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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茶文化有何贡献
自古高僧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
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佛门的茶是活动为茶道的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规范茗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四秒钟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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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缓压力绿茶功不可没
人们都知道饮茶可以提神益思，消食去腻，但对于饮茶可以降低血压却知之不多。其实，茶叶中就含有可降低血压的物质，主要是儿茶素类物质。另外，茶叶中的维生素P、氨茶碱、咖啡碱等成分也具有一定的降压作用。由于绿茶中儿茶素含量较多，同时绿茶中的r-氨基丁酸有较显著的松弛血管壁的效应，因此与红茶、青茶、白茶、黑茶、黄茶这五茶相比，绿茶更具有降压效果。
茶叶中的儿茶素降压作用有三方面：
一是可促进血液中胆固醇的溶解，使胆固醇难以在血管内聚集，因而不会引起血管的阻塞和因阻塞所导致的血管破裂。研究表明，常饮绿茶的人血液中胆固醇含量比不饮茶的人要低1/3左右。
二是对转换酶ACE的活性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因此血管紧张素分泌较少而舒缓激肽分泌较多，有助于降低血压。
三是可增强心肌和血管壁的弹性，消除血管痉挛，具有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除此之外，茶叶中含有的维生素P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韧性。茶中的氨茶碱可扩张血管，使血流不受阻，有利于降低血压。茶中的咖啡碱能促使人体血管壁松弛，让血液充分地输入心脏本身的冠状动脉，有益于心脏的自身营养。咖啡碱的利尿作用可加速体内钠的排出，使血液中钠浓度减少，同时饮茶还可提高钾的浓度，使血液中钾、钠比适中，以保持血压正常。科研人员对30岁以上的男性进行过饮茶与高血压发病率关系的调查，结果发现，常饮茶的人发病率只有6.95%，而不饮茶的人发病率却为10.55%，从而证实了茶叶确有降压作用。
宁波茶叶走向世界 这几个人功不可没
茶叶是宁波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传统经济作物，宁波茶馆遍地开花，宁波的茶叶更是远销海外，茶文化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一直以来，宁波就是我国茶叶出口的主要港口，晚清时期还有“半壁江山”之称。从宁波港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去往世界各地的茶叶、茶具和茶籽，不但传播了中国的茶文化，还延续着中外交流的深情厚谊。这当中，有太多令人称道的故事。
荣西禅师：曾在宁波学茶，成为日本茶祖
宁波茶种分别在宋代和清代，直接输出日本、印度，又从这些国家间接输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茶叶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也发生在宁波。
《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杂志顾问、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竺济法说，尽管在汉代，已有茶叶传到日本或朝鲜半岛，但有确切记载的是唐永贞元年（805年），在浙东学佛的日本高僧最澄，回国时把天台山、四明山的茶叶、茶籽从宁波带回了日本，部分茶籽种于日本近江坂本日吉神社边，那里如今是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吉茶园。
最澄之后，日僧永忠等人回国，又带去茶叶、茶籽，并将茶俗带回日本，在寺院里兴起了喝茶的风习。宋代，曾两次入宋的日僧荣西禅师，学禅于天童、育王，并精研茶的种、制、饮之法，回国时，带回大量茶籽和宋代流行的沫茶冲点饮法，并以自己在明州、天台山学到的品茶体验和知识，写出了《吃茶养生记》一书，被尊为日本的茶祖。如今，日本京都建仁寺内，还留有“荣西禅师茶德显彰碑铭”，即荣西在该寺的种茶遗址和茶碑，这些文物史迹记录了这位高僧传播茶文化的功绩。
刘峻周：在宁波学茶，又把茶叶种到格鲁吉亚
在《中国茶叶大辞典》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刘峻周（1870－1941），是格鲁吉亚茶业创始人之一。在宁波茶厂任副厂长时，应俄国茶商波波夫之邀，去帮助格鲁吉亚发展茶业生产。至1924年回国。他在那里以茶为业30年，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阿扎里亚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着刘峻周的照片和他的自传……
昨天，竺济法告诉记者，格鲁吉亚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红茶园地之一，但格鲁吉亚人到19世纪才知道种茶，正式种植茶树是在1893年。这个日子，是根据刘峻周和宁波茶工到那里帮助种茶的时间确定的。
1893年11月，时任宁波茶厂副厂长的刘峻周（广东人，在宁波学制茶技艺）和12位宁波茶叶技师，应波波夫邀请，在宁波采购了大量茶籽和茶苗，从宁波港出发，经海路到黑海沿岸的格鲁吉亚种茶，开创了近代宁波至格鲁吉亚、俄罗斯的另一条“海上茶路”。
在格鲁吉亚，刘峻周他们先种了80公顷茶树，并按中国模式建了小型制茶工厂。3年时间里，宁波茶树在高加索土地上长得很好，且茶叶质量优良，在1900年巴黎世界展览大会上还获得了金质奖章。
后来，刘峻周和茶叶技师们带着家眷，继续在那里推进种茶事业。经反复研究和试验，他们培育了一种新的茶树，并建厂专门焙制红茶，当地人称之为“刘茶”。1910年，沙皇政府授予刘峻周三级奖章，据说刘峻周是得到俄国奖章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没有取得俄国国籍而得奖的第一个外国人。
十月革命后，刘峻周等人把茶叶种植扩大到南北高加索地区。当他在苏联工作满30年时，当时的苏联政府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他也是当地家喻户晓的“茶叶之父”“红茶大王”。
郑世璜：中国茶业出国考察第一人
在江北慈城半浦村，还走出了中国茶业出国考察第一人——郑世璜。
1833年，英国殖民者从中国购买大量茶籽，聘请中国种茶、制茶技工去印度传经，后又移种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锡兰茶叶在英国扶持下，大有压倒华茶之势。1905年，宁波人郑世璜受清政府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馥派遣，组成中国最早出国的茶业考察团，赴印度、锡兰考察茶业，成为中国茶业出国考察第一人。
“郑世璜的《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记录了他考察时的见闻，回国后，他又递上折子，叙述了印度、锡兰茶业超越华茶的优势和担忧，还提出了茶业改革的对策。”《古镇慈城》主编钱文华告诉记者，1907年，由郑世璜管辖的江南商务局，在南京设立江南植茶公所，植茶公所是一个茶叶试验与生产相结合的国家经营机构，也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茶研究机构，被视为茶科技的发端，“在半浦村内，还留有郑世璜的故居。”
记者在钱文华和半浦村村委会工作人员陈卡男的陪同下，来到村内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合院前，门上牌匾上写着“半浦茶栈”四个字。
“这里就是郑世璜以及郑氏族人的故居。”陈卡男介绍说，郑世璜这一支的族人也从事与茶叶相关的工作，村里人都知道，三合院以前就是茶栈、茶叶仓库，因为年代久远，西侧已经被毁，东侧和中间部分保存得很好，目前供半浦村村民居住，“其中一位村民有感于此，提笔写了半浦茶栈四个字，挂在牌匾上，还弄了一间小茶室，供村民们喝茶、聊天。”
宁波曾占全国茶叶出口“半壁江山”
在竺济法看来，茶和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日本、高丽僧人到中国学佛时，传去了茶叶、茶文化；二是朝廷、官府将茶叶、茶具作为高级礼品，赏赐或馈赠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嘉宾；三是通过贸易，输往世界各地。
“日本茶道与韩国茶礼，均是在吸收中国茶禅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发展而来的，是禅茶东传结出的硕果。”竺济法说，宋代，宁波设高丽使馆，专事与高丽官方往来及海上丝、茶等贸易事务。还有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宁波，组成专门贩运茶叶的运输商团，并聚居在宁波城的东门内。这些商人不仅贩卖丝、茶与瓷器，而且把越窑茶具之类的器物输出国外。当时的政府还专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一个“波斯馆”，波斯巷因此而得名。近年来，市区多次出土波斯陶器，也是海上茶路的最好物证。
明清时期，日本指定长崎与宁波是唯一通商口岸，大量茶叶、茶具由宁波运往日本；晚清时期，通过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尤其是绿茶，仍有全国茶叶出口“半壁江山”之称。
“宁波茶叶、茶具出口年代之早、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均为中国之最。”竺济法说，海上茶路，宁波启航，的确是名副其实。
茶道与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则是兴于唐，盛于宋。中国从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世人所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佛教以“四谛”为总纲，“苦、集、灭、道”。以“苦”为首，如：生苦、老苦、病苦等等均以参禅来看破。茶性亦“苦”，“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产生诸多联想，有助于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佛教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 其三：“凡”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哲理。然而“禅”也正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放”人生在世，一切苦恼都是因为“放不下”，佛法说修行必需放下一切方可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修习佛教强调“放”，品茶也强调“放”。 放下手中的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崩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习性，放下在政界、在商海、在文坛、在单位里时的种种思虑，不必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茶汤涤荡自己的肚肠，澡雪自己的心性让心灵空朗澄静。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品茶来品味人生。只有这样，才能在品茶过程中悟出“禅茶一味”的真谛。 同时，佛教为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高僧们写茶诗、茶词、作茶画等等，大大的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深化了的思想内涵，注入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使更具神韵。佛家的茶事活动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并为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
中国茶道与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月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随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是兴于唐、盛于宋。创立中国的茶圣陆羽，自由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其后又于唐代诗僧皎燃和尚结为“生相知，死相随”的缁素忘年之交。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提供了物质基础。.佛教为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的思想内涵，使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可以说，中国从一开始萌芽，就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第一节 禅茶一味
一、“禅茶一味”的思想基础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
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
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
日本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次话一语中的。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
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
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
茶道与佛教的禅茶和禅茶诗
一、禅茶一味的思想基础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次话一语中的。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
二、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
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1.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2.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3.佛门的茶是活动为茶道的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规范茗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四秒钟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三、“禅茶一味”的意境要真正理解禅茶一味，全靠自己去体会。这种体会可以通过茶事实践去感受。也可以通过对茶诗、茶联的品位去参悟。下面的四幅对联与四首茶诗很有趣，对理解“禅茶一味”的意境有一定帮助。
茶联四幅
1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苏东坡;
2一勺励清心，酌水谁含出世想，半生盟素志，听泉我爱在山声。--招隐寺内;
3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走东西。--洛阳古道一茶亭所书;
4一卷经文，苕霖溪边真慧业，千秋祀典，旗枪风里弄神灵。--上饶陆羽泉联;
茶诗四首
1.题德玄上人院杜荀鹤(唐)
刳得心来忙处闲，闲中方寸阔于天。
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
罢定磐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
我虽未似师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
2.与茶亢居士青山潭饮茶灵一和尚(唐)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北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3.失题陈继儒(明)
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
石枕月侵蕉叶梦，竹炉风软落花烟。
点来直是窥三味，心后能翻赋百篇。
欲笑当年醉乡子，一生虚掷杖头钱。
4.茶与中国文化发展赵朴初
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读了这几首茶诗、茶联，您能从“禅”中闻到“茶”香，能从“茶”中品出“禅”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