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y316.com - 乌龙茶茶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佛教兴茶茶叶成为了佛教之“神物””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佛教的主要活动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忌饮酒、忌荤食素，以求解脱。要求僧人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因此，需要有一种既与佛教清规戒律相符，又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乏及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而茶叶中富含各种营养成分及提神醒脑的药理功能，自然就成为了僧人们最佳的饮料。陆羽《茶经》中指出：“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对于古人而言，茶可清心、修性、去杂、益精，茶有“三德”：即坐禅通宵不眠、满腹时助于消化、轻精气，抑性欲。禅宗坐禅很讲究五调：即调食、调休息、调身、调息、调心。因此饮茶与佛教的生活形式和道德观念很吻合，故而茶叶成为了佛教之“神物”。
饮茶属于禅的一部分，也可以说“茶是简单的禅”、“生活的禅”。历代茶与僧人平日生活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传说晋代名僧慧能在江西庐山东林寺时，曾以自制的佳茗招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东晋高僧怀信在《释门自镜录》中说：“跣定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又据《晋书·艺术传》记述，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昭德寺修行时，屋内坐禅，日夜不眠，“不畏寒暑”，曾诵经40余万言，常以饮茶来提神去瞌。唐宋时期盛行佛教，寺院中饮茶之风更加剧烈。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
佛教极大地增进了茶的传播。公元729年，日本圣武天皇派高僧最澄禅师来到中国进行佛教交流。回日本时他带走了茶种，播撒于国台山麓，受到皇家的连连称赞，并将茶种扩大至五个县，变成了皇室贡茶。1191年，日本荣西禅师来到中国时，也带了茶籽种植于福冈等地，并尽力宣传饮茶益处。1211年，荣西禅师著有《吃茶养生记》，在其卷首开头就写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人伦采之，其人长命。”据史料记载，荣西禅师曾经用茶治愈了大将军源实朝的糖尿病。从此饮茶养生在日本迅速流传起来，并慢慢地形成了独特的茶道。
cy316.com编辑推荐
佛教与中国浅论
1、佛教与茶文化传播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源远流长，茶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佛教的传播，佛教促进了茶文化 的发展，两者密切相关，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客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溶为一体，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安谧。叁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叁禅的前奏，叁茶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从而开辟茶文化的新途径。
2、佛教与饮茶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个刹古寺教设有“茶堂”、“茶寥”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要谈佛经，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教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祥僧早起的第一件事，从林还立下规矩，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任主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
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佛教与中国茶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带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佛教信徒饮茶历史
《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叫R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之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僧人多修习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茶在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泽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中的禅宗佛教
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
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茶道”，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他最后直接说到：“茶道是道教的化身”。日本茶道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佛教对茶的贡献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大致与我国的孔子、老子时代相当），最初由西域传入我国，东汉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在隋唐和盛唐时，全国已经有了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经济也有了突出的发展，其中茶叶是重要的内容。
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在我国的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这也许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修炼时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我国寺庙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和尚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作诗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
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
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
“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学佛的人是时刻都注意学习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与学佛、信佛挂钩，以求对佛的尊敬和学佛的长进，这一方式其实是较为有效的，而饮茶也当然地列入了这一范畴。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高龄僧人无数，究其长寿原因，与长期饮茶有关系。
总而言之，无论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我国的饮茶习惯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到日本的。
佛教对浙江茶叶和茶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始终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浙江地处东海之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由于其自身的气候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因而产茶历史悠久，名茶甚多。西湖龙井、安吉白茶、顾渚紫笋、天目青顶、婺洲东白等等都是中国茶叶中的上等佳品。而唐代诗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写道：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可见，茶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浙江茶叶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浙茶备受佛教推崇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并不理解其本质，而把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伐，中原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学思想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理穷。佛教开始发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浙江来说，东晋时佛寺的创建就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杭州灵隐寺、玉泉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吴越国不断大兴寺庙，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苏东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说，可见当时佛寺众多，所以，后来就有佛国之称。随着佛教的盛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禅的需要
自释迦以来，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心无杂念，万相皆空。其姿势要求大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禅还要备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虫叮咬，禅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花费九到十五个钟头的时间思索同一个问题带来的那种难以的沉闷乏味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就连高僧大师们也很难支撑下去，故寻找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陆羽《茶经》中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纲目》也谓其可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明朝顾元庆的《茶谱》则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浙江茶叶在这方面功效也很独特，以瓯地茶为例，《江逸志》云：瓯地茶，雁山为第一，去腥腻，除烦恼，却昏散，消积食可见，茶叶本身的性能决定了浙茶十分适合作为坐禅的用茶。
2、延世长生的需要
僧侣喜爱喝茶，除提神醒脑外，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法，其实，这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缘故。道教养生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一种物质媒介来实现。于是，茶叶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因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昂贵，而且十分危险，茶叶却相对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经七之事》载云：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水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通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对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南部新书》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人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一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则故事中，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僧侣们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寿。日本的荣西禅师以《吃茶养生记》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则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倾向。他在开篇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正因为如此，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
3、宗教仪式的需要
在佛教看来，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据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自岩一裹，叶有自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断，当时，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浙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自然使用与药用功能，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灵异，现象。据日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小僧(成子本人)实知罗汉出现受人师茶供，现灵瑞也。进一步神话化了浙茶与佛教的关系。
4、茶禅一味
然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仅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禅宗讲究见心成佛，以心悟道相传。有一次大会上，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只拈花示众，众人不得其解，惟有迦叶微笑会晤，得佛陀心传。此则广泛流传的佛教故事体现的正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强调自身的领悟。《景德传灯录》中也记载道：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所见即心成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故饮茶之所宜者十三，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憧。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静心。而茶人们也希望通过饮茶，根除烦恼，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此外，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又表明茶性本俭之意。茶质量尽管有高下之别，但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一些帝王推行节俭之风，特意下诏在他死后选用俭朴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吃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正好与俭相合。因而，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有的甚至认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静，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同时，禅宗主旨的静心、自悟，也贯彻到了中国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千利休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中国，而禅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张顿悟。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总之，茶中有禅，禅中有茶，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成为参禅时常用的饮料，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
茶叶种植源自中国 饮茶传播跟佛教有关
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木油盐酱醋茶，足见茶在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虽然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产茶叶，也有饮茶的传统，但最初都源自于中国。中国是茶叶的故乡，陆羽(733804)《茶经》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在今天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中，还能看到一些树龄2000多年的野生茶树，这里就是茶叶最初的源头。今天，除西南地区还生存着一些高大的乔木茶树外，其他地方的茶树均已灌木化，这种变化显然是自然与人工共同选择的结果。
中国古代人工植茶始于何时，曾经众说纷纭。陆羽《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民间也有传说，认为是上古神农氏遍尝百草时发现了茶叶。事实上，茶叶起源不会如此之早。《华阳国志巴志》中提到古代巴蜀曾经将茶作为贡品进献给当时的天子周武王。由此可见，茶叶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西汉王褒(生卒年代不详)《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的文字，这里所说的荼就是茶，西汉初期马王堆汉墓中也发现了用于随葬的茶叶。这些都说明，至迟在西汉时期，茶叶就已经较为普及，并已逐渐自巴蜀向东部传播。
在茶叶传播和流行过程中，佛教禅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5世纪时，禅宗祖师达摩来到中国，从此佛教禅宗在中国逐渐兴起。禅宗修行时要求静坐参禅，经常为了修行而彻夜不寐。因为晚间不食不睡，故而能提神醒脑的茶叶就大受欢迎。茶叶首先在中原地区的僧人间流行开来，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饮茶习俗亦自佛门传入世间。唐代时，饮茶习俗已遍及大江南北，上至王公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佛教文化与茶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着。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
中国茶文化从一诞生起就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在佛教昌盛的唐代,僧众们非但饮茶,且广栽茶树,采制茶叶。僧人喜茶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因为在僧人的打坐修行中，佐之以清茶,有提神、清脑等功效，可以防止打坐中“昏沉”、“掉举”等不良情况的出现。另外，由于佛教有“禅遍一切处”、“佛性不离当下”等思想，许多高僧往往借茶论道、在传播禅的精神的时候用茶做“标月手指”，进而产生了许多诸如“吃茶去”“禅茶一味”等品茶与佛教精神之间的文化交叉点。这就使饮茶这种行为，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活动，原本只是一种饮料的茶，也逐渐成了一种有东方特色的文化载体。
寺院饮茶不单纯是为了解渴，它已经升华为人们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饮茶可使我们轻松宁静，自在喜悦，涤除我们的凡尘杂念，使我们得以身心安然。正所谓“为饮涤尘烦”是也。佛教也是为了涤净心灵之凡尘，以求得明心见性、了脱生死的目的。所以，单就此目标而言，佛教与茶有着某种精神的契合。因此，自古僧人喜好饮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据《茶经》记载，僧人在两晋时即以敬茶作为寺院待客之礼仪。到了唐朝，随着禅宗的盛行，佛门嗜茶、尚茶之风也更加普及。寺院茶礼包括供养三宝、招待香客两方面。中晚唐时的百丈怀海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寺院的茶礼便趋于规范。在清寂、古朴的禅堂内，以茶敬佛，以茶清心，以茶待客，所谓“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唐朝时禅僧的传记和语录如《五灯会元》中，还有诸多关于茶的记录，多是以茶为问答应对，以求悟明心性。可见茶的作用在僧人生活中的深入。由于僧人在当时的文化阶层中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很高，一些士大夫阶层、文化名流甚至官员商人都以结交优秀的僧人为荣，效仿寺院中僧人的生活方式被当作非常清雅和高贵的象征，而僧人又常以自家种植的茶来待客、馈赠，从而带动了中国人的饮茶之风。
在我国南方，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而众寺僧都善采制、品饮。所谓“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名山名茶相得益彰，着名佛教寺院多出产名茶。与茶文化渊源很深的寺院也有不少。
日本药用茶的渊源之地——天台山万年寺万年寺位于浙江省天台县万年山麓，发端于东晋，始建于唐。南宋时曾列入“五山十刹”,兴极一时。宋孝宗问：“天下名山名寺哪里最好？”学士宋之端答到：“太平鸿福，国清万年”，可见万年寺非同一般。根据日僧实地描绘的寺图，当时共有40多处殿堂寮室。寺前有宋初建造的六角形宝塔和放生池。以后历经兴废，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次剃度，还动辄五百人。
万年寺在中外茶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日僧荣西、道元先后来此求师学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西禅师（1141-1215）曾两度来到我国。荣西第一次来我国是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在明州（今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和天台山万年寺虚阉为师，直到1191年回国。
荣西回国后，除了研究佛教经典外，还带回宋时的饮茶风习，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茶的功能，并把由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来的茶籽在日本种植。进而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寺院的饮茶仪式。在他晚年着的《吃茶养生记》中，说茶是“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摇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还称茶是“上天的恩物”，“圣药之本源”。从而，使茶在日本很快传播开来。
入诗名茶的故乡——当阳玉泉寺玉泉寺，以奇洞怪石、曲溪名泉、四季茏葱、景色佳丽而素负“三楚名山”之誉。山中产的茶叶、以外形如掌、色泽银光隐翠、香气清香淡雅、汤色微绿明亮、齿颊留香、回味无穷而成唐代名茶。玉泉寺位于湖北省当阳市西玉泉山东麓，为中国“四大丛林”之一，创建于隋开皇（581～600）年间。佛教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曾在这里着述了着名的天台三大部。传说也是关羽关云长皈依佛教的地方。寺前的珍珠泉水，甘甜清冽，配上玉泉山的茶叶，其味尤妙。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作《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说的就是这种茶，这是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第一首以“名茶入诗”的诗篇。其诗如下：《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一作鸭）。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侄位置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迭，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末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诗人提到的中孚，是李白的族侄，又是玉泉寺僧，他深通佛理，善于词翰，尤喜品茶。所以，每年清明前后，总要小沙弥于寺左的乳窟外采摘鲜嫩的茶树新梢，制成仙人掌茶，以供奉过往香客。中孚后云游至金陵（今南京）栖霞寺，拜见族叔李白时，礼送仙人掌茶。李白爱不释手，欣然命笔，遂成这篇咏茶名篇。这种心理，李白在诗的《序》中写的非常清楚。
古茶文化的见证之地——扶风法门寺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以保存佛指舍利而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祖庭。据佛典和有关资料记载，法门寺始建于“西典东来”的东汉时期，初名阿育王寺，唐代改名为法门寺，并进而成为着名的皇家佛寺。其旁的十三级“阁楼式”砖塔，修建于明万历年间，在经历了357年风雨后，于1981年因雨水浸润而半边坍塌。1987年在重修砖塔，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唐代地宫，从而使珍藏了1100余年的唐皇室瑰宝佛指舍利得以重新面世。
在数以千计的供奉物中，有一套唐代皇室使用过的金银茶具，乃是目前世界上等级最高的茶具。它们均为皇室御用的珍品。
《物帐碑》载：“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又从茶罗子，碾子，轴等身錾文看，这些器物于咸通九年至是二年制成。同时，在银则，长柄久，茶罗子上都还有器成后以硬刻划的“五哥”两字。而“五哥”乃是唐皇宫对僖宗小时的爱称，表明此物为僖宗供奉，此外，还有唐僖宗供奉的三足银盐台和笼子，由智慧轮法师供奉的小盐台等。这次出土的茶具，除金银茶具外，还有琉璃茶具和秘色瓷器茶具。此外，还有食帛，揩齿布，折皂手巾等，也是茶道必用之物。
这批出土茶具，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利证据，也是唐代宫廷饮茶文化的集中体现。
日韩茶种的祖庭——天台山国清寺国清寺创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位于浙江省天台山南麓，这里五峰环抱，双涧萦流，古木参天，伽蓝巍峨，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日本和朝鲜半岛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与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南京栖霞寺，湖北当阳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这里也是济公活佛出世的地方。天台宗弘传日本，与日本“遣唐使”关系密切。唐顺宗永贞元年（804年）日僧最澄带着弟子义真，到达大唐明州（宁波）海岸，经台州，直登天台山国清寺学佛。次年回国时，带回天台宗经纶疏记及其它佛教经典的同时，还带去茶籽。后在日本依照天台国清寺式样设计建造了延庆寺，还在近江台麓山试种茶树，当为日本种茶之始。
中韩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南陈时，新罗僧缘光即于天台山国清寺智者大师门下服膺受业，随着天台山宗佛教的友好往来，饮茶之风很快进入朝鲜半岛，并很快从禅院扩展到民间。公元十二世纪后，新罗德兴王又派遣唐使金氏来华，其实唐文宗赐予茶籽，朝鲜开始种茶。从此，饮茶之风很快在民间普及开来。
总的来说，国清寺对中国茶叶东传，特别是日本，韩国的饮茶与种茶，起到重要的作用。
日本茶道的重要源头——径山寺径山寺不仅以径山茶宴闻名于世，而且径山寺作为日本禅宗的重要发源地，对日本禅宗发展影响至深。
日本禅宗圣一派开山辩圆圆尔，佛光派开山无学祖元，宗觉派开山兀庵普宁是起弟子。祖元的佛光派在镰仓、室町时期影响极大，其弟子一翁院豪也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入宋到径山无准禅师处参禅。大休派开山正念，无象派开山静照嗣法于径山寺的石溪心月，大应派开山南宗绍明在径山万寿禅寺从虚堂智遇受法。
大觉派开山兰溪道隆曾到径山参问无准师范，痴绝道冲，曹洞亲之祖道元曾到径山参问浙翁如锬，日本禅宗始祖，千光派开山荣西和法灯派开山无本觉心都曾到过径山。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日本南浦绍明禅师来径山寺求学取经，拜径山寺虚堂禅师为师。学成回国后，将径山茶宴仪式，以及当时宋代径山寺风行的茶碗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国情，使日本很快形成和发展可以茶论道的日本茶道。同时，将从天目山径山寺带过去的茶碗，称之为“天目茶碗”，在日本茶道中使用。至今，在日本茶道表演过程中，依然可以见到当年从中国带去的“天目茶碗”的踪影。
中日禅僧在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同时，也把中国寺院的茶礼，特别是把径山寺的“斗茶”“点茶”“茶会”“茶宴”传入日本。这中间，荣西、南浦绍明、道元、清拙正澄等尤有殊功。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绍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说：“茶道之起，在正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人。”日本的《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说：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带回崇福寺。
可以说，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道，径山寺茶礼是日本茶道的重要源头。
茶圣劳作的千年古刹——南京栖霞寺栖霞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北，栖霞山中峰西麓。建于南齐永明元年（483年），为中国丛林“四绝”之一。中国第一首以“名茶入诗”的诗篇，既是唐代诗人李白在栖霞寺居留期间所做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唐代诗人皇甫冉在《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中称：“采茶非，远远上层崖”说的是唐代陆羽在寺旁采茶的情景。对此，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二笔》有注释：“摄山栖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经人剪植者。唐陆羽如山采之，皇甫冉再作诗送之云。”清代乾隆《江南通志》载：“江宁天阕山茶，香气俱绝。城内清凉山茶，上元东乡摄山茶，味皆香甘。”其寺周围，现为着名的雨花茶产地。
古往今来，栖霞寺一直蕴涵着茶文化的意境，与茶结缘。
佛地颂茶的胜地———景宁惠明寺惠明寺位于 惠明寺，以寺扬茶，又以茶扬寺，是佛地颂茶的胜地之一。
中国禅茶文化发源地——赵州柏林禅寺柏林禅寺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县城（古称赵州）东南角，与“天下第一桥”赵州桥遥遥相望。它最早建于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古称观音院，南宋为永安院，金代名柏林禅院，自元代起即称柏林禅寺。这座古刹虽几经兴衰，却仍然香火绵延、高僧辈出。据僧传记载，着名的译经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取经之前，曾来此从道深法师研习《成实论》。
晚唐时，禅宗巨匠从谂禅师在此驻锡四十年，大行法化，形成影响深远的“赵州门风”，柏林禅寺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史上的一座重要祖庭。赵州禅师（778-897），法号从谂，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虽然道誉四布，并有燕赵二王的供养护法，但他的生活却十分朴素清贫。他的“绳床一脚折，以烧断薪用绳系之”。他经常是“裤无腰，褂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土塌床，破芦席，老榆木枕全无被”。禅师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弘传祖师心印，接引四方学人。脍炙人口的“吃茶去”“洗钵去”“庭前柏树子”“狗子无佛性”等公案不仅启悟了当时的许多禅僧，而且流传后世，广泛的被茶道学者引用和研究，历久弥新。
赵州是‘赵州茶’的发源地，是禅茶文化的发源地，是当代生活禅的发源地，2005年柏林禅寺举办“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禅茶学者云集赵州。柏林禅寺老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因对赵州祖庭的复兴及推动中韩禅茶文化交流所做贡献而荣膺“第九届韩国茗园茶文化奖”的净慧老和尚，此前在邢台三剑茶艺馆与河北茶文化专家舒曼、项春霞、尹纪周等一起提出了代表中国禅茶文化精神的四个字“正、清、和、雅”，并在这次会议上公之于世，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肯定和支持，此举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为茶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对于茶文化如何更好地与禅文化结合，也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
柏林禅寺，以禅传茶、以茶弘禅，成为了接引当代人从学茶而步入禅境堂奥的一所文化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