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茶饼的步骤。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仔饼曾经做洗发用品的历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仔饼曾经做洗发用品的历史”相关知识！
看起来灰不溜秋、像杂草堆成的小磨盘一样，很不起眼，但它却曾经是珠三角地区妇女们洗头用的最大宗洗发产品。它就是珠三角地区30多年前的大宗产品茶仔饼。如今，这种古老的洗发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佛山市石湾很多妇女和老人至今仍然用这种茶仔饼制成的洗发水洗头，既可以止痒、去头屑，又可以滋养头发。尤其是准备出嫁的新娘，在出嫁前用茶仔饼洗头能使头发清香、柔顺。
以前家家户户都用茶仔饼洗头
今年已经60岁的林伯对茶仔饼在佛山的流传历史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在他孩童时期，佛山地区家家户户都用茶仔饼制作洗发水洗头，他的母亲也经常用茶仔饼泡水后制作成简单实用的洗发水。上世纪50年代，佛山街头的大街小巷的小士多都有茶仔饼卖，家中缺钱的穷苦人家还可以几户一起合买一个茶仔饼，然后分成几块用。
而使用茶仔饼洗头最多的还是妇女。因为妇女们经常要干农活和家务活，头发容易脏，而用茶仔饼洗头的清洗效果非常好，洗头后还能散发出阵阵茶叶的清香，闻起来非常舒服。当时，连一些刚结婚的新娘们都用茶仔饼做洗发水洗头。而用茶仔饼制作洗发水的工艺也相当简单，只需将小磨盘般大小的茶仔饼研磨成粉末状，然后用温水浸泡，待茶仔饼全部溶于水之后，便可以用来洗头了。
此外，茶仔饼还有一项奇特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斑秃和红疮。WWW.cY316.Com
前天，在禅城区石湾街道一家杂货店，记者看到了这种颇具传奇色彩的茶仔饼。只见这种茶仔饼表面被一层稻草覆盖，呈现出黄灰色，磨盘状。一个茶仔饼直径大约有30多厘米，厚约5~8厘米，重量约有5~10斤，比市场上卖的普洱茶饼要大得多。记者凑近茶仔饼，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茶香味。
茶仔饼养发、护发有科学道理
珠三角地区妇女为何钟情用茶仔饼做洗发水洗头呢？佛山市中医院的专家昨天解释说，珠三角因为气候湿热，所以易发慢性炎症性皮肤病，白屑风就是一种，其特点是皮肤油腻、潮红、脱屑、瘙痒，现在称呼为脂溢性皮炎。白屑风因风热外袭，郁久则血燥，使肌肤失去濡养所致，表现以干性皮疹为主；或因过食辛辣油腻，以致肠胃运化失常，蕴湿生热，湿热外犯肌肤而成，表现则以湿性皮疹为主。而这种皮肤病不宜用当时通常使用的碱性强的肥皂来洗，而茶仔饼也就成为治疗癞痢、斑秃、红疮等皮肤疾病的好偏方。
茶文化精选阅读
饼茶的历史
市场上，云南普洱茶多以饼茶的形式出现，一些人就以为饼茶是云南人发明的，其实不然，饼茶是我国乃至世界制茶史上历时最长、形制最古老的一种茶品形制。从它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近2000年的风风雨雨。
明代以前的各种茶叶史料记录和反映的，大多是以饼茶为主要内容的。茶圣陆羽《茶经》记录的，是唐代饼茶的加工、饮用；宋代的龙团凤饼更是饼茶的极至时代所以，饼茶这种制茶形制，不是云南人自己发明出来的。
制茶技术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三国时期张揖《广雅》佚文中（张揖，字稚让，三国魏清河县人，在魏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曾任博士）。这是唐代以前描述茶叶加工肜制的惟一史料，《广雅》云荆巴间采茶（一为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灸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髦之。
《广雅》全文仅44个字，透露的茶叶加工技术信息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将茶叶制成饼状；二是对于成熟的茶树鲜叶在制饼时添加成型剂一米汤；三是当时饼茶的产地～荆巴；四是饼茶的饮用方式灸令赤色，捣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髦之由此可见，有文字可考的饼茶生产历史，至今已有1800多年。(节选自《解读普洱》)
普洱团饼茶的历史脉络
普洱茶名称的出现在明朝，明代谢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说明，明朝期间云南紧压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茶历史上的开篇文章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其卷三云："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唐朝时期，南昭国是云南的地方政权，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们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蛮的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们的习俗，虽然陆羽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其《茶经》里却作了重要记载。
云南利用茶叶的历史早于唐代，在三国的《七诲》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而要说到云南茶叶的重要发展，或者说普洱茶的成型，我认为是盛唐汉文化与南诏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至于说更早的关于古滇国用茶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别是巴，三国《广雅》就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的史料。古滇国、南诏与巴蜀的交往与争战，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陆羽《茶经》里没有直接记载云南茶区，应该是与当时南诏国是地方自治政权有关，而且南诏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数民族部落割据的，后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是时而和平共处，时而争战不断。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级的晒青茶工艺，采摘不讲究，制造也就是最简单的日晒，在樊绰（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来，这也是与唐朝饼茶的制茶工艺（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云南民间走访，许多少数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说晒青茶，他们却十分熟悉，并称之为"老黑茶",是他们"原生与本土"的重要饮料，以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积淀、传承与发扬的晒青茶工艺是普洱茶的基础。而晒青茶古老的品饮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仍有流传，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锅茶，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德"龙虎斗茶"等。
笔者认为，南诏时由于地理与人文环境，少数民族粗陋的晒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团饼茶的知识后，结合对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他们采用初制晒青毛茶，"蒸而团之"制造紧压茶的历史。
唐朝时，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团饼茶的品饮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蒙舍蛮会模仿这些时尚，制造饼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远，加工运输困难，因而形成了"晒青饼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饼茶。
蒙氏的南诏国，在统一洱海地区后，在洱海之滨建太和城，设上下两关，上关为龙头关（即现在的大理古城）,下关为龙尾关（也称龙尾城，即现在的下关城）.蒙氏开创了"晒青饼茶",古永昌地区、洱海地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产茶与制茶基地，也为下关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后来，南诏势力扩充到银生节度，云南的四大茶区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传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郑氏、赵氏及杨氏篡位。接着南诏的通海（现玉溪地区通海县）节度使段思平，在滇东南三十七蛮部的支持下，讨伐杨氏成功，开创了段氏大理国时代，段氏仍然以大理为国都。据《道光云南志钞》载：大理国传了几代后，宋兴，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献之，宋太祖鉴于唐南诏之祸，觉得"南蛮"不易统治，才有了宋挥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国竟以外域视之，不知所谓大理国矣。因而大理国就成了南诏国的延续，蒙氏的"晒青饼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传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执政，少数民族也被迫迁移，有的到了更边远所谓充满瘴气的边疆，蒙氏加工方法与习俗则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有了广泛的交流，蒙氏"晒青紧压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谢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区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团饼茶兴散茶，并未影响云南的紧压茶，因而，云南紧压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后，人们对普洱茶养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认识，名着《红楼梦》中就有了记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茶成为一种时尚；而科技着作《物理小识》、《本草纲目拾遗》等也有了相关记述。这样，普洱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团饼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了贡茶。
以上就是普洱茶（团饼茶）继承唐朝饼茶历史，而在明清两代得以发展的历史脉络。
普洱茶七子饼的历史由来
普洱茶七子饼是普洱茶特有的一种产品，七在中国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七子作为多子多福象征，在南洋已深入人心。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普洱茶七子饼的来历说法。
其实七子的规制起自清代，《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合今3.6市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这里，清政府规定了云南藏销茶为七子茶，但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
清末，由于茶叶的形制变多，如宝森茶庄出现了小五子圆茶，为了区别，人们将每七个为一筒的圆茶包装形式称为七子圆茶，但它并不是商品或商标名称。民国初期，面对茶饼重量的混乱、竞争的压力，一些地区成立茶叶商会，试图统一。如思茅茶叶商会在民国十年左右商定：每圆茶底料不得超过6两，但财大气粗又有政界背景的雷永丰号却生产每圆6两五钱每筒8圆的八子圆茶，不公平的竞争下，市场份额一时大增。
解放后，茶叶国营，云南茶叶公司所属各茶厂用中茶公司的商标生产中茶牌圆茶。其商标使用年限为1952年3月1日起至1972年2月28日止。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初，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希望找到更有号召力、更利于宣传和推广的名称，他们改圆为饼，形成了这个吉祥的名称七子饼茶。从此，中茶牌淡出，圆茶的称谓也退出舞台，成就了七子饼的紧压茶霸主地位。
以上就是对普洱茶七子饼的来历说法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这一知识有所帮助。
关于普洱茶七子饼的历史
普洱茶七子饼的来历说法
七在中国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七子作为多子多福象征，在南洋已深入人心。其实七子的规制是起自清代，《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合今3.6市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这里，清政府规定了云南藏销茶为七子茶，但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
清末，由于茶叶的形制变多，如宝森茶庄出现了小五子圆茶，为了区别，人们将每七个为一筒的圆茶包装形式称为七子圆茶，但它并不是商品或商标名称。民国初期，面对茶饼重量的混乱，竞争的压力，一些地区成立茶叶商会，试图统一。如思茅茶叶商会在民国十年左右商定：每圆茶底料不得超过6两，但财大气粗又有政界背景的雷永丰号却生产每圆6两五钱每筒8圆的八子圆茶，不公平的竞争下，市场份额一时大增。
解放后，茶叶国营，云南茶叶公司所属各茶厂用中茶公司的商标生产中茶牌圆茶。其商标使用年限为1952年3月1日起至1972年2月28日止。因此1970年代初，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希望找到更有号召力、更利于宣传和推广的名称，他们改圆为饼，形成了这个吉祥的名称七子饼茶。从此，中茶牌淡出，圆茶的称谓也退出舞台，成就了七子饼的紧压茶霸主地位。
七圆一筒原是清政府为了规范计量，规范生产和运输所制定的一个标准，只有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以及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才具有规范作用。一旦进入自由化市场，除了品牌价值，它所代表的质量和重量的意义也就模糊了。四禧茶、五福茶已经有了，难保今后不出现八禧、九宫之类的茶品，七子饼的大旗还能飘多久，令人担忧。
普洱茶，来自世界茶源，乃茶中最原始、自然者，是古法制茶、古茶文化在云南的延续，秘境云南绝无仅有的古树茶园，让现代人喝到唐代的茶。
茶马古道曾经辉煌的岁月
采茶采茶再采茶，
炉城一去远离家，
姑嫂房中齐叹嗟，
哥哥背茶未回家。
茶马古道民谣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茶马古道。这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劳作者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古老的茶马古道赋予了康巴文化鲜明的特征与深邃的内涵：茶马古道既是汉藏商业活动的结果，又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藏区独一无二的人文现象。作为汉藏交往与团结的象征，茶马古道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康定一线的背子，也许就是诠释康巴人文背景映衬下的古道最为真实的一块人文活化石。
大地上的史诗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茶马古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云南普洱，一是四川成都，两条路线在今西藏东部的洛隆宗汇合。古道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势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也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经济文化交流意义。是与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相并列的又一条国际通道。
青藏高原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使这块特殊的大高原与周围地区联系的道路崎岖艰险，路途漫长。从历史角度而言，内地进出西藏的大驿道主要有三条：由成都至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由云南大理至拉萨；由青海西宁至拉萨。这其中，属于茶马古道范畴的就占了两条。
茶马古道运输线方方面面都充满着神奇与惊险。由成都、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一线中，雅安至康定段完全以人力来背运货物；而云南一线基本以畜力来运输。据纳西族作家白郎考证：在云南的马帮中，耐力与力气更大的骡子取代马匹担当了运输的主角。不管四川的肩挑背驮还是云南的骡子马帮，茶马古道在藏彝走廊中的穿行无疑都是在用人与牲口的生命与险恶的大自然决斗。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打箭炉（康定）的交通，在二郎山隧道未开通前，对于以车代步的现代人都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对于当时以人力来背运货物的挑夫其难度更可想而知。在云南一线，经历漫长三个多月的颠簸，到达终点时损失一半的骡子已是常事。德钦县内的澜沧江夹在梅里和白玛两座大雪山之间，溜索是惟一的交通工具。大风中，高高悬在空中的人、牲口与货物来回晃动；下面，咆哮的江水肆无忌惮，稍有不慎，马帮便有可能葬身于滔滔江水之中。
从一张老照片进入
1896年的一天，一名来自法兰西的异国人,怀着殖民的梦想登上了去往中国内陆的小帆船。他就是清末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在他所去的中国西南的土地上，秀丽山川、纯朴民风、独特建筑、悠久文化所构成的那一幕幕千姿百态的神奇画面,注定要让这位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惊心动魄。1903年,在云南至川藏的一条崎岖山道上，坐在一把洋伞遮蔽下的大轿中的方苏雅，发现了一群奇特的苦力者，他们人人头顶着一顶大草帽,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每个人的胸前。他们身后背负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随行的仆役告诉方苏雅：这是一群向西藏运输茶叶的苦力，他们身后那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就是茶包。在当天的日记中，对于这一段让方苏雅刻骨铭心的窄路相逢，他记述到：戴在头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他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
四十三年后，一位从雅安到康定公干的俄国人在一处名叫瓦斯沟的小村子中，又如方苏雅一般，被征途中不期而遇的背夫完全征服了。此时，这位38岁名叫顾彼得的西洋人，脚穿一双网球鞋，手柱一根拐杖正悠闲在村中漫步。前几日令人头昏眼花的惊险行程,让他几乎感到自己似乎已快把人一生所能走的最艰难的路全走完了。
在瓦斯沟村口，一条羊肠山道旁的悬崖下，一块小小的平地上，他看见几间背夫停歇的破烂房舍，几棵果树围绕其间。山道上，运茶者络绎不绝，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像一条长蛇阵一样：连枝带叶的粗茶和被压成碗状的茶坨被放入长方形的柳条箱中，柳条箱又一个个高高地垒起来放在木制的背架上，背架在背茶脚夫的头上微微向前弯曲。这些可怜的人按负荷的重量收取报酬,所以他们有时背重达180斤的一堆柳条箱。他们背货时一般携带一根短粗的手杖，顶端是铁的，手柄是十字形的。由于他们背负的货物很重，高山上空气又十分稀薄，所以他们每走几分钟就要停下来歇息,把货物靠在相邻的岩石上或是放在专门为停歇而堆好的石块上。他们一步一步挣扎着往前走，拐杖也随着步伐嗒嗒作响，插入地上的拐杖起着平衡的作用。他们十分可怜，褴褛的衣服遮不住身体，焦黄的面孔有些发青,茫然无神的眼睛和消瘦的身躯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如果有月光的话,他们又继续上路，沉闷的脚步声在寂静的空气中上下回响，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灿烂,风霜雪冻，成百上千的背茶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雅安和打箭炉之间。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只是往路边一躺,然后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没有人会因此而掉泪。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在休息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沿途的一切景物对于他们来说都毫无兴趣,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拖着步伐从一块石板迈向另外一块石板,他们仿佛是些异类,你无法安慰或是帮助他们。相对于方苏雅诧异中平淡的语句，顾彼得却用近乎哲学化的语言感叹到：他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情感，比骡子和马匹还更加沉默。如此悲壮的场景，让这位多怨善感的西洋人,随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悲哀和不可言说的无赖。
2004年6月，当我们采风藏彝走廊到达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的天全县甘溪坡村时，村里的老背夫李忠全大爷已经81岁了。他也许是整个茶马古道上，如今健在的年数最高的背子了。李大爷12岁就开始在当地跑短途背杂货（盐、菜油、山货等），18岁开始背茶包走康定，到1951年解放为止，他在山道上走了16年，其中有10年走在茶马古道上。当年做完庄稼，就去背茶包挣点钱补贴家用，好比现在农村人外出打工，在天全的村寨里，当背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光甘溪坡村就有四五十人。身板硬朗、神智清楚的老人，满脸自豪地回忆到。说完了这一段话,他便沉默了，目光呆望着村外那一片云雾笼罩的群山峻岭。在那里，一条崎岖的盘山公路上，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大卡车，满载上吨的货物飞快奔向远方的世界。
那一刻，我知道：他的历险连同茶马古道当年的辉煌都已经远去了，老人那许多让人荡气回肠、悬念丛生的往事，如今只能作为一段段茶余饭后的故事，讲给小孩子们听了。山间的烈日，阳光如一丝一缕光亮的绒毛编织在老人皱纹密布的脸庞上。山风摇弋的那一刻,沉默得如同一尊雕像的老人,他的灵魂也许又飞回了藏彝走廊,飞回到那一条美丽而险恶、苦难而漫长的，隐秘于深山密林间的茶马古道。
敲响群山的肤皮
事实上是多样因素决定了茶马古道上如李忠全老人般背夫角色的产生。首先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川没有云南这样善走山地高原的骡子和马；其次,四川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而川人又善于背负；从地理学角度而言，茶马古道必经的二郎山一带,险要的地势不适合于骡马通行,似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于是在多条茶马古道上，背夫成为了雅安到康定段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作为离雅安最近的山区县天全,成为茶马古道向西延伸的第一个县，而素以吃苦耐劳著名的天全人,在险恶的二郎山山道间,顺理成章成为浩浩荡荡四川背夫队伍中的主力军。
甘溪坡是一个不大的村寨，路边已经立起了茶马古道的石碑，青瓦木墙的老房子整齐朴素,带着客栈和商铺的痕迹。光滑的石头古道穿寨而过，你会很轻易在石头上发现一个个的小石窝，那些深入大地肌理的石窝如一团团拥挤着的麻点，随古道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据说，这就是当年前仆后继的天全背夫们用T字形的手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水滴石穿般地杵出来的痕迹。而天全至二郎山隧道之间的甘溪坡、碉门、水獭坪、新沟一带，被川藏公路所截断的古道仍一段段残留在山间，古道上的一个个驿站（村寨）仍保留着古朴的面貌,村寨里你仍可以发现一个个两寸多深的小石窝。这些茶马古道上背夫们留下的拐子窝永远留在了荒废的古道上。它们见证了背夫坎坷的一生，见证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险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所有的辉煌与沧桑。正是这些现在长满了苔藓的小石坑坑与创造它们的主人一起，完全以人力的方式，在数千年前，使茶叶成为中华传入西方的第一物种，使茶文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在第二天对老人的采访中，老人为我一一详解了当年背夫全套的行头，这也使我拥有了更为专业的眼光去解读方苏雅那张名为《顶草帽的背夫》的著名照片中的细节：茶马贸易中，因路途遥远，骡马难行,运价太高，茶叶主要靠人力背运。在天全,人力背夫人又称背二哥或背子。这是最苦最苦的谋生方式。这样的苦力活儿，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般是农闲时间，背背子以谋生。我们八个一群或十个一伙,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筢子、墩拐子，拐尖镶有铁杵,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因为负荷重，背子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路上休息。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这是用来刮汗的。随身自备沿途的食物很简单，就是一点玉米面、馍馍和一小袋盐。另外，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老人为我介绍背二哥的行头时，一只放在大腿上的手下意识不停抖动着,在他的那只手上仿佛有一根无形的拐杖，老人用它不停敲响着大地的肤皮。而那条坎坷崎岖的古道，古道上背夫们源源不断地从内地为西藏驮去茶叶和食盐，又为内地换回稀缺马匹和皮毛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劳作者的身影，朦胧的灯光下,愈发鲜亮的浮现在我眼前。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回家，老人一首当年的民谣，沙哑的嗓音与混沌的歌唱，完全代表出当年古道背夫所有的艰辛与挣扎,似乎成了此时此刻对于古道与背二哥诠释最佳的绝唱。
云端的跋山涉水
1939年年初的雅安，凌晨时分，雾气朦胧，四处漆黑一团，城市犹如进入冬眠的庞然大物。为了防冻，居民们照例起得很晚，城中的商铺大多也在上午才开店接客。但对于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贸易而言，这个季节，却是雅安各茶号发茶最繁忙的日子,每天出发的背夫都在500人以上。
冬月的雨城，清晨寒气袭人,在孚和、永昌恒等茶庄前,却已是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昏暗的油灯前,李忠全和同队的天全背夫们排着队，等待领取沉重坚实的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在当时，中等力气者，每次领取10包到20包，而年轻力壮者，一次能背十五、十六包，重量达到300多斤，相当于两三匹骡马的负重。背夫的行列中也有妇女儿童。最小的背童年仅10岁,可背30多斤两条茶；背妇们则背10多条。
背夫们把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茶包一旦上背，便意味着沿途不管翻山越岭还是爬山涉水，地势陡险,他们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才能扎下拐子，找地方歇息一会。
在背行大背师的一声吆喝下，这群向着死亡与人类身体极限挑战的运输者们，头也不回走上了雄关漫道。今后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是未知数：从雅安去康定，向南过荥经翻越大相岭到清溪，经泸定、摩西到达康定的路，较为宽缓易行，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我们称作大路。向西经天全翻越海拔2987米的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的路，主要是背夫往来的羊肠小道，称作小路。小路险但近。当年，我们天全的背夫一般走小路。二郎山的艰险是出名的，跌落山崖送命是常有的事情，冬天如果跌进雪槽，要到第二年二三月雪化了才能取出尸体。如果遇到土匪,命是自己的，但财物就保不住了。背这个茶包子,死了好多人喔！当年和李大爷一起出外闯荡的背夫,活着回来的只有五人了。
大背师，又叫拐子师，是背夫的领头，他们不仅要背负同样多的茶包，一路上，还负责审视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当年,大背师一般由背夫中出道最久、胆识过人的强者担当，漫漫征途中，大背师见同伴们已疲惫不堪需要歇一歇了，便长嘘一声，示意大家落拐休息。这时，丁字拐杖就是支架，背夫们将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无数痕迹。
背夫们一般日行三四十里路，出发时干粮是自带的，中午简单地吃点玉米粑。走到幺店子，我们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就是路上的伙食。如果能够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和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就是一顿奢侈的伙食了。至于住宿，一般的客店、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每晚店钱1角5分，当晚若吃一碗豆腐另加5分，第二天清晨一碗豆花又是5分,撒上自家带的盐。好在店家免费提供柴禾，背夫们可于当晚蒸好玉米粑供第二天路上吃。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就是我们的床铺。劳累一天的背夫在入睡之前,每天还有一个固定的日程安排：为同伴疗伤治病。谁的肩背红肿了，就烧烫拐筢子的金属杵尖压往红肿处；肩背磨烂的，敷上盐巴以疗伤痛。
当疲惫的背夫们终于可以横七竖八躺一屋子时，疲惫与睡意立刻征服了这一群肌肉发达的劳作者。在汗臭和体味弥漫的寒屋里，地上的臭虫、空中的蚊子,肆无忌惮吸取着他们新鲜而健康的血液。但这一切，对于酣睡梦沉的背夫们早已无所谓了。待翌日天麻麻亮，他们又要踏上漫漫长途。那里,有更高的山峰,有更为崎岖、险窄的山道。
康藏高原,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解放前夕，背夫要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的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也只能走30多里路，虽然只有450里路，但至少要走十多天。如果走大路就要翻越大相岭，走小路则要过二郎山。清末民初，古道上还时常有土匪出没,运送的茶包经常被劫。无论隆冬炎夏,千年茶马古道上脚穿草鞋、衣衫褴褛的背二哥川流不息。翻山越岭，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严寒。英国人福格森对岷江地区道路的一段文字,几乎完全可以移植过来,作为古道天险的旁注：有些地方的悬崖非常陡峭,耸立在江河两岸,有些地方的悬崖高耸入云,拦住去路，修路人不得不从它那坚硬的岩石中间开出一条路来。在一些地段，道路是用砖铺的；遇到水流、沟渠或裂口,则架起木桥。有时，木桥就悬挂在浪花飞溅的激流几百英尺之上。脚夫常常不得不在只有几英寸宽的悬崖上跋行。在这种悬崖路上，担子和悬崖岩石之间的空间不过2英寸，一旦发生事故，就会直直地摔下几百英尺，落在水中或摔在岩石上，其结局难以想象。今天的人们实在已经无法想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超负荷的背二哥们，是如何用双腿，一步一个脚印，厚重而又坚实地在世界屋脊上书写出人类最为悲壮与雄伟的史诗。我们在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以减轻压力。有时，摆着摆着，后面半天没人答话,回头一看,人没了，掉到崖下去了。这样凄惨的回忆，在李大爷心中，留下了一片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据老人讲，在临近康定的大风湾里，当年甚至有同伴被大风吹死、冻僵。旧时，在那里有个万人坑，沿途死于非命者皆被拖进洞中，经年累月，洞内新骨覆旧骨。有人在此处写下白骨塔三字，并留下一副让人感伤唏嘘的对联：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
康定，这座茶马古道上的中心城镇，便是背夫们爬山涉水的终点站。原英国驻打箭炉（康定）领事的孔贝在《藏人论藏》一书中，也真实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背二哥对于当地的贡献：茶叶是主要贸易商品。把茶叶做成一块块茶砖，用筐子包装好，叫苦工背驮着从内地运送过来。一般的载重量为9包,每包17斤重。从打箭炉分两路再把茶叶发送到西藏。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康定仅茶叶一项,在康熙年间每年交易量就达80余万包，而嘉庆年间竟高达一百多万包，也就是一千多万斤。如此巨大的茶叶吞吐量，在茶马古道四川一线，完全是依靠背子们肩挑背驮，用汗水和鲜血，一点点人工累积完成的。
遥想当年，背夫只是茶包的载体,他们背负的茶包竟比人还高。艰巨的劳作，使古道上的背夫炼就了一身强健的身子骨。老人回忆说：他们村李光荣有位侄媳，背上13包茶跟男人一样的出苦力，茶包遮住头部，路人只看到她挽起的裤脚和粗壮的小腿，脱口称呼她为伙计。
这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李大爷的家中，老人高卷起裤角，他结实得棱角分明的小腿上，一条条凸出的青筋让人触目惊心,粗大的血管仿佛随时要从单薄的皮肤中崩裂而出。那些青筋与血管，高高低低，凸凸凹凹,犹如老人双脚曾经一次次亲吻的那些纵横的沟壑与山岭。我知道，那是人的腿部长年超负荷承重留下的后遗症，这一双烙印着时光与传奇的腿脚，对于茶马古道四川一线而言，也许就是一张最好的活地图，就是一块最为真实的活化石。
茶马古道:曾经的高原天路
茶马古道曾绵延2250公里,是亚洲地势最高、环境最险恶的贸易通道之一。从前茶叶比丝绸或瓷器更珍贵的时候,背夫和负重牲畜便沿着茶马古道缓慢地攀上高原。
在60年前,亚洲有许多地方还得靠步行或动物运载才到得了；当时茶马古道已经是商业干道,也是中原和西藏间的主要联络道路。而如今,时间、天气和入侵的植物可能已经摧毁了茶马古道。
在四川西部的深山里,大斧一挥,倒了下来的竹子之后可能就看见一条鹅卵石小径一路蜿蜒地穿过森林,上面长满滑溜的苔藓这些残留的鹅卵石小路便是已经接近消失的旧日茶马古道遗迹了。
事实上,原本的茶马古道大部分都不见了。
这条古道曾经绵延近2250公里、穿过中国的中间地带,起自四川省产茶区的雅安,终至近3650米高的西藏首府拉萨。它是亚洲地势最高、环境最险恶的小径之一,从内地翠绿的山谷间延伸出来,穿越风势强劲、大雪侵袭的青藏高原,涉过冰冻的长江、澜沧江及怒江,切入神秘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向上到达四道5000米高的致命隘口,最后再往下来到西藏的拉萨。
茶马古道存在的原因是对贸易的渴望――中原有藏区想要的东西:茶,藏区也有中原亟需的东西:马。因藏区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举世闻名的茶马古道。
在今天的藏地,茶依然重要。佐以盐巴、酥油的茶仍然支撑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历史悠久的普洱茶七子饼
普洱茶七子饼是普洱茶特有的一种产品，七在中国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七子作为多子多福象征，在南洋已深入人心。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普洱茶七子饼的来历。
其实七子的规制起自清代，《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合今3.6市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这里，清政府规定了云南藏销茶为七子茶，但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
清末，由于茶叶的“形制”变多，如宝森茶庄出现了小五子圆茶，为了区别，人们将每七个为一筒的圆茶包装形式称为“七子圆茶”，但它并不是商品或商标名称。民国初期，面对茶饼重量的混乱、竞争的压力，一些地区成立茶叶商会，试图统一。如思茅茶叶商会在民国十年左右商定：每圆茶底料不得超过6两，但财大气粗又有政界背景的“雷永丰”号却生产每圆6两五钱每筒8圆的“八子圆”茶，不公平的竞争下，市场份额一时大增。
解放后，茶叶国营，云南茶叶公司所属各茶厂用中茶公司的商标生产“中茶牌”圆茶。其商标使用年限为1952年3月1日起至1972年2月28日止。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初，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希望找到更有号召力、更利于宣传和推广的名称，他们改“圆”为“饼”，形成了这个吉祥的名称“七子饼茶”。从此，中茶牌淡出，圆茶的称谓也退出舞台，成就了七子饼的紧压茶霸主地位。
以上就是对普洱茶七子饼的来历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普洱茶七子饼的来历有所帮助。
在唐朝茶成为日用品最早普及
对现代国人来说，茶是最普通的饮料和生活用品了，从上层社会交往到普通百姓，都会饮茶;饮茶、品茶，已经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休闲、社交、商务活动等必不可少的用品了。但茶一开始并不是做普通饮料，更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当年，传说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茶，但到后汉两晋时茶风从贵族、寺庙等兴起，而真正开始普及到民间，还是从唐朝开始，北宋达到盛极。在唐宋时已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日日不可相离了。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说：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
我国的茶为什么在唐朝才开始普及呢?是如何开始普及的呢?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饮茶始于西汉有史可据，但在西汉时期，中国只有四川一带饮茶。两汉时期，茶作为四川的特产，通过进贡的渠道，首先传到京都长安，并逐渐向内地传播;另一方面，四川的饮茶风尚沿水路顺长江而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饮茶风俗在南北朝的南方已比较普遍，但在中国北方，一般重视乳制品一类饮料而轻视饮茶，更谈不上普及。
唐朝开元年间，实现了茶文化的北移。《封氏闻见记》又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文字证实，唐代饮茶习俗的兴起，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北方的饮茶，与佛教传播关系甚为密切。饮茶藉信佛而盛行。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
饮茶风俗成于中唐的记载还有：《旧唐书李玉传》：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怯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宋昊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因此，茶作为饮料，最早在民间普及，还是始于唐代。这是因为盛唐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发展了茶文化，更是南方的茶文化普及到了北方，并茶佛一味，促成饮茶风尚的形成，而如今，福建、广东、四川、云南等地的茶文化氛围依然浓厚，茶馆众多，民间饮茶之风浓郁，这不是偶然的，更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相信，南方各地在未来将引领我国的茶文化发展，并影响全世界茶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