰烬的用具，由有三只脚的铁盘构成。
(3)炭挝：六棱的铁棒，一头尖，稍下较粗，长1足。细的一头系上一小展（原字左有金旁）。作为装饰。
(4)火夹：别名筋，就是火钳。铁或熟铜制，长1.3尺。
(5)竹夹：小青竹制成，长1.2尺，一头的1寸处有节，其余部分剖开，用其夹茶在火上烤时，白竹出汗，利用它的香气以增加茶的香味。
(6)纸囊：即纸袋。用质地白厚的上等剡藤纸，做成双层纸袋。贮放烤好的茶，使不致失去香气。
(7)碾：由碾轮和碾槽构成。最好用桔木，其次是梨、桑、梧桐、柘木。碾槽形状内圆外方，内圆以便运转，外方防止倾倒。内可放进碾轮，圆盘状，直径3小，中心部厚1寸，边缘厚0.5寸。盘中心有轴，中方外圆，长9寸，宽1.7寸。
(8)拂末：扫茶末用，利用鸟羽。
(9)、(10)罗、合罗，大竹剖开，弯曲成圆形，纱或绢作底。筛下的末用合盖贮放。合，竹节制成，或薄杉木板弯曲成圆形，漆好。全高3个，盖1寸，底2寸，直径4寸。
(11)漉水囊：滤水工具。骨架多用生铜制成，因熟铜制的易附着青苔及污物，便于清除茶中杂物，铁则因锈而腥涩，影响水味，不宜采用。居住山村的人，有用竹、木制的，但不耐用，外出不便携带，用生铜较好。袋子用青篾丝织成，可以收卷。或用碧色的绢缝制，还加上翠钿作装饰，直径5寸，构长1.5寸。又用绿油布袋贮放全部滤水工具。
(12)釜：锅，生铁制成，以坏了的农具炼铸。炼铸时内抹土外抹砂。里面因抹土而光滑，锅内面易于磨洗，外面因砂而粗糙，易吸热。锅的耳制成方形，使平正；锅边较宽，使能伸展得开，锅脐要长，并在中心，使火力集中于锅中间，则水在锅正中沸腾，水沫易于上升，水味可醇正。洪州用瓷锅，莱州用石锅，瓷锅、石锅都雅致好看，但不坚固，不能持久。用银锅非常清洁，但又过于奢侈华丽。从耐久着眼还是快制好。
(13)交床：十字相交的木架，上板中空，支持锅。
(14)瓢：胡芦一分为二而成瓢，或用木制成，叫牺杓。晋杜毓写《茶赋》，其中有一句：酌之以瓠，瓠，就是瓢。它的形状：口阔，瓢身薄，柄短。晋永嘉中，余姚人虞洪到瀑布山采茶，遇一道士对他说，我名丹丘子，改天你的瓯牺里有多的茶，给我些。瓯是小瓦盆，牺就是木杓，常用梨木制成。
(15)木夹：以桃、柳、蒲葵、柿心木成竹制成，长1尺，两头用银包裹。(16)鹾簋：鹾即盐。盛器，瓷制，圆形，直径4寸，像盒子或瓶形，小口坛形，装盐用。
(17)揭：取盐用具。竹制，长4.1寸，阔9分。
(18)则：量器，利用贝壳，或用铜、铁、竹制的匙、箸之类。大致开水一升，用一方寸匕的匙量取茶末。但喜味淡的可减少，喜浓的可增加。
(19)碗：越州产的瓷品质最好，鼎州、婺州产的较差，又岳州的好，寿州、洪州的差。
(20)水方：用青杠、槐、楸、梓等木制，漆内方及外缝，可盛水1斗。
(21)熟盂：盛开水用，瓷或砂制，容积2升。
(22)涤方：用楸木制，形似水方，容积8升，洗涤茶具。
(23)滓方：似水方，容积5升，用以收集茶渣。
(24)畚：白蒲草编成，可放碗10个。
(25)笤：竹子编成，圆形，高1.2尺，直径7寸。或先做成笤形的木模型，用藤子编织，有六出的圆眼、盖和底如箱子的口，削光滑。
(26)具列：木或竹制成床或架，或竹木制成小柜，有的可开关，上漆，长3尺，阔2尺，高6寸。用以贮放陈列所有的器具。
(27)都篮：装所有器具的竹篮，竹篾编成。内方编方眼，三角形交错。外用双篾，宽篾作经线，细的单篾编织，交替压作经线的双篾，编成方眼，要玲珑好看。篮高1.5尺，长2.4尺，宽2尺；篮底宽1尺，高2寸。
(28)巾：类似布的粗绸，长2尺，应有两块交替使用，清洁茶具。
(29)扎：茱萸木夹棕榈纤维，捆紧，成大笔形，作刷子用。
可见到了唐朝煮茶、饮茶的用具非常繁杂，一般老百姓不大能办到。
唐时，生活讲究的家庭都备有24件精致茶具，为全套的碾茶、泡茶、饮茶器具。同时还有收藏器具的精巧小橱子，可以携带，以便与人斗茶。当时皇宫贵族家庭多用金属茶具，而民间却以用陶瓷茶碗为主。那时瓷制茶碗主要的有青釉、白釉两种。我国古代重视品茶，使用茶具也很考究，人们把茶具列为品茶必要的艺术条件，也是客来敬茶的重要工具。
唐李匡义《资暇集》：崔宁(蜀相，李豫大历末即公元775年入朝作者注)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选定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这是茶杯有底环的开始。
南宋时代多饮团饼茶，饮用时需要将团饼碾研，过筛，而后烹煮。南宋《茶具图赞》记载的十二先生。即备茶和饮茶时用的十二种茶具。它们是：韦鸿臚(烘茶炉)，木待制(木茶桶)，金法曹(碾茶槽)，石转运(石磨)，胡员外(茶葫芦)，罗枢密(茶罗)，宗从事(棕帚)．漆雕秘阁(茶碗)，陶宝文(陶杯)，汤提点(茶壶)，竺副师(竹筅)，司职方(茶巾)。用紫砂作茶具始见于北宋欧阳做《和梅公仪尝建茶》诗：喜见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
紫砂茶具中以茶壶最为名贵，宋代诗人苏轼谪居宜兴时，提梁式的紫砂茶壶，被命名为东坡壶，沿用至今。1968年南京吴经墓中发现紫砂提梁壶是明嘉靖(公元1543年)殉葬物，已是希罕古董。
宋时皇帝御前赐茶，皆不用盏，而用大汤瓷，其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瓷耳，铜色黄褐色。《东坡后集》从驾景灵宫诗曰：病贪赐茗浮铜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宋代民间饮茶多用茶盏，盏是一种小型茶碗，口敞小底，有黑釉、酱袖、青白釉及白釉等多种。宋朝烧制茶具著名的产地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各产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在杭州，哥窑在浙江龙泉；汝窑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古属汝州)；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古属定州，故有定窑之名；钩窑在河南禹县神后镇．禹县古名钧州而得名。
宋代饮用末茶，多采用盅或盏，盅托就更为普遍，而制作比唐朝精细多姿。宋代以后，我国饮茶方法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逐渐改变，已开始不加调味饮茶了。茶具主要有茶碾、茶罗、茶盏、茶杓和茶瓶等；饮茶大多不用碗而用盏。茶具所用材料除普通陶瓷外，也有用金银的，人们当以金银为优。到了元代、明代除边疆人民饮茶用煮饮外，散、末茶的饮用增多，不用煎煮而用撮泡，即开水冲泡，茶具种类简化，而质量却有提高。
茶具以瓷器为上，黄金为次。清代以后，除边疆少数民族外，茶具慢慢形成了以瓷器和玻璃器为主的局面。茶具的演变《癸辛杂识》称：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衡器上记数之识点叫星，用金银时代，即以星为数作者注）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务，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越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
《清波杂志》曰：凡茶宜锡，窃意若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味易损宋末开始，发明蒸青散茶制法。饮用散茶时，不碾成碎末，全叶冲泡，不用盐调味，重视茶叶固有香味。蔡襄在皇佑元年至五年（公元1049~1053年）间写的《茶录》是当时的代表作，在下篇器论中，详述了茶焙、茶笼、砧椎、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的性质用法与茶汤品质的关系。
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这时江西景德镇青花瓶异峰突起，闻名于世。青花瓶不仅国内珍爱，而且远销国外，特别是日本，因茶汤之祖珠光氏特别喜爱这种茶具，后来青花茶具又定名为珠光青瓷。天目茶碗也传至日本，12世纪至14世纪，日本佛僧到我国天目山佛寺留学，曾带回天目山的茶碗，这种茶碗施有黑釉，因此在日本，人们把这种带黑釉的陶瓷通称为天目瓷。天目茶碗有黄天目、白天目、黄践、曜变、油滴鳖盏、灰潜兔毛盏等。
宋代以后，饮茶偏重于品，茶具有了较多的变化。许次纾《茶疏》道：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
明代时，品茶瓷色尚白，器形贵小，当时许多的瓷窑多生产小而精巧、色白的茶具。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茶洗，形状如碗和孟，底部有孔，是饮茶之前用来冲洗茶叶的。16世纪中国瓷器出现在法国市场，致使法国人惊叹不已，大加赞扬。明代中期以后，又出现了用瓷壶和紫砂壶的风尚。
到了清代，广州织金彩瓷、福州脱胎漆器等茶具相继而起。
近年来，在浙江上虞出土了批东汉(公元25--220年)瓷器，出土器物中有碗、壶、杯、茶盏、托具等。经北京故宫博物馆，上海、浙江考古单位鉴定，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茶器。这对研究古代青瓷茶具有重要价值。
茶宴起源于何时？
茶宴起于何时?有人认为，当上推至三国，吴主孙皓宴请满朝文武，对大臣韦曜"开后门"："密赐茶荈以当酒"，以免迫于形势醉个半死。但这只是大型酒宴的小插曲，不算茶宴。
应当说，茶宴源于魏晋南北朝，兴于唐宋，《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乃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陆纳的侄儿俶因将"茶宴"擅自改为"酒宴"而挨了40大板，这说明陆纳以茶果待客已非一日，称之为"素业"必已坚持多年。《晋书》也有类似记载：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唯下七尊柈茶果而已。桓温是古代名臣，"宴饮"只备七盘茶果。陆羽主张茶道"精行俭德"，与桓温设茶宴的宗旨是一致的。
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茶事拾遗》曾记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字仲义，吴兴人，天宝十年(751)进士，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象"竹林七贤"那般狂饮，而是以茶代酒，所以能聚首畅谈，洗净尘心，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为记此盛事，写下一首《与赵莒茶宴》诗。
中唐时，湖州的紫笋和常州的阳羡茶同列为贡品，特别是顾渚的紫笋被陆羽评为仅次于蒙顶的天下第二名茶。每年早春采茶季节，湖、常二州太守在顾渚相聚，联合举办茶宴，邀集名流专家品茗，对新茶作出鉴定。有一年，白居易被邀请，因病未能躬逢盛会，最后写诗感叹其事，诗的题目是《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道是：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薄黄酒对病眠人。这次茶宴不仅为互通友好，还有经济合作性质。两州太守既都来自名茶之乡，为确保名茶声誉，提高贡茶品质，让龙心大悦，自有必要在一块切磋切磋。茶原产滇黔，名茶却多在江南，这与江南茶农及地方官的努力创名牌有关。茶宴虽为谋求友谊与合作而办，但并不枯燥乏味，可茶话--边品茗边闲聊，可歌舞助茶兴。如此盛况，难怪白居易以病卧北窗自叹。
还应提及的是中唐诗人吕温，山东泰安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与柳宗元、刘禹锡是好友。他写过一篇《三月三日茶宴序》，文曰：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不用说，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创造者包括入仕的士和未入仕的士。这次茶宴选择的时间好，三月三日，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环境好，"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红蕊拂衣"，人已回归大自然。客亦佳，什么"南阳邹子"、"高阳许侯"，皆是鸿儒而非白丁。茶煎的好，茶具好，茶也喝出了神韵，"不令人醉，微觉清思"，正好"言诗"。这篇序比陆羽的《茶经》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茶道。
众人聚饮最好的佐茶法是闲谈，写《茶疏》的明人许次忬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只有品茗才配"清言雄辩"。若是饮酒，那只能说"酒话"，酒乱神思，必然会走火入魔，失去理智，不合逻辑，乱说乱道。而茶益神思，边饮边谈颇相宜，严肃可也，轻松可也。在中国有"茶余饭后"一说，即指说些无关宏旨的轶闻趣事让人轻松轻松。英国饮午后茶就喜欢闲聊，所以小说家费尔丁说："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朋友相交，有事相商，或想一块聊聊，便以"到我家喝茶"相邀。
茶宴重在宴请，茶话重在清谈，茶会则是一种社交性集会。
诗人钱起《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诗曰：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料。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诗人尝到了茶会的甜头，一边品茗，一边畅谈文学。茶好景亦好，景助茶兴。从此往后，文人雅集以茶代酒，"不复醉流霞"。
宋代亦有茶会。朱彧(y)《萍洲可谈》卷一云：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此类茶会具同乡会性质，以茶结同乡之缘，叙同乡之谊，互通家乡消息。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一节中说：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取缘设茶汤供众。寺院作斋会，富户以茶汤助缘，名叫茶汤会，实则相当今之"基金会"，寺院以助茶汤为由募集资金，以供宗教活动的日常用度。要几个"茶汤钱"比地方青皮恶少无端勒索"讨几个酒钱"不知文明多少倍，因之茶有十德，茶的形象美好，所以宋代给官吏的兼职工资叫"茶汤钱"，给侍者的小费也叫"茶汤钱"。
此后，中国茶会走出国门，并被西化。本书第二章里曾列举古巴茶会，再看看英人茶会的实际情形。张德彝《使英杂记》载：茶会、跳舞会之盛，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止。此俗由来最古，欧罗巴、亚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凡人家店肆，平时大厅敞房以备盛会，若以为公事之不可无也。西人性好奢华，凡富贵喜交结者，皆乐为之。一人子女，待其长成，虽无力，亦必勉强支应，设会结交，以便子女得友相与往来。则男可访女，女可觅男，嫁聚咸赖于此。因男女细心访察，各得所愿，则意洽情投，鲜有作秋扇之歌者。每会所费，少者百余镑，多者至六、七百镑，合银二千四、五百两。此俗"最古"也不会早于16世纪。1607年荷兰船队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绿茶，此时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10年转运欧洲，1650年饮茶风气传到英国咖啡馆。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馆进口绿茶售价为每镑6-10英镑。当时在英国办茶会不会比酒会省钱。茶会在中国是文人雅事，以清谈和吟诗为主要内容，英国人接过去则变成了跳舞和婚姻，这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过在中国，茶与婚姻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有把婚姻聘礼称为"茶礼"或"下茶"。茶会虽已英国化，但茶道基本宗旨并没变化，以茶结友本是茶之一德。
茶会最壮观的大概还是清末西藏喀温巴穆大喇嘛庙的僧人茶会，4000人出席，喝了8000杯。
由茶会、茶话演变而成茶话会，其释义是：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就是饮茶清谈。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佳节来临，中共中央领导人备清茶一杯，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共祝良辰，互表心愿，促成党内外大团结的新局面，共创四化大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中国茶道引入政治生活，倡廉反腐，带了个好头。于是茶话会取代了酒会，用于方方面面：共商国是，招待外宾，庆贺佳节，学术讨论，开业庆典，签约奠基，表彰先进，送旧迎新……诸如此类，纯洁了社会风气，节约了巨额开支。此风传入国外，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誉为"茶杯和茶壶精神"。这足以说明，纵使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宇宙时代，中国茶道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