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代的兴盛

发布时间 : 2019-11-28
宋代的茶叶 宋代茶叶茉釉 泡茶的茶叶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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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宋代的兴盛”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国宋代的兴盛”相关知识!

宋朝时期的茶区在不断扩大,种植、采制、烹茶技艺等日趋精湛。茶业重心开始南移,建茶(广义的武夷茶区)崛起,贡茶院南迁至福建建安北苑,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建安北苑出产的龙凤茶名冠天下,这种模压成龙形或凤形的专用贡茶又称龙团风饼。

宋代市井问茶馆林立,饮茶方法在唐代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盛行典雅精致的点茶法。点茶法和唐代烹茶法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不再将筛过的茶末放到锅里去煮,而是放在茶盏里,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添加开水,边添加边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称为汤花),达到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状态。宋代茶人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点茶不添加食盐,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南宋末期,日本僧人南浦昭明到我国求学取经,首次将中国的点茶法传到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后经日本茶道创始人千利休改造而成日本茶道。现在El本茶道中的抹茶道采用的就是点茶法。

宋代风行评比调茶技术和茶质优劣的斗茶,也称茗战。斗茶时采用点茶法。斗茶实际上就是茶艺比赛,通常是三五知己聚在一起,煎水点茶,互相评审,看谁的点茶技艺更高明。决定胜负的因素有二:一是汤色,二是汤花,最后综合评定味、香、色。汤呈乳白色,汤面泛“汤花”能较长时间凝住杯盏内壁不动,这样才算点泡出一杯好茶。点茶追求茶的真香、本味,并十分注重点茶动作的优美协调。斗茶时所使用的茶盏是黑色的,它更容易衬托出茶汤的白色,茶盏上是否附有水痕也更容易看出来。因此,当时福建建安生产的黑釉茶盏最受欢迎。

宋代茶业已有了很大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除了茶诗词、茶题材书画外,涌现出一批有关茶的著作,如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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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兴盛于隋唐


茶文化的主体是饮茶的文化,是在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茶文化产生于茶被用作饮品之后,兴盛于隋唐年间。

唐代中期,茶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并自南方地区迅速向中原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散,政府也开始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征收赋税。唐代之前,茶叶只被零散地记载于医药、文化著作中,自唐代开始出现茶叶专著。茶文化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形态。

据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在唐代,茶叶产地扩展迅速,据当时资料记载,当时茶叶生产地遍布今四川、浙江、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而其最北已达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地区),其分布之广不亚于近代茶区,并且当时的茶叶名品已多达150多个。茶叶产地的扩大、品种的繁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此外,唐代的茶叶还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据《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边疆少数民族开始饮茶后,便与使者、商人进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从此,这种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茶文化兴盛于隋唐年间


茶文化的主体是饮茶的文化,是在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茶文化产生于茶被用作饮品之后,兴盛于隋唐年间。

唐代中期,茶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并自南方地区迅速向中原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散,政府也开始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征收赋税。唐代之前,茶叶只被零散地记载于医药、文化著作中,自唐代开始出现茶叶专著。茶文化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形态。

据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在唐代,茶叶产地扩展迅速,据当时资料记载,当时茶叶生产地遍布今四川、浙江、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而其最北已达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地区),其分布之广不亚于近代茶区,并且当时的茶叶名品已多达150多个。茶叶产地的扩大、品种的繁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此外,唐代的茶叶还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据《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边疆少数民族开始饮茶后,便与使者、商人进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从此,这种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

清朝茶业的兴盛和衰败


茶叶出口曾经是当时大清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大宗商品,清代茶业经济的兴衰,亦可说代表了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

康乾盛世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皇帝也意识到,挣钱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茶业经济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康熙二十三年皇帝下诏废止“海禁”政策以通商裕国,随后又颁发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更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乾隆皆好饮茶,对于上流社会饮茶风习的推动,对于促进各地名茶发展,推动饮茶文化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初,茶叶延续明代之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人是不能随意贩运的。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尤其在“五口通商”之后,茶叶外销急剧扩大,当地茶商藉地利之便获得了发展。

一项重要的种植技术在清代出现了,这就是扦插无性繁殖技术,改变了前代茶树只能用茶籽种植的旧观念,茶叶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茶类也在清代不断丰富,由于外销红茶供不应求,清代工夫红茶品种不断增多,而乌龙茶亦在清代产生,著名的铁观音也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

鸦片战争之后,国际茶叶市场对华茶需求剧增。中国茶的种植面积、产量、茶叶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至光绪十二年,创华茶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41万吨。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中国人用地里长出来的茶叶换世界的真金白银,让列强们为之眼红。

兴盛千百年的泸州茶叶


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四川泸州,从唐到宋元,再到明清,早已成为云茶、川茶、泸茶等南路茶叶的交易集散中心。

当时朝廷为了加强对泸南边的统治和促进商业贸易,开市进行茶马交易。早在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大将军唐蒙率十万之众从合江符关出使夜郎王国,经20年的奔走打通夜郎古道。后司马相如再入符关走古道,把巴蜀文化向夜郎国传播,泸茶便成为了出使夜郎各民族的和平使者。西南边各民族来至泸州城下贸易,一时间风日欲寒城外市,帆樯多近水边楼牁天远茶马路,竹枝声里出泸州。泸南产茶、出佳茗载于《茶经》和皇家典籍。

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整治永宁河道,凿通江门大滩82处,从此象马边陲通贡道,蛟龙窟宅变夷庚。从明洪武到清乾隆、光绪年间,对赤水河仁怀以下河道进行整治,同期间又对沱江流域进行疏竣,从而使泸州进入了历史以来水运中心的经济时代。一江水运使泸州与沿边地区的商贸交流更加便捷。古蔺、叙永、纳溪各民族商队、马帮云集,茶叶市场已逐步从农村集市向水码头的泸州茶叶专卖市场转移。朝廷以茶换马,百姓以茶换盐,商家以钱交货,形成泸州西郭皆有市,八方驮铃进城声。水门向晚茶商闹,小市通宵酒客行的景象。

据四川茶学会专家刘相萍介绍,清末民初以来,泸州销往西康、青海、西藏地区的边茶每年在1至2万包,而云南普洱、下关沱茶经泸州码头转销重庆大码头的茶叶达上万斤。难怪当年陆游路经泸州,在市街上看到的是短棹飘然信所之,茶园渔市到无时,清明浆美村村卖,谷雨茶香园园珍的繁荣景象。

牛皮茶红岩茶价高利厚古蔺、叙永自然条件优越,山区丘陵地带是理想的茶叶产地。由于地处高山丘陵之地,古蔺椒子沟终年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牛皮茶因其质优价高利厚而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山区村民广种茶树。在产茶的叙永县和古蔺县有一个茶芽七粒米、千茶万桐,一世不穷之说。

据食货志载,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山区农民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乎,泸茶的种植面积从叙永县、古蔺县逐步向纳溪区、泸县等地转移。一时间,泸茶有浅疏通野寺,绿茗盖丹山的描述。待到清明时节采茶时,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

茶马古道为茶叶交易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叙永凭借永宁河这条运输命脉,上水船运盐入黔,下水船运茶到泸城。从唐蒙、司马相如出使夜郎国之后就有一水行商出贵州之誉,并且凭长江、赤水河、永宁河等水路优势成为泸州以下第一个船只停泊港。泸县至重庆间的36个水码头成了茶叶的中转地,所以唐代诗人郑谷有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的诗句。如今叙永江门峡九鼎山老茶农中还唱起流传已久的竹枝词:蒙蒙漠漠更非非,竹炉煮茶客来时。惟有门前山雀叫,贩茶远客立家门。永宁清明来茶商,吴楚人家好好茶。沿着茶马运输线路,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今天都能寻找到牛皮茶、红岩丹山绿茶留下的辉煌。

品牌泸茶引领风骚翻阅茶书集成,早在唐宋时期的茶叶专着中就有泸茶的记载。明代钱椿年在嘉靖九年(1530年)所着的《茶谱》中的茶品一章有茶之产于天下多矣,泸州之纳溪梅岭之数者,其名皆着。以后,张谦德在他的《茶绿》产茶篇中,再次论述泸州之纳溪梅岭茶。清人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说,泸州纳溪(绍坝)之茶,其茶可疗风疾。第一次把药用、健康饮品的作用功能载入茶史大典。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五月的一天,杨升庵在纳溪乐道子与友朋避暑时,写下地静一尘不起,楼高四望皆通。渴煮双泓茗月,饱听万壑松风的诗句。天气虽热而登楼品茗,聆听江涛松风,三华山、金凤山尽收眼底,已不知是天热还是客热了。可见五百年前,纳溪茶无论天冷天热,也阻挡不了人们品茶、论茶的雅致。

泸茶与泸酒成为泸州经济两束芬芳诱人的鲜花。泸州与成都、重庆一起,名列天下商贾集聚处的全国33个大型商业城市之一。茶叶在泸州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给泸州这座码头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茶农不断扩种茶叶,纳溪青茶年产千担。茶市场更加活跃,从场镇交易、运输贩茶到泸城茶叶专卖市场,茶叶成为次于食盐位居第二的大宗商品。商业志载:茶诚生民用之品,国家课利之一也。夫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税居最。明代产茶、制茶、卖茶、品茶,茶业迎来了兴旺发达的繁荣时期。如今,纳溪产的凤羽、伏金、瀚源和沁宏绿茶已成全国第一早茶中的王冠,成为国内外早茶市场的抢手货。每年二月初,各地茶商结伴到泸州采购早茶。一片茶叶,支撑起纳溪区的一大产业。

喝茶品茗成风景据《泸州地方史论稿》载,泸州在宋代茶、酒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茶肆、茶坊、茶馆、茶楼伴随水运,伴之商业流通业的繁荣犹如雨后春笋。据考,泸州是民间饮茶最早的地方。到了明清,上至州衙、府衙、县衙官员,下至村野百姓,都对喝茶情有独钟,不仅在家中喝茶,逢集市之期,带上好茶,茶馆一坐,以与友朋共品好茶为乐为趣。喝茶、品茶成为码头人家一道风景。

泸州人好好茶,精于饮茶之道。茶芽称为雀舌,以其清香、嫩绿、唯芽尖如针者为上品;一芽一叶次之;一芽二叶更次之。谁把嫩香名雀舌,不知灵草天然异。其实贩往南路的边茶多是大叶粗茶,一样能品出绿茶的色、香、味来。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古叙。筐筐渐见新芽来,茶女清晓山歌声。临烟触露不停采,交了官差换盐米。茶农贡茶交了后,剩下的茶叶才能去市上换来一家人的盐和米。这种交换不仅促进了茶肆、茶坊的繁荣,而且使茶馆有了相对固定的茶叶供应源。茶馆有了新茶,茶客更多,生意更红火。

泸茶出川借风帆千百年来,茶叶因水运比陆运更方便,运量更大,所以价格更低。但无论泸茶,还是云茶,运输都颇为艰难。蜀道行于溪山之间,异常险恶。茶经永宁河、长江至泸州城下,纤夫、船工最苦,而且时有被风浪吞没,被险滩、暗礁拆舟之危险。清乾隆五年任泸州知州的林良佺有永宁行诗为证:两岩苍翠绿云屯,峡口迷离白雾昏。拍岸惊涛奔雪浪,乱石穿空闭江门。千寻嶂外看飞瀑,九鼎山阴听猿啼。长啸一声三十里,楠桡霭乃过前村。可见在永宁河的一百九十滩行船之凶险,水流湍急,乱石错出,波恶涡诡,舟一失尺寸,船毁人亡。

据泸州航运志载,明清以来,泸州运盐茶至重庆、万县的大棕板船就有800多艘,每只可载货450包茶,每包约80斤。中元棒大船有700多艘,每艘载货900包左右。泸州是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泸茶、滇茶经水运从泸州走出巴蜀,走向全国各地。史学家认为,由于盐、茶的运输、中转,才使泸州水运如日中天。

努力拓展泸茶市场泸州现有产茶县5个(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其中纳溪、叙永、古蔺为重点产茶区县,特早名优茶是重点发展项目,总产量约3000吨左右,产值10亿元。纳溪区凤羽茶获国际农博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瀚源生态茶获中茶杯名优茶特等奖,天仙洞沁宏茶也挤身国际茶叶市场。泸州茶虽有几个品牌茶品,但比起省内外品牌茶来产量小,市场占有率小。为了做大做强泸茶产业,市县区已扩大无公害名优茶、特早绿色食品A级茶、有机茶的种植面积约20万亩。目前纳溪护国绍坝、金凤山、白节三华山有机茶面积已达18万亩,总产量达2500吨,总产值8亿元,成为农业又一龙头产业。

古蔺县、叙永县种植无公害名优茶面积已达2万亩,产量各达500吨,产值2亿元。目前,泸州茶叶企业积极扩种产茶区面积、打造品牌名优茶、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进行市场化经营,努力重铸泸茶的辉煌。

宋代的斗茶


宋代斗茶,其法如下:先用瓶煎水,接着调膏。所谓调膏,视茶盏大小,用勺挑上一定量的加工好的茶末放入茶盏,再注入瓶中的沸水,调和茶末如浓膏油,以粘稠为度。调膏之前,还须温盏。蔡襄《茶录》:盏气热,冷则茶不浮。再注入沸水。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程度;一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汤花面要求色泽鲜白,淳淳光泽,民间称其为冷粥面,意即汤花像白米粥冷后稍有凝结时的形状;汤花均匀适中,叫做粥面粟纹,像白色粟纹一样细碎均匀。汤花保持一段时间后就要散退,此时盏内沿就会出现一圈水痕,以先出现水痕者为负。正如祝穆《方舆胜览》中所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在中国的茶文化中,宋代的“玩茶”最为出名。斗茶,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所谓斗茶,即比茶、赛茶、评比茶的优劣。宋人唐庚在《斗茶记》中曰:“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大观茶论》序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唐庚和《大观茶论》所说的是文人雅士的闲情斗茶,而斗茶最初来源于民间。据《茶录》记载,斗茶之风起源于贡茶之地建安(今福建),是茶民为了评比茶的高低而生成的。

斗茶在宋代最为流行。由于流行,更加丰富了中国的茶文化。在中国的斗茶文化中,最值得一说的是《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与《茗园赌市图》。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是宋代范仲淹所作:“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蝾,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冥。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在此斗茶歌中,范仲淹把斗茶的原因、斗茶的情形、斗茶的意韵等等,都描绘得淋漓尽致。“胜若登仙”“输同降将”,斗茶何以这般?原来胜者可成为贡茶。敬奉贡茶有功者,升官发财也。据《高齐诗话》记载,宋代的郑可简就因贡茶有功,官升福建路转运使。

宋代的斗茶,从茶民制茶者到茶商,从民间到皇宫,从百姓到文人雅士,几乎是各个阶层都爱玩斗茶。茶民制茶者玩斗茶,是为了自己的茶得个好名次;商家玩斗茶,是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茶饼;百姓与文人雅士及皇宫玩斗茶,则是闲情之趣。流行的宋代斗茶,使宋代茶文化上了一个新台阶,茶文化从诗文发展到茶画。宋代创作了不少茶画。著名画家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就是一幅描绘市井斗茶的情景。

《茗园赌市图》斗茶图(此画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以人物为主,画面上人物不少,画中茶贩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茶杯品茶的。右前边有一挑茶担卖茶小贩,停肩观看,还有一妇人一手拎壶另一手携小孩,边走边看斗茶。此画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壮年、儿童,人人有特色表情,眼光集于茶贩们的“斗茶”,个个形象生动逼真,把宋代街头民间斗茶的情景淋漓尽致地描绘在世人面前。

中外历史上有“斗鸡”、“斗牛”,可在中国古时还有“斗茶”之事。

斗茶始于唐代,据考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唐叫“茗战”,宋称“斗茶”,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撕杀”,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泸州茶叶兴盛千百年


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四川泸州,从唐到宋元,再到明清,早已成为云茶、川茶、泸茶等南路茶叶的交易集散中心。

当时朝廷为了加强对泸南边的统治和促进商业贸易,开市进行茶马交易。早在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大将军唐蒙率十万之众从合江符关出使夜郎王国,经20年的奔走打通夜郎古道。后司马相如再入符关走古道,把巴蜀文化向夜郎国传播,泸茶便成为了出使夜郎各民族的和平使者。西南边各民族来至泸州城下贸易,一时间风日欲寒城外市,帆樯多近水边楼牁天远茶马路,竹枝声里出泸州。泸南产茶、出佳茗载于《茶经》和皇家典籍。

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整治永宁河道,凿通江门大滩82处,从此象马边陲通贡道,蛟龙窟宅变夷庚。从明洪武到清乾隆、光绪年间,对赤水河仁怀以下河道进行整治,同期间又对沱江流域进行疏竣,从而使泸州进入了历史以来水运中心的经济时代。一江水运使泸州与沿边地区的商贸交流更加便捷。古蔺、叙永、纳溪各民族商队、马帮云集,茶叶市场已逐步从农村集市向水码头的泸州茶叶专卖市场转移。朝廷以茶换马,百姓以茶换盐,商家以钱交货,形成泸州西郭皆有市,八方驮铃进城声。水门向晚茶商闹,小市通宵酒客行的景象。

据四川茶学会专家刘相萍介绍,清末民初以来,泸州销往西康、青海、西藏地区的边茶每年在1至2万包,而云南普洱、下关沱茶经泸州码头转销重庆大码头的茶叶达上万斤。难怪当年陆游路经泸州,在市街上看到的是短棹飘然信所之,茶园渔市到无时,清明浆美村村卖,谷雨茶香园园珍的繁荣景象。

牛皮茶红岩茶价高利厚

古蔺、叙永自然条件优越,山区丘陵地带是理想的茶叶产地。由于地处高山丘陵之地,古蔺椒子沟终年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牛皮茶因其质优价高利厚而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山区村民广种茶树。在产茶的叙永县和古蔺县有一个茶芽七粒米、千茶万桐,一世不穷之说。

据食货志载,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山区农民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乎,泸茶的种植面积从叙永县、古蔺县逐步向纳溪区、泸县等地转移。一时间,泸茶有浅疏通野寺,绿茗盖丹山的描述。待到清明时节采茶时,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

茶马古道为茶叶交易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叙永凭借永宁河这条运输命脉,上水船运盐入黔,下水船运茶到泸城。从唐蒙、司马相如出使夜郎国之后就有一水行商出贵州之誉,并且凭长江、赤水河、永宁河等水路优势成为泸州以下第一个船只停泊港。泸县至重庆间的36个水码头成了茶叶的中转地,所以唐代诗人郑谷有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的诗句。如今叙永江门峡九鼎山老茶农中还唱起流传已久的竹枝词:蒙蒙漠漠更非非,竹炉煮茶客来时。惟有门前山雀叫,贩茶远客立家门。永宁清明来茶商,吴楚人家好好茶。沿着茶马运输线路,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今天都能寻找到牛皮茶、红岩丹山绿茶留下的辉煌。

品牌泸茶引领风骚

翻阅茶书集成,早在唐宋时期的茶叶专著中就有泸茶的记载。明代钱椿年在嘉靖九年(1530年)所著的《茶谱》中的茶品一章有茶之产于天下多矣,泸州之纳溪梅岭之数者,其名皆著。以后,张谦德在他的《茶绿》产茶篇中,再次论述泸州之纳溪梅岭茶。清人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说,泸州纳溪(绍坝)之茶,其茶可疗风疾。第一次把药用、健康饮品的作用功能载入茶史大典。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五月的一天,杨升庵在纳溪乐道子与友朋避暑时,写下地静一尘不起,楼高四望皆通。渴煮双泓茗月,饱听万壑松风的诗句。天气虽热而登楼品茗,聆听江涛松风,三华山、金凤山尽收眼底,已不知是天热还是客热了。可见五百年前,纳溪茶无论天冷天热,也阻挡不了人们品茶、论茶的雅致。

泸茶与泸酒成为泸州经济两束芬芳诱人的鲜花。泸州与成都、重庆一起,名列天下商贾集聚处的全国33个大型商业城市之一。茶叶在泸州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给泸州这座码头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茶农不断扩种茶叶,纳溪青茶年产千担。茶市场更加活跃,从场镇交易、运输贩茶到泸城茶叶专卖市场,茶叶成为次于食盐位居第二的大宗商品。商业志载:茶诚生民用之品,国家课利之一也。夫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税居最。明代产茶、制茶、卖茶、品茶,茶业迎来了兴旺发达的繁荣时期。如今,纳溪产的凤羽、伏金、瀚源和沁宏绿茶已成全国第一早茶中的王冠,成为国内外早茶市场的抢手货。每年二月初,各地茶商结伴到泸州采购早茶。一片茶叶,支撑起纳溪区的一大产业。

喝茶品茗成风景

据《泸州地方史论稿》载,泸州在宋代茶、酒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茶肆、茶坊、茶馆、茶楼伴随水运,伴之商业流通业的繁荣犹如雨后春笋。据考,泸州是民间饮茶最早的地方。到了明清,上至州衙、府衙、县衙官员,下至村野百姓,都对喝茶情有独钟,不仅在家中喝茶,逢集市之期,带上好茶,茶馆一坐,以与友朋共品好茶为乐为趣。喝茶、品茶成为码头人家一道风景。

泸州人好好茶,精于饮茶之道。茶芽称为雀舌,以其清香、嫩绿、唯芽尖如针者为上品;一芽一叶次之;一芽二叶更次之。谁把嫩香名雀舌,不知灵草天然异。其实贩往南路的边茶多是大叶粗茶,一样能品出绿茶的色、香、味来。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古叙。筐筐渐见新芽来,茶女清晓山歌声。临烟触露不停采,交了官差换盐米。茶农贡茶交了后,剩下的茶叶才能去市上换来一家人的盐和米。这种交换不仅促进了茶肆、茶坊的繁荣,而且使茶馆有了相对固定的茶叶供应源。茶馆有了新茶,茶客更多,生意更红火。

泸茶出川借风帆

千百年来,茶叶因水运比陆运更方便,运量更大,所以价格更低。但无论泸茶,还是云茶,运输都颇为艰难。蜀道行于溪山之间,异常险恶。茶经永宁河、长江至泸州城下,纤夫、船工最苦,而且时有被风浪吞没,被险滩、暗礁拆舟之危险。清乾隆五年任泸州知州的林良佺有永宁行诗为证:两岩苍翠绿云屯,峡口迷离白雾昏。拍岸惊涛奔雪浪,乱石穿空闭江门。千寻嶂外看飞瀑,九鼎山阴听猿啼。长啸一声三十里,楠桡霭乃过前村。可见在永宁河的一百九十滩行船之凶险,水流湍急,乱石错出,波恶涡诡,舟一失尺寸,船毁人亡。

据泸州航运志载,明清以来,泸州运盐茶至重庆、万县的大棕板船就有800多艘,每只可载货450包茶,每包约80斤。中元棒大船有700多艘,每艘载货900包左右。泸州是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泸茶、滇茶经水运从泸州走出巴蜀,走向全国各地。史学家认为,由于盐、茶的运输、中转,才使泸州水运如日中天。

努力拓展泸茶市场

泸州现有产茶县5个(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其中纳溪、叙永、古蔺为重点产茶区县,特早名优茶是重点发展项目,总产量约3000吨左右,产值10亿元。纳溪区凤羽茶获国际农博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瀚源生态茶获中茶杯名优茶特等奖,天仙洞沁宏茶也挤身国际茶叶市场。泸州茶虽有几个品牌茶品,但比起省内外品牌茶来产量小,市场占有率小。为了做大做强泸茶产业,市县区已扩大无公害名优茶、特早绿色食品A级茶、有机茶的种植面积约20万亩。目前纳溪护国绍坝、金凤山、白节三华山有机茶面积已达18万亩,总产量达2500吨,总产值8亿元,成为农业又一龙头产业。

古蔺县、叙永县种植无公害名优茶面积已达2万亩,产量各达500吨,产值2亿元。目前,泸州茶叶企业积极扩种产茶区面积、打造品牌名优茶、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进行市场化经营,努力重铸泸茶的辉煌。

北宋茶诗兴盛-悠久的饮茶历史


茶叶,是我国的一种传统饮品,我国国人饮茶历史悠久。根据《说文解字》中对茶做的注解:茶,茗。可知,在古代,茶也叫茗,品茶也可叫做品茗。另外,根据陆羽的《茶经》还可知道,茶也可称作荼。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茶叶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不过根据现有相关资料的搜集,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咏茶的诗歌。但是,这时在《诗经》中也有一些诗句提到过荼了:比如《诗经》中的《邶风谷风》、《豳风七月》和《大雅绵》三篇,其中就有一些句子提到过荼。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三首诗中关于荼的句子就是茶诗的起源,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茶诗作品创作的酝酿和萌芽阶段。

到了两汉时期,文人们开始热衷于饮茶。我们从王褒的《僮约》赋就可以看出。这篇赋说的是王褒去一个朋友家作客,这位朋友的仆人对他很不礼貌,于是王褒很生气,就向朋友买了这个仆人为家奴,并把要求此家奴做的事全写下来,王褒列举的种种杂役,其中有一件就是要他的家奴必须到武阳买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茶叶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和买卖了。这说明在当时,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饮茶的习俗已经在人们特别是像王褒这样的中产阶级之中流行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的风气要比前代更甚,饮茶不仅仅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不再只是士族文人的专利,不少市井老百姓也开始饮茶。另一方面,这时佛教兴起,因此人们也开始用茶来供奉佛事、款待施主、招待嘉宾,饮茶生活进一步发展,诗人们通过诗歌创作来记录自己的饮茶生活,表达自己对茶的热爱之情。

隋唐初期的时候,饮茶的风气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不过这个时候饮茶主要集中于北方各地,而且人们主要注重的还是茶的药用功能,很多的医书对此也做了一些记录。一直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饮茶的风气才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一个时代,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是唐代发展的两个高峰期。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们的饮茶生活和茶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

唐代茶产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是茶叶生产开始发达起来。不仅茶叶的产量比以前有了增加,而且在各地的茶叶中都有一些名茶不断地出现。无论是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讲,这个时候都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第二,是开始征收茶叶税,并且将其纳入政府垄断体系。茶叶生产有了质的飞跃,必然推动茶叶贸易也跟着兴盛起来,这也为唐朝政府开辟了一个财政的来源,于是开始对茶叶征税。后来随着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唐朝政府看到其中有利可图,于是又制定了一项新的制度,就是将茶叶的买卖进行控制,实行专卖制度,进行垄断控制。第三,是设立贡茶制度,要各地的茶农都向皇帝进贡上好的茶叶,由于有了这一压力,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当时的制造茶叶技术得到了提高。

因此,到了北宋时期,可见当时饮茶的历史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地悠久了,这也是当时茶诗繁荣发展的文化背景之一。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了茶文化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印度释迦牟尼35岁成佛,80岁逝世,在45年里孜孜不倦地传播教义,创立了佛教。

西汉末,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佛教弘扬的教义主要有“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行善修道、慈悲为本等,比儒教和道教更容易感化人,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中得到慰藉,因此传播很快。

佛教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仪式,托钵乞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印度,“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成为一种风尚。“掘地垦土”的农业生产和“手捉金银”的贸易经营都是印度佛教戒律所不允许的。

佛教传入我国初期,僧人也是随师乞食或靠俗人供给生活所需。西晋惠帝建兴圣寺“供养百僧”。北魏有“僧祗户”(凡民间每年捐谷六十斛入僧曹的,称之),但我国僧尼多居寺庙,过着集体生活,要念经坐禅,乞食似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为了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和不断发展,必须与我国的儒教、道教相融合,以适合中国的国情,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早在东晋时,佛教就开始自力更生地解决生存问题,南朝梁《高僧传》记载,东晋时高僧道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佐证已废除印度佛教的乞食制,开始生产劳动了。他们种茶的历史也很悠久,相传晋代名僧慧远曾在庐山东林寺以自种自制的茶招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

在国家经过三百多年分裂动乱之后,唐高祖实现了南北统一,建立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帝国。唐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儒、释、道三教都予扶植,虽然唐王朝自认为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裔,但实际上采取了佛道两教并重的方针。

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的创宗时期。在唐代,佛教各宗相继形成,尤以禅宗独盛,它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吸收儒家的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怀海禅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禅宗的特点,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僧人除了上早殿(早晚集体念经)、坐禅、诵戒,还要从事农林生产劳动。

“禅”的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禅宗又分南、北两宗。慧能创立南宗,主张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也可以顿悟成佛。慧能这种简化教义和修行的方法,对于那些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感迷惑、怅惘的劳动人民以及心灵空虚的士大夫,以至达官显贵,都可以得到精神寄托。到了唐代后期,南宗几乎取代了佛教其他各宗。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诗云:“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盛唐时期,寺观中奴婢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著。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已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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