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史渊源和终结

发布时间 : 2019-11-30
茶马古道黑茶 八马乌龙茶 高马溪黑茶

茶马古道黑茶。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湟源--茶马互市 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茶马互市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以上便是有关茶马互市的相关历史信息,盛极一时终也消亡在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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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茶马互市”与张垣古堡(一)


曾是长城边防线上重要驻军城堡,后又成为张库大道上重要商业城镇的张家口堡,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区的发祥地,从2009年起,张家口市对这座已有580多年历史的古堡进行修复保护。日前,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古堡基本恢复明清风貌。

张家口堡最初是明朝的军堡,清朝开通大境门(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以后,这里逐渐由军转商,有外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 42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旱码头”。经过500余年的历史沧桑变迁,这座武文化与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洋文化交融的古老城池,重现了往日的生机。

修复工程耗资8000万元

据新华社、中国网、《河北日报》报道,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刘振瑛说,张家口堡始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为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朝隆庆五年起,张家口长城外形成了在历史上被称为 “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清代开通大境门后,从张家口通往蒙古、直至俄罗斯的被称为张库大道的国际商道开始形成并兴盛数百年,与大境门相距仅6里多地的张家口堡由“武城”逐渐演变成重要商业城镇。

刘振瑛说,张家口堡建筑文化表现出武文化与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洋文化等交融的多元化特点。现在的古堡占地约23公顷,东西长590米,南北长330米,目前有20条街巷、478处院落保持了原有格局,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重点院落有93处,包括当时的行政衙署、驻军机构、寺庙、洋行、票号、民居等。

从2009年起,古堡所在的张家口市桥西区启动了古堡保护修复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8000万元,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堡内8条街巷,及文昌阁、玉皇阁、抡才书院、康熙茶楼等11个重要景点进行了整治和修复。

据介绍,接下来张家口市桥西区将逐步对堡内93个重点院落进行全面恢复,并深入挖掘古堡以洋行、票号为主的金融史,恢复堡内各类金融机构建筑,将古堡打造成为以明清建筑、中外金融等为主题的博物馆。

张家口市因古堡而得名

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这座与张家口市同名的军堡,与其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所谓张家口堡,人们大多会猜测这里最初可能是张姓家族统治下的军事要塞,这种猜测不无根据。作为张家口的发源地,张家口堡正是万全右卫指挥使张文主持建立的军堡。

当时修建的时候只有东门永镇门和南门承恩门。现在进出堡子共有四个通道,西边的出口是后人在城墙上扒开的一个豁口,所以得名西豁子;北门是张家口堡建成 100年后由万全指挥使张珍开筑的,因为明中后期茶马互市的开通,使中国北方出现了安定的社会局面,民族间的交流日益扩大,张家口堡与长城一线的来往增多,政府决定开筑北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张珍改筑城堡,在北城开一小门。

既然是屯兵重地,张家口堡的构造十分坚固,城堡四角各有一戍楼,东南门楼和西城墙上有望和御敌功能的重檐阁楼,堡内有协镖署、中营署、守备署,常年驻扎着为数不少的军队,因此有“武城”之称。建堡之初,堡内的大多建筑为官衙、官邸、豪商私宅,民居、街市在明朝后期才陆续建成。

张家口“茶马互市”与张垣古堡(二)


张家口堡曾先后隶属于万全县以及宣化府,直到清雍正二年才正式设立了行政建制,与当时的多伦诺尔、独石口并称“口北三厅”,可见其当时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明万历四十一年,明政府在长城上开小境门,长城内建来远堡。明末清初,因张库大道的发展,才促使张家口堡和来远堡连成一片。清光绪三十一年,因张库大道运输发展的需要,清政府修建京张铁路,一些地产商人在火车站周围圈地盖房,这才渐渐形成了现在的张家口市桥东区。

“张家口”一名的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为永乐十八年,文曰:“是年,张家口建巡抚台”。而张家口名称的由来,现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代为巩固边地,从山西、山东、北京等地迁民于翠屏口。由于移民中有大量的张姓,渐渐地人们便把“翠屏口”改叫为“张家口”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城堡北面的东、西太平山对峙如巨口,加之军堡由指挥张文所筑,故名之曰“张家口”。

“茶马互市”让古堡“军转商”

明朝隆庆五年(公元 1571年),张家口被辟为蒙汉“茶马互市”之所,主要贸易地点是大境门外的西沟,即“张库古商道”的起始点。张库古道发源于汉唐时代,兴盛于明清,从大境门起始,经二连浩特、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达俄国的圣彼得堡,绵延2700多公里,素有北方“丝绸之路”之称。

“茶马互市”开辟后,每年春天和秋天,张家口以及其他地方的市场都会开放一个月进行贸易活动。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这里成为最主要的马市。 16世纪的记载表明,在大同和山西的市场都只有一个蒙古部落参加,而张家口市场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蒙古部落以及两个较小的蒙古部落参加。 1578年的时候,大约有4万匹马穿过张家口关口进入中原,同时大量的银两、谷物、布匹以及铁制容器以相反方向流入大草原。40年之后,张家口堡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贸易中心。

繁荣的经济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变。明末清初,大批豪商巨贾倾巨资在张家口堡内进行旧城改造,精美的豪宅相继出现。几乎是同时,“武城”东边的武城街街市也已基本形成。至此,堡子里完成了武城向商业城镇的过渡。

票号林立是有名的“旱码头”

随着商贸业的发展,形成了各地商贾在大境门外贸易到张家口堡置业的格局,张家口堡从单纯的“武城”转向兼有商贸功能的中外驰名的边境贸易城市。

清朝中后期,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大力发展,张家口堡又成为票号、钱庄的集市。有史可查的金融机构旧址有十五六处,甚至还留下了锦泉兴巷这条票号街。随后,张家口堡因其安定雅静的环境,又成为洋行在张家口设置办公机构的首选之地,大批洋人陆续进入张家口。现在张家口堡还有七八处欧式、东洋式建筑遗存。

清末,张家口成为京都、天津口岸、华北经济区与西北地区沟通的枢纽,成为北方对欧洲贸易的内陆口岸,其经济贸易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张家口堡从此更加发达兴盛。据《张库通商》记载,此时张家口堡成为中外商贾聚集之地,被称为“华北第二商埠”。这里商号、票号、钱庄的投资人与经营者大多是晋商。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乔氏家族,在堡子里二道巷开办了宏茂票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家口堡商业贸易达到鼎盛,据《张库通商》记载,当时曾有英、美、日、法、俄、荷兰等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达42家。当时各种贸易商号达1600多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华北第二商埠”和“旱码头”。

茶叶历史文化:青海高原上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起源于我国唐朝时期,在这个时代,唐代国力兴盛,对外贸易活跃。茶马古道就是其中遗留下来的重要历史见证。说到茶马古道,可能有些人会不以为然,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道,在几千年前,它作为青海高原上传达文明的通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今,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来探寻一下当时茶马互市上的一些场景吧。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间一种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湟源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日月山下的哈拉库图城,历来就是交通要道,这里曾经商号云集,周家洋行遗址现在还保留着当初的模样。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乘车行驶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你偶尔会看到路旁一段段早已废弃的羊肠小道。不要小看那个小道,它曾经是青海高原上传播文明的重要通道。

以茶马互市而闻名的千年古道,由广阔的平原通向雪域高原。这个千年古道,犹如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茶”和“马”,让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世世代代的茶商和赶马人用苦行来编织这张网。因而,茶马古道像一个神话,茶马互市是这个神话中的美丽传说。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模,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

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作战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青海湖海心山俗称湖心岛,古称仙山或龙驹岛。据古籍记载,早在汉代,岛上就有庙宇。附近牧民将马牛羊等牲畜,在冬季冰合后置于此山,永不宰杀。传说,当时有人将马置此山,至来年春天的时候,马皆有孕,所生之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因此称为“龙驹”,海心山因此而称为“龙驹岛”。帝王王莽、隋炀帝都求过龙种。唐天宝年间,名将哥舒翰夜屠石堡,攻占西海后筑神威城,希望得到龙驹来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

可见,茶马互市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以兵马之力取天下”的成吉思汗最闻名的就是他不可战胜的骑兵团。蒙古马虽然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它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它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茶、饮食茶最早的国家,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茶叶进贡。到了汉代,市场上有了茶叶买卖。茶对藏族人来说就如阳光、空气一样,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

茶文化传入青藏高原有着悠久的历史,藏族人民又丰富和发展了具有高原特色的茶文化。酥油茶是历史上汉藏茶文化交流结合的象征。“茶”代表了汉族古代的农业文化,“酥油”代表了古代藏族的畜牧文化。茶文化在青藏高原的丰富与发展,为中华茶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据我省地方史学者李逢春先生介绍,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西宁就设立了茶马司,专管地方茶政。清代时,依然沿用明朝的制度,设立西宁、河州、庄浪等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史管辖,每年用四川、陕西等地的茶叶,换取青海等地的马匹。后来,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国内安定的局面,马匹的需求量逐渐减少,政府放松了茶马交易。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政府准许商人茶马自由贸易。这样的政策,使得青海的茶马互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青海历史的发展来看,清代后期茶马互市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就更加繁荣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月山下的湟源城成为了重要的贸易集散地。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许多外省客商纷纷来到湟源定居或者经商。除去商贩,一些能工巧匠也涌入这个地方,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月山下。同时,英、美、德等国的商行在湟源开庄设行。新泰光、仁记泰和、居里、瑞记等银行被众人熟知,当地贸易中介“歇家”多达四十家。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漫步在湟源老街,看着精雕细刻的商号大门和残存的古城豪宅,不难想象昔日的辉煌。

周家大院在哈城脚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茶马互市的见证。初秋时节,记者踏访了这一洋行遗址。据房子的主人讲,他们周家人世代居住在这里,这个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一直没有翻修过。这么多年来,墙壁依然完好,路面上石子铺的花纹依然清晰可辨。以前的门很大,大马车通行绰绰有余。

听完洋行新主人的讲述,沿着高墙绕行,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车水马龙的场景。茶马古道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像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

同时,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旅游业的发展中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所以说,寻找青海的茶马古道、发掘高原上的茶马互市,从文化、旅游等多面的角度来看,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渊源流长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可谓渊源流长,早在春秋之前已开始形成,最初,人们喝茶的形式是从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开始,慢慢地,嚼茶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这个阶段是茶作为饮品的前奏。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生吃茶叶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倒到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依在,日复一日,这种水煮茶叶的喝法自然养成,茶作为饮料的文化就在这时开始了。

秦汉时期,茶叶已经开始出现简单加工操作。人们用木棒把鲜茶叶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饮茶风习可谓千姿百态,在我国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不同特色使得饮茶方面有着不一样的风俗,在茶叶的用途上存在不同的差别。古时最早人们饮茶的目的在于解毒、消食、清心、益思、少睡眠,后来随着人们对于饮茶的更加深入,对于饮茶方式的更加规范,对于饮茶精神的更加追求,以及与禅等方面相结合,使得茶文化渐渐升华为茶道,茶学,禅茶一味。

侗家油茶的渊源和妙用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丞相南征七擒孟获大军进入“蛮夷”地区,由于兵士水土不服,多染上头晕呕吐、腹泻腹胀疾病,给行军带来很大的困难。诸葛丞相心急如焚,向土民求治良方。

后来,请来了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到军营查看了士卒的病情后,即叫架锅制汤药。她先将大米倒入锅中炒至枯焦,加入茶叶炒出香味,然后加井水、姜、蒜煮成羹汤,分给病卒服用。病卒饮后出一身大汗,休息一日病退,神丹妙药,三军无不称奇。此方传至侗乡,村人患类似疾病,照方制作服用,莫不药到病除。

此后世代相传,人们逐渐加以改进,成为侗家风味膳食油茶。至今,在石阡河坝场等地还流传着诸葛丞相求医治病的传说,且看河坝场乡一个上校军医、现代书法家、诗人李达荣君(现定居遵义市)的《侗家油茶》诗:油茶相传始三国,诸葛孔明正远征。欲擒孟获入苗地,水土不服染大兵。腹泻腹痛腹如鼓,头晕呕吐将士惊。丞相如焚查医典,请来老奶问急症。查看士卒辨病情,即叶架锅做汤饼。先将大米入锅内,添柴加薪火候审。锅内大米炒枯焦,共与米茶混一皿。炒到茶味四溢时,蒜姜井水煮成茗。香茶滚开分卒饮,病卒饮后汗淋漓。休息时日病随减,病愈三军呼神奇。此事一经广传开,之后盛传侗乡里。村中若有生病人,依法开方病速止。户户年年煮香茶,村村寨寨相传递。

如今油茶家家煮,填饥解渴更提神。油茶酥脆增食欲,喝罢益增手脚勤。若有消化感冒病,一碗油茶可安身。烈日炎炎农活紧,品茶对歌更有情。绿绿茶林坡对坡,浓浓香茶好鲜渴。朋友若到侗乡来,手捧油茶请你喝。

达荣君的这首古风,道出了侗家油茶的渊源和妙用。如今石阡侗家仍保留着吃油茶的习俗。

每年新谷入仓,侗家总要将糯米泡胀蒸熟晒成阴米备用。

每有亲朋贵客临门,主人要先煮油茶招待,它比做正餐来得快,只需起火烧锅,倒入食用植物油烧开,放入阴米炒至焦黄,加茶叶炒出香味,然后加清水煮成流汁样,加少许食盐和葱或蒜即盛出食用,香气四溢,味道鲜美,饮后解渴充饥,提神醒脑,亦可解来客路途的疲劳。

天福茗茶何时能终结甲胺磷超标


天福茗茶何时能终结甲胺磷超标

近日,记者在联系天福茶业采访时竟然在网上意外发现茶叶业界一个奇特的现象———全国茶叶行业唯一持有“中国驰名商标”的天福茗茶居然在各地抽查中多次上榜黑名单。对此,记者连线位于福建漳州的天福集团,但对方对记者的质疑不予正面回应

广州查出天福茗茶甲胺磷超标

2007年7月中旬,广州市工商局发布12个茶叶批发市场9个商超2个个体经营户经营的茶叶质量检测报告:26款茶叶甲胺磷、滴滴涕等高度农药残留超标,6款茶叶重金属铅超标,合格的仅为77批次,实物批次合格率也只有67.3%。

在甲胺磷农药残留超标“黑名单”上,三款天福茗茶位列其中,分别为凤凰单枞天福茗茶散装型,检验结果为甲胺磷、乙酰甲胺磷超标;天福集团闽侯天元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春螺天福茗茶250g/包型,呈现出甲胺磷超标;同为天福集团闽侯天元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铁观音天福茗茶250克/盒型也是甲胺磷超标。

专家表示,甲胺磷是我国目前产量最大的一种高效、高毒有机磷杀虫杀螨剂,甲胺磷对人畜高毒,不宜用于观赏、蔬菜、茶树、烟草及药用植物,在可施用的作物上使用要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在稻麦收割前1个月内停止用药。

天津西安抽检也上黑榜

2006年12月,西安市质监局公布了对茶叶市场进行质检抽查的结果,天福集团闽侯天元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天福茗茶”茉莉花茶和“天福茗茶”龙井茶被检粉末超标,同时标签被判不合格。

2007年8月,天津市工商局在发布流通环节茶叶质量监测报告显示,经检测4个批次茶叶质量不合格。在上述不合格批次茶叶中,其中标称为天福集团闽侯天元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生产日期为2007年5月15日、规格型号为250克/袋的天福茗茶牌茉莉花茶。

由此朔及以往,天福茗茶农残超标事件依然不断。2004年8月,国家卫生部通报茶叶和食用菌抽检结果显示,天福集团天元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天福茗茶”春毫茉莉花茶和兰级铁观音六六六、滴滴涕不合格。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有机氯六六六和有机汞农药滴滴涕的残留指标含量均不得超过0.2mg/kg,如果超标可危害人体健康,甚至有致癌的可能。

天福茗茶甲胺磷农药残留超标现象多年来一直存在,何时才能终结,消费者期待厂家有个圆满地答复。(蒋杰升)

制茶史


吕维新

中国制茶历史悠久,自发现野生茶树,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绿茶到多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革。各种茶类的品质特征形成,除了茶树品种和鲜叶原料的影响外,加工条件和制造方法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就制茶历史做简单介绍。

(一)从生煮羹饮到晒干收藏

茶之为用,最早从咀嚼茶树的鲜叶开始,发展到生煮羹饮。生煮者,类似现代的煮菜汤。如云南基诺族至今仍有吃"凉拌茶"习俗,鲜叶揉碎放碗中,加入少许黄果叶,大蒜,辣椒和盐等作配料,再加入泉水拌匀;茶作羹饮,有《晋书》记"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甚至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习惯。 三国时,魏朝已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采来的叶子先做成饼,晒干或烘干,这是制茶工艺的萌芽。

(二)从蒸青造形到龙团凤饼

初步加工的饼茶仍有很浓的青草味,经反复实践,发明了蒸青制茶。即将茶的鲜叶蒸后碎制,饼茶穿孔,贯串烘干,去其青气。但仍苦涩味,于是又通过洗涤鲜叶,蒸青压榨,去汁制饼,使茶叶苦涩味大大降低。  

自唐至宋,贡茶兴起,成立了贡茶院,即制茶厂,组织官员研究制茶技术,从而促使茶叶生产不断改革。 唐代蒸青作饼已经逐渐完善,陆羽《茶经.之造》记述:"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即此时完整的蒸青茶饼制作工序为: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烘焙、成穿、封茶。

宋代,制茶技术发展很快。新品不断涌现。北宋年间,做成团片状的龙凤团茶盛行。宋代《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述"宋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 龙凤团茶的制造工艺,据宋代赵汝励《北苑别录》记述,有六道工序: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茶芽采回后,先浸泡水中,挑选匀整芽叶进行蒸青,蒸后冷水清洗,然后小榨去水,大榨去茶汁,去汁后置瓦盆内兑水研细,再入龙凤模压饼、烘干。 龙凤团茶的工序中,冷水快冲可保持绿色,提高了茶叶质量,而水浸和榨汁的做法,由于夺走真味,使茶香极大损失,且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这些均促使了蒸青散茶的出现。

(三)从团饼茶到散叶茶

在蒸青团茶的生产中,为了改善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的缺点,逐渐采取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的做法,将蒸青团茶改造为蒸青散茶,保持茶的香味,同时还出现了对散茶的鉴赏方法和品质要求。 这种改革出现在宋代。《宋史.食货志》载:"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即饼茶。元代王桢在《农书.卷十.百谷谱》中,对当时制蒸青散茶工序有详细记载"采讫,一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 由宋至元,饼茶、龙凤团茶和散茶同时并存,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于1391年下诏,废龙团兴散茶。使得蒸青散茶大为盛行。

(四)从蒸青到炒青

相比于饼茶和团茶,茶叶的香味在蒸青散茶得到了更好的保留,然而,使用蒸青方法,依然存在香味不够浓郁的缺点。于是出现了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的炒青技术。 炒青绿茶自唐代已始而有之。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言道:"山僧后檐茶数丛……斯须炒成满室香",又有"自摘至煎俄顷余"之句,说明嫩叶经过炒制而满室生香,有炒制时间不常,这是至今发现的关于炒青绿茶最早的文字记载。 经唐、宋、元代的进一步发展,炒青茶逐渐增多,到了明代,炒青制法日趋完善,在《茶录》、《茶疏》、《茶解》中均有详细记载。其制法大体为:高温杀青、揉捻、复炒、烘焙至干,这种工艺与现代炒青绿茶制法非常相似,参看附录中绿茶制造工艺。

(五)从绿茶发展至其它茶类

在制茶的过程中,由于注重确保茶叶香气和滋味的探讨,通过不同加工方法,从不发酵、半发酵到全发酵一系列不同发酵程序所引起茶叶内质的变化,探索到了一些规律,从而使茶叶从鲜叶到原料,通过不同的制造工艺,制成各类色、香、味、形品质特征不同的六大茶类,即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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