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茶道

发布时间 : 2019-11-13
关于茶道 绿茶与红茶的功效与作用 红茶与痛风

关于茶道。

有人说,中国人性格像茶,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强调人与人相助相依,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共同进步。这话颇有些道理。表面看,中国儒、道、佛各家都有自己的流派,其形式与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灯孤寂,明心见性;道家茗饮寻求空灵虚静,避世超尘;儒家以茶励志,沟通人际关系,积极入世。意境和价值取向都是很不相同吗?这种表面的区别确实存在,但其实不然。各家茶文化精神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和谐、平静,实际是以儒家的中庸为前提。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主张有秩序,相携相依,多些友谊与理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的审人、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如逢年过节,各单位举行茶话会,表示团结;有客来敬上一杯香茶,表示友好与尊重。常见酗酒斗殴的,却难见喝茶打架的,哪怕品饮终日也不会抡茶杯翻脸。这种和谐、友谊精神来源于中的中庸思想。 在中国茶文化中,处处贯彻着和谐精神。宋人苏汉臣有《百子图》:一大群娃娃,一边调琴、赏花、欢笑嬉戏,一边拿了小茶壶、茶杯品茶,宛如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孩子虽多并不去打架,而能和谐共处。至于直接以《同胞一气》命名的俗饮图,或把茶壶、茶杯称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达了这种亲和态度。清代茶人陈鸣远,造了一把别致的茶壶,三个老树虬根,用一束腰结为一体,左分枝出壶嘴,右出枝为把手,三根与共,同含一壶水,同用一支盖,不仅立意鲜明,取众人捧柴火焰高、十支筷子折不断、共饮一江水等古意,而且造型自然、高雅、朴素中透着美韵。此壶命名为束柴三友壶,主题一下子被点明。中国历史上,无论煮茶法、点茶法、泡茶法,都讲究精华均分。好的东西,共同创造,也共同享受。从自然观念讲,饮茶环境要协和自然,程式、技巧等茶艺手段既要与自然环境协调,也要与人事、茶人个性相符。于青灯古刹中,体会茶的苦寂;琴台书房里体会茶的雅韵;花前月下宜用点花茶之法;民间俗饮要有欢乐与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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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茶心


中国的基本问题,是要说清“道”的内涵?换一种说法,就是明确的精神核心。那么,这个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有人说,中国的精神核心,是所谓的“和、敬、清、寂”。然而这四个字完全来于日本。日本的哲学基础,源于佛教,所以,又有“茶禅合一”的经典说法。由于日本有一套严格规范的冲泡品饮程式,传到中国之后,产生极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些人竟不知所以地把它当作中国了。 有人说,中国的精神核心,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汉时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来的,揉杂了许多阴阳五行谶讳迷信学说。目的是为了论证皇权神授,加强皇帝中央集权。与孔子的思想相去甚远。孔子不仅从“不语乱力怪神”,也很少论天。“不知人,焉知天”。更与现在今人所理解的天(自然)与人的关系不同。道法自然思想,源于道家创始人老子。老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发展成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茶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不管怎样,始终都不能像儒家思想和学说那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主流。 我以为,中国的精神核心,应该是儒家的“中庸”思想。 理由之一。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不仅体现在儒家文化有一整套的理论,犹其是到宋明时期,出现了相当严密的理学理论系统;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无论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在无形地按照儒家规范来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这一点,甚至于成为世界华人的一个共同特征了。 中国,如果离开儒家文化,不体现儒家文化,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没有中国特色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古人写的茶书中,还是在有据可考的古人茶事活动中,都具有鲜明的儒家文化特征。 儒家重礼。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礼治”。而礼治,实际上就是一种讲究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而在中国茶事活动中,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体现了这种秩序。首先,茶是一种礼节,凡有客来,必先敬茶。其次,敬茶有序,先敬谁后敬谁,必按长幼尊卑顺序。从某种角度来说,茶事已成了整个中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礼节活动。儒家讲究饮食起居,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反映到茶事上来,便是讲究茶艺。这一点,在宋朝发展到极致。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宫廷茶艺的全过程。从茶的制作,包装,冲泡,品饮,还有用水,器具,等等。许多观念和做法,对今天的茶事还有影响。 理由之二。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积极有为的思想。这与道家的出世成仙,和佛教的弃世虚无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中国基本载体的茶,本身就是非常世俗的。神农氏发现茶,原意是为了解毒救人。而后则成了与油盐柴米酱醋并列的开门七件事,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种相当重要的角色。待人接物,解困去乏,消食减肥,保健休闲;等等。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反映市井生活名著《金瓶梅》,其中就有许多作为日常生活的茶事描写。可以说,茶已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世俗性的升华,便是中国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入世救世抱负。现在公认的最早的茶诗,唐卢仝《七碗茶诗》中,便非常明确地表现的卢仝心念苍生的儒家思想。“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纵观全诗,卢仝表面上是喝茶,而实质上是借茶来抒发自已的儒家精神抱负。而卢的叛佛入儒传奇,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至于历代的无数政治家中,凡爱茶饮茶者,都会将茶事与百姓民生联系一起。有许多茶诗茶文为证。 理由之三。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中庸既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一个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所谓中庸,按儒家创始人孔子自己的解释就是“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折之”。后来有许多学者也都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但要旨均不离此。将其作为处世为人的指导原则,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要公正,平和,谦恭,以理服人,以礼待人,留有余地;等等。 茶事活动要取得完满结果,关键在于把握准确的“度”。这个度就是中庸。首先,茶人必须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能有偏激走极端,要心平气和,进退有节,待人有礼;其次,有具体活动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制茶过程中,焙火,就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冲泡茶叶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饮茶时,也应按照同样的原则,不多,也不少,恰恰相反到好处。当然,具体的量,可以因人而异,基本的中庸之度,却是一致的。现在公认的中国最早茶书唐代陆《茶经》,虽说主要是对茶事的具体记录,没有明确涉及,但也体现了许多严格把握茶事的“度”的观念。例如论采茶“有雨不采,睛有云不采”;论评茶“茶之否,存于口诀”;论煮茶“慎勿……使凉炎不匀”;论沸水,一沸不用,三沸太老,而取二沸恰恰相好,等等。而恰到好处的“度”,就是中庸的基本内涵之一。 儒家思想和文化,包容性极大但又个性极强。受道家法家影响,后来又受佛教文化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基本的原则不会变。犹其是作为儒家核心的中庸思想,其鲜明特性不仅深刻地融进了中国人的灵魂,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化。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精神核心,离开了中庸,是不可思议的。研究的人,不研究中庸,也是不可思议的。

茶道与茶经


打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几乎每一页都可以嗅到茶香。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各兄弟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有别,生活习惯也会有差异,就是同一民族也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现象。但是在饮茶、嗜茶方面却有共同的爱好,无论茶的饮用方法有什么不同,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珍爱的。

如今,茶夷发展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饮茶嗜好遍及全球。在英国,茶被视为美容、养颜的饮料,从宫廷传到民间后形成了喝早茶、午后茶的时尚习俗,博学的勃莱迪牧师称茶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在法国人眼里,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富有诗意的饮品。”在日本,茶不仅被视为是“万病之药”,是“原子时代的饮料”,而且在日本人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使饮茶脱离了日常物质生活需要的范围,发展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文化艺能——。 在我国,茶被誉为“国饮”。“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茶通六艺,使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茶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享受,健康的良药,提神的饮料,友谊的纽带,文明的象征。中国人为什么爱茶,因为,喝茶有益,喝茶有礼,喝茶有道。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是核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在唐人陆羽 《茶经》中都明显得到体现。

《茶经》共十章。除四章是讲茶的性状起源,制茶工具,造茶方法和产区分布外,其余六章全部或主要是讲煮茶技艺、要领与规范的。“四之器”详细描述了所需的24种器皿,包括规格、质地、结构、造型、纹饰、用途和使用方法;“五之煮”讲烤茶要领,选用燃料,鉴别水质,怎样掌握火候和培育茶的精华技巧;“六之饮”详细规定了饮茶应该注意的9个问题,还提出品名贵之茶每次不要超过三盏以及三人饮茶、五人饮茶和七人饮茶各应如何进行;“七之事”例举历史上饮茶典故与名人逸事;“九之略”讲述在野外松间石上、清泉流水处和登山时在山洞里等不同场所进行哪些器皿可以省略;“十之图”要求把《茶经》所写的茶事活动绘成图,挂在茶席一角,使参加者能在场看明白。对于的思想内涵,《茶经》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作者这里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的行为〖和俭朴、高尚道德的人。 与陆羽忘年交的释皎然在题为《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写到:“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在一首诗中两次提到了一词。此后,唐御史中丞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饮茶”一章又写道:“有常伯熊者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大行”。从上述文献可知:是《茶经》确立了的表现形式与富有哲理的精神;而释皎然和封演赋予了“”名称。

《茶经》问世之后,相继出现了多种茶文化专著,形成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代苏?0的《十六汤品》专门评论茶汤优劣;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槎音茶)则是评论煎茶用水优劣的专著;宋·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述了宋代的发展情况和特点。从《大观茶论》中可以看出,宋代不再用釜煎茶,而是将碾磨好的茶叶粉末直接放在碗内,把煮沸适度的水先灌进汤瓶,然后冲入茶碗,再用一种状如小炊帚的竹制“茶筅”搅拌均匀,称为“点茶”。《大观茶论》对点茶技法做了精辟而详尽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赵佶还把精神概括为“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八个字。这些内容丰富深刻的专著同明清时代的茶文献一起,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华茶文化宝库。 古代众多的专著,尽管年代不同,流派不同,在泡饮技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一切外部表现形式都是为反映茶的大自然美,反映茶的“鲜香甘醇”,绝非为表演而表演。因此中国要求:(一)茶具必须清洗洁净;(二)主张用轻清之水煎茶,有条件时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三)讲求水沸适度。刘禹锡在一首煎茶诗中说:“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茶便煎好了。苏东坡则更加形象地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嗖嗖欲作松风鸣”(蟹眼形容水沸时的小气泡,鱼眼指随后出现的大些的气泡);(四)要求使用名贵优质茶具,并规定首先要将茶碗烫热或烤热,以便于茶汤香气充分升扬。

为继承和发扬中国茶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北京茶叶学会和北京茶叶总公司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组建了供内部进行茶文化交流的《北京馆》,以“俭、和、敬、美”为本馆精神。“俭”俭朴,返朴归真,提倡清茶一杯;“和”和平,祥和安定,和睦相处;“敬”尊敬,互敬互爱;“美”美好,提倡真善美。使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寓于活动之中。

茶道与美学


中国可称之为美的哲学,她的根源可溯到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奠定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基础的宗师们不是佛学大师,而是大哲学家。如老子、孔子、庄子等等。他们为的理论打下了哲学性的基础如“和”、“道”、“气”、“神”都是以哲学思想来命题,而不是源于一些具体的美学原则。 中国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佛、道、儒三家的哲学理念。这种美学并不是强调从一般的表现形式上去欣赏和理解的美,而是从道家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出发,用佛家的“涤除玄鉴”、“澄怀味象”,从小小的茶壶中去探求宇宙的玄机,从淡淡的茶汤中品悟人生的百味。 中国美学不仅仅是茶事活动中追求美感的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从哲学的高度广泛地影响茶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茶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艺术想象以及人格的形成。 在中国美学方面我们可以概括出四大理念: “天人合一,物我玄会”是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这一理念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亲切和谐,物我相互引发,相互融通、最终达到“思与境偕,情与景冥”,这些极富有人情味的精神联系。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理论是中国美学的人学基础;它是孔子提出的,实际上是茶人对自我人格的一种欣赏。 “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是中国美学和创新的根本途径;洗净污垢称为涤,扫去尘埃称为除,心灵深处明澈如镜称为玄鉴。其意要求人们去私除妄,使自已的心胸达到虚静空明的心境,才能使“味象”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品味得到精神愉悦和心灵享受。 “道法自然,保合太和”是中国美学表现形式的基本法则。其要求表现形式一切要力求做到自然、朴素、和谐、适度、做到中庸不偏,达到太和之美。

茶道与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则是兴于唐,盛于宋。中国从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世人所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佛教以“四谛”为总纲,“苦、集、灭、道”。以“苦”为首,如:生苦、老苦、病苦等等均以参禅来看破。茶性亦“苦”,“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产生诸多联想,有助于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佛教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 其三:“凡”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哲理。然而“禅”也正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放”人生在世,一切苦恼都是因为“放不下”,佛法说修行必需放下一切方可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修习佛教强调“放”,品茶也强调“放”。 放下手中的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崩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习性,放下在政界、在商海、在文坛、在单位里时的种种思虑,不必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茶汤涤荡自己的肚肠,澡雪自己的心性让心灵空朗澄静。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品茶来品味人生。只有这样,才能在品茶过程中悟出“禅茶一味”的真谛。 同时,佛教为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高僧们写茶诗、茶词、作茶画等等,大大的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深化了的思想内涵,注入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使更具神韵。佛家的茶事活动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并为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

茶道与花道


道是日本模仿式创造之一。据说起源于余杭心禅僧们的宗教仪式。僧人们集合在菩提达摩的像前举行神秘的圣餐仪式时,轮流喝一个碗里的茶水,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15世纪发展成日本的。

其实产于中国南方的茶树很早即载于中国医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藉中,到了四五世纪已成为长江流域住民喜爱的饮料。

到了唐朝,茶终于从粗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达到最终的理想境界。陆羽在他的《茶经》中除了论述茶的制作、饮具等外还提及了饮茶的一般方法的粗俗。宋代以后,茶的理想开始改变,不再作为一种诗意的消遣,而成为一种自我方式的实现。但随着13世纪的到来,蒙古族夺取了中国,宋文化的成果被大量毁坏,饮茶的文化自然不能幸免。

虽然,15世纪中叶,明朝企图复兴中国,却又很快陷入内乱,到了17世纪,中国又再度沦于满洲的统治之下,使得饮茶的仪式和理想没有真正有系统地保留下来。而日本,在1281年成功抵抗了忽必烈的侵略后(元朝第三次远征在渡海遇飓风无一人生还,之后便停止派军攻打日本),则成功地延读下来,成为生活艺术的宗教和一种神圣的仪式。日本在发展形成之后,就渐渐开始寻求之理想了。最终,归结于道教禅宗的宗教理想。“的整个理想即是从生活的细小的事情中悟出伟大的禅的概念的产物,道教奠定了这种审美理想的基础,禅宗则使之付诸现实。”

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是“花”,花的插放以及观赏被称之为“花道”,是在茶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近至于神圣。日本的光明皇后在诗歌中写道:花木本佛体,枝叶如手臂;劝君莫摘采,敬花如敬神。

不能想像捧着一大束花的奄奄一息的尸体去献给自己的情人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一种纯西方式的近乎残忍的挥霍。因为爱,导致拥有它的想法产生,最终以夺取它的生命来实现这一想法。

当这段生命短暂延续之后,便毫不留情地丢弃了。只有在东方,人们才真正懂得如何中去欣赏花。陶渊明可以和野菊谈心,林和靖可以以梅为妻,据说周藏叔眠于船中,梦便和莲融于一体,甚至,我还能想起金庸书中以茶花为生命一部分的段誉。牡丹的高贵,海棠的妩媚,兰的幽静.....

不过真正完成仪式的还是人,是那种把艺术看作生命力的人,也只有和美一起生活的人才能获得美国。日本创始人千利休的“始终茶仪式”则是一个悲壮的极点。

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安士桃山时代著名武将,早年任田信长部将,称羽柴秀吉,信长叛乱被杀后权势日重,于1590年统一日本,天皇赐姓丰臣。)与千利休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不过,最终他还是赐于利休自杀。

“伟大的茶人的临终,就像他们的一生,充满了美的极致。”

干利休在自杀这一天邀请了他的几个主要的弟子举行临终茶仪式。客人们满怀悲伤地在约定的时刻集合在门廊里。然而庭院的甬道依旧如往日一般平静,还有几片落叶。这时从茶室里飘出一丝香气,邀请客人们进入。茶室的壁龛里挂着一幅论及万物皆空的绝美的字。火钵上沸着的壶水发现响声,仿似秋蝉在悲吟逝去之夏。不久,利休也进入茶室,一一为客人进茶。客人们默默顺次啜饮,直至主人。根据惯列,由一位至宾提出参观茶器的请求。利休便把各利器皿连同挂轴摆了出来,并将它们一一赠完,只留下一个茶碗。“被不幸的人的嘴唇玷污了的茶碗不应再让别人使用。”利休说着打碎了茶碗。

仪式结束之后,客人们泪流满面作了最后的诀别,便一一离去。只有一个最亲密的弟子被挽留下来作为临终的见证人。千利休换上一直深藏的洁白无暇的赴死时穿的长袍,并将茶仪服装仔细叠好一,取出了闪着寒光的短剑,他静静望着,吟咏了他的绝唱:“人生七十,力围希咄;吾主宝剑,祖佛共杀。”

也许这是一个樱花漫天飞舞的季节。

韩国茶道与中国茶道


韩国与中国唇齿相邻,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茶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特别是茶文化作为中韩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朝鲜半岛。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中国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当时朝鲜半岛可能会接触中国的饮茶,但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忽略。下面从新罗统一、高丽、朝鲜、现当代四个时期来叙述韩的形成和发展。一、新罗统一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中国——煎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兴盛,茶具独立发展,茶书画初起,茶馆萌芽,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一个高峰。(一) 新罗饮茶之始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高丽时代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茶自善德王有之。”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三国遗事》中收录的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这是驾洛国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罗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公元661),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其中茶作祭祀之用。由此可知,新罗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二)新罗饮茶的发展 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并用茶赐臣民;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于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忠谈曾煎茶献于景德王;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三)新罗茶风的兴盛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于唐土得茶籽,植于地理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四)新罗的饮茶法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新罗统一初期,开始引入中国的饮茶风俗,接受中国茶文化,是新罗茶文化萌芽时期,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且用茶祭祀、礼佛。新罗统一后期,是新罗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总之,新罗统一时期, 新罗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二、高丽王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点茶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和茶具文化日益繁荣,茶馆兴起,茶书画始兴,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二个高峰。 高丽王朝时期,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兴盛时代。高丽的——茶礼在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一)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两大节:燃灯会和八关会必行茶礼。燃灯会为二月二十五日,供释迦,八关会是敬神而设,对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在秋季之十一月十五日设祭。由国王出面敬献茶于释迦佛,向诸天神敬祷。 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礼,君王、臣民宴会有茶礼。朝廷的其他各种仪式中亦行茶礼。(二)佛教茶文化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气氛隆盛,禅宗中兴,禅风大化。中国禅宗茶礼传入高丽成为高丽佛教茶礼的主流。中国唐代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等传到高丽,高丽的僧人遂效仿中国禅门清规中的茶礼,建立韩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它以茶礼为中心,以茶艺为辅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讲究方位与朝向。 高丽王朝时期与新罗时期的明显区别不仅以茶供佛,而且僧侣们要将茶礼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便欲参悟赵州“吃茶去”之旨,其《茶偈》曰:“呼儿音落松罗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入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 著名诗人、学者、韩国精神集大成者李奎报(1168-1241)也把参禅与饮茶联系在一起,其诗有:“草庵他日扣禅居,数卷玄书讨深旨。虽老犹堪手汲泉,一瓯即是参禅始。……”表现了禅茶一味的精神。(三)儒道两家的茶文化 高丽末期,由于儒者赵浚、郑梦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礼。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著名茶人、大学者郑梦周《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道家茶礼,焚香、叩拜,然后献茶,其源出于宋。(四)庶民日常用茶 高丽时代百姓可买茶而饮,在冠礼、婚丧、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礼中均用茶。 (五)饮茶方法 高丽时期,早期的饮茶方法承唐代的煎茶法;中后期,采用流行于两宋的点茶法。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访问了高丽,徐后来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但图已佚失,惟文流传。其《茶俎》条记:“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其时以中国团饼茶为贵,茶具、饮法皆仿效中国制度。徽宗时,是中国点的高峰时期,赵佶本人就是点茶高手,亲撰《大观茶论》。高丽接受中国点当不会晚于北宋徽宗时。 李奎报在《谢人赠茶磨》诗中说:“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绿色的香茶粉。李仁老(1152-1220)《僧院茶磨》诗:“风轮不管蚁行迟,月斧初挥玉屑飞。法戏从来真自在,晴天雷吼雪霏霏”。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点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当时的高丽流行点茶法。 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兴盛之时,初期流行煎,中晚期流行点。茶具文化也极辉煌,并影响日本。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就是代表。 总之,宋元时期,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便是代表。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的最辉煌时期。三、朝鲜李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后期、清朝前期,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茶文学艺术兴盛,茶馆繁荣,形成了以泡为中心的中华茶文化第三个高峰。清朝中期以后,中华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落。 朝鲜李朝时期,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之风颇为盛行,散茶壶泡法和撮泡法流行朝鲜。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更趋完备。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惜已散逸。金正喜(公元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的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菜,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复兴的成果。 在《世宗实录》(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 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但煎茶法和点茶法同时并存。朝鲜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饮茶风尚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朝鲜的茶文化由盛而衰,由衰而复兴。四、现当代时期 现当代是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时期,韩国茶文化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韩国在日本统治下,全国47所高等女子学校中的大部分学校中都开设了课,但茶文化发展缓慢。1945年光复后,茶文化复苏,饮茶之风再度兴盛,韩国的茶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韩国茶人出版了《韩国》(1973),建立了大学,创立了多种茶文化团体,今年又创办了《茶的世界》杂志。 韩国“茶学泰斗”韩雄斌先生不仅将陆羽《茶经》翻译为朝鲜文,还积极收集茶文化资料、撰述中国茶文化史,奠定韩国茶文化向中国寻根的观念; 百岁茶星、韩国茶人联合会顾问、陆羽茶经研究会会长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国并侨居8年,深入中国主要茶区,潜心致力于中韩茶文化的研究,出版了《锦堂茶话》、《现代人与茶》、《中国茶文化纪行》等书,翻译了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和当代庄晚芳的《饮茶漫话》等书。崔圭用先生特别重视与中国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龄后,仍四次来中国,令人敬佩。 精于、成就卓著的韩国国际协会会长郑相九先生译著《中国茶文化学》,内含中国精神、中国茶文化概观等十二章,内容丰富。近年来,常来中国,率团表演韩国传统茶礼。 还有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法师、韩国茶人联合会会长朴权钦先生、韩国茶文化学会会长尹炳相先生、韩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裕信先生、韩国佛教春秋社社会长崔锡焕等韩国茶人也纷纷前来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学者如王家扬(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文华(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悦(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铎(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童启庆(浙江大学教授)、夏涛(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等亦到韩国访问、进行茶文化交流。中国的主要流派和机构也和韩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如太极、中国茶叶博物馆每年都组织许多中韩茶文化交流活动。 旅居韩国的中国籍茶文化学者、韩国中华茶文化学会会长姜堉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在韩国弘扬茶文化,多次率团来大陆参加各种茶文化活动。鉴于他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被聘为“2002年世界杯韩国外交大使”。 在当代,中韩两国的茶文化交流不仅频繁活跃,而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现当代,中韩两国茶文化互动交流。韩国茶文化独立发展并回传中国,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诗思与茶道


饮茶,在中国是最普通也是最重要的事。民谚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不仅是解渴治病的优良饮料,更是待客的传统礼品。在我国南方农村,即使生活很困难的人家,客人上门也一定先敬茶。尽管是自己采制的粗茶,又是泡沏在粗笨的大瓦壶里,但主人从容端出来一片恭敬和赤诚,表现出一缕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意,客人感动,主人高兴,两颗心一下就拉近了。而在诗人那里,饮茶的内涵更扩大,已从实用的解渴、治病、待客功能,上升到欣赏、交游、娱乐、养性和艺术创作活动。茶是诗人们讴歌的主要对象之一,在他们笔下,那茶树、茶园、茶色、茶功、茶具、茶形、茶会等无不被诗化,赋予了传统文化的光彩。我们研读历代流传的茶诗,分明感受到古人品茶论道,追求哲理、修身养性的生活情趣。

唐代诗人曹邺,写他品茶与做诗的体会说:“半夜招僧至,孤吟对月烹。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故人寄茶》)夜里诗友来了,月下烹茶吟诗。看着碧绿的茶叶慢慢地沉到碗底,泛起一阵乳花和清香,喝到口里,精神一下焕发起来。好象被堵塞的水流立即疏通,诗思就如泉涌发,几天都收不住。伟大诗人杜甫曾写他以茶引诗思的情景:“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逢今日兴,来往亦无期。”(《重过何氏五首》之三)这是一首五言律诗,生动描绘了何氏主人招待好茶,激发诗人创作的图景。茶的神力使他感到周围的景物都活跃起来,平台上落日依依逝去,春风抚拂着主人请客品茶,旁边晾衣杆上的翡翠鸟,禁不住唱起歌来,蜻蜓立在钓丝上似乎准备起跳。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诗情画意,诗人就近斜靠在石栏杆上,顺手摘下梧桐叶子,命笔写起诗来。结句强调今天兴致特别高,以后不一定再有这种机会,表示感谢主人招待的茶好。卢仝的一首七言歌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历来脍炙人口,人们推崇它是茶诗的代表作。其中的“七碗茶”,刻画茶与诗思的神奇作用,非常透彻生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当然,我们不能把“七碗茶”机械看为实数,因为诗需要想象和夸张。但从一碗到七碗,写出了品茶逐步入神的过程,描绘了诗人们被茶引发的艺术灵感。开始“喉吻润”,还是茶的基本功能解渴。进而“破孤闷”,就排除了生活烦恼和杂念。继而“搜孤肠”,文思活跃起来,下笔如有神。再往后就是精神无比兴奋,发泄一切不平之慨,直至自我陶醉飘飘欲仙了。古今文人之所以无不爱茶,由此可见一斑。

茶与艺术创作的密切关系,使茶成了诗人广交朋友,相互馈赠的珍贵礼品。北宋诗人欧阳修就有赠茶诗:“颍阳道士青霞客,来似浮云去无迹。夜朝北斗太清坛,不道姓名人不识。我有龙团古苍璧,九龙泉深一百尺。凭君汲井试烹之,不是人间香味色。”(《送龙茶与许道人》)前四句写许道人,行踪无定,深夜拜道坛,表示对他的敬仰;后四句介绍这种龙团茶必须用泉水烹煮,才能显出它特有的色香味来。竭力赞扬此茶之美,表明自己赠茶的诚意。唐代诗人姚合的《乞新茶》,写得更为别致。“嫩绿微黄碧涧春,采时闻道断荤辛。不将钱买将诗乞,借问山翁有几人?”产于峡州(今湖北宜昌)的碧涧春,号称“茶之绝品”,相传人要斋戒,断了荤菜和辛辣食品才能采摘。可见其品质高贵,不是寻常用钱能买得到的。作者是与贾岛并称“姚贾”的中唐著名诗人,又很喜欢这种名茶,那就只好拿出诗人的身份和作品去乞求一点新茶。结句颇幽默,“借问山翁有几人?”这种情况不多啊,总不能不给一点吧。

诗人们饮茶,从品其味道,进而玩其色泽,赏其形制,讲究烹煮方法、火候、用水、用具,以至饮茶的特殊环境等,所以总要亲自动手。中唐诗人卢仝的名句是大家熟知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自煎自吃自赏,自得其乐。白居易的“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山泉煎茶有怀》)却是自己煎了好茶,没有机会与爱茶的朋友共享,感到美中不足。刘言史的一首五言古风《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就写好茶要与朋友共享,特意到野外去煮,以求茶得正味。“粉细越笋芽,野煮寒溪滨。恐乖灵草性,触事皆手亲。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荧荧爨风铛,拾得堕巢薪。洁色既爽别,浮氲亦殷勤。以兹委曲静,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时,自啜指下春。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此游惬醒趣,可以话高人。”他得到越州的好茶,约诗友野游。他们自己动手,选泉敲火,拾柴发炉烹茶,一切都要大自然的,不让干扰茶的正味。果然茶水色清味爽,氤氲迷人,提神醒志。这次野外烹饮的体验,可与摆脱名利的高士论道了。

晚唐诗人皮日休与陆龟蒙,爱茶,颂茶,专门写了十首唱和诗,分别歌咏了茶坞、茶人、茶笋、茶籝(篮)、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等。皮日休首唱一首,陆龟蒙就奉和一首。他们热情描写茶乡的风情、茶人的疾苦、茶具的形制、制茶和煮茶的方法等,成为诗坛一盛事,也留下一份珍贵的茶史文献。北宋诗人苏轼说:“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末匀……要知玉雪心肠好……从来佳茗似佳人。”(《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他指出茶贵在天然素质,自然行云洗涤,具有玉雪心肠好。也就是说,要避免人间给予污染,就象保护美人的天生丽质。“从来佳茗似佳人”,既是茶的哲理的形象表述,也把人们对名茶的欣赏、珍重、挑剔、爱护等心情作了生动概括,所以传为千古名句。

斗茶起于评选贡茶,后来也成为群众的品茶活动。宋唐庚《斗茶记》说:“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之水烹之,而次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而又第之,然大较皆精绝。”范仲淹的长诗《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被人认为可与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媲美的名篇。诗中描写了武夷奇茗与北苑贡茶等比赛的情景。“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看来是几个爱茶的朋友相聚,各自拿出名茶来比试。或取江水,或取泉水,各人施展烹制的技巧,然后注入杯中轮流品尝。着重比较其入口的味道与鼻闻的茶香,就分出名次来。得胜者飘飘然如登仙,失败者丢面子也只好认输投降。

分茶是一种茶艺,在自娱自乐中修身养性。“时人谓之茶百戏”(宋陶榖《清异录》)南宋诗人陆游常以分茶自娱,排遣郁闷,调节心情。他那首被人广为传诵的七律《临安春雨初霁》写道:“世味年来薄似沙,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据《渭南文集·跋松陵集三》,淳熙十六年(1189年)四月,他寓居京城砖街巷街南小宅之南楼(今杭州孩儿巷)。当时他是由去年回京任军器少监(《宋史·职官志》说是有名无事的闲职)转为礼部郎兼膳部检察。除了有时陪侍朝廷宴请公卿的礼仪外,仍闲得无事,到这年底就被免职了。这首诗可能写于次年早春,又一次被罢官离京时。诗人抒发了积极要求抗战却屡遭排斥的愤慨和进退两难的忧伤。他自责为什么老是到京城来,明知官场那么龌龊,但报国之志又促使他一再争取机会,哪怕有一线希望。“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联,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既懊恼又寄予希望的心情。一夜无眠,静听潇潇春雨敲击头上屋瓦的声音,何等烦闷!但早晨巷口叫卖杏花的声音,传来春的信息,又感到了新的希望。接着他就用练书法和分茶来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后安慰自己不必太伤感,前途还是光明的。“晴窗细乳戏分茶”,已说明分茶是一种茶艺游戏娱乐,主要是观察“细乳”,即煎煮时茶的泡沫变幻形状,而这要在“晴窗”即清净的环境中进行。

杨万里的长诗《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记一个老和尚怎样操作分茶。首先说明分茶与煎茶的区别:“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意思是分茶不重在饮用,而是看重技巧,欣赏艺术。“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逢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说老和尚是分茶能手,宋孝宗隆兴(1163—1164年)元旦,他用新玉爪子来分茶,一会儿白茶杯出现许多奇怪的图形。

“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具体描写分茶的图形,如空中云彩,如寒江倒影,如劲疾的草书等,变幻无穷。“京尘满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观赏分茶的效果,使人抖落一身俗气,如害病的眼睛重见光明。宋人陶榖《清异录》还记载:“沙门福全能注汤幻茶,成诗一句,并点四碗,泛乎汤表。檀越日造门求观汤戏。全自诗曰:‘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虚名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以上可见,分茶比煎茶前进一步,是演示技艺的活动了。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西湖游幸都人游赏,就把分茶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投壶、蹴踘等并列为流行的娱乐活动,可见分茶在南宋已相当普遍了。陆游一生爱茶,留下茶诗最多,近三百首。他善于借养生,高寿达86岁。晚年贫病交加,但他从茶中不断获得生趣。其《雪后烹茶》咏道:“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八十三吟》说:“石帆山下白头人,八十三年见草春。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报清贫。孤桐已爨宁求识,蔽帚当捐却自珍。桑苎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作茶神

茶道与养生


茶是当今世界各国医学专家公认的保健饮料。我国是茶的故乡,对茶的利用已有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从药用到食用再到饮料的过程。《吃茶养生记》中写到“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山谷生之,其地则灵,人若饮之,其寿则长。 一、 从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看茶,凡调节人本新陈代谢的许多有益成份,在茶叶中大多数都具备: “生物碱类”,它具有兴奋作用能增进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咖啡碱还具有增强心肌收缩力,降低胆固醇,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促进胃液分泌、利尿等功效。 “茶多酚类”,茶多酚又称为茶单宁,它能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具的抗菌消炎、抗辐射损伤作用。 “脂多糖类”,它是脂类物质与多糖相结合的大分子复合物,是茶叶经胞壁的重要组成成分。茶叶中脂多糖有抗辐射伤害同时也有改善造血功能。 “蛋白质与氨基酸类”,茶叶中蛋白质可高达15-30%、茶氨基酸有利于人体的生长的发育,可调节脂肪代谢。 “矿物质类”,如:磷、钾、钙、铁、镁、锰、硒等元素。 “维生物类”,茶叶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B3、B5、B11以及维E、维K等。 “芳草化合物类”,茶叶中含有茉莉花素、罗兰酮等芳香物质。它们溶于茶汤中并不断挥发出来,使人感到神清气爽。 二、人们把茶称为“万病之药”,并非是说茶能直接治好人的每一种疾病,而是从传统中医学的原理去归纳总结茶的医疗保健功效。因为常期饮茶可使人元气旺盛,百病自然难侵,有病自然易愈。其次中医还注重养性。人之所以多病,当由不能养性。而品茶正是修身养性的最好方法之一,通过品茶,人们的精神得以放松,心境达到虚静空明,尽情感到怡悦,所以可以健康长寿。 这是从传统中医学原理看茶。 三、心理功效。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渴望。而品茶正是人与大自然进行精神交流和感情沟通的最佳方式。茶人们认为“品茶者,独品得神”正像唐代卢仝在《茶歌》中所说的一样:“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能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种破孤闷,肌骨轻,通仙灵,浑然忘我的美妙感觉和无穷的乐趣对人的心身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另外,“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代人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无论是做工还是务农,人生在世,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都要全力去奋斗去拼搏。若能偷得浮生半日闲,抽个空,静心下来品茶,就好像是到了心灵驿站,使自己终日紧绷着的心弦得以松弛,使自己疲惫的心得到歇息,放下外界社会压在自己心头的重负,可使全身气脉畅通,血气调和,从而心情怡悦,达到延年益寿。 以茶养生的注意事项:我们要注意四个方面: 一是因时而宜。春天宜饮花茶或乌龙茶,亦宜饮菊花茶、人参固本茶、玉灵膏茶等。夏天宜饮绿茶、黄茶、白茶、乌龙茶,亦宜饮竹叶茶、荷花茶、山楂茶等清暑化湿养胃茶类。秋天宜饮乌龙茶以及银耳茶、生梨茶霆复方茶。冬天这个季节宜饮红茶、乌龙茶或枸杞茶、熟地茶复方茶。 二是因人而宜。如胃病者不能饮用过浓的茶、高血压、动脉硬化的病人不宜饮用浓茶、其次孕妇也不宜多饮浓茶,这些都是因为茶叶中含有咖啡碱对这些人群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三是单方茶与复方调配茶相结合。 四是有所忌禁。如“忌空腹大量饮茶,伤胃、忌饮太浓的茶刺激性太强易引起茶醉。忌饮太烫的茶,以防长期反复刺激咽喉、食道导致这些器官病变。忌饮冲泡时间太长的茶、忌饭前大量饮茶、忌用茶水服药、忌睡前大量饮茶、忌饮头道茶、忌饮用劣质茶或变质茶。

茶道与儒学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母体文化。中华民族尊崇皇天后土,以大地为母亲,所以形成了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主体,以平和敦厚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何谓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至理”(不违背事物的常理)、“中庸为德,其至矣乎”。朱子将儒家最高之道德——中庸之德赋予了建茶。 儒家“崇理”“重仁”反对聚敛财富,提倡人格尊严、主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以及严密的修行法规都表现出忧患人生、闲适人生等特点。儒士们是把品茶看作是品味人生,酸甜苦涩,忧患生命、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偏爱与追求,闲适人生是在放弃或者暂时淡忘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而注重享受人生的过程,把时常涌动的期待、渴望、焦虑、忧患等精神负荷都淡忘掉取得心理上的平静和自由,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自己,从枯燥的人生中创造出一种隽永的情调,使生活变得富有情趣。其次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在中得到了融和并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可以说儒家是中国文化的筋骨,这就是与儒家的共同思想且是儒士茶人的品茗追求。 儒士们在人格上追求清高,这就使得他们在茶事活动中追求以“清”为美的表现形式,升华了中国的美学意境。儒士们还以诗画助茶,增之清新;以茶辅雅事,添茶人之清兴;以茶讽世,显儒士才子之清傲;以茶会友,表平淡脱俗之清谊。清于俗尘,清于高洁,清于香馨,方可脱逸超然,感悟自然,寄情山水。 中国文士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在儒士眼中,茶通六艺,茶可以醒诗魂,解酒困,添画韵,增书香。正是这样,茶通六艺,茶使六艺添趣增色,而六艺助茶,形成了多姿多彩、不拘一格的茶艺表现形式,也通过六艺的渲染而更加普及,使得历代茶人都愿将生命“付与杯中绿”。

茶道与茶艺


如今茶艺概念混用,须作一辨析。 流行于日本,精神上虽可追溯到中国,但是日本文化的东西。日本人思维与中国人不同,执着于具体事务和过程,其道亦须从具体事务过程中体会;中国人是先立大道,再从具体中得证。佛家所谓“月映万川”,中国思维的解释多倾向月,日本思维多倾向川。故日本人的修道、证道、体道、悟道常常从具体事务的仪式化入,故有、花道、剑道,路径上可称“小而道”;千玄室讲:“讲求“和·敬·清·寂”这四个字,“和”即和平的和,要人做到和平相处;“敬”即要发自内心去尊重别人,不从内心尊重是不行的;“清”不仅是指环境的清洁,还包括净化心灵及发自净化了的心灵的言行;“寂”就是很沉着、很冷静,不因外界的变化而动摇的寂然不动的心境。在日本的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就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武士们卸下腰刀放在一边,大家促膝而坐,来品一碗茶,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喝茶,千利休居士(千玄室)就是这样开始他的的。”从具体事务入,证的是道。道是无极,悟道有境界的不同,日本思维可能的问题是在小道上就停步了。我以为千玄室在这里说的,还没有入于大道。 中国人在路径上则是所谓“大而道”,常常直从道入,后从具体生活的“洒扫应对”出,要体悟的就是大道,但它要有必要的前提。近代以来中国人对道已失去信心,“洒扫应对”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在现代中国,“”是不可能的,若说,必先有道,既然无道,何来?于是只有茶艺,但茶艺在起源上是将闽南潮州饮茶生活的程序和世俗礼节夸张为一套程式。在现在常常是商业化的表演,这就谋杀了其日常生活的态度,如无内涵,则彻底不伦不类,虚假做作,只能让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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