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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茶的历史
茶，是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与宋代。
中国茶融合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芬芳而甘醇。
1、发于神农
相传，神农氏有一次，先后尝了72种毒草，五脏若焚，四肢麻木，便躺在一棵树下休息。
忽然，一阵凉风吹过，掉下一片树叶落入口中，清香甜醇，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便将树上嫩叶采下再尝，咀嚼后毒气顿时退去，全身舒适轻松。
神农后来多次品茗，反复检查，于是他认定此树种为治病良药，并称“茶”。从此“茶”就在世间代代相传。
2、闻于鲁周公
《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著乎尚书······丹、漆、茶、眯······皆为贡品”。这说明在三千多年前，茶已作为贡品为世人所知。
3、兴于唐朝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这是唐代诗人卢仝所做的《七碗茶诗》，描述的正是唐朝饮茶的生活。
唐朝时期，经济繁荣，皇家重视茶业，佛教崇茶，文人写茶，为饮茶的风尚形成奠定了基础，留下的茶诗便有数百首。
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提倡饮茶，认为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由此，茶的地位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
4、盛于宋代
宋代是饮茶的鼎盛时期，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嗜茶成风。宋朝成为饮茶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
除了技艺高超的“斗茶”、“分茶”，此外还有民间的饮茶方式丰富多彩，民间的茶肆也是十分盛行。当时的都城临安，买茶的更是络绎不绝，往来如织。
5、明清的继续发展
明朝时期，品茶方式逐渐趋于简化，采用散茶代替饼茶，由于制茶技术的改进，各个茶区的种类日渐繁多。
黑茶，红茶，乌龙茶等，还出现了功夫小种，紫毫，白毫，兰香等名优茶品，极大的推动了茶业的发展。
到了清朝，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较大提升，出现的名茶约有40种，如：武夷岩茶、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新安松罗、云南普洱、闽红工夫茶、祁门红茶、六安瓜片、紫阳毛尖、天尖、庐山云雾、闽北水仙等。
各种新的饮茶器具不断涌现，除了生产传统的青花、素三彩、釉里红、斗彩等瓷器外，还新创了粉彩、珐琅彩等新品种。
除陶、瓷、金属茶具外，竹、木、牙、角等各种材质在茶具上的运用也是清代茶具异彩纷呈的特点。cy316.coM
盖碗是清代茶具的一大特色。
象牙制作的茶则、翻簧的茶壶桶、黄花梨茶壶桶、银胎錾珐琅茶盏、铜胎画珐琅提梁壶等等，把清代茶具演绎得更加多姿多彩。
饮茶主体从文人逐渐到平民，茶馆的普及让茶馆发展迅速，据记载，北京有名的茶馆就有40多家。茶文化从此深入市井，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的伦常礼仪结合起来，结合成一种高尚的名族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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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兴于唐盛于宋
茶兴于唐盛于宋。宋代的茶叶生产空前发展，饮茶之风非常盛行，既形成了豪华极致的宫廷茶文化。又兴起趣味盎然的市民茶文化。宋代茶文化还继承唐人注重精神意趣的文化传统，把儒学的内省观念渗透到茶饮之中，又将品茶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由此一直到元明清各代。与唐代相比，宋代茶文化在以下三方面呈现了显著的特点。
一是形成以龙凤茶为代表的精细制茶工艺。
宋代的气候转冷，常年平均气温比唐代低2-3℃，特别是在一次寒潮袭击下，众多茶树受到冻害，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于是生产贡茶的任务南移。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为了取象于龙风，以别庶饮，由此人贡，派遣官员到建安北苑专门监制龙风茶。龙凤茶是用定型模具压制茶膏并刻上龙、凤、花、草图案的一种饼茶。压模成型的茶饼上有龙凤的造型。龙是皇帝的象征，凤是吉祥之物。因而龙凤茶就不同于一般的茶，从而显示了皇帝的尊贵和皇室与贫民区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写道：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
宋代创制的龙凤茶，把我国古代蒸青团茶的制作工艺推向一个历史高峰，拓宽了茶的审美范围，即由对色、香、味的品尝，扩展到对形的欣赏，为后代茶叶形制艺术发展，奠定了审美基础。现今云南产的圆茶、七子饼茶之类和旧中国一些茶店里还能见到的龙团凤髓的名茶招牌，就是沿袭宋代龙凤茶而遗留的一些痕迹。
二是斗茶习俗的形成和分茶技艺的出现。
斗茶又称茗战。就是品茗比赛，把茶叶质量的评比当作一场战斗来对待。由于官廷、寺庙、文人聚会中茶宴的逐步盛行，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博帝王的欢心，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范忡淹描写茗战的情况说：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斗茶不仅在上层社会盛行，还普及到民间，唐庚《斗茶记》记其事说：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於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三五知己，各取所藏好茶，轮流品尝，决出名次，以分高下。
宋代还流行一种技巧性很高的烹茶技艺，叫做分茶。宋代陶谷《清异录百茶戏》中说：近世有下汤适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玩这种游艺时，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筅击拂，这时盏面上的汤纹就会幻变出各种图样来，犹如一幅幅水墨画，所以有水丹青之称。
斗茶和分茶在点茶技艺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就其性质而言，斗茶是一种茶俗，分茶则主要是茶艺，两者既有联系，又相区别，都体现了茶文化丰富的文化意蕴。
三是茶馆的兴盛。
茶馆，又叫茶楼、茶亭，茶肆、茶坊、茶室、茶居等，简而言之，是以营业为目的，供客人饮茶的场所。唐代是茶馆的形成期，宋代则是茶馆的兴盛期。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茶馆、茶楼也迅速发展和繁荣。京城汴京是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北方的交通要道，当时茶坊鳞次栉比，尤以闹市和居民集中地为盛。
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遇迫之，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茶馆有盛无衰，处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采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梦粱录》卷十三《铺席》)。《都城纪胜)说城内的茶坊很考究，文化气氛浓郁，室内张挂名人书画，供人消遣。《梦梁录》中也说今杭城茶肆亦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茶坊里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盐鼓汤;暑月添卖雪泡海花酒。
大城市里茶馆兴隆，山乡集镇的茶店茶馆也遍地皆是，只是设施比较简陋。它们或设在山镇，或设于水乡，凡有人群处，必有茶馆。南宋洪迈写的《夷坚志》中，提到茶肆多达百余处，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茶馆逐渐兴盛起来，茶馆文化也日益发达。
宋代文人著诗文歌吟茶事数量也众多，茶诗文中有涉及对茶政批判的，也有对茶艺、茶道进行细腻人微描写的。宋代的茶学专著也比较多，有25部，比唐代多19部。
宋画背后的茶饮风气“茶兴于唐，而盛于宋”
“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市民经济繁荣的宋代，正如南宋诗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说“盖人家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成为风靡全国的国饮。
茶事之盛，除了市民经济的发展，在茶文化专家沈冬梅看来，更多得益于从皇帝到文人士大夫的整体投入。自北宋太宗初年初步建立起北苑（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境内）官焙茶园起，宋代贡茶体系到徽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精雕细琢、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所写的《大观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与此同时，在贡茶体系影响下，宋人一改唐人的煎煮法，形成以点茶法为主的饮茶方式。唐人煎煮法的基本流程是，根据喝茶人数，先将适量的茶饼碾成茶末，待锅中的水烧到第二滚时，先舀出一碗，然后将茶末从锅心放入，同时用竹荚在锅中搅动，加入调味之盐，等水再开时，将之前舀出的水再倒回锅中。这种所谓“育华救沸”的方法，类似于今人煮饺子时的多次加水。茶水煮好后，分入茶盏供人享用。而点茶法则要将研磨好的茶末，事先在茶碗中以少量开水调成均匀的茶膏，之后一边注入开水一边用茶匙（茶筅）击拂。
这种原本源自福建建安民间的冲茶方式，逐步流行于全国。向来追求精细生活的宋人，又将在点茶基础上形成的分茶技艺，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陆游诗中所描绘的“晴窗细乳戏分茶”，代表士大夫雅致闲情的一项日常活动。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活方式精致之处的活动，便是在多幅宋画中所描绘的、宋代风靡一时的斗茶活动。
风靡一时的斗茶
较早以斗茶为题材的画作，主要有南宋刘松年所创作的《茗园赌市图》与《斗茶图》。据《南宋院画录》的记载，刘松年为钱塘人，居住在清波门（又名暗门）外，人称“暗门刘”。这位历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擅长山水，精通人物画，被后人将他和李唐、马远、夏珪并称为“南宋四家”。
《茗园赌市图》一般被视为中国茶画史上最早反映民间斗茶的作品。在画卷描绘的集市左侧，有四个提着汤瓶的男子在斗茶，一位端着茶盏刚刚喝完似乎正在品茶，一位正要举盏喝茶，一位拿着汤瓶正在冲点茶汤，一位喝完茶正在用袖子擦拭嘴角。而在画面右边，一位男子站在茶担旁一手搭着茶担一手掩嘴似在吆喝卖茶，茶担里摆放着很多汤瓶与茶盏，茶担一头还贴着“上等江茶”的招贴。画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手拿汤瓶、茶盏等茶具的男女，边往前走，便回头看四位正在斗茶的人。画面中人物生动，器物细腻，俨然一派南宋市民卖茶、饮茶的生活图景。在刘松年的另外一幅《斗茶图》中，四位身背雨具、提着汤瓶、挑着茶担的卖茶者在市郊相遇，遂在松树下架炉煮水，品茶斗茶。
刘松年创作此画时，北宋风靡一时的斗茶在南渡之后已渐消歇，因此画中所绘的斗茶图景，已然不是北宋蔡襄以来受建安当地风气影响所形成的“茶尚白、盏宜黑、斗色斗浮”的斗茶活动。画面中斗茶的核心显然更偏于对茶汤的品位，沈冬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斗茶的重心在宋代不同时期不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斗茶的重心不一贯，在时间跨度上的表现却不是连续的，在更多的时候，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并行的状态，即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如果所品评茶香的斗茶更易为今人理解，那么斗浮斗色的斗茶又是何种状态呢？一切还得回到早在唐末五代初时就在福建地区流行的斗茶风俗，也就是唐冯贽在《记事珠》中所说的“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入宋之后，流行福建当地的民间斗茶，借助贡茶之名，也因而很快流布全国，尤其在宫廷士大夫等上层社会中受到推崇。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蔡襄就任福建路转运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之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督造的北苑贡茶大龙凤团饼茶，早已成为誉满京华的精品。一生好茶的蔡襄到了建安之后，不但改进制茶工艺，用更为细嫩的原料，添创精美细巧的小龙团，还写成《茶录》两篇上进仁宗，论述北苑贡茶的茶汤品质与烹饮方法。
在《茶录》中，蔡襄便写到了建安民间斗茶的具体品评标准。如其在上篇《色》中所说“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清白者受水详明，故建安人斗试，以清白胜黄白”，便点出了宋人“茶色尚白”的品评标准，不过到了宋徽宗那里，这一标准被进一步细分为“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而《茶录》上篇《点茶》的记载：“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可见，斗茶的最终标准在于在茶末中注入开水，击拂之后产生的泡沫在茶盏内壁贴附的时间，时间越长，水痕出现越晚者，则获胜，这也正是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一诗中所谓“水脚一线争谁先”。茶沫吸附茶盏的专用术语叫“咬盏”，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其亦有明确解释：“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
斗茶所用的煎泡方式正是点茶，二者的技术要求与评判标准基本相同，唯一区别在于斗茶要在水脚生出的时间早晚上比较高低。而在宋人诗词中大量出现的“分茶”，实则是在点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高超技艺。这种源自五代时期的技艺，名曰“汤戏”或“茶百戏”，要求在分茶阶段的注汤过程中，用茶匙（茶筅）击拂拨弄，使茶汤表面幻化出各种文字乃至花鸟鱼虫的图案。这种神乎其技的茶艺表演，在注重审美享受的宋代备受推崇，甚至与书法、弹琴等技艺并举。
斗茶形成的标准，影响到了宋人点茶、斗茶的饮用茶具。由于宋代茶色尚白，为了取得较大的反差显示茶色，之前流行的白瓷青瓷便不太合适，福建当地建窑出产的黑色建盏，便更为适宜。由于建盏内壁有玉白色毫发状的细密条纹，一直从盏口延伸到盏底，类似兔毛，也叫兔毫盏。在蔡襄与徽宗的推重下，兔毫盏成为宋代点茶、斗茶的必备器物，也成了宋代点茶茶艺的代表茶具。在沈冬梅看来，白茶黑盏所带来的具有强烈反差对比的审美情趣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独具时代特色。饮茶方式与器物之间相互成就，也正是这个原因，学者扬之水发现，斗气风气的衰歇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亦大致相当。
四大闲事之点茶
刘松年的另一幅茶画《撵茶图》，则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人雅集中品茶观书作画的典型场景，还有点茶茶艺的整个过程。画面左侧的两人正忙于茶事，其中一人坐在矮几上，转动茶碾的转柄正在碾茶，一人手拿汤瓶正在桌边点茶。备茶的桌子上，井井有条地放置着茶盏、汤瓶、茶盒、竹筅、茶罗、盏托等茶具。画面右侧的一个僧人正在执笔作书，周围两人则坐在一旁欣赏。
点茶法，本是福建民间斗茶时冲点茶汤之法，其逐步成为宋代主流茶艺的原因，在沈冬梅看来，至少包含几个方面：“在蔡襄写成《茶录》并通过坊肆广为流传之后，由于皇帝如仁宗对北苑茶及其煎点方式的眷顾，由于龙凤茶等贡茶作为赐茶的身家日增，也由于文人雅士如蔡襄者流对建安茶及其点试方法的推重，也由于在大观年间徽宗赵佶亲自写成《大观茶论》再度介绍末茶点饮的方方面面。”
点茶法流行开后，上层人士形成的观念是，好茶一定要用点茶法来喝，不好的茶或者粗老茶以及某些地方保留的传统贡茶才会煎煮来喝。南宋诗人王观国在《学林》卷八“茶诗”条便写道：“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芽孽微细，不可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其煎吸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档。’丁谓茶诗曰：‘末细烹还好，档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吸之也。煎茶吸之者，非佳品矣。”而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中的诗句“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更嗔责家人不懂得建安好茶的点茶方法，而按四川传统习俗在茶中加入姜、盐煮饮。
扬之水考究两宋茶诗，发现在宋代的煎茶与点茶之间，还隐然有着清、俗之别。比如陈与义所写“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阮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玉楼春·青镇僧舍作》），陆游所写“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雪后煎茶》），都隐然暗含着一种清雅的诗情。来自器物层面的支持则在于煎茶一般用风炉与铫子，点茶则多用爎炉与汤瓶，而“与燎炉相比，风炉自然轻巧得多，当有携带之便，且与燎炉用炭不同，风炉通常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以曰‘藤杖有时缘石橙，风炉随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档雪花沸。阮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独有之雅韵”。可在沈冬梅看来，诗词之中的典故多有滞后的现象，古人惯用原来的意象和典故，描写业已发生变化的所指，仅凭煎烹等字眼难以判断实际饮茶方式。此外，当点茶法成为宋代主流饮茶方式后，社会已然形成好茶当用点茶法的观念，很难说传统的煎茶法更为清雅。
无论如何，让仆人携带点茶所需用具的差燎担子，已成为宋代上层士大夫外出游玩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收入《石渠宝笈三编》的一幅南宋佚名画作《春游晚归图》，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内容。画面右上方一座高柳掩映的城楼，对着城楼的林荫大道入口处是两道拒马杈子。大路上骑马的主人一副达官贵人的装扮，二名仆从作为前导，一人牵马，另外两名则在马侧扶镫，马后一众仆从负大帽、捧笏袋，肩茶床，扛交椅。又有一名仆从手提编笼，编笼中的东西为“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最后一个荷担者，担子一端挑了食匮，另一端是燃着炭火的爎炉，炭火上坐着两个汤瓶。显然，爎炉汤瓶，再加上其他用具，正是点茶必需的一套器物。
另一方面，点茶也逐渐成为文人家居之中不可缺失的生活享受。在一幅宋代佚名的《人物图》中，便表现了当时典型的文人书斋生活图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也是最能代表宋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四般闲事”。
只是，这套为宋人习用数百年的末茶茶艺，在明初太祖朱元璋下诏罢贡团茶之后正式消亡，除流传日本发展为其极具特色的抹茶茶道之外，在国内仅成为少数文人玩习的雅事。沈冬梅将其消亡的原因总结为四点：与自然物性相违；高制造成本阻碍普及；掺假制假影响上品抹茶的品质和声誉；点茶茶艺的泛化。从茶艺本身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正是宋人独一无二地认为榨尽茶叶汁液才能保持好的茶色与茶味，其背后精雕细琢的美学、不计成本的享受不难想象。然而，正如明人田艺蘅所说：“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硙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既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此后，散茶的时代来了。
原标题：宋画背后的茶饮风气
宋代茶史概述 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
茶税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茶经》），这一时期，茶叶制作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对品饮艺术的探索。
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斗茶与日本茶道有着显著的承袭关系。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
斗茶对于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茶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
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于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
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
宋朝的茶业，政府采取的是国营方式经营管理和控制，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于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外贸特权，为军队的供给做出了贡献。
生于南方兴于南方的中国茶
美丽的传说陆羽《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茶的发现者，同时他也是传说中的发明药物来治疗疾病的人。
神农氏为了辨别草物的药理作用，曾经亲口品尝百草。有一次他在野处考察休息时，用釜锅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锅里的水变成黄绿色。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其中的汤水，却惊奇的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得出了这种植物能够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
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传说中的神农氏，长着一个玻璃一样的透明的肚子，但凡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他喝了黄绿色的水这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转化为茶的发音。
来自巴蜀的最初记载在周武王伐商灭纣时，参加征战的巴蜀等南方小国部落就把茶作为贡品敬献给周武王。晋常璩着的《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这师，茶蜜皆纳贡之。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由此可见，中国有明确记录的茶事活动距今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
现在所能够看见的文献资料里面，有着确切的茶的记载的，最早并且最可靠应该是汉代王褒所撰写的《僮约》。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烹荼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已经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项，并且是用来待客的贵重之物，饮茶已开始在中产阶层中流行。
长江流域的文物明证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与茶相关的古代文物，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是茶树起源地的观点提供了明证。
近年来在浙江省上虞市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瓷器中，有壶、盏、杯、碗等器具，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器物当属世界上最早的茶具。这说明东汉时期饮茶已渐渐普遍。湖北省江陵县的西汉古墓中还曾出土过一些作为陪葬品的茶叶;湖南省的长沙马王堆中也曾出土过一只刻有茶字的青瓷瓮，这被考古学家推定为是人们用来贮存茶叶的器具。这表明在距今2000年前，南方王族已开始烹煮饮茶。
饮茶风气兴于南方我国何时开始流行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入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①。尚未见饮茶。......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只在南朝风行，北朝尚未以之为怪也，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摘自黄现fn着《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注①:原字是酉旁加也，既左酉右也。
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q《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jiǎ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
茶字的由来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的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陵的荼，颜师古注为: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彩纷呈，对同一事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茶叶原产地溯源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
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有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记载。
中国茶道为何兴于大唐
茶道因何兴于大唐
当我们为唐代文化人创造了茶道这一崭新的文化形式所深为感动时，不禁要问，他们为何选择了茶道?抑或茶道首先选择了他们?
无论是唐代文献还是茶文化史都表明，开元到大历(712-780年)是茶道发展的重要阶段。可以说，茶道的兴起和初步发展与大唐兴盛有直接关系，这是和唐文化的宏观风貌息息相关的。一方面，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了文化的地域之间和各门类之间交流与发展;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打破魏晋以来的门阀统治，唐代文人士大夫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清新的空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充分展现了它的文明性、优越成分。贞观之治、武周新政和开元盛世使其达到极致、充分显示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充满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赞美肯定，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极度张扬和对平凡生活的诗意超越、汇纳四海的宏伟气魄、处盛世而发危言的精神成为唐代文化人的时代特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精神状态下，陆羽等创立了茶道这一新的文化形式，成为一种表达情怀、阐扬思想、体悟生命意义、张扬个性特点的活动方式，表现出吸纳儒、释、道三教之相近相同之处为一体的高度智慧，以极为高雅而又十分朴素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精神境界，以可观形式反映了抽象思想，以简朴的细节涵盖了丰富内容，使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形象化、物象化。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文人对宇宙旋律与和谐精神的深切把握。茶道，使中国文化人真正领悟诗情画意的生活，茶道使他们诗意地生活着。
茶道，反映了文化士大夫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雅的艺术情调。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展示了当时中国人文化生活的挺拔高度，展示了中国人那时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杰出成就。正因如此，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很长时间内，是文人茶道的黄金时代。
禅于悟 茶于雅
禅的精神在于悟，茶的精神在于雅。
悟的反面是迷，雅的反面是俗。由迷到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俗到雅也是一个持久修养的过程。
禅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性修养形式，其目的就是在于通过强化当下之觉照，实现从迷到悟、从俗到雅的转化。
一念迷失，禅是禅，茶是茶;清者清，浊者浊;雅是雅，俗是俗。
一念觉悟，茶即禅，禅即茶;清化浊，浊变清;雅化俗，俗化雅。
禅茶文化的精神是“正·清·和·雅”，这一种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哲学和理论学的社会化育功能。
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人生日用，离不开禅的关照与感悟，离不开茶的精清、淡洁、涤烦、致和修养功夫。
禅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体现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
感恩——用感恩的心态喝这杯茶，这杯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在其中充满人文精神，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相互成就、共融共济、同体不二的精神，化解戾气，发扬正气，成就和气。
包容——用包容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溶化到洁净的淡水中，变成有益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露，人间的正气和气就会在把盏相敬中得到落实。
分享——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培养我们推己及人的仁爱胸怀，想到人间还有诸多苦痛，想到社会还有种种缺陷，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爱奉献给对方，少一点私欲，多一分公心;少一点冷漠，多一份爱。
结缘——用结缘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以茶汤的至味，同所有人结茶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让法的智慧，佛的慈悲，茶的香洁，善的和谐，净化人生，祥和社会。
将正气融入感恩中，将清气融入包容中，将和气融入分享中，将雅气融入结缘中。
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凝集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与他人关系，发挥好禅茶文化的社会价值。
关建人 中国茶文化兴于唐代
“茶”这看似普通简单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其实是有很大变化的。在唐代（公元618~907年）以前的各类文字记载中，较少见到“茶”这个字，但不等于当时生活中就没有“茶”，不等于当时口语中没有“茶”这个发音。在比较接近古音的粤语里，至今还保留当时茶的概念——“头晕身热，执剂茶饮下啦；茶煲；凉茶；神农茶，有揸拿”等等。只不过当时的茶跟现在的茶，概念不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茶是泛称各种植物熬制的药饮。而且，当时“茶”还是有音无字，没自己独立的符号。“茶”要表达的文字意思包含在另外一个字——“荼”里面。
无论是从炎帝的“尝荼”或是从黄帝的“名荼”，“荼”在四千多年前已出现了。假如不考虑具体制作材料和概念的变化，仅仅就唐代以前“荼茶不分”，“荼”字含有茶义，可发茶音这点上来讲，说茶有四千多年历史。
但是，如果严谨点，从茶的概念何时接近现代的定义且相对确定，(比如茶是原产自江南，小叶灌木的叶制品冲泡的饮料)，或者从茶何时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文字符号，(荼字减了一“横”作茶，荼茶终于分家，各自表述)，从这些定位要求上来说，茶的历史就应自隋唐时算起，也就是一千多年。
茶为何至唐方兴？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商贸之发展。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呈现大唐气象。随着国家实力增强，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逐步确立，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商品往来，自然会频繁起来。再加上唐初实行的是低商税政策，大大刺激了商贸发展。茶作为带中原地区特色，具有“解渴消暑，利腹去毒，提神解困”等诸般功效的大唐标志性商品，在中外、中边（中原与边区）贸易上担当主角是必然的。随着唐代整个宏观经济的大发展，带动茶叶的销量和产量空前增加，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文化之丰起。众所周知，我国唐代的文学，包括其内容和形式的丰富与兴起是空前的，当时良好的文化氛围也是空前的。唐代的文人做了大量工作（唐文、唐诗、唐评弹说唱词等），确确实实是功莫大焉。具体到茶，大的文字就有陆羽的《茶经》，大的人物要谈到卢仝。陆羽是孤儿，从小被一位禅师收养并教他茶的知识。史书上说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他费时三十年写出的《茶经》有三卷，共七千多字，被称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经典专著。陆羽是公认的茶学、茶文化的始创者，他在中唐时期活了71岁，是“茶至唐方兴”的功臣。陆羽的学说影响非常深远，当时就发生过边区少数民族用1000匹良马换一部《茶经》的故事。
三是中国禅之借力而推动。而茶，作为一种本土文化意味很浓的物品，可以说是会意、理解、乃至协助禅的好伙伴。归根上讲，禅是形而上抽象的，而茶是形而下具体的，寻找合适的具体事物将抽象的道理表达清楚，当然是最好不过。茶的“清香淡泊、自然朴素、先涩后甘、韵味隽永”等特质，恰恰符合禅想要表达的道理。于是，茶很自然地被力求发展的中国禅看中并被借力了。(原题《茶至唐方兴－－漫谈吾国茶文化之流变》)
饮茶之风曾盛于唐代 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
原标题：饮茶之风曾盛于唐代 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
我国是种茶史、饮茶史悠长的大国，汉代已留下确凿的文字资料，其后饮茶之风盛于唐代，陆羽《茶经》的享誉不是偶然的。唐宋时期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此前此后的茶事掌故更无论矣。
我国又有最早的酿酒、饮酒的历史，远远早于品茗。
茶酒之事，两者的利弊得失可谓众所周知，却又未必都能循此而趋避之。三国时期吴国暴君孙皓嗜酒，而且又以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载见《三国志·吴书·韦曜传》。古人注酒以斗、升为容器计量单位，一升略似于一壶，“七升为限”不是上限，而是下限，即至少饮七升，饮不下则命人“浇灌”，群臣以此为苦。有一回却别有所为，仍见《韦曜传》：“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孙皓)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荈(chuan)谓荈诧，为茶字的切音；韦曜初得孙皓礼遇时，赐酒常得明减或暗减(暗中储茶以代酒)。但是，即便对韦曜，也大有变化，“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收曜付狱，是岁凤凰二年也。”同见《韦曜传》。曜被戮，别的臣子呢，“(孙皓常在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还不乏收缚入狱，“至于诛戮”者。
如今已有“公务活动不得吸烟、敬烟、劝烟”的规定，此亦大好事。酒为公共场所不禁，但饮否应当各行其宜；公务活动似可提倡不劝酒，劝酒容易滑向设置最低限量，而一旦设限也就有“上升空间”。
好饮的孙皓，硬逼他人不得少饮，那当然已经超越了“劝酒”，但还可以成为“劝酒”之戒。
以茶代酒如何？茶之利、酒之弊是明白的，以茶代酒亦即趋利避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