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螺春冲泡置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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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运制置茶盐使[Tea-salttransportingandmanagingofficer]宋代职官名。简称制置茶盐使。
发运司是北宋重要官署之一。初置于京师，后设局于真州、泗州，主持东南六路漕运，搬运茶盐只是其附属职能。
至道元年(995)，发运使制置茶盐体制已确立。发运使职名中以制置茶盐入衔。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五记其事云：朝廷遣杨允恭、李廷遂、王子舆为江淮、两浙发运使兼制置茶盐，就淮南创为局，后兼领荆湖路，又旋加都大事，后废。景德中复置，迄今事权尤重。在发运使兼制置茶盐的体制下，诸路转运司亦兼领茶事，在福建、淮南路尤其如此。
发运制置茶盐司实总东南诸路茶盐事，开都大提举之先河。在发运司兼制置茶盐体制下，路设提举榷茶事或提点茶盐之职，州军设监茶务、监茶场或监茶税、同监税之类名目。发运制置茶盐使在北宋百年东南茶禁榷时，是权重事专、地位显赫的职位。至南宋，随着茶引法的推行，其事权大部为监司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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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处所之官焙
官焙[Officialmanufacture]亦称贡焙。
官府设置的采制茶叶的场所。唐宋私焙的对称。由朝廷命官管理，负责造茶人贡。宋代官焙在建安(今福建建瓯)北苑凤凰山，有龙焙、正焙、内焙、外焙、浅焙之分。初以制龙凤团茶为主.故又称北苑为龙焙或正焙，其他离正焙较远处的为外焙，距正焙不远在山内出的为内焙或浅焙。宋代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又引丁氏旧录云：官私之焙，千三百三十有六。，而独记官焙三十二。具体为东山之焙十有四，南溪之焙十有二，西溪之焙四，北山之焙二。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建溪龙茶，始江南李氏。号北苑龙焙者，在一山之中间，其周遭则诸叶地也。居是山，号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则日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宋代赵佶《大观茶论》：世称外焙之茶，脔(luan块)小而色驳，体耗(枯竭)而味淡，方之正焙，昭然可别。又云：有外焙者、有浅焙者。盖浅焙之茶，去壑源为未远，制之能工，则色亦莹白;击拂有度，则体亦立汤。惟甘重香滑之味，稍远于正焙耳。
贡焙[Officialmanufacture]即官焙。
龙焙Dragonmanufacture]见官焙。
正焙[Standardmanufacture]见官焙。
内焙[Insidemanufacture]见官焙。
外焙[Outsidemanufacture]见官焙。
浅焙[Simplemanufacture]见官焙。
揭秘茶与历代皇帝的不解之缘
中国是最早发现茶的国家，拥有着成千上万种茶叶。现代人喝茶的习惯也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上有很多喜欢喝茶的人，像是陆羽，更是有茶圣之名，就连古代皇帝也喜爱品饮上等好茶。但不是所有的历代皇帝都与茶有缘的，历代皇帝中与茶有不解之缘的又有谁呢?
一、宋徽宗与《大观茶论》
宋徽宗赵佶酷爱饮茶，精于茶道，善于点茶。在北宋大观年间，著有一部《茶论》，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帝的身份撰写茶叶专著，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书中记录了宋朝浓厚的饮茶风气天下人都用茶来宴席宾客，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无不沐浴在茶水之中，受茶水的熏陶，推崇茶水的高雅、宁静。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在其所著《茶史漫话》中也认为：正是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
二、朱元璋与散茶发展
明代的贡茶数量有增无减，茶区百姓受尽贡茶之苦。加之,到了明代，各地散叶茶不断发展,而且不少茶叶质量已超过团饼茶，而且制作方法简便，不像团饼茶那样耗时费工。在上述背景之下，明太祖朱元璋根据若干奏章的反应，了解了真实情况后，决定对贡茶进行改革。从此不再进贡团饼茶，更换进贡散叶茶，减轻茶农的劳苦。
从中国茶类的发展来看，朱元璋的诏令确实对当时散叶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各地名优散茶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现今遗存并继承发扬的各种历史名茶，都与明代大力发展散叶茶有关。因此,明太祖朱元璋罢造龙团的这道诏令，无疑对中国名优茶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三、康熙与碧螺春
据说洞庭东山有座碧螺峰，石壁里生长着几株野茶树。每年春天，当地的老百姓都会背着茶筐前去采摘，炒制饮用，如此数十年，不见饮用者出现任何异状，当地百姓身体较之其他地区还更为健康、强劲。康熙朝的某一年，到了摘茶时节，老百姓又来采茶，茶叶长得特别茂盛，采多了筐装不下，只好把茶放在怀里。没想到茶受到体内热气蒸熏，突然散发出浓烈的异香，采茶者不约而同惊叫起来：吓煞人香!意思是香到极点了。于是，这种茶便叫做吓煞人香。
康熙三十八年，皇帝南巡，巡抚宋荦负责迎接。宋荦是著名诗人，精于书画，也擅长品茗。他深知康熙不喜铺张，眼下又是仲春时节，便令下属去买吓煞人香。康熙来到太湖，正陶醉在洞庭东山的秀丽风光中，宋荦进献了吓煞人香。只见茶条索紧结，卷曲成螺，白毫显露，银绿隐翠，煞是可爱。一经冲泡，恰似白云翻滚，清香袭人。品饮下来，更觉鲜爽生津，滋味殊佳。康熙随后问此茶何名，宋荦奏曰：此乃当地土产，产于洞庭东山碧螺峰，百姓又称之为吓煞人香。康熙说：茶是佳品，但名称却不登大雅之堂。朕以为，此茶既出自碧螺峰，茶又卷曲似螺，就名为碧螺春吧!于是，好茶便有了一个相匹配的美丽名字：碧螺春。
四、乾隆与龙井茶
史载，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到杭州，曾四度到过西湖茶区。他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龙井茶时，赞赏茶叶香清味醇，遂封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并派专人看管，年年岁岁采制进贡到宫中，御茶至今遗址尚存。乾隆十六年，他第一次南巡到杭州，在天竺观看了茶叶采制的过程，颇有感受，写了《观采茶作歌》。
乾隆皇帝不是死在任上，而是知老让位的。传说在他决定让出皇位给十五子时，一位老臣不无惋惜地劝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呵!一生好品茶乾隆帝却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这也许是幽默玩笑之语，也许是我应该退休闲饮之意，或者是兼而有之。
茶为民用 等于米盐
茶与文人雅士结上缘，有了文人茶道;茶入佛门，有了禅宗茶道;茶融入市井，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于是便有了中国特色的市井茶道。
市井饮茶之风，起自于唐宋，一直持续到现今，形成了具有平民化色彩的茶道。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由此可见，早在一千多年前，茶在百姓生活中就已经成了像粮食和盐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必需品。另一位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还把茶列入了老百姓开门必需的八件事，他在书中记道：开门八件事：柴、米、油、盐、酒、酱、醋、茶。
到了元代，八件事被砍去一酒字，变成了七件事，茶在百姓生活中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元杂剧《刘行首》第二折中唱道：叫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后两句话流行至今，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了老百姓的治家格言。无论宋代的八件事，还是后世的七件事，茶是不可或缺的，这正是中国茶道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茶，文人骚客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明代画家唐伯虎在穷困潦倒时，就尝到了没有茶的日子是多么痛苦。他在《除夕口占》中自嘲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大年三十，由于无米无茶，屋子里冷冷清清，这位得意时点秋香的唐伯虎只好溜到山后寺庙里去看梅花了。可见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开机械制茶之先河
民国时期，景东有惠平号、义兴号、广华农、德茂祥、德安号、三益合作社等十余家商号，茶叶销量三千驮（一驮约六十千克），福德茶庄千两茶柱享有盛名。墨江有兴华茶厂、华盛昌、广生祥、原信昌等茶叶商号。江城有福泰隆、鸿顺、泰来、兴华祥、福泰昌、国兴昌、永茂昌、四合公、仁和祥、群记茶庄、敬昌号等茶叶商号，群记茶庄和敬昌号均为名牌，为港台茶人所推崇。
民国十五年(1926)，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茶叶商号也随着回迁。普洱府、道兴衰更迭，茶叶商号几度迁延，但普洱茶的生产和销售却一直十分兴盛。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加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普洱茶庄商号相继歇业，普洱茶生产跌至低谷，进入了衰落时期。
民国时期佛海（今勐海）的普洱茶生产也有很大发展，民国二十七年(1938)，李拂一主张小茶庄联合，得到支持，于是由可以兴、时利和、大同、利利、复兴等茶庄参加，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年产紧茶二万多驮。次年，为解决抗战物资贸易之需，云南省财政厅在勐海创立思普茶业公司所属普洱茶叶试验厂，委任白孟愚为厂长，同年5月，中央经济部采纳李拂一先生的建议，派中国茶叶专家范和钧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佛海成立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生产机制茶。范和钧到佛海后，派人到印度学习茶叶栽培及制茶新方法，并向外采购了部分制茶机械，然后边建厂边生产，两年后，云南的机制茶即告问世。同时佛海茶厂在临时搭建的厂房里，收购民间茶青制造了第一批普洱茶，试制成功了云南红茶、中茶牌圆茶等，促进了当地的普洱茶生产和贸易。
历代制壶艺人在紫砂装饰上的探索
清代朱琰撰《陶说》一书，原始篇罗列了记载古陶发展的典籍，由记录可知上古陶器之发展皆以实用为本，偶有为审美而装饰亦浑朴简洁，仅以稚拙的动物纹样或抽象的线条形式出现。李泽厚先生则在《美的历程》中分析说，此种抽象化、符号化的装饰并非只为了美观装饰而无具体含义和内容。他以为这些纹饰是具有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即这些形式之美里已经融入内容，即西方美学家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就是说，看上去似乎是纯形式的装饰，其实已经融铸入内容和意义，并固化下来。这种审美传统对于中国后世器物装饰影响深远，它提醒人们装饰和器物的协调，实用和审美的相融。
紫砂器本自实用而起，在自宋而明的几百年间多为大件生活实用器，如粗陶的煮水罐、贮水罐等。诚如朱彝尊《陶砚铭》所言：陶之始，浑浑尔，紫砂陶的创始阶段亦是浑浑茫茫而极少装饰的。但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泡茶法的兴起，紫砂壶艺也随之勃兴，至明中晚期，受文人艺术家影响，紫砂壶改大为小，几成文房清玩，故而紫砂装饰也为匠人们所重视而有了长足发展。于琨撰《重修常州府志》说：壶则宜兴，有茶壶澄泥为之，始于供春，而时大彬、陈仲美、陈用卿、徐友泉辈踵事增华，并制为花罇、菊合、香盘、十锦杯子等物精美绝伦，四方皆争购之。此语之意即供春始创之后，在时大彬及其弟子的努力下，紫砂壶渐趋精美，装饰多样。因此紫砂装饰的日益丰富精美成为其为人所喜的重要外部原因。《阳羡砂壶图考》之序分析紫砂壶备受推崇的原因有三，其二、其三皆与装饰有关：名工代出，探古搜奇，或仿商周或摹汉魏，旁及花果，偶肖动物，咸匠心独运，韵致怡人，几案陈之，令人意远历代文人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镌以花卉或钤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书法不群，别饶韵格。这段文字所述几乎涵盖了传统紫砂装饰的各种手法：陶刻、钤章、雕塑（堆雕、镂雕、浮雕）、贴花、泥绘、彩绘、彩釉、镶嵌等等。再加上影响较小的印花、剔红、包漆描金、绞胎、包锡、铺砂、磨光等装饰手法，可以看到历代艺人在紫砂装饰上的孜孜以求。但总体概括起来，紫砂壶装饰风格可分为《阳羡砂壶图考》序言所说的两大类：一类即是注重外在象形装饰的花货风格，多使用雕塑、贴花等手法，甚或彩绘彩釉，富丽堂皇；另一类则注重文化内涵，多用书画陶刻，偶有泥绘，集诗书画印为一体，凸显文人趣味。
前文多有论及清中前期的彩绘、彩釉、描金等装饰手法和清代中、后期兴起的包锡、镶玉、镶铜、磨光等装饰手法，故此文仅就花货类装饰和文人壶装饰展开，略述历代艺人在这两类作品装饰手法上的探索。
先说文人壶主要装饰手法：陶刻。它是极早的陶瓷装饰手法，始于上古。而紫砂陶最早的刻绘装饰则见于蔡司霈所着《霁园丛话》：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此段记载存疑，即便所记可信，此物是否为元末孙高士遗物亦难定论。但如果说，到了明代万历年前紫砂铭刻兴起则可确定。时大彬是第一位在紫砂铭刻上做出贡献的陶艺家。《阳羡茗壶系》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次则李仲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已。仲芳亦代时大彬刻款，手法自逊。其后的陈用卿则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落刀工。稍后的陈辰是紫砂行业中的书法名手，也算是留名的第一位专职陶刻家吧，史载他工镌壶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家之中书君也。即多代其他工匠刻款。《阳羡名陶录》则记载了另一陶刻高手项不损，说他的款识有晋唐遗韵，即使是时大彬、李仲芳也难比得上。晚明沈子澈制壶开始出现在壶底刻铭文，其所制菱花壶，底款为石根泉，蒙顶叶，漱齿鲜，涤尘热，极合茶意而有文采，是早期极得神韵的佳铭。
入清之后，徐次京、惠孟臣、葭轩、郑宁候书法都很好。清乾嘉时期着名书画、篆刻家张燕昌说，见过八分书雪庵珍赏徐氏次京壶款，笔法古雅。同时期的文人吴骞见到壶底刻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边署孟臣制款的砂壶，字为行书，笔法似褚遂良。稍后的陈鸣远虽是花货大师，但其陶刻水平亦甚高，且首创了壶腹上镌刻铭文的装饰手法。其代表作之一的四足方壶上就有着名的陶刻铭文且饮且读，不过满腹，又有南瓜壶铭：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张燕昌在《阳羡陶说》中评价陈鸣远铭刻时说：余独赏其款字有晋唐风格，盖鸣远游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见一壶底有铭曰汲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上述史料可证实，至清前期，陶刻装饰已渐趋成熟，出现了一些擅长刻款的名家，但早期铭刻多限于名款，铭文刻绘装饰则多刻在砂壶底部，如《茗壶图录》里刊入萧山市隐壶，壶底亦刻有闭门即是深山句，篆书笔法；渔童樵青壶则刻有吟花咏月，品竹评茶句，都极具文人趣味。《茗壶图录》又有专章款识，概括了紫砂壶早期刻款的基本特点：款识或以诗句，或以古语，或以姓名，或以别号，或以堂、亭、斋、馆诸号。或印或否，书体不一，大抵用真、行、草，间有用篆、隶者。印文有朱白、肥瘦诸体。可以说，乾隆嘉庆年间，紫砂壶陶刻装饰上各类书体皆备，已颇显主人志趣。但此时的陶刻仍以款识为主，壶腹上的刻绘不多，装饰性不强，尚未成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装饰手法。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的陈曼生出现，才使紫砂陶刻装饰出现了质的飞跃，他在铭文、书法、篆刻间尽情发挥，使陶刻几乎成为文人壶的独特标志，也成就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佳话，将陶刻装饰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茗壶图录》记录有一款极珍贵的曼生壶绣衣御史一粒珠，其铭文曰：中有智珠，使人不枯，列仙之儒。其后朱石梅、瞿子冶、梅调鼎等文人和众多陶艺名手合作，将国画之山水、花鸟、人物亦移植于壶体，更丰富了陶刻装饰的内容和手法，终于完全确定了紫砂文人壶这一流派。从陈曼生到梅调鼎的文人壶创作，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陶刻传至民国则有大师任淦庭，他是一位陶刻装饰艺术大家，能书会画，工笔写意兼备，作品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又不乏民国紫砂所特有的民间趣味。任淦庭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在解放后培养了一大批陶刻好手，如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等人。这批弟子及再传弟子是当今紫砂陶刻的主力。而现代紫砂陶刻，已不仅仅满足与对紫砂壶进行装饰的从属地位，大有脱离砂壶而成为一门独立艺术表现形式之趋势。值得一提的是陶刻题铭的装饰手法需与壶与茶都相契合方好，如曼生制铭多能切茶切壶，还能切合壶型，极独到。若滥用前人诗句为铭，又与茶、壶都不相契，只会令人生厌，不如不刻。
因紫砂茗壶本为百姓日用，他们多喜花货，故而花货制作技艺便成熟较早。花货所需堆雕、镂雕、浮雕、贴塑、印花等装饰手法相对于陶刻装饰来说也成熟较早。颇为神秘的紫砂壶首位大师供春所制树瘿壶其实就是仿生类花货。史载其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用手指在壶坯内外不断捏按，不就是所谓捏塑吗？这和羊角山宋代古窑址出土残器龙头形壶嘴一样，都使用了较为古老的捏塑法。因其法较为粗糙，故供春壶体上才隐约可见指螺文。可以说，捏塑是最早的紫砂装饰手法。最早的紫砂艺术专着，写成于晚明的《阳羡茗壶系》对早期花货名家多有记录。其中所载紫砂明四家中，即有董翰，号后溪，始造菱花式，已殚工巧的记录。董翰菱花壶已不可见，想必会用到雕塑法来展示菱花花瓣之美，或亦兼具筋囊之力道。徐友泉是时大彬的弟子，制壶风格却和老师不大同，时大彬质朴而徐友泉精美。徐氏极善创制壶型和调配泥色，使用多种装饰手法制作蕉叶、莲方、菱花、垂莲、大顶莲等壶，皆精细。晚明另有艺人欧正春，多规花卉果物，式度精妍。稍后的沈君用在壶式上继承欧正春一派，至尚像诸物，制为器用。不尚正方圆，而笋缝不苟丝发，可见其制作之精。晚明花货制作的集大成者是陈仲美，他本是景德镇陶工，后来至宜兴制作紫砂壶，重锼叠刻，细极鬼工，壶像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至塑大士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璎珞花蔓，不可思议。从此段记载可见其制壶时使用雕塑、镂雕、刻绘等技法已达于纯熟，可以想见的是陈仲美大概把景德镇的瓷器装饰手法移植到了紫砂壶上，为推动紫砂壶装饰手法的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花卉果物制作，主要靠捏塑、堆雕的手法，使壶体装饰更具立体感，富有生活气息。有的壶上所雕物件甚至可以活动，比如鱼化龙之龙头，荷花壶之莲子等，惟妙惟肖，趣味盎然。万历间宜兴文学家吴梅鼎所撰《阳羡茗壶赋》对这些明代大师的装饰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仲美之雕锼，巧穷毫发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画求其美丽，争称君用离奇。花蕊婀娜，雕作海棠之盒（沈君用海棠香盒）；翎毛璀璨，镂为鹦鹉之杯（陈仲美制鹦鹉杯）；捧香奁而刻凤（沈君用香奁）；翻茶洗以倾葵（徐友良葵花茶洗）；瓶织回文之锦（陈六如仿古花樽）；炉横古干之梅（沈君用梅花炉）。可以说，晚明时期以雕塑、镂雕、浮雕、贴花为主的紫砂装饰已基本成熟，为清代紫砂壶装饰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清初的许龙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花货大家，工于花卉、象生，在日人奥玄宝所着《茗壶图录》中记录了他的多款茗壶，其中倾心佳侣一壶即采用了堆雕的装饰手法。又有项圣思，能制陶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把花货作品，也把紫砂雕塑类装饰手法推向极致的大师是康熙时期的陈鸣远。他综合雕塑、贴花、镂雕、浮雕等手法创造了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神话。清代着名诗人、画家汪文柏的《陶器行赠鸣远》诗云：荆溪陶器古所无，问谁作者时与徐。泥沙入手经抟填，光色便与寻常殊。后来多众工，摹仿皆雷同。陈生一出发巧思，远与二子相争雄。对于陈鸣远的创造，是可以和时大彬、徐友泉争雄的。而大文人査慎行用诗句直接描述经陈鸣远雕塑的花货作品：梅根已老发孤芳，莲蕊中含滴水香，可以说陈鸣远的壶艺已臻化境。《清代紫砂壶时代风格的流变》一文已对陈鸣远的装饰艺术多有论及，此处不赘述。自陈鸣远的高峰而下，由于清中期文人壶和光素壶的兴起，花货所需雕塑类装饰手法并无创新，基本在陈氏的巨大阴影笼罩之下，偶有名手，如杨凤年等人亦无大的突破。只嘉、道间邵大亨所制鱼化龙壶声名远播，其后黄玉麟、朱可心、施福生等所制皆可观。
入民国，冯桂林、朱可心、裴石民等人亦擅花货，装饰老练，多有佳品。民国期间流行花货百果壶、百果水盂之类紫砂器具，但制作精美的不多。现代善制此类百果壶作品的花货大师则属蒋蓉。蒋大师的作品除了具有陈鸣远对自然物象的艺术提炼之美外，最显着的特征是色彩的运用更为丰富。可能是受传统观念形变色不变的影响，陈鸣远的壶形虽千变万化、神鬼莫测，但色彩的变化并不明显。他似乎更为重视物的质感而不是色泽。蒋蓉就不同了，她充分利用紫泥、绿泥、红泥的调配所产生的绚丽多彩的色调，着力表现物象的色彩之美，看上去她的壶更拥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这种美在她的牡丹壶、荷花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蒋蓉的花货作品更具有了现代审美意识，她把雕塑手法在色彩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历代贡茶(下)
元朝贡焙，保留着部分宋朝的遗址，其中包括御茶园和官焙。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武夷山创建茶场，称御茶园，专制贡茶。据董志《武夷山志》(道光丙午年重刊)载: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数斤入献。十九年(公元1282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与之子久住，为郡武路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创焙局,称为御茶园。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后岁额浸广，增户至二百五十，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千饼。泰定五年(公元1328年)，崇安令张瑞本，于园之左右各建一场，扁曰茶场。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建宁总管暗都刺于通仙井畔，筑台高五尺，方一丈六尺,名曰喊山台,其上为喊泉亭,因称井为呼来泉。喊山者，每当仲春蛰日，县官诣茶场致祭，隶卒鸣金击鼓，同声喊曰:茶芽发,而井水渐满，造茶毕，水遂浑涸。迨至正末年(公元1368年)，贡额凡九百九十斤。
明代初期，贡焙仍因元制，到了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因此，下了一道诏书，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
《武夷山志》载: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诏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得碾揉为大小龙团，然而祀典贡额，犹为故也。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建宁太守钺嶫，因本山茶枯,令岁编茶夫银二百两赍府，造办解京，御茶改贡延平。自此罢茶场，而崇民得以少息，园寻废。
此后，明代贡茶正式革除团饼，采用散茶。但是，明代贡茶征收中，各地官吏层层加码，数量大大超过预额，给茶农造成极大的负担。根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太祖时(1368-1398年)，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到隆庆(1567-1572)初，增到二千三百斤。
对明代贡茶的弊端，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有个叫曹琥的进士,大胆向朝廷奏了一本，其名叫《请革芽茶疏》。文中对当时的贡茶引起的恶果，作了深刻揭露。疏文中说:
臣查得本府额贡芽茶，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贡，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迄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夺走山谷，以应诛求者，相对而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如镇守之贡，岁办千有余斤，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臣不容不为陛下悉数之。方春之时，正值耕蚕，而男妇废业，无以卒岁，此其为害一也。二麦未登，民艰于食，旦旦而促之，民不聊生，此其为害二也。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此其为害三也。亦或采取过时，括市殆尽，取无所应，计无所出，则又科剑财物，买求官校，百计营求，此其为害四也。官校乘机私买货卖，遂使朝夕盐米之小民，相戒而不敢入市，此其为害五也。凡此五不韪者，皆切民之深患，致祸之本源，今若不言，后当有悔，。
又据《枣林杂俎》载有当时贡茶的详细名目，节录如下:
茶，国家岁贡宜兴县芽茶百斤六安州芽茶三百斤广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县芽茶二十五斤浙江长兴县芽茶三十五斤嵊县芽茶十八斤会稽县芽茶三十斤永嘉县芽茶十斤乐清县茶十斤富阳县茶二十斤慈溪县茶二百六十斤丽水县芽茶二十斤金华县茶二十二斤临海县芽茶十五斤建德县芽茶五斤淳安县芽茶五斤遂安寿昌二县各茶五斤桐庐县茶五斤分水县茶一斤江西南昌府芽茶七十五斤南康府芽茶二十五斤赣州府芽茶十一斤袁州府茶十八斤临江府茶四十七斤九江府茶一百二十斤瑞州府茶三十斤建昌府茶二十三斤抚州府茶二十四斤吉安府茶十八斤广信府茶二十二斤饶州府茶二十七斤南安府南康县茶十斤湖广武昌府芽茶六十斤岳州府湘阴县茶六十斤宝庆府邵阳县茶二十斤武冈州茶二十四斤新化县茶十八斤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宁乡县茶二十斤益阳县茶二十斤福建省建安县芽茶一千三百六十斤崇安县茶九百四十一斤计天下贡茶四千二十二斤。
到了清代，贡茶产地已不局限于以某一地区为重心，凡佳皆进。有些地方名茶，因一次进贡而享尽殊荣，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时，巡抚宋荦购到朱正元独制的品质最好的吓杀人香茶进贡，康熙饮后，认为茶极好，但名字欠雅，因而赐名为碧螺春。自此，碧螺春名震四方，作为贡品，年年进朝。再如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南巡徽州时，当地老竹庙大方和尚进献了一种自己创造的茶，乾隆一高兴，便赐名为大方，后来，老竹大方即为安徽必贡之茶。
最典型的是杭州西湖龙井茶。相传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乾隆在杭州微服私访，在龙井狮峰品尝了胡公庙前茶树上所采制的龙井茶，感到香、味特佳，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声誉鹊起，每年贡数剧增，对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元、明、清贡茶，与唐宋时期相比，具有征贡区域宽，新产品多，随机性强的特点，同时，贡茶的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贡茶已不单纯是作为皇室饮品的特供物品，而已具有一种很强的政府向地方征收的实物税的性质了。
历代贡茶（上）
贡茶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贡茶使千百万茶农蒙遭苦辛，但贡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也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贡茶的起源
⑴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他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的严密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九贡。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西汉时期，贡茶的事迹逐步明朗化。如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檟笥，反映了茶在贵州生活中的地位；后来，还有反映西汉皇室用茶的文学作品，如《飞燕外传》所述:咸帝崩后，后夕寝中惊啼其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
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每为食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三国志?吴志》)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后来，又有晋温峤上表贡茶干印，茗三百斤(宋?寇宗《本草衍义》),温山出御荈(刘宋?山谦之《吴兴记》)的记载。
⑵地方的主动贡献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贡献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请看以下几条资料: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邦侔矣。(宋?赵明诚《金石录》)伪闵龙启中，里人张廷晖以所居北苑地宜茶，献之官,其地始着。(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两浙茶产虽佳，宋祚以来未经进御。李溥为江淮发运使，章宪垂廉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惟建州茶饼，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馀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这三条资料中，前二条表明了唐宋时期的贡焙制度的确立与这种由下荐上的进贡形式直接相关，也表明了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历代贡茶概况
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唐代之前，贡茶虽已年有所增，但在制度上未见有强制性的数量和质量规定，至唐朝开始，贡茶开始呈现其规模性，技术性和强制性了。
⑴唐代贡茶唐代初期，贡茶还是与征收各地名产同时进行的，开元以后，但随着皇室需量的增加和对品质要求的越来越高，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员为加官进阶极力推荐本地的优良茶叶，终于促使了贡焙制度的产生。
唐代贡焙的建立，还与陆羽及李栖筠的推荐有关，唐代宗因为宜兴每年的贡茶制造数量很多，超过生产负荷，所以下令长兴负担一部分贡额。自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开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并遣使督造。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顾渚贡焙岁造竟达一万八千四百八斤。随贡茶数额的增加，所付的劳役也多，据《元和郡县志》载:贞元(公元785-804)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顾渚贡焙的制茶工场有三十间，烘焙工场有百余所。顾渚紫笋茶造出之后，必须快马加鞭，在清明日前送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
唐代除了在长兴顾渚山设贡焙外，还规定在若干特定茶叶产地征收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个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个省的很多县份。由此可知，凡是当时有名的茶叶产区，都有茶叶进贡。进贡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直接的记录，但是在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因财政困难而出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一事来看，已经可知其数目之巨了。
唐代的贡茶名品很多，据唐代李肇所着《唐国史补》记载，有十余品目在全国知名度最高，如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岳州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夔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此外，还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和嵊县的剡溪茶等。
⑵宋代贡茶宋代贡焙重心由浙江移往福建后，在品质和数量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贡焙中的史品，其品质在团饼茶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贡茶对民间的茶叶生产与影响也更大。
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朝廷在建安，即今福建省建瓯县凤凰山麓正式设置官焙，凤凰山麓的北苑贡茶最为出名，列为皇室专供。到宣和年间，北苑贡茶中的龙凤茶盛极一时，同时，其他各种名堂的贡茶也令人目不暇接。
在至道初年与宣和年间一段时期里，宋代贡茶的发展有几个关键之处，颇令人注目。
首先，在宋太宗至道初(约公元995年)诏造石乳、的乳、白乳作为贡茶。到了宋真宗咸平初(约998年)，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造贡茶，专门精工制作了40饼龙凤茶，进献皇帝，获得宠幸，升为参政，封晋国公。此后，建州便岁贡大龙凤茶各二斤。
龙凤团茶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蔡襄(字君谟)任福建转运使，又将丁谓创造的大龙团改为小龙团，原来的大龙团是八饼为一斤，改制后的小龙团为二十饼为一斤，说明制作的精良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小龙团面世以后，极合皇帝的心意，于是，开始每年进贡。这种小龙团的身价极高，出品不多。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这种茶价值黄金二两，但黄金可得，而茶则不容易得到。
在宋神宗熙宁以后，北苑贡茶中又一种比小龙团更精美的茶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密云龙。密云龙一出，到了皇宫后近臣和皇戚们纷纷向皇帝索取，弄得皇帝烦恼之极。便一边叹气，一边说:下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来道:我要密云龙，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意智。宋神宗的一番牢骚传到地方上，于是，密云龙的身价更加上扬。
密云龙之后，贡茶求新求异的现象并未停止，而是以更快的速度，更加奇异的品类连续推出。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瑞云祥龙跃居密云龙之上，成为贡茶魁首。至宋徽宗双观(11071110年)初，皇帝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认为白茶是茶中第一佳品。此时，作为贡茶名品的，已由从一二只到了一大批。突出的如试新、贡新、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其中无比寿芽、试新和贡新合称三色细芽。自三色细芽出来后，瑞云祥龙已是屈居其下了。
但是，三色细芽还不是终点。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又一个善于造茶献媚的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创制了一种银丝水芽，即将已拣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丝然，其制方寸新,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园胜雪。龙凤贡茶发展到了龙园胜雪，其精美程度可算达到了一个极点。
在北宋160多年间，北苑贡茶的名品达到四、五十种。根据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的北苑贡茶名品有:
贡新銙、试新銙、白茶、龙园胜雪、御苑玉芽、万寿龙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年雅玩、龙凤英华、玉除清赏、启沃承恩、雪英、云叶、蜀葵、金钱、玉华、寸金、无比寿芽、万春银叶、玉叶长春、宜年宝玉、玉清庆云、无疆寿龙、瑞云翔龙、长寿玉圭、兴国岩銙、香口焙銙、上品拣芽、新收拣芽、太平嘉瑞，龙苑报春、南山应瑞，兴国岩拣芽、小龙、小凤、大龙、大凤、琼林毓粹、浴雪呈祥、壑源拱秀，贡篚推先、价倍南金、旸谷先春、寿岩都胜、延平平石乳、清白可鉴、凤韵甚高。
宋代同茶的制造场所称为焙，其中有官焙，也有私焙。宋朝初期从南唐移交焉的茶焙合计有1336焙，到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中记载建安官焙有32所。
宋代贡茶根据茶品，一年分十余纲先后运至京师。其中白茶和龙团胜雪最早，在惊蛰前即行采制，十日完工，以快马于中春(三月)运抵京师，号曰头纲。
北苑贡茶的采制技术十分讲究，根据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记载，其基本过程为:采茶、拣茶、蒸茶、洗茶、榨茶、揉捻、再榨、研茶、压模、焙茶、过沸汤，再焙茶，过汤出色，晾干。
⑶元、明、清贡茶无明清三代的贡茶与唐宋相比，在数量、质量及贡茶制度上，都呈平淡之势。这主要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民族性，生活习惯乃至茶类的变化等原因，使贡茶的封建礼制性质及唐宋形制规模遭到较大的冲击。
我国历代贡茶
贡茶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贡茶使千百万茶农蒙遭苦辛，但贡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也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①贡茶的起源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得严密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大贡。大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西汉时期，贡茶逐步明朗化。如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槚笥，反映了茶在贵族生活中的地位；后来，还有反映西汉皇室用茶的文学作品，如《飞燕外传》所述：咸帝崩后，后夕寝中惊啼其次。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仅，不合啜此茶。
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每为食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三国志吴志》)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后来，又有晋温峤上表贡茶干印，茗三百斤(宋寇宗《本草衍义》),温山出御荈(刘宋山谦之《吴兴记》)的记载。
②地方的主动贡献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贡献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请看以下几条资料：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邦侔矣。
两浙茶产虽佳，宋祚以来未经进御。李溥为江淮发运使，章宪垂廉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惟建州茶饼，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这三条资料中，前两条表明了唐宋时期的贡焙制度的确立与这种由下荐上的进贡形式直接相关，也表明了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③历代贡茶概况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