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唐代茶诗歌的概述”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唐代茶诗歌的概述”相关知识！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按唐代四分法的分期，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还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618712年)，唐代诗人最初承袭齐梁余风，流行靡丽雅艳的宫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胳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张若虚等人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承汉魏风骨，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期的诗人还有沈佺期、杜审言。在诗歌的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完备了律体建设，从不同的方面为唐诗逐渐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个时期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先后到蜀，把诗歌传人蜀中。
盛唐时期(713765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其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高适、岑参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李白、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他是地道的巴蜀人。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具盛名，连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杜甫在成都度过了八年时间。
安史之乱以后，进人中唐时期(766824年)。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这一时期和元山诗派齐名，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还有独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晚唐(825907年)，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国势衰微，诗歌风格也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世称李杜。杜牧比较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章的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唐朝走向衰落的现实，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杜牧在艺术上，比较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雅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巴蜀，各时期都有诗歌文学的杰出代表，有的是外籍入蜀的诗人，如初唐四杰、盛唐杜甫等，有的是巴蜀本地人，如李白等。
唐代由于饮茶盛行，咏茶诗作也大量产生。唐代的咏茶名家之多，咏茶诗篇数量之宏富，名诗佳句迭出，不胜枚举。李白的《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茗王此中石，玉泉流不歇;钱起的《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杜甫的《重过何氏王首之三》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白居易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唯觉两腋清风习习生，等等。有的歌颂名茶，有的以茶表现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德品格，有的赞美茶的功效，而广为后人传诵。
唐代咏茶诗题材广泛，涉及茶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凡歌咏名茶、名泉、采茶、制茶、烹茶、饮茶、茶具、茶功、茶宴等都有不少佳作。咏名茶诗的如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白居易《琴茶》，李如惟《龙浊人惠石禀方得困茶》，郑谷《峡中寿茶》，薛能《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徐夤《州尚书惠腊西茶》等'咏名茶、名泉诗有皮日休《题惠山二首》，陆鲧《茶人》，姚合《乞新茶》，袁文《茶山寺》，李郢《茶山贡焙歌》等;咏烹茶、饮茶的诗有刘言史《与孟郊洛水北野泉上煎茶》，杜牧《题禄院》，卢仝《走笔谢谏孟议寄新茶》等咏茶具、茶功的有皮日休、陆龟蒙的《茶籯》，《茶灶》、《茶焙》、《茶鼎》，徐夤《贡余秘色茶盛》，郑遨《茶诗》等。
唐代咏茶诗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宫词、联句、唱和诗以及宝塔诗等。古诗有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五言古诗)，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言古诗)等;律诗有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五言律诗)，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蜀新茶》(七言律诗)，齐已《咏茶二咏》(五言律诗);绝句有张籍《和韦平州盛山茶岭》(五言绝句)，刘禹锡《尝茶》(七言绝句);宫词有王建《宫词一百首之七》等;唱和诗有皮日休《茶中杂咏十首》，陆龟家《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联句有颜真卿《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宝塔诗有元稹《一至七字诗茶》。多种形式的茶诗不仅丰富了我国诗歌宝库，也为宋元及以后的茶诗起到了示范、赏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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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茶政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
榷茶：这方面的内容见《榷茶制度》一文。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边陲要政。
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济繁荣昌盛.
唐代的茶税
唐代茶叶大发展唐代的茶税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唐代茶税
茶叶本无税，唐代建中元年，朝廷才对茶叶征税。13年后的贞元九年，由于民间饮茶日益普及，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茶税税源增长势头旺盛，以至于一县之茶税，超过全国的矿产税总量。于是朝廷决定将茶税单独列为一个税种，规定在产地交产品税，运输时交商品通过税，当年全国财政茶税收入便达41万缗。朝廷在征收茶税的敕令中，明确宣布茶税收入专款专用，全额用于增加社会保障设施常平仓的本钱。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常平仓则起于汉代，是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
唐初，产茶多在云南、四川，由于僧人云游四方，广为传播，中唐时产茶已遍及50余州。
唐时人们饮茶，并非似今人的开水冲饮，而是烹饮。唐人烹茶、饮茶，十分讲究。由于茶种不同、水质差异、茶水比例不一，烧茶火候不同，每次茶味是不同的，这种非常细微的差别，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极有悟性者，才能辨别出来。
陆羽的师傅智识禅师就是此类品茶高手。一次智识大师被唐代宗召进宫内多时，很想饮用徒弟陆羽所烹之茶，此时恰好陆羽进京，烹了一壶茶由太监送给双目失明的老禅师智识饮用，他仅仅喝了两口，便惊呼：此乃吾徒儿所烹之茶，陆羽可进宫了！
饮茶大有益于延年益寿，据记载，唐大中三年，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诀，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也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也不下四五十碗，看来多饮茶乃长寿之道。
唐代着《茶经》一书的陆羽是一个孤儿，三岁时被湖北天门竟陵禅寺长老智识大师所收养，青少年时期在禅院接受教育，长期担任为智识大师煮茶的童奴，在唐代全国佛寺中这种奴婢达15万人之多。由于陆羽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对被佛教僧人悉心研究和传播的种茶、制茶、饮茶知识，钻研孜孜不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以致被后人奉为茶圣。
由于饮茶品茗者日众，贩私者有厚利可图。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唐法律规定：凡贩私茶三次，数量超过500斤者处以死刑。由于朝廷以重刑禁私茶，天下茶税猛增，唐武宗时，每年茶税收入超过160万缗。
唐代茶具的发展
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唐代的茶税法规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本文拟就茶税形成的历史根源、主要内容和特征作一阐述。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
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
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
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中国概述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巴蜀常被称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1，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2，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
3，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干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直至《茶经》诞生后茶方大行其道，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4，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 。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5，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
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观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
张大复则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到清朝时，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6，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纷纷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和湖北英山及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斗茶始于唐代
斗茶始于唐代，据考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唐叫茗战，宋称斗茶，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
在宋代，苏东坡就已有岭外惟惠俗喜斗茶的记述。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茶也称品茗，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将泡好的茶，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斗茶则与此不同。斗，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来概括斗茶的涵义。
参加斗茶的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以具备上乘者为胜。
斗茶的场所，一般多选在比较有规模的茶叶店。这些店大都分前后二进，前厅阔大，是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小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也兼有房间，老板家人也住在里头。当然，一些街坊、工友好此道者，几个人小聚谈到茶道，也有说斗就斗的。有些人家有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古旧庭院，或其家临江、近西湖的，便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斗茶多选在清明节期间，因此时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斗茶的参加者都是饮茶爱好者自由组合，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斗茶时，还有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舍。如在茶店斗，则附近店铺的老板或伙计都会轮流去凑热闹，特别是当时在场欲购茶的顾客，更是一睹为快。
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着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斗茶的生活情趣。据宋、明人写的笔记记述，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斗茶品、行茶令、茶百戏。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有时用同样的水煎茶，最能检验茶质优劣。这种斗茶，必须了解茶性、水质，以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
唐代宫廷茶俗的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④等悲愤凄凉之句。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