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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叶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是个外交角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叶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是个外交角色”相关知识！
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茶是美味、是文化，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茶叶却是屡次引发战争的导火索。究其原因，以茶制夷的思想，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思想，在明代被发挥到极致，清代不过承袭了这一治国思想。乾隆曾经三次对俄罗斯实行贸易制裁，采取外禁皮毛输入，内禁茶叶输出，使得俄罗斯至少损失了500万卢布。
以茶制夷的共识，是建立在很广泛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把这种流行思想再次描述了一遍：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茶叶和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需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大黄。这一矛盾终于在资本主义萌芽初现的明朝开始显现。明朝因茶打了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而晚清则因茶走向衰亡。
对于历史而言，茶叶从来不是可以修身养性的好东西。
茶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当成了战略物资。在宋代，茶叶跟战马息息相关，这时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北方草原和河套地区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战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与产马地区的民族各取所需。
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兴趣呢?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茶叶，无疑比其他物品更适合承担交换战马的功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出产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适合茶叶的生长。于是，茶叶变成了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这场仗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弥补了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之源。
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茶叶不仅是晚清行走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资。正是茶叶这样的硬通货，才让晚清得以立足世界，吸引全球的贸易者。
东印度公司通过垄断中国的茶叶生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英国的代名词。在1718年，茶叶已经取代生丝、绢织物，占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产品的首位。茶叶贸易不但关乎东印度公司的生命，而且对英国财政收入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的获利都在100万英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
在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重林看来，鸦片战争就经济意义来看无疑是场茶叶战争，最初的问题是由于茶叶输入英国产生的贸易逆差引起的，为了扭转这种逆差，英国才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输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流出，为了银子，才有禁烟运动。茶、银、鸦片的循环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
周重林认为，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闭关锁国，也不在其不思进取，而是在于茶叶文明的衰落，中国经济衰落的同时，正是英国在印度茶叶的帮助下崛起之时。
从1867年到1894年，即便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也能与进口额平衡。茶叶价格完全由中国决定。
但随着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树种植试验的成功，茶叶不再是中国独有之物，无形的茶叶长城也便顷刻间轰然倒塌。随后日本茶在国际市场抬头，并返销中国的时候，中国丧失了贸易以及茶叶的话语权，彻底沦为看客
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中认为，茶叶创造了英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与茶叶有莫大关系。
18世纪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即中国、英国和日本，同时也是茶文化得到最好弘扬和发展的地区。他的立论就是茶水消灭了细菌，英国全民饮茶的时代，正是18、19世纪，刚好是工业革命开始，人口膨胀，聚集居住，容易引发各种传播性疾病，但英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许多疾病开始减少或消失，这都归功于英国人的饮茶习惯。另外，下午茶点与茶会，更促成英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和文化意识。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加了茶叶的热水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茶文化精选阅读
印度茶文化历史,英国在印度茶文化历史上的角色
印度茶文化概述
印度与中国争夺世界最大茶叶生产国的称号。在印度地理上和种族多样的次大陆，有超过10万个茶园雇用数百万茶叶工人。茶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如此之深，所产生的百万吨左右的茶中有70％是由自己的人消费的。
印度的地形由次大陆在气候和地理方面的重大差异来界定其茶区。印度三大茶区分别是阿萨姆邦，大吉岭和尼尔吉里。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部茂密茂密的丛林和大吉岭地区，该地区与喜马拉雅山脉相撞并横跨高山脊和深山谷。相比之下，尼尔吉里位于印度最南端的茶区。Nilgiri（蓝山）山脉拥有高海拔的山脉，拥有郁郁葱葱的森林和丛林，茶园茁壮成长。
在印度种植和生产的茶叶与其人口和地理位置差别很大。印度的每个茶叶产区为茶叶种植提供了一个不同而又完美的气候，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通过其茶文化来探索次大陆的途径。
阿萨姆茶文化历史
阿萨姆邦是印度最大的茶叶种植地区，也是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这里是印度本土野生茶树品种Camilliasinensisassamica的所在地。
1815年发现了这种天然茶树，这对英国殖民的印度的英国贸易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当时，英国人确实对茶叶嗜酒，并依靠中国的茶叶出口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冲突以及与荷兰的航运和贸易竞争使得英国人继续保持成功的茶叶贸易越来越困难。
据说英国探险家和植物学家罗伯特布鲁斯于1823年证实了印度本土茶树的发现。罗伯特的兄弟查尔斯布鲁斯在他的兄弟去世后接手了研究。布鲁斯探索了在该地区种植的野生阿萨姆茶树，并了解到当地部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茶叶作为食品和饮料。到19世纪30年代，布鲁斯想出了这些植物如何进行繁殖和培育，以创建最终成为英国主导的印度茶产业。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英国人发明了机器来帮助用更少的劳动来加速茶叶生产过程。现在正在用8000台机器替代机器来处理原本手动轧制的茶叶，慢慢地烧煤，并且搁置几个小时晾干，这些机器可以完成50万人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英国人拥有茶园和资源，将英国的人均茶叶消费量从1820年的每年1英镑增加到1880年的4英镑以上。更重要的是，印度红茶现在正在发展中使中国绿茶成为世界上消费量最高的茶叶。
阿萨姆地区主要以生产红茶而闻名，这里生产了一些绿茶和白茶，但它们并不为人所知。阿萨姆红茶具有爽口，大胆的风味，可以自己饮用，但也可以很好地融入牛奶和糖。由于其浓郁而浓郁的风味，阿萨姆经常被用于早餐茶混合物，这些混合物受到了英国和世界各地其他文化的欢迎。
虽然发现了阿萨姆邦的土着茶树，但英国人也试图将中国的茶叶和种子偷运到印度。许多人怀疑印度本土的茶树能否与来自中国茶树的优质茶叶竞争。英国人最终成功地走私种子，并在大吉岭高海拔，凉爽，多雨和崎岖的高山上种植中国品种茶树-茶花（Camelliasinensissinensis）。印度的这一部分反映了中国茶树丛生长良好的环境。
大吉岭茶文化历史
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大吉岭的茶叶在中国和印度本土的茶树品种（甚至是两者兼而有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领导的政府继续派出资源发展茶业这部分印度。虽然该地区茶园数量增加，茶园数量增加，茶叶产量增加，但它从未达到阿萨姆邦的茶产量。到目前为止，大吉岭的产量仅占印度总茶产量的1％。大吉岭经常被称为茶的“香槟”。像法国的反复无常的葡萄一样，大吉岭的茶叶作物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天气，土壤条件以及丛林种植的独特而多变的山地地形。像法国的香槟标签一样，必须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的茶园种植，栽培，生产，加工和加工茶叶，称为大吉岭茶。
尼尔吉里茶文化历史
在大吉岭兴起的同样中国茶树种子被送到印度南部的泰米尔邦的尼尔吉里（蓝山）山进行试验性种植。高海拔地区虽然没有大吉岭那么严重，但是它是相似的，所以它证明了一个肥沃的茶叶生长地区。
虽然增长区域和茶庄的规模与大吉岭相似，但尼尔吉里茶本身从未获得过阿萨姆邦和大吉岭茶所声称的茶叶的威望或价格。尼尔吉里的茶大部分注定要进入东欧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是比英格兰和美洲小的饮茶国。这些国家也没有像其他全球消费者那样要求茶品质相同，因此尼尔吉里茶的生产质量受到影响。快速推进150多年，尼尔吉里的分销范围和质量经历了巨大的改进。现在尼尔吉里约占印度总茶叶产量的25％，其中约50％出口到英国和欧洲。
虽然尼尔吉里的高海拔地区与大吉岭相似，但地形和气候不那么极端，有更多的降雨和热带天气。它毗邻印度洋而不是希拉亚，因此该地区遍布茂密的森林，热带丛林，清凉的薄雾山谷，阳光明媚的高原，以及由众多溪流和河流喂养的草原。
该地区拥有两个国家公园和四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构成了印度最大的Nilgiri生物圈保护区。在公园和蜜饯之外，尼尔吉里大多是种植园区。该地区70％以上的地区都致力于茶园。印度种植的一些最着名的香料可以在这里找到：豆蔻，肉桂，丁香，肉豆蔻，胡椒和香草。
尼尔吉里的季风季节，具有明显的干湿期，为茶叶的生长和采摘制定了时间表。热带气候允许全年采摘和生产，但最好的尼尔吉里茶是在11月和3月之间收获的茶。中国茶树品种已适应其热带环境，生产出丰富深色，浓郁叶片的丰盛灌木，使茶色泽浓郁，风味浓郁。茶种植于柏树和桉树以及各种香料中，这些都影响茶的香味。与大吉岭相比，这是一种高产作物。味道和产量比大吉岭和阿萨姆更可靠。
没有目睹其茶文化，你就无法访问印度。Masalachai（五香茶）是几乎在印度每个角落消费的饮料。虽然它在各处都消耗殆尽，但根据该地区，城镇或准备它的人的习俗，才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调味和准备。尽管十年前一种“拿铁咖啡”的概念仅仅在西方消费者中流行起来，但用牛奶和糖酿造的茶一直是印度人生活的一种方式，超过一百年的时间，可能会持续一百多年。印度在茶水中加入牛奶、糖、薑、胡椒和各種香料，如豆蔻、桂皮、丁香等，这种茶更由印度裔人传入美国。
历史上晋商茶叶战争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
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历史上，漳州的茶叶出口
漳州历史悠久，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史能够考据也自唐始。同样的，漳州茶出口的历史也很早，在明朝中叶甚至达到顶峰，因此，海上茶叶之路申遗，漳州不遑多让。昨日，记者走访漳州市多位茶文化专家，了解到漳州茶文化出口的相关历史。
[证据一]漳州茶很早到了南洋所谓海上茶叶之路，顾名思义，应该是指茶叶通过海路运往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一级评茶师、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学院）教务处处长蔡烈伟说，从我国茶叶出口的历史事实来看，茶叶是先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后来才到欧洲的。
史料记载，宋朝时茶叶经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沿海城市从海上传入南亚。到元、明以后，中国茶才经南亚地区传到西方的欧美国家。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形成。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以南洋诸国为中介通往地中海和欧、非各国的海上茶叶之路发展繁荣起来，茶叶成为18世纪直至19世纪后期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于漳州而言，茶叶也早早漂洋过海到南洋。明朝（1368年1644年）中叶，漳州的茶叶就远销东南亚。漳州市茶叶协会秘书长黄艺辉介绍。《海澄县志》也有记载，到了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已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也陆续兴起。
[证据二]出口曾居全省之冠随着漳州茶业的不断发展，至明朝已呈现出繁盛的景象。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漂洋过海。明中叶海澄月港已成为福建外贸大港。黄艺辉说。
据了解，当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货物，虽然史书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是据万历三十七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和《华夷通商考》中关于福建省输出海外的商品等有关记载来看，除了丝织品、陶瓷、糖、果品外，还有茶叶。《海澄县志》也记载，明朝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300吨，居全省之冠。
到了清末，漳州茶叶更加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毗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黄艺辉说。
黄艺辉介绍，当时漳州一些大茶庄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
[证据三]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尤以武夷、安溪地名重于世，然而很少人知道，其最早的制作技术却源于漳州。漳州市芗城地方志委陈侨森认为，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
明末清初，漳州茶叶商在武夷经营茶业，使漳州的乌龙茶制作工艺传入武夷。安溪的乌龙茶制作技术则是学习武夷，故说乌龙茶的半发酵制法源自漳州。不过那时不是叫乌龙茶，漳州茶商标名漳芽、漳片，《武夷山志》载有小种、花香、工夫、松萝诸名。当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不是偶然，而是漳州人讲究品茶、精心研制，逐渐改进的结果。
陈侨森说，从明末清初释超全（俗名阮旻锡）所作的《武夷茶歌》及《安溪茶歌》可看出漳州乌龙茶工艺的外传。从《武夷茶歌》中的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各异和《安溪茶歌》中的迩来武夷漳人制可以看出，当时武夷岩茶制作技术是仿效漳州，也可能是漳州茶商到武夷山利用当地茶叶原料加工乌龙茶，客观上向当地传播了乌龙茶制作工艺。同时也可以说，漳州制茶工艺传入武夷山的时间至少在阮旻锡作《武夷茶歌》之前，即1670年前，距今已有300多年了。
《武夷茶歌》较详细地介绍了武夷岩茶的细腻工夫。《安溪茶歌》则进一步介绍这技术的传统，歌中说武夷（茶叶）漳人制，并且说溪茶遂仿岩茶样，这无疑证明安溪茶的制作技艺是效法武夷岩茶。今人陈彬藩先生、倪郑重先生都确认了这一点。
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爆发。
明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10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14世子孙的诏书，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五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堡战事之后不到11年，1584年3月的17次马匹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29次黄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诱发全球茶叶贸易战
1644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年，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1690到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东印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100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更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往中国汇聚。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
引发中英鸦片战争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世纪初一两银子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换率竟达到1600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初期的30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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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名茶
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贡茶院，皇室对茶的需求特别大，在今天的浙江湖州有顾，后来不够，陆羽又推荐了阳羡茶，那个时候的茶必须在清明之前送到皇宫。时间很紧，从浙江到当时的唐长安，十日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四千里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类似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除了这些陆羽发现的，还有蒙顶茶--四川雅安--中国雨都，有三个有名的雅雨、雅女、雅鱼堪称雅安三绝，蒙顶山不输于这三绝，雅安是第一个种茶的地方，很多文人都非常喜欢蒙顶茶，到现在为止，蒙顶茶依然是黄茶翘楚。白居易就写过《琴茶》：
琴茶
白居易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茶最早出现的应该是晒青绿茶，唐朝主流是蒸青。晒青的干燥方式是晒干，蒸青是杀青的问题，用蒸汽把青涩的味道去掉。炒青和烘青就出现较晚，它们主要是干燥方式的问题，即炒干还是烘干。其它茶类出现得更晚，基本上明朝之前是绿茶。到了明朝，根据不同的茶树叶子，人们找到了很多新的加工方式，这种新的加工方式就出现了新的茶类，基本茶类有六类。
绿茶
绿茶的加工方式比较简单--杀青、揉捻、干燥，，但是每一种加工方式的杀青、揉捻、干燥是不一样的，比如西湖龙井是扁状的，碧螺春是条索状的，而且这些茶的加工方式的出现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家茶农，收集了很多茶叶，还没来得及加工，就堆在那里。来了一个军队，没地方住，就住在树叶上，结果一受热就发酵了。其实很多茶的出现都是非常偶然的，等后人记载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当时的情况很远了，所以这些传说本身，它也是茶文化的组成部分。科学的记载是茶文化，民间的传说也表现了劳动人民自己对所创造的财富所体现的一种智慧中的自我欣赏，它也是一种文化。
黑茶
黑茶也是很偶然的，代表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普洱茶。汉民族基本不喝，基本是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喝，比如老青砖。黑茶和其它茶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喝茶，和我们喝茶不一样，我们喝茶是一种生活的点缀，黑茶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肉食乳饮，他们缺少维生素，只有靠茶来补充。黑茶也发酵，但他是后发酵，先做成绿茶再发酵，据说是茶马古道运到西藏，几千华里，气候变化特别大，更重要的是，还下雨下雪，一下子茶就受潮了，就发酵了，结果黑茶更受欢迎。在一片风景如此秀丽的地方出产的东西，却天然属于那些极寒和酷暑轮流交加的地方，属于那些举杯豪饮、纵马驰骋的人们。你能说出其中的缘由吗？这就是老青砖茶。
黄茶
黄茶也很有意思，黄茶的基本工艺流程和绿茶是一样的，但黄茶是绿茶加工不当造成的，热的茶堆在一起，闷黄了。但后来发现有的地区有的茶树做成黄茶更好喝，黄汤黄叶，有一种类似于粮食的香味，除了蒙顶黄芽，就是君山银针。但是君山银针很珍贵，它有三起三落的特点，所以一般极难获得。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下）
无茶的茶商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