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线路。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马古道——曾经消失的历史”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中国大西南的险山恶水和原野丛林之间，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悠远的马铃声，串起了山谷、平坝和村寨，也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融。如今，古道石板上的马蹄印仍历历在目，跨越江河的铁索吊桥也已几经沧桑，被当年烟火熏黑的巨石诉说着这段传奇，古老的茶马古道，正日益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进入藏区的马帮，大部分是用软驮运输货物，以免有些地段过度狭窄，骡马因货架碰撞山体而掉进深渊。
在云南西双版纳，这块地球北回归线上惟一幸存的绿洲里，除了佛寺、高脚竹楼和傣家少女，还有着鲜为人知的老茶树和茶马古道的故事。云南是茶树的主要原产地，世界上用于制茶的植物有23属380种，其中15属260种分布在云南。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野生茶树和最早的人工栽培型茶树，都在西双版纳。
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茶园，西双版纳自然成为茶马古道的南端起点。历史上，西双版纳生产的普洱茶不仅作为献给朝廷的贡品，还远销西藏地区和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每年跋涉在茶马古道滇藏线上运茶的驮马已达5万匹之多。
唐宋时期以后，云南和四川的茶叶开始销往西藏地区，受到了藏族同胞的喜爱，以至于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茶马古道也就有了两个出发点：一是云南普洱，二是四川雅安。从普洱北行的路线经过南涧、大理、中甸、德钦、碧土，从雅安西行的路线过泸定、康定、理塘、巴塘、芒康、左贡，两条路线在今西藏邦达汇合，然后又分为两条主要的商道通往印度。一是由邦达向西南行，经然乌、察禺进入印度东北角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与着名的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二是由邦达经昌都一直向西，到达拉萨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江孜等地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一路继续西行，经日喀则、拉孜、萨嘎、普兰到达印度、尼泊尔。
山间马店
从古代到近代，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运输主要是依靠马帮。马帮可以说是云南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由云南的地理环境和驰名于世的马匹这两大因素结合而成。历史上云南以产马着称。考古学家从170万年前元谋人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发现了马的化石；汉唐时期，云南有着名的越赕马；宋代的大理马更是驰名于世。而马帮的发展又与茶马古道的兴盛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帮为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贸易提供了便利，茶马古道的繁荣则促进了马帮运输业的扩大与发展。
马帮形成初期，各家各户只是将自己的马匹用于短途驮运。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进行长途贩运的货物逐渐增多，加之复杂的道路状况，单人匹马很难成行，也无力承担全部运输业务，于是便数人相约合伙同行，共运一批货物，从而形成了最初的马帮。清末民初，云南各地出现了一批大的商帮，有些更是富甲全国。云南的商帮大多拥有自己的专业性马帮，有些商帮就是由马帮直接发展而来。
经常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的赶马人早已习惯了简单艰苦的生活方式。
专业性马帮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从领导来讲，一般分为大锅头、二锅头、管事三等。大锅头1人，是整个马帮的头号首领，其他人要入伙搭帮，要向大锅头交纳一定数量的钱银。对大锅头的要求也比较全面，既要智勇双全，又要熟悉商情、各地的风土人情、道路和驿站的情况，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手段，能当家理财，管理好马夫、牲口和财物。二锅头为二号首领，大锅头不在时全权掌管马帮。管事则专门负责马帮内部的经济事务。马帮的大小按拥有牲口多少区分，5匹牲口为一把，5把为一小帮，设一小锅头负责。一个马帮少则几十匹牲口，多则成百上千。赶马人与牲口的比例，一般为4匹骡马配备一名赶马人。
进入清代，云南外运货物总量大增，除了每年要运输京铜600多万斤以外，茶、盐等云南特产也是各路马帮驮运的主要货物。马帮运输业进入了鼎盛时期，茶马古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清代从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的距离为5916里，而从云南普洱府到拉萨的距离则为7019里，中间有100多个驿站。如果再加上从拉萨到尼泊尔、印度等地的里程，茶马古道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万里之遥。
从自然条件来看，茶马古道滇藏线最为艰难。通道皆位于崇山峻岭之中，雨季气候炎热，瘟疫等各种疾病流行，人和骡马都极易染病，所以，商队通常是在每年5月雨季到来之前通过云南西南部地区。而从滇西北进入西藏地区，行走更为不便，夏有蚂蟥之害，冬有大雪封山。即使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马帮驮队也步履艰难，有的通道极为狭窄，宽不及尺，左边是绝壁，右边是深渊。由于道路状况较差，沿途缺乏供给，加之路途遥远，人马容易困乏，因而经常出现人亡马死的事故。
随着滇川藏印之间贸易的发展，云南的一些商人和马锅头落籍印度、尼泊尔等国，成为华侨，其中以丽江、中甸等地的纳西族和藏族居多。这些人长期经营茶马古道上的驮运业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茶马古道成为中国西南惟一的一条陆路运输线，马帮驮队从印度运进大批的国际援助物资，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修筑的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大多地段是以茶马古道为基础。汽车代替了驮马，茶马古道也已成为历史，不过在云南边远山区，马帮至今仍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那些往日的马锅头和赶马人，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他们聚在一起的话题，仍是当年赶马途中的轶闻趣事和令人伤感的经历与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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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曾经的高原天路
茶马古道曾绵延2250公里,是亚洲地势最高、环境最险恶的贸易通道之一。从前茶叶比丝绸或瓷器更珍贵的时候,背夫和负重牲畜便沿着茶马古道缓慢地攀上高原。
在60年前,亚洲有许多地方还得靠步行或动物运载才到得了；当时茶马古道已经是商业干道,也是中原和西藏间的主要联络道路。而如今,时间、天气和入侵的植物可能已经摧毁了茶马古道。
在四川西部的深山里,大斧一挥,倒了下来的竹子之后可能就看见一条鹅卵石小径一路蜿蜒地穿过森林,上面长满滑溜的苔藓这些残留的鹅卵石小路便是已经接近消失的旧日茶马古道遗迹了。
事实上,原本的茶马古道大部分都不见了。
这条古道曾经绵延近2250公里、穿过中国的中间地带,起自四川省产茶区的雅安,终至近3650米高的西藏首府拉萨。它是亚洲地势最高、环境最险恶的小径之一,从内地翠绿的山谷间延伸出来,穿越风势强劲、大雪侵袭的青藏高原,涉过冰冻的长江、澜沧江及怒江,切入神秘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向上到达四道5000米高的致命隘口,最后再往下来到西藏的拉萨。
茶马古道存在的原因是对贸易的渴望――中原有藏区想要的东西:茶,藏区也有中原亟需的东西:马。因藏区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举世闻名的茶马古道。
在今天的藏地,茶依然重要。佐以盐巴、酥油的茶仍然支撑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那些早已消失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
50年代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风靡了几代人，其少数民族的风情加上激烈的剿匪战斗场面，长时间地存留在观众的记忆中。可见，艺术的生命并不在于一味求新和求怪上。
据《三国志》记载，早在汉、晋时期，纳西先民就同巴蜀汉商交换布、帛和盐、铁、畜产品；唐、宋时期，与西藏吐蕃及南诏大理国的交往更加频繁，《云南志·蛮书》中有博易三千二百口大羊的记载；在被誉为纳西族百科全书的《东巴经》里，也有“‘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到了元明和清初时期，丽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市场上充斥着从各地来的马帮和在本地做生意的“古劳本欣”以及赶马帮走四方的“阮当吨欣”。
这个状况持续到了半个世纪前，至少在一千多年时间内，云南的交通状况可以这样概括：直到1937年开始为抗日在滇西修筑滇缅公路，山大沟深的云南，货物运输主要靠马帮，而人的走动，也靠马帮开辟的小道。马帮，就是西南高原货郎，只不过是把挑担子改成了用马匹。在人迹罕至的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横断山脉深处，一代又一代的马帮，在寂寞的铃铛伴奏下，曾踩踏出了一条著名的道路——茶马古道。
但何谓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者，通向茶和马之路也。茶马古道是滇西北北通西藏、南连博南古道的唯一通道。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马帮是西南高原地区唯一的运输使者，运送的东西，涉及生活、生产以及军事。送货的时机，必须选定在夏秋季节，冬春时大雪封山，想都别想。进一次山，至少要花费一月左右的时间。
职业马帮过去在云南很多是一个大商号，商号专门雇一批人，专门养一批马，就像我们今天的汽车公司，某一个私营企业这种，有什么货谈好了，马帮就大批的从漓江运到拉萨，从拉萨运到印度，有一点半镖局的味道，所以大家对马帮有一种遐想，但是这个马帮，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因为山高路险，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细心处理，比如说马生病了，人生病了，或者丢失了。
在上路之前，领头的叫“马锅头”，他有整个的一套仪式。出发那天，一早起来，哪些人做饭，哪些人备货，哪些人把马拉回来，均有马锅头的安排。马锅头把货谈好，费用什么都走好，他开始做他的一个祈祷，一个法式，非常详细。念经，他烧的灰要放在每个马的前蹄底下，整个一套仪式，旁人可以看出一种凝重的氛围。在马队中，只有马锅头是骑马的，这匹马往往非常漂亮。
早起的马帮上路了，几十匹骡马逶迤而行，驮着货物，马铃叮当。前面开路是匹老马，马脖子上没有通常的马铃，而是在马头上挂一面小镜子，亮晃晃的，问有什么说法没有？脚夫回答镜子能避邪。一般走到下午三四点就要安营扎寨，这是因为马匹要吃草，也需要休息。
马帮最珍贵的东西并不是带的各种物器，而是马匹。马匹在途中病毙，什么都完了。可见对马匹的选择非常重要。马帮使用的马匹一般是川马和云南马，身材矮小，但其吃苦耐劳的韧性、脚力与负重能力，远不是高头大马可以企及的，因而备受关爱。
以前，马帮奉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原则，把山林和藏区的毛皮、药材、金银珠宝、装饰品、刀具等带到内地出售，赚取其中的差价。马帮规矩通常不进寨子，所以商人很快在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又从牲口背上卸下许多蒙着严密油布的驮子，当着众人把油布一一打开来，就像魔术师一样立刻变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来，引起围观者啧啧惊叹。我看见商品有当地奇缺的盐巴、冰糖、布匹、胶鞋、煤油、锡碗、铝锅、烛台、腰刀，有日用百货和妇女喜爱的金银饰物、玻璃镜子、针头线脑，还有掸族男人离不开的三件宝：酒精、烟枪和猎枪。
商人当然都是做生意的行家，他们只换鸦片、动物皮毛和玉石，鸦片以“甩”(约合15公斤)为计量单位。比如一甩烟可换一匹花布加一壶酒精，或者半甩盐巴。反之一包冰糖可换半甩烟，一瓶治头痛感冒的“十滴水”（内地生产的）换半甩大烟，等等。他们双方使用的计量工具都不是内地的杆秤，而是一种自制的原始工具：一根木棍作为杠杆，一头压上盐巴酒精，那么另外一头就得压上同样重量的大烟。如果一头是大烟，那么另一头就得以某些商品相平衡。调剂双方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是木棍上那根提绳的位置。
马帮有很多规矩，比如每天吃两顿饭，早起一顿，晚上宿营再造饭，白天无论走多远你都得忍着饿。马夫认为，偷吃东西的人不配做赶马人，他会被逐出马帮。
俗话说，马邦有“三绝”——古桥、马道、马店，因为马帮而逐渐形成的集镇在云南有不少。抗日战争期间，滇藏茶马古道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许多国外援华物资，以及内地运往滇西前线的抗战物资，都要通过这条古道由马帮运送。据说当时在滇缅边境，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军队达16万多人，还有各种抗日游击队，总数达20万以上。当时这些人的供给绝大部分都是由滇西各族马帮经过茶马古道运送的。同时还要送枪支弹药。而茶马古道又地处三江并流地区，全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有的地区甚至连骡马都不能通行,完全依靠人力挑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抗日战争时期，茶马古道上的支前马帮成千上万，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出了大力。人们说：“滇西的抗战胜利，是滇西马帮用马驮出来的。”这是对滇西马帮最高，也是最恰当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马帮而形成的丽江古城，以往在西藏到云贵的贸易中扮演的是承上启下的跳板作用：怕热的西藏马帮下到丽江为止，怕高山的低地马帮上到丽江为止。丽江马帮又上又下，成为经济的二传手，这种作用在抗战期间分外突出。
如今，汽车和飞机的普及，使高原地区极大地改变了交通面貌，马帮就退缩在气候更恶劣的崇山峻岭中，另辟线路。只有在少数公路无法到达的山区，还存在着短途的马帮运输。他们依旧带着帐篷、锣锅和藏刀，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跨过高山，走过河谷，从一个村寨走向另一个村寨。如果你去高原腹地旅游，偶尔，还能听到他们悠悠的歌声，在苍穹下，与鹰翅一起飞翔……
茶马古道的历史内涵
茶马古道”四川、云南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进行交易，以马帮和背夫运输，故称“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背夫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另一条路线从云南省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
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马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史称：“川康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明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尊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一）茶马古道简介“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茶马古道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的古代贸易通道。形成于汉藏民族“茶马互市”的贸易往来，积淀着唐代以来近2000年的历史。
一般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由云南普洱经大理、中甸、德钦等地到西藏，另一条线路是从成都经理塘、巴塘到西藏。一般的旅游者和考察者，目光多聚于此。实际上，还有一条线，就是走怒江大峡谷。这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跌宕起伏的道路是“驴友”们的滇藏探险新宠。
有人说，看完怒江大峡谷和沿线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其他的探险之旅就显得平淡了。
第三条茶马古道——怒江大峡谷，从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藏，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旅游者极少，民风淳朴，尤其是在蒙蒙的细雨中，一个人行走在怒江大峡谷边，远山青翠、怒江潺潺，偶尔你还可以看到国外真正的“生驴”(驴友的最高境界)，一人骑着自行车或从马帮租来的马匹。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便要属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康熙帝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方，而南亚、欧洲、美洲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
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国家旅游局魏小安司长曾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作过专题论述，指出：“茶马古道”是滇西北至藏东南历史上茶马互市所形成的一条驿道，在这条古道上，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适度开发，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绝品。茶马古道旅游开发也作为区域联动开发战略的内容之一写入了全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中。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1000多年来，茶马古道将云南、四川的茶叶输送到藏区，又将雪域的山货特产运到内地，抗日战争期间它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就在民间运输的同时，这条遥远而无比艰险的道路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不仅是连接汉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也成了人类为生存所激发的非凡勇气和所作出的超常努力的象征。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昌都地区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地热温泉，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茶马古道是昌都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穿过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生养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在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值得人们追思和体味。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口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昌都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三）茶马古道的社会经济价值☆茶马古道——昌都地区最特殊的地域名称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的陆上交通大动脉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对外开放的金钥匙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大开发的重要基石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经济大繁荣的命脉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旅游发展的着力点
（四）茶马古道旅游开发的机遇☆国内外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加入WTO为昌都旅游业发展带来难得的机会
☆西部大开发为昌都旅游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五）现代茶马古道☆公里干线的修筑，替代了过去“茶马古道”的功能。
☆“两横一纵”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干”字形的现代“茶马古道”。
在专家学者眼中，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然而，在专家眼中与“丝绸之路”同等重要的茶马古道，却在时光的荏苒中沉寂过许多年。随着现代化交通手段的日益发达，茶马古道早已被214、317、318国道所代替。
“在丝绸之路受到世界关注，被学者、专家们争相研究，并引发旅游热潮的时候；在丝绸之路已名满天下时，茶马古道却倍受冷落，默默地在深山密林之中。”专门研究茶马古道的专家木霁弘说，茶马古道的沉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的僻远艰险也是衰落的重要原因。虽然沉寂多年，但今日茶马古道“热”起来并不是没有它的理由。
“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旅游爱好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木霁弘分析说，“古道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且不说，光是沿途村寨的地域、风光、民俗、文化差异，就能吸引不少人。”
“以茶文化为主要特点，茶马古道成为了一道文化风景线。”北京大学学者陈保亚告诉记者，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如伴随茶马古道而生的马帮文化、藏茶文化、商贸文化，因茶马古道得以相互交融的民族文化……“现在，茶马
古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六）滇藏道从云南普洱茶的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下关（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迪庆、德钦，到西藏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萨，而后再经藏南的泽当，后藏的江孜、亚东然后出境。
（七）川藏道它是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
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
茶马古道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它的线路分为两条：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天的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达印度、缅甸、尼泊尔。另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至尼泊尔、印度，其国内路程超过3100公里。在这两条主线路上，又分布着大量的支线，这些支线将滇、藏、川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茶马古道上，驼铃声悠扬，马蹄声激荡，马帮们夜以继日地奔波于旅程之中，不畏严寒酷暑、路途艰辛，用他们坚毅的信念与勤劳的汗水，开拓出一条直抵域外的经贸之路。
茶马古道还是一条通往精神殿堂的云梯。沿途有很多刻在岩石上的绘制，为茶马古道这条漫漫长路增添了一种神圣、庄严之感，也为那天边的地平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如今，茶马古道历经了千年的历史，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已不复存在，清脆悠扬的驼铃声也只能在历史的记忆中回响，远古飘来的茶草清香也已消散于风中。但是，留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的足迹和马蹄深深的烙印，都化作了流淌于华夏子孙血液里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永恒之塔。
茶马古道的历史由来
一提到茶马古道，似乎认为就是古时候由四川、云南的运茶路径这二条路。然而，茶马古道决非只有这二条，还有以湖南安化为起点的茶马古道。
安化盛产茶叶，茶农活家口者，唯茶一项，而且有黑毛茶初制加工的传统工艺技能。
旧时安化山区交通极不方便，离资水沿岸集镇远的村落有40多公里路。茶农加工的黑毛茶运输，除靠人力肩挑，竹排水运，还靠马驮，走崎岖山道，经风雨廊桥，
过山顶茶亭，才能到达资水沿岸有精制加工黑茶茶行的小淹、边江、江南、唐家观、黄沙坪(桥口)、酉州、东坪、马辔市等集镇。这样，古时这些肩挑马驮运输茶叶的崎岖山道，就是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了。
晋、陕、甘茶商看好安化茶叶，早在明朝时越过产茶叶的四川、湖北，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来安化买山植茶、收购茶叶，开发传统安化黑茶，将产品由船舱走水道，用马驮或马车或骆驼走陆路运输，运往晋、陕、甘、青、宁、蒙、新疆等西北地区，也销往喜饮中国茶的俄国等国家。这样的运输方式，也就形成了船舱马背式的茶马古道、骆驼古道。
古时，在无公路、铁路运输的条件下，无论是在安化山区茶农运送黑毛茶，还是由晋陕商将产品送至西北所走的路而形成的茶马古道历以世道仓桑，时代变迁，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安化山区仍然留下了茶马古道的历史痕迹，洞市老街和中国南方最后的高城马帮，是茶马古道历史的见证。
茶马古道的历史线路
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昌都，它们的发展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
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680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乌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理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打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藏线接近。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起点就是唐朝时期南诏政权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地是茶马贸易十分重要的枢纽和市场。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的茶叶为主，也有来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叶。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
滇西茶马古道历史
滇西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路线有两条，塘房村是位于从南线普洱到大理一路的小村庄。当年茶马古道最盛时期，每天来往塘房的人像排队一样经过。
据《滇南新语》记载，明代凤庆手工制作的太平茶、玉皇阁茶，色香味可与绿茶龙井茶媲美。到20世纪30年代末，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20多家，凤庆茶由马帮沿顺下线倾销各地。无论走哪条路，都必须经过塘房。
由于塘房交通位置重要，直至民国始终是中外客商汇聚的繁华村庄。1938年秋，中国原有的红茶产区在日军侵华时期沦陷。为换取外汇支援抗战军需，中国茶叶贸易股份公司派茶叶专家冯绍裘到云南开辟新的红茶生产基地。经多方考察，冯绍裘终在凤庆觅得制作上乘红茶的鲜叶，着手试制云南红茶并一举成功，定名为滇红。首批滇红通过凤庆、塘房、鲁史古道、祥云，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在伦敦以每磅800便士的最高价格售出，立即引起世界茶界的轰动，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历史考究
2002年6月17日，由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的茶马古道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在拉萨胜利结束。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为期15天的大型考察活动。参加此次考察活动的有来自国内十余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国内和香港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香港《中国旅游》、《中国国家地理》等也随队参与了考察和采访报道。
此次考察活动中，笔者参加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考察，由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道孚、德格、昌都、类乌齐、丁青、那曲至拉萨，行程约2400公里，穿越16个县市。一路所见、所思、所感良多，不仅对茶马古道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识与理解，也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本文拟结合此次考察活动的亲身经历与思考，着重就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前开发茶马古道对藏、川、滇三地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前景谈一些个人的认识和理解。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①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本字无法显示：氵+巛+口+巴)湖者。②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③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④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⑤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⑥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⑦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
元代统治者因不乏战马，故不再将川茶运往西北藏区交换战马，而改为就地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⑧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⑨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⑩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骚，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揍，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骚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惊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②李肇：《国史补》下卷。
③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④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见注①，第143～145页。
⑥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⑦《宋史黄廉传》。
⑧⑨《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⑩《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29]此处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藏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铅印本，第133页。
[30]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作者简介]石硕，教授，现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