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茶叶的社会实践报告。
以茶道为核心的茶文化其功能远不止此。它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社会文化方面。这是因为在所有饮料当中，茶的文化含量最高。它不仅是一种自然物质，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与各种相关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亚文化体系，具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文化价值。就这一角度而言，它的社会、文化功能往往要超过它的物质功能。
唐代刘贞亮在(茶十德)中将茶之功德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驭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心)，以茶可行道。”其中“散闷气”“驱腥气”“养生气”“除房气”“尝滋味”“养身体”诸项，是属于饮茶能满足人们生理需求和保健作为等方而的功能。而“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心)”“可行道”等项则是属于茶道范畴.也是茶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据此，可以将茶文化(茶道)的社会功能概括为“陶冶个人情操”“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社会风气”三个方面:
1.协调人际关系：自古以来，客来敬茶.以茶敬客，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唐代有“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的诗句，宋代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的诗句.都是描写以茶待客的名句。其中尤以“寒夜客来茶当酒”一句，几乎成为人们日常的口头语。在生活中.茶已成为友好、尊敬、和睦的象征。客来敬茶是以茶示礼;朋友相聚，品茶叙旧，可以增进友谊;向长辈敬茶，表示尊重之意;邻里纠纷，献上一杯茶.亦可化解矛盾.促进团结。中国茶道精神中所倡导的“和”“敬”“融”“理““伦”等，都是侧重于人际关系的调整.要求和诚处世，敬人爱民，友好睦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说明茶道精神确实对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2.陶冶个人情操：唐代裴坟在《茶述》一文中指出茶叶的功效是:“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宋徽宗赵信在《大观茶论》中也说:“至若茶之为物，搜贩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桌，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逞速之时可得而好尚矣。”都是认为茶之特性是清、和、淡、洁。饮茶之功效是“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茶文化专家们在概括中国茶道精神时所倡导的“7f"“寂”“廉”“美”“静”“俭”“沽”“性”等，都是侧重个人的修身养性。因此茶就成为人生道德理想的象征，饮茶就成为励志、怡情、养廉的一种手段。历代茶人都讲究茶叶本身的特性和内在的韵味，把深层的文化素质与人格熏陶作为修身之本。品茶在使人们获得健康身体的同时，又可受到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可以对人产生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积极作用，茶也因此被称作“灵魂之饮”。所以，茶文化是当今社会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种理想载体。
3.净化社会风气：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商品大潮汹涌，物欲膨胀，竞争激烈，人心浮躁，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大，人们容易心理失衡，人际关系趋于紧张。而茶叶被当今人们誉为“最文明的饮料”。茶文化是一种雅静、健康的文化。它能使人们紧绷的心弦得以松弛，倾斜的心理得以平衡。中国茶道精神中所提倡的“清”“廉”“俭”“洁”等具有平和、淡泊、雅致的精神内涵，会使人们的心情趋于淡泊宁朴，可以调节生活节奏，缓解心理压力。茶道精神中的“和”“敬”精神，提倡和诚处世、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的新型人际关系，必然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所以普及茶文化，宣扬茶道精神，对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因此，茶文化专家们指出:中国茶叶“能用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祭祖、‘育德，直至陶冶悄操，美化生活。茶之所以能适应各个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的功用、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中华民族平凡实在、和诚处世、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爱幼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和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茶德.对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茶道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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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与社会良心
近两年来，我们的社会呈现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似乎丧失了理性，泯灭了良心，日日可闻 砂仁、放火、劫财、盗窃的新闻真是令人担忧！ 难道这个社会真是那么不美好吗？我们不相信！我们仍然盯人性的光明面，肯定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目前的社会所以这么不美好，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走中道，安分守己的沉默大众占了大部分 。如果这些大众 能挺身而出，多关心点社会整体的事务，则社会就会改变。 今天在社会上，站在绝对善、恶两端的人，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其中为非作歹、损人利己.属于恶的这一端，约占有百分之二十；二元牺牲自己、奉献别人、嫉恶如仇，属于善的这一段，约占有百分之十。由于恶者多于善者，雨湿，整个社会便呈现“恶性”现象了。 其实 ，只要拿占百分之七十的沉默者们，能有部分用有正义得到的勇气，善的力量乃能逐渐滋长，促成了良性循环。那么，恶人的气焰就无法嚣张，恶势力 即会消失 ，社会景象就会呈现安和乐利了。 然而，如何来唤醒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呢？我们认为： 提倡茶艺活动是一个好办法。茶艺的本是和平的、理性的、是明主、平等的精神。我们从建立茶业良心开始，传达人类柔软的心，以茶艺精神待人处世，借此唤醒社会良心，建立善良的社会伦理，让我们的社会在恢复到充满温暖和情趣的境地。一，树立茶艺业者的商业道德：茶艺业者鼻祖要有良心，赚取 合理的利润，真正做到 童所无欺，货真价实的优良道德。二，推行以茶代酒的活动，减少就是徽逐的报酬，建立和乐纯净的社会风气。三，加强茶艺文化的探讨，将茶艺代入学校、家庭、推广文化、提升生活品位。四，发扬茶艺精神，以和平、理性、明主、平等的方法来待人处事。
茶香社会 和谐人生
茶是一种凝结着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与民族秉性的产物，是凝结着华夏文明精髓深沉而隽永的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利用茶的国家。茶与养生有着密切联系，一可健体；二可养生；三可清心；四能修身养性；五能解毒。“神龙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汤茶而解之”此为解毒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茶在我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中国历代所行之茶事处处体现着茶在和谐社会陶冶情操中的独特功能。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所谓礼，不仅是长幼有序，而且有更为广阔的含义，对内而言，表示家庭、乡里、友人、兄弟之间的亲和礼让；对外而言，则表现中华民族和平、友好、谦虚、好客的美德。“以茶待客”是中国的普遍习俗。有客来，端上一杯芳香的茶，是对客人的极大尊重；即使客人不来，也可以茶赠友表示情谊。中国茶文化“以茶表敬意”正是这种和谐精神的体现。
今天，我们整个国家正在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中国的民族文化也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复兴。安定团结，政通人和是全体公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充分发挥茶文化和谐社会的独特功效，积极培养民众爱茶、品茶、陶冶情操的优良素养，形成一种“茶香社会，和谐人生”的发展环境，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健康发展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茶包装色彩心理与社会心理的关系
时代不同，色彩的含义也不同，色彩心理及其美学价值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时代的思想潮流，新的文化艺术流派的产生，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甚至自然界某种异常现象和世界上重大的政治事件等所引起的社会心理，都可能对人们的色彩心理发生一定的作用。当一些色彩被赋予时代精神的象征意义，迎合了人们的思想、兴趣、爱好、愿望等心理时，这些具有特殊感染力的色彩将会流行开来。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像今天这样重视茶的精神功能设计：即充分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物质与审美文化需求心理，以艺术的手法，通过包装的材质、造型、图案、文字、色彩塑造商品的文化风格与品位，树立美观和独特的商品形象，准确迅速地传达商品信息，美化商品，吸引消费，提高商品的身价和附加值。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审美意识与审美标准不断提高，茶的包装设计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更加讲究色彩的美观，选择色彩搭配舒适合理的茶包装作为礼品相送，这是社会心理的一种时尚表现。现代社会，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产生了空气，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破坏的公害。在现代科学研究上，生态学理论兴起，以此为背景，许多国家的色彩专家曾利用人们要求回归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社会心理，提出流行自然色调的理论。过去，一些设计师喜爱在茶包装设计中使用金粉、银粉，认为金色、银色是华贵的象征，可以提高茶包装的档次。现在，由于生态学的兴起，人们渴望回归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社会心理日益强烈，类似金、银这些有毒的金属原料被禁止使用到茶包装中，茶的包装设计正朝着绿色设计的方向发展 。
英国上流社会为什么会迷上茶叶？
1662年也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那一年，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皇室为新婚的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妃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欧洲宫廷婚礼。
在这场豪华的婚宴上，凯瑟琳公主婉拒了宾客奉上的各种名酒，举起一杯红色的汁液向全场致意。这个举动引起了法国皇后的好奇，出于妒忌，她一定要搞清楚这杯红色的液体到底是什么。
茶饮进入英王室
于是皇后派出了特工潜入英国皇宫，看到了凯瑟琳公主向查理国王介绍这种红色汁液是由一种来自中国的植物冲泡出来的，而这种植物被称为“cha”。不幸的是，当这名特工想盗取一些红茶的时候被英国皇家侍卫发现并擒获，很快他被判处死刑。茶叶间谍风波成为当时欧洲重要的外交纷争。
这场茶叶间谍战是茶叶早期传入欧洲的一段历史侧写，17世纪中叶，茶叶刚传到欧洲。商人加罗伟是最先贩卖茶叶的英国人。当时在英国茶叶还是稀罕之物，主要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肠疼等病痛的草药。随着热爱饮茶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入英国皇室，整个英国上流社才彻底迷上了茶叶，贵族们以饮茶为荣，商贾巨富也纷纷效仿。
为了讨凯瑟琳公主的欢心，东印度公司分别于1664和1666年进献了共计25磅茶叶给英国皇室，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贵重的礼物。由于皇室对茶叶的推崇，英国迫切需要大量采购中国茶叶回国，而过去进献的茶叶都是东印度公司从荷兰商船那里购买到的。
中国茶遭遇“海上压价”
17世纪的中叶，荷兰一直是东方与西方海上贸易的控制者，从17到18世纪间，中国平均每年有14艘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这种船不耐风浪。由于船只的限制，这些中国茶最远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那里正好是荷兰控制的殖民地。中国商船除了把茶叶卖给当地荷兰商人，别无选择。而控制了销售渠道的荷兰人，开始肆意压低巴达维亚的茶叶收购价。1717年3月2日，荷印当局决定将松萝茶价压低到每担40荷兰盾。一等武夷茶的茶价也仅有每担80荷兰盾。中国商人据理抗争，他们结成售茶攻守同盟，以拒绝售茶相威胁。可是最终由于荷兰人的武力威胁，中国茶商还是迫于无奈地接受了不公平条件，按荷兰人的定价出售茶叶。此次中荷茶叶贸易战，中国商人损失惨重。从此，中国茶商发誓再也不与荷兰人交易，并且开始寻找新的贸易伙伴。
茶道之礼
《茶经》引述张君举的《食檄》说：“宾客到来，见面寒喧之后、立即请他喝浮有白沫的三杯好茶。这是待人接物的起码礼貌。又引述《桐君录》说：广州和交州最重视饮茶，宾客一到，必先以茶招待。 一“则”茶末只煮三碗，至多不能超过五碗。碗数的限制，既突出了“品”的精神享受性质，又体现出用好茶待客的起码礼貌。中国的修养方法：“立于礼”
中国的修养方法是“立于礼”（《伦语·泰伯》）。整部《茶经》，几科无处不在突出茶世仪礼对于个体道德休养的作用。而懈茶个体对某种伦理道理原则的接受，却并非出于法律上的强制，它是通过个体的“情”的感染而推向行动的。换句话说，茶礼已成了人类追求的促进某些行动的内在动力。这里，我们得弄清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之“礼”凭借什么原则形成？《礼记·坊记》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就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节制的标准！借用《礼记》这句话来说明立礼的依托，洵属恰当。顺庆了“人情”而立礼，个体凭借天然具备的“人情”产生共振效应而立于礼；“情”“礼”的这般互动，时义远矣。 《茶经·七之事》引张君举《食檄》说：见面寒喧之后，先请喝浮有白沫的三杯好茶。又引《桐君录》说：交州和广州很重视饮茶，客人来了，先用茶来招待。举凡作客，莫不悦于受人敬重而厌于遭人白眼。因此，见面之初，主人敬茶表礼，客人受茶致意，这不也正是顺应了“人情”之需吗？ 在茶饮的“礼尚往来”过程中，声．色．味始终起着中介作用，不断刺激人的感官，从而实现了陶冶情性的目的。 茶饮程序的实施过程，必然产生若陷若现．似有似无的响声，从而形成节拍，加强了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律动感，显得谐和．办调。《茶经·五之煮》说煮水，“其沸如鱼目，微有声”。这些都属“声”的刺激。 《茶经·五之煮》对于舀到碗里之茶汤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茶汤颜色浅黄。茶汤的“沫饽“乃茶汤之“华”。“华”之细轻的叫做“花”，“如枣化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薄的叫做“沫”，“苦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厚的叫做“饽”，“重华累沫，皤茶碗色调对于进茶汤色感的作用：“越瓷类玉”，“越瓷类冰”，“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这是“色”的刺激。 “味”是茶饮过程中的“主角”，《茶经》所有的措施，可以说都是为了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八之出》详论山南等八个茶叶产地所产茶叶味道的高下。《四之路》谈“釜的设计特点是“脐长”。因为脐长，水就在锅中心沸腾；在锅中心沸腾，水沫易于上升，水味就淳美；水味淳美，必然保证了茶味的淳正。“夹”用小青竹制成，用它夹着茶饼在火上烤，与此同时，竹夹本身也会被烤出清洁而带香气的水来，这样就可以“假其香洁以益茶味”。茶饼烤好了，还得趁热用纸袋包装贮存，使茶的“精华之气无所散越”（《五之煮》）。在陆羽的笔下，茶香已成了一种利用气味来影响人类追求的艺术。而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茶香，则是一种客观知识和主观创造思维密切配合的产物，是科学。艺术与科学的协调，其结果使是造香，令饮茶者在芬芳的气氛中获得精神上的净化和解脱。 人们对中国产生的好感，是被美引发出来的；面对美的认识，是由于感官接受了“声”“色”“味”的刺激产生快感后开始的。这类事象，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立于礼”的另一种人情导向。 之礼，人道也。
四大茶道之“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基本上归属禅宗，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 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 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 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 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 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 《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 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 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 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 “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
现代茶道之精神
『和、敬、清、寂』四规是日本精神，几百年来指导了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受日本的启迪，近几年来，中韩两国也都试图从文化根源中，寻绎出自己的茶艺精神，成果斐然。当代中国茶思想或由于立场不同，或由于诉求对象互异。或由于理念差别，故旨趣相差甚远，兹枚举四家略作说明：
中华茶艺业联谊会：『静、美』。
中华民国茶艺协会：『清、敬、怡、真』。
陆羽茶艺中心：『美津、健康、养性、明伦』。
高雄市茶艺协会：『中庸、俭德、养气、品味』。
中华茶艺业联谊会为茶艺推广先锋，分则各据据点，推广茶艺文化；合则统筹规划，汇办全国活动，发展茶艺，其功甚伟。惜该会至今尚未新拟统一之精神，故仍以草创期精神为探讨依据，中华茶艺业联谊会，第二次会员大会手册言明以『静』、『美』为营构理念，以社会众生为诉求对象，引导民众进入清净桃花源，人茶室的营构理念退居次要地位，属创始期茶艺文化，不似近年，各出心裁，特色明显。
『清』 即『清洁』、『清廉』、『清静』及『清寂』之清。『茶艺』的真谛，不仅求事物外表之清洁，更须求心境之清寂、宁静、明廉、知耻在静寂的境界中，饮水清见底之纯洁茶汤，方能体味『饮茶』之奥妙。
『敬』 敬者万物之本，无敌之道也。敬乃对人尊敬，对己谨慎，朱子说：『主一无适』，即言敬之态度应专诚一意，其显现于形表者为诚恳之仪态，无轻藐虚伪之意，敬与和相辅，勿论宾主，一举一动，均佁有『能敬能和』之心情，不流凡俗，一切烦思杂虑，由之尽涤，茶味所生，宾主之心归于一体。 『怡』 据说文解字注『怡者和也、悦也、桨也。』可见『怡』字含意广博。调和之意味，在于形式与方法，悦桨之意味，在于精神与情感，饮茶啜苦咽甘，启发生活情趣，培养宽阔胸襟与远大眼光。使人我之间的纷争，消弭于形，怡悦的精神，在于不矫饰自负，处身于温和之中，养成谦恭之行为。
『真』 真理之真，真知之真，至善即是真理与真知结合的总体。至善的境界，是存天性，去物欲，不为利害所诱，格物致知，精益求精，换言之，用科学方法，求得一切事物的至诚，饮茶的真谛，在于启发智能与良知，使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澹泊明志，俭德行事，臻于真、善、美的境界。
陆羽茶艺中心茶思想是林荆南制定的，文中要旨如下：
『美律』 美是茶的事物，律是茶的秩序。事由人为，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心，必敬必诚，才能建茶功立茶德，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器度。所谓物，是茶之所属，诸如品茶的环境，所用的器具，都必须美观，而且调和，从洁身、正心，至于环境、器具，务必合于秩序，治茶时必须从容中矩，连而贯之，充分颢示幽雅的律美，造成至佳的品茗气氛。须知品茗有层次，从层次而见其升华，否则茶功败矣，遑论茶德。
『健康』 茶为健康饮料，其有益于人身健康是毫无疑意的。推广饮料，应该从家庭式开始，拜茶之赐，一家大小健康，家家健康，见到全体人类健康，茶就有『修、齐、治、平』的同等奥义。
『养性』 茶人必须顺茶性，从清趣中培养灵源，涤除积垢，还其本来性善。
『明伦』 茶之功用，是敦睦人际关系的津梁。今举茶为天伦饮，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宜、君敬、臣忠)。
高雄市茶艺协会理事长叶荣裕的大会颂文，该会精神如下：
『中庸化』 思想的一贯，动作的适中，致中和，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也就是如何在迟速之间把握中庸之道。
『主性俭』 陆羽在茶经上说：『茶之性俭。』又说：『茶，行优而有俭德者饮之甚宜。』易经卦文：『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以禄荣之。』…。我中人率先戒绝奢侈，扬弃华服美饰，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则俭能养廉，俭能建国，其理自明矣。
『贵养气』 际兹文明行将被人欲淹没之时，吾辈心智更应受茶之涤清，而振奋正刚正大的浩然气，以中华民族礼义廉耻的道统，来作中流砥柱，则中兴有望，复国可期。
『善品味』 茶之味至甘，其性至和，善饮之余，当能啜苦咽甘，转移风气，振奋人心，励志报国。
（茶道之哲学阐释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之国粹。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三皇·炎帝神农氏，周·鲁周公旦，齐相晏婴，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晋·惠帝……”（《茶经·七之事》），唐·白居易，陆羽，宋·徽宗，蔡襄，王安石，苏轼，清·康熙，乾隆等等俱为好茶之士，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茶雅俗共赏，居于世界三大天然饮料之首。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茶文化之核心为，中国器物文化能上升到道的层次的唯有茶文化，是茶与道的融合与升华。对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茶文化，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和弘扬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欲把握，首先必须对道──这一哲学范畴进行考古学的发掘。
一、“道”、“得道”与中国传统直觉体悟式思维
自老子将具体事物之道发展为哲学之道，道便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惯于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之始终，并随着历史的演变，不断具体丰富，是各个时期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道本义为道路之道，引伸为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各家各派都按照各自的哲学观点去阐释道，赋予道范畴以本家本派的内涵。但是，老子所确立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本原，是存在之根据──这一权力话语体系得到了各代各家各派的认同并践行。道这一范畴巳成为宇宙本原、普遍规律性的代名词。
“道”实质上被建构为永恒的真、善、美。在认识论上，“道”是超越常规认识的目标；在价值观上，“道”是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道”是万物的始基和宇宙演变的依据和整体。金岳霖《道论》曾经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道是可以储存一切事物──生命和非生命的，神圣和非神圣，自我与非我的──既隐喻又实体性的神圣、神奇，神喻的子宫。“道”作为现象之本体、作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之动力和不变的永恒者，被描述得具体、生动而玄妙，从而加强了“道”在世人面前的魅力和吸引力，使人对于得“道”这种理想的追求，或者说对于现实的超越要求更加强烈了。得道便是永恒，得道便是超越，得道便是生命常青。道是生生不息的，具有永恒的活力；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只有求道修道而后得道，那么个体生命便会超出有限性而获得永生。当人经过修炼，主要是通过超越常规认识，而达到与“道”沟通甚至能与“道”一体化时，人就能在“得道”中达到永恒。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就是说，在人得“道”即“知常”以后，纵然身亡，其精神也会与“道”一起常存，永垂不朽，即所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同样，道也是孔子的理想。孔子认为，有一个比周礼更高的标准，那就是“道”，他一生的奋斗，就是要推行他的道。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认为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行道，他一生以弘扬和推行道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认为鲁国作为周公之后，是奉行周礼的模范，但鲁国还需要变一下才能“至于道”。后来韩愈在《原道》中首先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道的思想。儒家创始者孔子，罕言天道，注重人际关系，着重发展了人道方面。而道家创始者老子，鄙斥仁义，注重自然天道，着重发展了天道方面。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之难言，常令古今中外圣贤。学者浩叹不已。老子《道德经》洋洋五千言，但始终没有明确说过道到底是什么。他也反对对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他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一旦对道作了明确的规定，道的本来面目就要被歪曲了。道生成万物，又作为大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在器中”，“道不离器”的命题指出，普遍性的“道”寓于一切特殊事物之中，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虚悬孤致之道”。但道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来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达，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他只是对道的各种表象，功能进行描绘，对它作隐喻式的表述，同时又处处运用它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他要求人们通过这些描绘、表述和运用，去体会和领悟道的真相。王阳明亦指出：“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求道不能单凭感官目睹，关键还是要用心去领会和体验。人可以通过直觉体悟来“知道”、“得道”、“体道”，从而通达本质与真理之域。
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强调在致虚守静、无思无虑的状态中，与天地之道相契合，通过直觉的方法获得对世界本质的体认。这一切，形成了重综合、重直觉的思维模式和致思途径，即用“致虚极，守静笃”和“清心寡欲”的一套神秘的、寻求顿悟的方法，去认识诸如“道”、“诚”一类难以用经验语言明确表述的范畴，认识心、性、人、天合一的哲理，体验用中而后执偏的中庸之道等等。
老子提出了“为道日损”的体道方法，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体道方法。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只要保持心境原本的空明宁静状态，不因外物的诱惑而丧失心灵的宁静，这样就可以回归到它的本根，从而呈现出虚静的状态。为学的目的是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为道所得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为学所得的是知识的积累，是两回事。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象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庄子亦提出具体的体道方法，其一为“心斋”。将心志凝聚为一，不用耳朵去听而用心灵去感应，不要用心灵去感应而要用气去感应。因此达到虚空的状态，就是“心斋”。其二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忘掉了肢体的存在，摈弃了才智思辩，好像身心都不存在了，进而与“大道”融为一体。
在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形而上学形态的根本差异：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设立一种纯粹的原理，它号称既是普遍的又是必然的，是在概念的逻辑推论中构造起来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最核心的内容，即本体论（Ontology）。中国传统哲学则有为学、为道的区分，把“道”当作是形而上学的最高目标，它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加以体验的东西。如果说，西方本体论哲学所追求的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真理”，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在“道”这面旗帜下所追求的是“人生境界”。
同理，中国的“道”之建构，与基督教的上帝及其“天国”之建构相比，至少具有三个不同的特点。第一，虽然两者都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目标，但其内涵不一样。基督教的理想目标，是指人格化神即上帝为首的理想社会，也称“天国”。在这个“天国”里没有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和罪恶。而“道”作为理想目标，是指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具有“回天”之力的功夫，人只要达到这种境界和具有这种功夫，作为统治者可以使全社会消除苦难和罪恶，作为个人则可以使自身免除苦难和罪恶，变成如庄子所说的“至人”、“真人”、“神人”或孔子的“圣贤”、“君子”。第二，虽然两者都要求超越现实世界，但对现实世界的性质及其与理想目标的关系所作的理解不同。在基督教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苦海，充满罪恶。因为，作为现实世界主要成员的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因而现实世界与“天国”不仅原则不同，而且有一条完全隔离的鸿沟。儒道佛也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但这样的苦难和罪恶的发生，并非人生而有“原罪”所致，而是原本与“道”一体化的人，在“礼乐”文化带给人异化的情况下，使人脱离“道”，与“道”隔离所致。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即此之谓也。此外，老子不仅不承认人有“原罪”，而且认为，未脱离“道”的人，也是“道”的整体之一端，如他所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第三，基督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死后进“天国”；而儒道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消除苦难和罪恶的现实世界，使人返朴归真，或进入大同世界。在老子、孔子的思想里，根本不存在人死后可以进入的彼岸世界。因此西方是重死和苦生，相反，中国则是轻死（或重生）乐生。
由道出发，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其思维方式是以直觉体悟式思维为特点，很少象西方哲学那样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深思熟虑地考虑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并按照逻辑推理而展开系统性的论述。中国哲学著作大多是一些精粹格言式的论断组合，过多地凭藉自身的内省和顿悟去意会对象，其特点是言简意赅，富于辨证法，但缺乏实验性的求证，表现出一种直觉思维的特点。有的论著文字十分简约，颇具神秘色彩，以致后人对其解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聚讼不已。
直觉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这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悟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
就体验的实际内容而言，儒道佛之不同在于，儒家提倡伦理本体，道家提倡自然本体；儒家重视群体意识，道家重视个体意识，一句话，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一面，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性一面；但是，道家所说的自然，并不是感性的自然，而是本体化的自在自为的存在，这一点为后来的儒家所吸收。由此可见，儒道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不相容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的。就其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而言，二者都主张“体道”，因而都属于体验型思维。同样，佛教哲学的思维，除唯识宗对意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其他各大宗派都很重视内心体验，禅宗就更加明显。佛教一般主张“无情”，这主要是指世俗之情和伦理道德情感，但是另方面它又提倡宗教情感及其体验，有些宗派进而提出有情之人皆有佛性以及“平常心是道”等学说，并不否定七情六欲的存在，这已经具有世俗化的倾向；至于佛教的静坐、禅定、数息之类，实际上正是宗教体验的重要方法，其最高成就则是达到“无思之思”，这也是一种最高体验。但是儒、释、道都追求内心与外物。本质与现象的深融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只有把心与物。道与象综合起来，作统一的体察，这样才能接近世界的本体，掌握世界的真谛。
二、茶以载道------与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历代学者根据约500种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将茶的功效归纳为“二十四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止渴生津，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消胀，止呃），利水（通小便），通便，治痢，去痰，怯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疮治瘘，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其他（烧烟辟蚊蝇等）。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同，“茶以载道”得以成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是核心。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关于世界人生本体根据的、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象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儒与道、佛合掺互补，是古代士人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支配其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佛两家所宣传的、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像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士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以老庄和禅宗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品茗、琴棋书画等修身养性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静。清心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燥，归复天然。茶适应了中国士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性格和追求。茶使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当某些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以后，他会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返朴归真。
在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中国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個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時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虛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虛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对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包含着庄子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和”是中国的灵魂，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相调，和而五行共生，和是中庸之道，和乃”天人合一”。的“和”其实就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杂糅的具体体现。中国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和谐安乐之道。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凡茶有九难“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因而茶事活动是综合、协调“茶、水、器、火、境”各项要素的复杂过程；再者，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的主体，是提携诸家思想的纲领。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强友谊。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是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作为佛教中国化、简易化、世俗化的禅宗也创造了饮茶文化的精神意境。所谓“茶禅一味”也就是说精神与禅学相通。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教人心胸豁达些，而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魔，有利于清心修行，与禅宗变通佛教清规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同茶结合起来。茶文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侣们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馈人，以茶宴代酒宴；于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佛教节日，或重要的法会都举行较大型的茶宴。唐时有的寺院还可以为仕宦各界迎亲送友设置佛门礼仪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赐钦袈、锡仗、法器时都举行隆重庆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礼以示庆贺。日本即是以禅宗义理为灵魂，倡导“和、清、静、寂”的精神。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在他的“三饮诗”里将禅学、诗学、儒家思想三位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既为除昏沉睡意，更为得天地空灵之清爽。“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撒轻尘”，自己心神清静便是通佛之心了,饮茶为“清我神”，与坐禅的意念是相通的，达到“迷即佛众生.悟即众心佛”的境界。“三饮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实现了“静心”、“自悟”的禅宗主旨。皎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中，道家、佛家在茶中溶进了“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已与山水、大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但这与印度佛教相去甚远，在印度佛教看来，今生永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无济于事。然而中国的佛教禅宗，主张“顿悟”、“大觉大悟”，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佛理与茶理便有共同之处。儒家在仕途的坎坷中以茶培养自己超脱的品质，道家在茶中寻求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三家在求“静”、求豁达、明朗、理智方面在茶中寻找到一致。
三之现代意义
茶是色、香、味、形四美俱全之物，正可与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超越的精神相契合；的“和、静、清、俭”精神，恰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现代社会弘扬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三千年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近现代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冲击下，亦曾被彻底否决。但当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天地人道和谐共处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机遇与危机都是前所未见的，人类生存状态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方面，新科技革命使人类拥有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积累了超过以往世纪总和的物质财富，展现出十分诱人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人的异化程度有增无减，现代文明创造的物质力量已达到可于瞬间毁灭人类的水平，这是“外在危机”；同时，现代文明形成的种种异己力量也在摧毁人的心灵，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阻碍人的成长”，这是“内在危机”。于是，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人类的使命并不只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世界，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物质增长不是进步的目的，而只是未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
所蕴涵的超越、和谐、俭省等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弘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就是“和谐”，就是谋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维持新的平衡，协调发展，即指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观念提升到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求得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步调一致，做到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相结合，发展经济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相结合，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持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以直觉体悟为认知手段，不合于逻辑推理，是非理性的东西，因而应当摈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就是在人与社会发展中如何合理地协调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关于中西传统文化表现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争论很多误解亦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出祟尚理性主义同时贬低甚至否定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倾斜。仿佛只有理性主义才是真、善、美的创造者，而非理性主义则只能产生假、丑、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对于个体人的思维，还是作为人类的思维，其具体过程，尽管有以理性或以非理性为主导的倾向，但在思维的全过程和思维的本性上，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简单地归之于非理性主义，是荒唐的。我们知道，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并没有使西方的中世纪发出光彩，而中国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却使中国在中世纪创造出当时举世无双的灿烂文化。就是说，从学理上看，理性与非理性并没有哪个高哪个低的价值区分。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是不可互相替代的。在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由于理性主义被强调得过了头，出现理性异化，如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使科学技术反过来统治人，压抑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又有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至今方兴末艾。这也有力地证明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替代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同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相辅相成。人既需激烈、昂奋、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秉赋，也需平和、寂静、清悠、素俭、精进的阴柔之素质，阴阳共济，刚韧并存，乃有助健全人格之养成。酒性为阳，饮酒助豪情，茶性为阴，品茶添清雅。一侠一隐，一个热烈，一个冷静，故茶对人性的完善，有独特价值。
人们在功利生活中，难免产生浮躁、庸惰、焦虑、内心冲突等消极心理，心灵复归清静、恬淡和振作，是人所企求的心理需要。目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跃迁，又值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对竞争的激烈、生活节奏的紧张和人际疏离已有深刻体验，故人性复归的冲动尤显迫切。茶的俭淡、精清、恬静、冲和的特质，与此种心理需要正相契合，故“”内容，应反映现实社会处境下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精神境界，使品茶生活成为人生旅途的“绿色栖所”：茶香飘处，收敛奢欲，洗心涤烦，振作向上，消除情乏，自我整合，人伦和谐，其乐融融。
参考书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
陆羽吴智和《茶经》金枫出版社（台）
张立文《中国范畴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上海书店1986年7月
禅宗茶道“茶之德”
中国四大茶道之禅宗茶道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 ”，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增人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I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