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喝什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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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
中国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
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
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
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
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
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
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
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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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茶道
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擎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以至发展到创立茶道，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佛教的传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未，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在封建统治阶级中间流行，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等教义。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硝烟四起，人民生命涂炭，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统治阶级则可以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因而传播很快。佛教的传播者认识到，要使佛教在中国扎根必须与中国国情相揉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求生存与发展，还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义上竭力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并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东晋后期，佛教领袖慧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因果报应教义的。并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论"。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是调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四德"(元、亨、利、贞)调合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五常"(仁、义，礼、智、信)调含"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安言)力图两者相融台，调台儒家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注意调合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园，宣扬"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他还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因而发展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
(二)茶道的创立与佛教的渗透茶道的创立：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光辉绚丽，但"茶道"一词，很长被人们所遗忘，竟发展到日本学者曾向国人提出"中国有没有茶道？"荒谬而富讽刺的笑话。对中国茶道的创立，学术界说法下一。有引陆羽《茶经》"精行俭德"四字。有引《封氏见闻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请注意，时在晚唐)有"中国明初朱权自创的茶道"等等。百花齐放，可见大家都在深入的研究，形势喜人。
陆羽，擅长种菜种茶，首创饼茶炙烤"三沸"煮饮法，对茶的功效论述甚详，对茶的品饮他侧重精神方面的享受，无疑他是我国茶道的奠基人。但遗憾的是他在《茶经》中没有明确提出"茶道"这个词，令人费解。
根据笔者手中资料，"茶道"一词最早是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逍崔石使君》一诗中明确提出来的，诗中云：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看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佛教与中国浅论
1、佛教与茶文化传播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源远流长，茶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佛教的传播，佛教促进了茶文化 的发展，两者密切相关，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客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溶为一体，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安谧。叁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叁禅的前奏，叁茶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从而开辟茶文化的新途径。
2、佛教与饮茶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个刹古寺教设有“茶堂”、“茶寥”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要谈佛经，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教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祥僧早起的第一件事，从林还立下规矩，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任主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
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佛教与中国茶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带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唐代佛教文化与茶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着。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
古代茶与军事
茶叶和军事有着密切的关联，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宋代，岳家军抗金，驻防湖南岳阳，水土不服，战士腹泻不止，当地茶农送盐姜茶给岳家军战士服用，腹泻得止，战斗力大增。俄罗斯军队从沙皇时代开始一直把茶叶作为军用必需品保证供应。我国汉中地区茶和军事的关系有汉王刘邦与茶镇的传说。说的是汉王刘邦在茶镇与群臣品茶议事，受到启迪，定出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大计，为汉王的军事胜利定下了初步路线。此外，汉中地区还有诸葛亮与煎茶岭的传说，说的是诸葛亮每每在煎茶岭煎茶，邀请羌族首领共同品茶论道，时日长久，羌族首领被诸葛亮的人品和才干所打动，特别是羌族人民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于是羌族首领便率领10万羌军归汉，不仅扫除了北伐的障碍，而且壮大了北伐的军力。
关于汉中茶叶与军事的关系，在《宋史》上有汉中买茶，熙河易马一说。马是清朝以前历代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强骑善射，所向披靡；自唐代，朝廷即以茶赐贡，回纥驱马长安进贡，大唐以茶赐之。唐代开始有茶马贡赐贸易，到了明代已制定了茶马法，茶马互市为官方独断，年以汉中茶三万担，易军马三万匹以增强军力，保卫大明江山。
军事开支来源于国库，国库来源于税收，茶叶的课税自唐德宗始法定以十取一，南宋王朝国力衰弱，收取茶税的汉中成为与国都开封、西南成都并列的三大财源地之一，既支撑着朝政的开支，又提供抗金前线的军事费用，抗击金兵的南侵。清朝盛期中国茶叶大量出口。英国是茶叶进口大国，年开支巨额茶款，英商便向中国倾销毒害人民的鸦片以求贸易平衡，中国禁止鸦片输入，引起对中国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鸦片战争。
茶叶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都有着光辉的记载，为军事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炎帝神农氏与茶的隐秘关联
说到茶，我们大多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陆羽，但是今天小编想给大家普及一下炎帝神农氏，因为他竟是“茶祖”。这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并且也比较震惊的一个消息。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是在全世界长盛不衰的饮料。但是，谁堪为中华“茶祖”?是吴理真，诸葛亮，还是陆羽?日前在湖南炎陵县举行的公祭大典活动中，中国权威茶文化专家经研究、考证给出了答案：“茶祖”就是炎帝神农氏。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程启坤表示，炎帝神农氏是华夏民族举世公认的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了让广大老百姓能够安全饮食，严防因饮食不当引发疾病，亲自尝百草，辨别百草的可食用性，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茶及茶的药用功效。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其中的荼，即为茶。这充分说明，茶的饮用与医药功能，就是在神农氏亲口咀嚼的尝试中找到的。这种生吃新鲜茶树芽叶的现象，在现今云南的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还保存着。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蔡镇楚认为，茶树，茶叶的应用，都是农业生产发展与农耕文化的产物;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农耕文化之祖，因而也是“中华茶祖”。蔡镇楚还指出，“茶圣”陆羽在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与茶文化著作《茶经》中明确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明确肯定神农氏是饮茶之祖，即“中华茶祖”。程启坤、蔡镇楚的论据和观点，得到了包括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陈文华等人在内的广泛认同。
关于炎帝神农氏对茶的贡献，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彬藩指出，炎帝神农氏发现茶的意义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健康饮料，更在传播茶饮中无声地奠定了以“追求先进、开拓创新;公而忘私、关注大众;以民为本、推动文明”为核心的中华茶文化。湖南省茶祖神农基金会理事长庞道沐认为，奉炎帝神农氏为“茶祖”，符合炎黄子孙民族情感的皈依，能唤起世界“茶人”对“茶祖”神农文化的共识。专家们强烈提议，中国应将每年的谷雨时节定为“茶祖节”与“中国茶节”，倡导“茶为国饮”，提倡科学饮茶的健康习惯。
据史料记载，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炎陵县炎帝陵。历朝历代，各种官方、民间在炎帝陵的祭祀，香火鼎盛、绵绵不绝。特别是1986年大规模修复后，炎帝陵作为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已接纳海内外500余万人次参谒。
现在看到了确切的文字资料和史料记载，都没有疑惑了吧，相信了吧。所以炎帝神农氏的存在也应该是我们应该了解的部分。
中国佛教与茶文化
我们经常说禅茶，禅茶的由来就是佛教对于茶文化的影响。茶文化的修身养性与佛教文化的清心静心如出一辙，所以两者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今天我们常说的禅茶。虽然说着简单，其实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才成了如今的模样。
一、茶叶与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作为茶叶的故乡，中国的佛教，在茶叶种植、茶文化发展、茶叶外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天的禅茶，更是佛教与茶结合的经典之作。
中国的茶与书法往往关联,内涵所在
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
闻名于世的茶艺与书法均起源于中国。几千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茶艺和书法得以兴旺发达，并形成了一脉悠久而独特的文化。茶被人们誉为“国饮”，而书法又被世人视为“国粹”。
茶艺和书法为我国博大恢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光彩，两者都溶中国哲学、东方文化、华夏民族精神气质于一体，并在人文精神上息息相通。因此，我国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与璀璨夺目的书法艺术历来就有着不解之缘。
古人饮茶之风甚盛，有茶宴、茶会等一系列文化形式。文人僧侣饮茶时，作诗、作赋，或吟颂，或挥毫。据《茶事拾遗》记载：“钱起，字仲文，与赵莒为茶宴，又尝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作茶会。”钱起乃唐代著名诗人，曾任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职，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他写过不少茶宴、茶会的诗作。此后，一些文人雅士常邀三五知己用名茶招等客人，一边细细品尝，一边吟颂诗赋，挥毫作书作画，令人兴尽才散。
如今，我国很多地区也兴起了茶艺表演，在欣赏礼仪小姐的精彩表演时又可学到不少茶文化方面的知识，文雅而高贵，给人以美的享受，令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
而书法则是祖国艺术园地里一枝奇葩，与其它国粹一样浓缩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照亮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长河，震撼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它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和美感，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书法具有骨、血、筋、气，形质与性情相统一的视觉艺术形式，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无数冠绝百代的大书家，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墨迹瑰宝和著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人面前，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伟大创造力。书法所表现出来的形质与性情之美，犹如自然界之精微广大，变化无穷。以点线面等要素无穷尽组合的书法艺术，为美学和艺术哲学积累了丰富宝藏和理论。因此，书法和茶艺一样，集中反映了我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茶艺是在茶业和茶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茶树原产于我国西南一带。发现和饮用茶的历史可追溯到四千年前的神农时代。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就有明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和其他植物一样，从发现到利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当原始人类发现茶叶对人体有一定的医疗作用之后，便对茶叶的种植、加工和用途开始重视起来，一些文人雅士用文字记载其栽培技艺和饮用方法。这当中书法家充当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隋朝以前印刷术尚未发明，各种事物的传播、记载均得依赖于书法，茶事自然不能例外。即使是后来发明了印刷术，依然没有离开过书法。
再后来，由于书法的介入，茶风更为兴盛。通过书法家及一些文人的赞赏，饮茶之风很快盛行中国大地。宋代诗人、书法家苏轼有诗：“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书法、茶艺与气功及禅学一样，具有静心、自悟、怡情和健体等功效。茶艺和书法如同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艺术一样，能给人以乐趣、情趣、雅趣和美的享受，它是有情的绘画，无声的音乐，异形的雕塑，静化的舞蹈，令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
佛教寺庙瑞岩寺与竹筒茶
2000年7月，武夷山举办“凯捷杯”茶王赛，瑞岩寺云门竹筒茶的传人张旺，也带上这一佛门茶品，展示了云门竹筒茶的独特风格，云门竹筒茶吸引了一些港澳茶商茶客堪称武夷一绝的佛门茶，从此扬名海内外。瑞岩寺是武夷山著名的佛教寺庙，在这座千年古刹里，一种地道的寺庙手工茶，仍在传承着它的千年特色秘笈，它就是云门竹筒茶。
瑞岩寺坐落在武夷山北面的吴屯乡，四周群峰环绕，山岚氤氲，云雾不绝，寺院清幽。寺院周边山上，僧人们从武夷山山北移栽了一种较为独特的岩茶，这种岩茶通过僧人们精心管理，长得十分茂盛。
瑞岩寺的竹筒茶与当地佛教文化有什么关系呢?据悉，瑞岩寺始建于唐朝广明庚子(880年-881年)年间，因乡人翁藻光剔度为僧后名声大噪。翁藻光出家前是吴屯人，幼年喜欢在寒冬季节里扣冰洗浴。出家后，人称他为“扣冰和尚”。
翁藻光年轻时曾南下云游，信奉云门宗。云门宗为中国佛教五大禅宗之一，认为万事万物皆体现“真如”，皆有佛性，其说教方式是“云门三句”，即：“函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万缘”。云门三句的义理后来成了僧尼们制做云门竹筒茶的祈愿秘笈。
唐广明元年(880年)，彭王当捐募巨金建瑞岩寺于吴屯的吴边山下，请翁藻光担任住持。翁藻光竭力弘扬云门禅宗，据说文偃宗师曾来过瑞岩寺，见扣冰精心伺弄着那些野生茶丛，认为那些翠绿茶丛乃为佛界“灵物”，就指点“扣冰和尚”如何采摘和窨制这些野茶的方法。扣冰得云门禅宗大师点化，并按云门大师所说如法炮制，将野茶采来后，萎凋缩水，虚火旺炒，然后遵循太极图案中“阴阳鱼”的走势进行搓揉，烘焙。再砍来纤纤玉竹，取其一节，将茶叶塞入压紧，封存。饮用时，将其置入沸水中煮。滤其茶汤啜之。此茶有玉竹之甘香、野茶之馥郁，消积健胃，解渴生津，涤心去浊，醒脑明神，取其名为“云门竹筒茶”。
据说当地百姓一有病恙，便到寺中求医问药，“扣冰和尚”常将云门竹筒茶送给百姓，具有多种疗效。
后来扣冰和尚圆寂，他的弟子张氏仍沿用此法制作云门竹筒茶。每年的庙会活动或行醮斋礼仪时，都要用到大量的云门竹筒茶。后来，云门竹筒茶发展到武夷山周边庙会的专用茶，佛教色彩更加浓厚。至于如何制作云门竹筒茶的工序与技法，如今在吴屯《张氏家谱》中亦有记载。由于云门竹筒茶产量不多，加上工艺独特，显得弥足珍贵。
2000年7月，武夷山举办“凯捷杯”茶王赛，瑞岩寺云门竹筒茶的传人张旺，也带上这一佛门茶品，展示了云门竹筒茶的独特风格，云门竹筒茶吸引了一些港澳茶商茶客，就连老外们也青睐武夷佛门的特色茶，深得茶叶行家青睐，堪称武夷茶中一绝。
来自香港佛教协会的佛茶研究专家程涵露女士赞叹：中国各地茶乡竹筒茶样品极多，特别是云南贵州一带，但那些竹筒茶只是特产而已，没有附着佛教文化。像云门竹筒茶能融入佛教智慧的秘笈，只有瑞岩寺的最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