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本草书中的茶

发布时间 : 2021-08-23
相宜本草绿茶 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本草甘青茶的功效

相宜本草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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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为药物,早在西汉司马相如《凡将篇》已经见诸记载。在此后的将近800年间,茶的保健治疗作用不断见诸记载。本文前已提到,魏晋六朝之间,有几种专门的药书或食疗记载了茶。其中包括华佗《食论》、壶居士《食忌》、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与《杂录》等书。这些书中,肯定了茶能益意思,令人不眠,饮之宜人等作用。但是茶一直没有在中国的主流本草中单独作为一味药物立条。陶弘景怀疑《神农本草经》的苦菜就是今茗,所以限制了他将茶作为药物单独立条。

唐显庆四年,由苏敬奉敕撰修《新修本草》(即《唐本草》)第一次正式在中国主流本草中将茶单独立条。这一药条内容比较简单:茗、苦[木荼]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疚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苦[木荼],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谨按:《尔雅释木》云:檟,苦[木荼]。注:树小似栊予。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木荼]。生山南汉中山谷。

其中明确了茶的性味、功用。特别强调了作饮,也就是用作饮料。其功用中,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下气,消宿食,也可以作为保健功能。乍看起来,《唐本草》作者似乎对茶的总结过于简单,其实不然。从苏敬等辨析《神农本草经》苦菜是否就是茶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对茶的研究十分深入。他们依据《尔雅丨释草》云:荼,苦菜。《释木》云:檟,苦茶。得出结论是:二物全别,不得为例。并考证《神农本草经》苦菜实际上是龙葵(前科植物〉。

《唐本草》正式确立了茶在主流本草中的独立地位,对此后的医药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唐孟诜《食疗本草》(约成书于713〜739年)记载: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曰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唐昝殷《食医心镜》也记载了茶作为饮食物的治疗作用。其中《食疗本草》确定的茶叶能利大肠,去热解痰、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很明显都是从《唐本草》的记载中转引而来。孟诜也提到茶要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的服用法,这大概是不喝过夜茶习俗的最早记载。其它医药书中也有很多使用茶叶治疗疾病的记载,但那是将茶叶作为药物,因此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比《唐本草》将茶单立条目更重要的事件是唐^陆羽《茶经》的问世,这是对8世纪以前茶文献及唐代茶法的空前大总结,开启了此后诸多茶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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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茶税


唐代茶叶大发展唐代的茶税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唐代的茶政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

榷茶:这方面的内容见《榷茶制度》一文。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边陲要政。

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济繁荣昌盛.

唐代茶诗歌的概述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按唐代四分法的分期,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还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618712年),唐代诗人最初承袭齐梁余风,流行靡丽雅艳的宫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胳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张若虚等人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承汉魏风骨,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期的诗人还有沈佺期、杜审言。在诗歌的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完备了律体建设,从不同的方面为唐诗逐渐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个时期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先后到蜀,把诗歌传人蜀中。

盛唐时期(713765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其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高适、岑参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李白、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他是地道的巴蜀人。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具盛名,连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杜甫在成都度过了八年时间。

安史之乱以后,进人中唐时期(766824年)。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这一时期和元山诗派齐名,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还有独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晚唐(825907年),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国势衰微,诗歌风格也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世称李杜。杜牧比较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章的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唐朝走向衰落的现实,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杜牧在艺术上,比较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雅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巴蜀,各时期都有诗歌文学的杰出代表,有的是外籍入蜀的诗人,如初唐四杰、盛唐杜甫等,有的是巴蜀本地人,如李白等。

唐代由于饮茶盛行,咏茶诗作也大量产生。唐代的咏茶名家之多,咏茶诗篇数量之宏富,名诗佳句迭出,不胜枚举。李白的《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茗王此中石,玉泉流不歇;钱起的《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杜甫的《重过何氏王首之三》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白居易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唯觉两腋清风习习生,等等。有的歌颂名茶,有的以茶表现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德品格,有的赞美茶的功效,而广为后人传诵。

唐代咏茶诗题材广泛,涉及茶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凡歌咏名茶、名泉、采茶、制茶、烹茶、饮茶、茶具、茶功、茶宴等都有不少佳作。咏名茶诗的如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白居易《琴茶》,李如惟《龙浊人惠石禀方得困茶》,郑谷《峡中寿茶》,薛能《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徐夤《州尚书惠腊西茶》等'咏名茶、名泉诗有皮日休《题惠山二首》,陆鲧《茶人》,姚合《乞新茶》,袁文《茶山寺》,李郢《茶山贡焙歌》等;咏烹茶、饮茶的诗有刘言史《与孟郊洛水北野泉上煎茶》,杜牧《题禄院》,卢仝《走笔谢谏孟议寄新茶》等咏茶具、茶功的有皮日休、陆龟蒙的《茶籯》,《茶灶》、《茶焙》、《茶鼎》,徐夤《贡余秘色茶盛》,郑遨《茶诗》等。

唐代咏茶诗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宫词、联句、唱和诗以及宝塔诗等。古诗有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五言古诗),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言古诗)等;律诗有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五言律诗),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蜀新茶》(七言律诗),齐已《咏茶二咏》(五言律诗);绝句有张籍《和韦平州盛山茶岭》(五言绝句),刘禹锡《尝茶》(七言绝句);宫词有王建《宫词一百首之七》等;唱和诗有皮日休《茶中杂咏十首》,陆龟家《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联句有颜真卿《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宝塔诗有元稹《一至七字诗茶》。多种形式的茶诗不仅丰富了我国诗歌宝库,也为宋元及以后的茶诗起到了示范、赏鉴作用。

中医论茶 本草典籍中记载的茶


茶,其实也是药。唐代陈藏器的不朽著作《本草拾遗》即提出“茶为万病之药”的论点;宋代食疗专著林洪的《山家清供》,也有“茶,即药也”的论断。因为茶也属本草,自然在本草类著作中被收载。到目前为止,对于首载茶的本草著作在学术界还有很大争议。

一般认为:茶首见于《神农本草经》,并提到有“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考”等功效。唐代陆羽《茶经》中提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并引有现已失传的《神农食经》的一句话:“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这似乎偏向于茶首载于《神农本草经》的论点,但由于未见原书,无法最终确认。

现在确切能看到的茶在本草类书籍中的首次记述,见于唐代苏敬等撰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列于木部中品。其文甚简,正文如下:“茗,苦荼。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秋(据《证类本草》与《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应作春)采之。苦荼,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

历代医学家都凭自身以茶治病的经验,总结写在《本草》和医书上。魏·吴普《本草经》,唐·李绩、苏敬《新修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宋·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元·王好古《汤液本草》、吴瑞《日用本草》,明·汪机《石山医案》、张时彻《摄生众妙方》、陈时贤《经验良方》,李时珍《本草纲目》、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李中梓《本草通玄》,清·汪昂《本草备要》、张璐《本经逢元》、黄宫绣《本草求真》、孙星衍《神农本草经》、近代丁福保《食物新本草》、谢观《医药大辞典》等等都说茶能治多种疾病。

由此可见,茶的养生功效,早已为历代医学家所认可。

在一卷经书中沏茶


对于方外之人而言,一盏茶要尽可能沏到淡而又淡。古人言:“天不禁人富贵,而禁人清闲,人自不闲耳。”人的富贵荣华自古以来就不是老天可以左右的,亦如杯中的茶一般,有人执着于个中滋味,所以不得清闲。若能安安静静地泡上一壶茶,你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必要的,要像一杯茶一样,学会在平淡处享受返璞归真。

心之灵,茶之静,一如在石上听水声,浩浩潺潺,粼粼冷冷,恰似一部天然的乐韵,茶的韵味,就在于沏茶者的百般冲泡,品茶人的万般思虑,茶在纷纷扰扰之中保留了一份干净,心在娑婆世界中需要水的灵性去滋润,心的空灵在茶的滋润之后,眼前的世界会欣然蕴藉。

古人说耳目宽则天地窄,或许是因为众生太多地去用眼耳看世界,这世界就变小了,人的欲望正是因为看过太多繁华而愈发增多,倒不如在海潮之中,或学憨山大师,一心聆听山涧潺潺流水之声,或学观世音,聆听海潮之空旷。

放下万缘,拂去尘埃,放空心灵,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沏一盏百味之后,酝酿成只有澹泊味道的茶,蓦然发现,所有的人情、经济、贤德,在一盏清茶中淡淡地消融。那时候你才明白,所有的束缚并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的心境把眼前的世界框了起来。

或许在这盏茶中,隐约中看到一位千年前的曹溪禅者,这盏没有任何繁杂味道的茶杯中,散发出平常心的智慧,或许一如他说的那般:“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当纷扰过后,心中宁静,嘴边净虑的是那盏清茶,渐渐明白,一切都是外缘。

有人钟爱茶器的奢华,有人偏好茶叶的滋味,或许对于质朴的人而言,一盏茶滋润之后,最难得的是那颗淡定之心。在繁华场中,我们扮演过很多角色,几番博取直到无能为力,才发现原来自己永远只是别人的配角,这一刻你怀揣着满身的疲倦,与这盏茶相遇,这盏茶会一直默默无闻地滋润着你。

当一切都洗涤之后,那一刻你的心就会随着茶而变得古朴高远。一场与茶水的相逢,纵然是外面的世界或与你邂逅,或与你擦肩而过,你也会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的不如意都是外在的形式,内在的精神世界被那盏朴素的茶滋润之后,在消融中与慈悲化作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原来此刻,生命在不同的状态中担负着不同的角色使命,一如古人那般“梅边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傍之石宜瘦,盆内之石宜巧”,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神韵,每个生命都有每个生命的风骨,这杯茶,倒映着每一个生命,相聚在这几盏茶之中,让你内外明彻,识自本心。

茶如古人,如同陈列在店铺之中的玉石,瑕瑜不掩,不论是沏茶还是饮茶,都一如古人那般,不追既往,不蔽目前,一颗直心便是茶桌上的道场。

一盏茶见本来面目,洗尽千年尘土肠胃,一壶水,在冲泡中宛如一派山水清音。一杯茶,或浓或淡,或甜或涩,在饮食中学会谙练世味,浓不欣,淡不厌,在瓦枕石榻、清茶一盏中扫去三斗尘土,便可清凉在口,一味圆融。

唐代茶税


茶叶本无税,唐代建中元年,朝廷才对茶叶征税。13年后的贞元九年,由于民间饮茶日益普及,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茶税税源增长势头旺盛,以至于一县之茶税,超过全国的矿产税总量。于是朝廷决定将茶税单独列为一个税种,规定在产地交产品税,运输时交商品通过税,当年全国财政茶税收入便达41万缗。朝廷在征收茶税的敕令中,明确宣布茶税收入专款专用,全额用于增加社会保障设施常平仓的本钱。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常平仓则起于汉代,是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

唐初,产茶多在云南、四川,由于僧人云游四方,广为传播,中唐时产茶已遍及50余州。

唐时人们饮茶,并非似今人的开水冲饮,而是烹饮。唐人烹茶、饮茶,十分讲究。由于茶种不同、水质差异、茶水比例不一,烧茶火候不同,每次茶味是不同的,这种非常细微的差别,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极有悟性者,才能辨别出来。

陆羽的师傅智识禅师就是此类品茶高手。一次智识大师被唐代宗召进宫内多时,很想饮用徒弟陆羽所烹之茶,此时恰好陆羽进京,烹了一壶茶由太监送给双目失明的老禅师智识饮用,他仅仅喝了两口,便惊呼:此乃吾徒儿所烹之茶,陆羽可进宫了!

饮茶大有益于延年益寿,据记载,唐大中三年,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诀,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也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也不下四五十碗,看来多饮茶乃长寿之道。

唐代着《茶经》一书的陆羽是一个孤儿,三岁时被湖北天门竟陵禅寺长老智识大师所收养,青少年时期在禅院接受教育,长期担任为智识大师煮茶的童奴,在唐代全国佛寺中这种奴婢达15万人之多。由于陆羽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对被佛教僧人悉心研究和传播的种茶、制茶、饮茶知识,钻研孜孜不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以致被后人奉为茶圣。

由于饮茶品茗者日众,贩私者有厚利可图。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唐法律规定:凡贩私茶三次,数量超过500斤者处以死刑。由于朝廷以重刑禁私茶,天下茶税猛增,唐武宗时,每年茶税收入超过160万缗。

唐代的茶税法规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本文拟就茶税形成的历史根源、主要内容和特征作一阐述。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

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

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

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唐代茶具的发展


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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