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的文化。
从缓缓游动的茶叶间，品茶人谛听到了一种来自远古的声音，那声音如此寂寥如此素朴
听过一个故事，说是在印度的阿禾姆达巴城有一个名为“幸运茶室”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喝茶，聊天，说笑，与其它茶馆没有两样。而奇怪的是，那间茶馆里摆放着一些棺材，客人就置身于棺材中间品茶。有些人惧怕那些棺材，不敢前往，可是一旦他们去过一次之后，就忍不住常常想去那儿喝茶。这些奇怪的棺材使“幸运茶室”得以闻名于阿禾姆达巴城乃至整个印度。为什么要在茶室里布置些棺材呢？就是一位慕名前往“幸运茶室”喝茶多次的人也很难说出其中的原由，他说他只是被那里的神秘气氛一次次地召唤。
茶室里的哲学
也许人们会觉得，世间再也没有比阿禾姆达巴城的“幸运茶室”更为标新立异的茶室了。其实，最新潮最时尚的元素里，可能正浸润着最传统最拙朴的因子。如果我们读过哲学大师蒙田谈论死亡的篇章，或许就能理解“幸运茶室”里那些棺材的意味了。一个名为“幸运”的地方，却让我们直面棺材、正视棺材这个象征着死亡的恐怖意象，其悖论之处正是蒙田哲学的奥义所在。
蒙田告诉我们，死亡无处不在，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饮食起居中，它是我们每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所必须面对的。死亡，如同我们看到夕阳落下、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那样自然而然。如果我们能够不惧怕于想象死亡和体验死亡，如果我们对生命中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和变故都能泰然处之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真正领悟到生存的快乐和意义所在。人要学会“向死而生”，在对死亡的逼视中感谢我们还平安幸福地活着。
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将阿禾姆达巴城的“幸运茶室”里那些棺材和“幸运”二字联系起来。那些隐含着死亡气息的棺材让喧嚣浮躁的都市人的心安静下来，让他或者她在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心境中凝视手中的一杯清茶。从缓缓游动的茶叶间，品茶人谛听到了一种来自远古的声音，那声音如此寂寥如此素朴，它轻轻地拨弄着品茶人的心弦。或许就在这一刹那，他或者她被那弥漫在舌尖之上的苦涩的余香所感动，于是，都市生活中的一切哀伤和失意、躁动和不安顷刻之间都隐匿了，品茶人终于从纷繁复杂的外在世界回归自己的内心，回归到那原本期待恬淡与宁静生活的内心。在这一时刻，死亡——茶——生命之间获得了某种神秘的关联。“幸运茶室”里的棺材，让人在对死亡的想象中获得一种极致的生命体验，一种被救赎的宗教般的感恩情怀。
实际上,那些棺材在“幸运茶室”中就是按照伊斯兰教的风俗布置而成的。如果我们了解更多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看似新潮怪诞的构想其实正是吸取了一些古老的宗教文化养料。在历史上,有些部落和民族,他们就有着这样的文化崇拜:即在一些大型的狩猎或庆功宴上，待众人饮到酣畅处时，一具尸首或一副棺材会被抬到宴会上来，于是，全场肃静，一起瞻仰它们，等到仪式完毕之后才继续欢饮。尸首、棺材是要让人们在欢乐的时候警醒：死亡时时刻刻都在逼迫我们，那么，幸运地活着的人们又该怎样珍惜自己倏忽即逝的生命呢？这种远古的宗教仪式昭示着最古拙最朴素的生命哲学。
与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茶称得上是国粹了。中原大地,不论是乡野之农夫，还是儒雅之名士,国人皆以茶为趣。当然，劳累一天的农人，捧着个青瓷大壶一饮而尽的感觉,与竹林七贤以诗论茶、以文品茶的境界当是迥然有别,而现代都市里的小资们在摇摇曳曳的烛光下，渐酌渐啜,顾盼神迷，自然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了。这些不同的况味,有人硬是要以“雅”、“俗”来界定,其实,大俗若雅,大雅若俗，这可能是最朴素最有力的逻辑。但或许是因为它亦雅亦俗、寓雅于俗的品质,茶较之于其它的东西,能蛊惑更多的人心。
不管是雅是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总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儒、释、道三种文化的精华都被创造性地吸收在之中。
儒家尚实，深信天道酬勤、真水无香。而中国，最讲究的也是功夫二子。下足了功夫，就能化平淡为神奇，以朴素之叶酝酿出人间琼露。当一片片的茶叶在杯中舒卷自如，摇曳生姿，散发着丝丝缕缕、若有还无的幽香之气时，品茶人怎能不感慨：“真是功夫！”
佛理禅机同样也渗透在中国的中。佛的所谓明心见性，无外乎是心的敞明与性的修炼，而茶就是要人素朴、要人澄澈、要人清净。惟其如此，才有以茶助禅，以茶礼佛之说。同时，佛讲慧根，讲因果机缘，而中也自暗含人生的种种玄机。
或许，还更近于道家的思想。天人合一、神与物游是道的上乘境界。道家在对自然之物的静观默察中获取内在生命的启示，从而寻求养生之道。的最高意境也是使人与茶、茶与人交相感应、合而为一，人在茶的清幽中获得宁静，茶也因为人的凝眸而获得灵性。
一位真正的茶客，能从茶中领悟世道人心，能以清明之眼遥望人生绚烂之后的平淡，“惟宁静以致远”即是茶客所信奉之道。如果一定要为下个定义的话，我们也只能感叹：“道可道，非常道；茗可茗，非常茗”。
“茶”觉日光流年
如今,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一些茶馆总会在不经意间投入视线。他们好像是随着一个城市的某种风尚突然降至的，又好像是在历史的角落里已经存在了千年万年。听说在西方有些咖啡店有上百年的历史,不觉就有些感动,几百年啊,该是怎样沧桑的历史！也许，我们有些茶馆,也有着同样的岁月的痕迹。
在某个午后的黄昏，沿着树影婆娑的小巷，衣裙款款地，不知怎么就来到了一座古老的茶楼。在斑驳的光影里，不觉感叹着日光流年，感叹着繁华易逝、人生如梦。而那座古老的茶楼，那座见证历史兴衰的茶楼，又曾聆听过多少生命的叹息呢？在历史的沉浮中，又有什么不是惊鸿一瞥、过眼云烟。绚烂之后终归要趋于平静，不妨还是上楼去聆听茶的秘语吧。
喝着茶，突然就想到了那个传奇的女子张爱玲和她的那些个传奇的故事。小资们对于她应该是无比熟悉的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她曾无比焦灼地说——“成名要早”，并且很快以其超常的才情，不仅让旧上海的十里洋场认识了她，而且让旧上海的整个风情时代记住了她。可是，城市小资们或许没有注意，张爱铃其实后来一再地反思过“成名要早”的时代病和都市病。她常常说，人生有飞扬的一面，可这飞扬也是要以安稳来作底色的。而她笔下那些悲情故事的主人公，往往终其一生才蓦然醒悟:原来他们的人生,缺乏的就是安稳这一底色。
张爱铃应该是喜欢茶和深谙茶之道的,她在她的小说中一再地写到茶和茶楼。《茉莉香片》就是这样开头的：
我给你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你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你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弛下山来。⋯⋯
说故事的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是用足了心思的；而听故事的人，在一点一点啜饮着茉莉香片时，或许也会有所动心。
且让说者与听者一起来禅悟茶之道、人生之道。
精选阅读
贵州普安：普安茶成中国文化名茶 茶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普安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品质优良的普安红茶，在2017普安茶产业发展论坛上，普安红茶被授予中国文化名茶的称号。如今，普安全县的茶园面积达12.1万亩，有关人士表示要充分发挥普安红茶的优势，助力脱贫攻坚。
普安红茶
经认证，贵州省普安县境内保存着国内最古老的四球古茶树群，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授予“中国茶文化之乡”称号，“普安红茶”被评为“中国文化名茶”。
普安县位于黔西南州西北部，全县国土面积1453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400米。具有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雨量充沛，多雾，空气、水、土壤无污染，重金属含量低，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等种植高山生态好茶的绝佳优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普安和晴隆交界的云头大山，发现了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颗四球古茶籽化石，距今100多万年前。活体野生四球古茶树群落和远古茶籽化石的发现，让普安被业界誉为“世界茶源地”。目前，普安县境内仍然完好地保存着2万多株野生四球古茶树，树龄千年以上的达3000多株。
“普安县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战役中，要充分发挥世界茶源古茶文化优势，把茶产业作为脱贫支柱产业来重点打造。”据相关负责人表示，普安县目前拥有茶叶种植面积12.1万亩，而"普安红茶"由于浸染了延续百万年的四球古茶文化基因，汤色如琥珀明亮，口感醇香已成为贵州省茶产业重点发展的“三绿二红”品牌之一。
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 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 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 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 茶画、茶歌以至，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 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
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 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
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中国茶禅文化传入日本，于是而有日本之“”；传入英国，于是而有伦敦“午后茶”；传至欧美，竟有所谓“基督禅”者。茶禅文化影响世界文明，实深广远。茶禅是文化之缩影，“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可见各国不同文化之内涵与时代精神。茶禅又是文化之泉源，儒家以茶规范仪礼道德；佛家以茶思惟悟道；艺术家以茶书画诗文；评鉴家以茶审美鉴赏。茶使人类精湛思想与完美艺术得以萌发创造。茶禅文化可以兴、观、群、怨，小至怡情养性、应对进退，大至国际往来、文化交流，诚目前改革开放、净化人心、启迪智慧之所必需，亦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之所当务。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生前素心淡泊，好茶乐道，观世界文明发展之趣势，感祖国茶禅文化之渐替，念我祖本师之慈怀，阐茶禅一味之真谛，爰倡茶禅学会，以期联络同道，致力于新中华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茶禅文化于新时期，启迪理想，护持道德，开发文化，纲维纪律，盖亦为经济建设中心添砖增瓦、搭桥铺路之一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朴老希望广大“茶人”与有志“茶文化”之士，能将已濒湮没的中国，发掘整理，恢复继承，发扬光大。中国茶禅学会遵循赵朴老的遗愿，也正为此而努力。 茶禅文化是一个容量很大、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文化圈。它并不局限于佛教文化，但它的主流确实是中国佛教的。它由禅而兴起，继由禅而成熟，终因禅而成就。它虽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脉络却由佛教而一以贯之。 人体有色息心三大要素之分支，生活有饮食、呼吸、睡眠三大活动之需要（儒家谓为食息眠，道家谓为精气神，佛家谓为色息心，藏密谓为脉气明点，实质一也），法门即有如来禅、秘密禅、祖师禅三大体系之类别。禅定有种种分类，此种分类，是从色息心上分，色息心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但修持有所侧重。如来禅着重息法，断惑证真，转识成智；秘密禅着重色法，入我我入，即身成佛；祖师禅着重心法，明心见性，即心成佛。禅定亦因三大法系而展开。茶与佛家这三种禅定都结下不解之缘，赋予了茶禅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使世俗间的饮茶活动逐步升华为佛门的。
中国佛教最先推行的禅定大都是四禅八定的如来禅，如来禅是坐禅，讲究安般守意的息法息道，与后来祖师禅的参禅、行住坐卧都是禅是不同的。坐禅需要静虑专注，心一境性，而茶本具的“降火、提神、消食、解毒、不发”等等药性药效，其功用正好有助于摄心入定，所以茶与禅修结合，乃极自然而必然之事。坐禅用茶的最早记载，见于《晋书·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坐禅，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僧人坐禅修定，须持“过午不食”之斋戒，盖由戒生定，由定证慧也。故丛林不作夕食，但许饮茶以助修。唐代，多与佛教食法相关，称为“吃茶饭”。唐用茶饼，故需煮饮，如煮饭然。丛林谓过午之后饮食为小药， 故茶又谓为茶汤，如药汤然。所以赵州公案说“吃茶去”。
唐代寺院饮茶助修，逐渐普及，唐封演《封氏闻见录》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此可见由僧人坐禅饮茶助修以致形成民间转相仿效的饮茶风俗。而宗门亦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规式，写入《百丈清规》。佛教丛林制度，由唐百丈禅师立《百丈清规》而创定。《百丈清规·法器章》及“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中明文规定丛林茶禅及其作法次第。其“请新住持”文中记有“鸣僧堂钟集众，三门下钉挂帐设，向里设位，讲茶汤礼。……揖坐烧香，揖香归位，相伴吃茶。 ……”即于法堂设两鼓：居东北角者称“法鼓”，居西北角者称“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上堂时二通。……茶鼓长击一通……召集众僧饮茶。又每坐禅一炷香后，寺院监值都要供僧众饮茶，称“打茶”，多至“行茶四五匝”。茶院中还专设“茶堂”，供寺僧坐而论道，辩说佛理，或招待施主、同参之用；有“茶头”执事，专事烧水煮茶，献茶酬宾；专门有“施茶僧”，为行人惠施茶水；寺院所植茶树，专称“寺院茶”；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奠茶”；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依“戒腊”年限的长短，先后奉茶，称“戒腊茶”；住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普茶”。茶会成为佛事活动内容。凡此种种均来源于坐禅饮茶，目的还是为了帮助禅修，而后相沿成习，潜移默化，成为佛教丛林的法门规式。百丈禅师有：“吃茶、珍重、歇”三诀，唐皎然饮茶诗有“三饮便得道”之语，刘珍亮谓饮茶具“十德”，《五灯会元》载有所谓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可见茶在唐代，已为僧伽生活中所不可或缺。以茶敬客，更是寺院常规。自宋至清，举办茶宴，已成寺院常规活动。如浙江径山寺即有近千年的茶宴史。藏传佛寺，一般都举行茶会。十九世纪中叶，大喇嘛寺曾举办过数千喇嘛参加的法会，有时持续数日之久。由此可见茶不但与显教，而且与密教；不但与汉传佛教，而且与藏传佛教都有密切关系。总之，上说这些都是坐禅饮茶的，也可说是修如来禅的“坐禅”。 就在坐禅饮茶的盛行之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从印度来到中国首都长安传播密教。密教修的是即身成佛的秘密禅，一切修法都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历代皇帝赏赐高僧大德，多用茶供。如金刚智忌辰，举行千僧供，玄宗赐茶一百一十串（唐代系饼茶，故可用线贯串），以供斋用。大兴善寺文殊阁上梁，代宗敕赐千僧饭，赏上梁赤钱二百贯，蒸饼二千颗，胡饼二千枚，茶二百串。惠果大师于贞元六年(760)入宫，于长生殿为国持念七十余日，归时，每人赐绢三十匹，茶二十串。贞元十四年，惠果入内道场，赐绢一匹，茶十串。惠果常以所赐之茶换购丹青原料画曼荼罗，可见唐代皇帝即以供养茶赐茶为供佛施僧的高级礼遇。法门寺地宫供奉物中，有唐代系列茶具一套，系唐僖宗自用以供佛和大阿贽黎者（僖宗排辈第五，乳名“小五”，茶具墨书有“五”字略号，是最珍贵的皇室茶具，也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的茶具。现存法门寺博物馆）。日本文献记载，台密宗祖最澄及永忠和尚，遣唐回国，带茶种植于比？山麓。永忠和尚献茶于嵯峨天皇，天皇称赞并命当地（宇治县等地）普遍种茶，是为日本最早传茶之记载。奈良宇治所产之宇治茶，至今还为日本常用之茶。又广东江门传说密宗一行大阿贽黎曾在江门白水暂住，日种山茶，夜观天象（一行为中国大天文学家），进士陈吾道建茶庵寺，并为一行塑像立碑。凡此均可证明茶与密宗的法缘关系。密教修法，供品很多，六供、八供、十供……等等。用茶作为供品，则是中国唐代而且是唐密所创用的。供养有外、内、密、密密四层。例如茶与水：
茶：外层是药料，内层是定中甘露，密层是禅味，密密层是常乐我净； 水：外层是水大，内层是甘露，密层是红白菩提，密密层是大悲泪水。
又茶有四重隐显：
外：待客之茶内：谈心之茶 密：结盟之茶密密：禅密之茶 日本台密六祖智证大师圆珍《行历抄》记其初至长安面见法全（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引至“青龙寺西南角净土院上房，与茶饭吃。”后三日，圆珍“到青龙寺礼拜和尚，入道场，随喜礼后，便于院中吃茶饭”，由此可见茶与密寺及密宗行人之关系。法门寺地宫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其药师像与东密《觉禅钞》心觉的左手持钵右手持锡杖的唐本药师像完全一样，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药师法为中国早期密法，唐代弘扬最盛。尽管显密详略不同，但传承迄今不绝。药师法是了生脱死，以药物为体、以性空为性来认识人生而改造人生现前脚下立地起修之大法。药师法的本质就是修药师定。修药师定，就是教人明于自己色息心之所由具以及如何用此色息心之所具而做顶天立地之人。亦即教人如何在生活中了生死而又在了生死中生活也。药师定者，秘密禅之禅定也。它融秘密禅修色之要，会如来禅修息之奥，通祖师禅修心之妙，以大食法（消化生理）修色，解决食色问题；以安般法（循环生理）修息，解决呼吸问题；以入寤法（大脑生理）修心，解决睡眠精神问题，实为现前做人做事之生活禅也。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由于人身色息心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因此如来禅的坐禅、秘密禅的密禅与祖师禅的参禅是相互联系，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而逐渐开显的。所以在坐禅饮茶、密禅供茶、参禅茶味三者既有彼此相联的共同点，又有先后不同的差别层。修祖师禅的“茶禅”（即茶禅一味）的是到宋朝禅宗发展过程中最后形成的。也就是说，茶由禅兴，茶由坐禅饮茶到茶事融入佛事，列进宗门法规，乃至以茶作为密教供品，用以供佛斋僧。法门寺的茶供养、圆珍的“吃茶饭”，甚至赵州三呼的“吃茶去”，以茶作为妙传心印的载体，茶修禅修一体，茶味禅味一味，茶密禅密一体，这就完成了中国佛教三个层面，色息心三法相即、空假中三谛圆融的中国。也就是坐禅饮茶的、修密供茶的和用茶印心茶禅一味的。饮茶的，主要是饮茶调息，摄心入定，心息相依，安般守意，进而止住自心流注，臻于住息息住，心一境性。供茶的，主要供茶作观，作空性观，周遍明了，入本不生际，乃至离边大中观，常乐我净。印心的，主要是味茶净心，自心现量，远离四句，甚至念住无念，见本来面目。
“茶禅一味”是由宋朝临济宗大师圆悟克勤提出的，他在湖南夹山寺编著的《碧岩集》在禅门影响甚大，被韩国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他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由日本留学生辗转传至日本高僧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日本临济宗荣西禅师遣宋留学回国后，将茶种植于禅寺，并著《吃茶养生记》。之后大应国师又将中国寺院饮茶方式传至日本。大应之后继有几位禅僧至中国习并成为茶师。后大德寺一休和尚将之法传弟子珠光，乃融日本文化之特色，创出富有东瀛风味的日本，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千利休改良而普行于民间，称为千家流，倡导“和敬清寂”的精神，即日本现在的里千家。现在日本已有数流矣。山上宗二之茶书《山上宗二记》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归依”。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珠光禅师说：“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一味清净（清心），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互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天下（心国）太平。”传说珠光禅师捧茶拟饮，老师一休举铁如意一声断喝，将其手中茶碗打得粉碎，珠光猛然有省。一休再问禅意若何，珠光答谓“柳绿花红”， 一休印可。珠光专以保任所得，并最终提出“佛法存于茶汤”的见地。千利休也在《南方录》中写道：“佛之教即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而“之秘事在于打碎了山水、草木、茶庵、主客、诸具、法则、规矩的，无一物之念的，无事安心的一片白露地。”这一片白露地，就某些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境界，也还只是浅层次的般若境界，还未臻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还只是“缘起性空”的中观见，还不是离边的大中观见。提高来说，这一片白露地，就是大圆满的如来藏，就是原始觉性、内在光明、本来面目，就是“如来藏中有如来”的“本始基”，就是法尔清净的“本不生际”，也就是脱离任何边执的“常乐我净”。这就不是世俗谛中“茶即禅，禅即茶”的“茶禅一味”，而是胜义谛中无修无证、非茶非禅、非不茶不禅、不可言诠、不可思议的本际明相的“茶禅”了。入难入之楞伽，住无住之本际，达摩的二入四行，曹溪的一花五叶；祖师西来意，将心与汝安，欲了此中味，请你“吃茶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道无器不现，器无道不明，所以也不完全离开茶艺。中国茶禅文化的影响除传承至日本的外，余波所及，现在流行于欧美的所谓基督禅、午后茶，韩国的茶礼，台湾的茶馆茶艺，以及大陆的工夫茶、盖碗茶，形形色色的表演，都只能说是茶艺，而不是。其根本区别，就在于茶艺，只是在茶的“色、香、味”上做工夫，引发刺激人们的视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官去享受、品尝、韵味，总使人们跟着感觉走。高一层的顶多也只是提高到理性意识上去分别、体会、执着某种感觉提供的思维境界或审美境界而已，并不能使人们真正在心灵上升华到一种体认事物本来性空的境界。（这里指的是“茶艺”有局限性，而不是说饮茶人的修养，茶人的修养是不受此限的。此乃另一问题，应行别论。）则是在心灵上用功，通过茶的物质性功能去作空性观，体认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其外境对象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因缘和合，是虚幻不实，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实体可得，没有永恒不变的实物存在，一切享受都只是自我意识的执着和陶醉，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心识和外境都是污染了的。就是要你通过茶的实际生活，在心路的历程中，净治明相，观察自心现量，清除你自己心灵所受的污染，善自心现，远离尘垢，消除烦恼，还你自心本来清净的现实而已。那时，同样饮茶，同样“色香味”，搞茶艺的会跟着自己感觉走，而修的，则跟着自己清净的心灵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才能真正得到茶饮的法乐和法益哩！
茶道之哲学阐释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之国粹。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三皇·炎帝神农氏，周·鲁周公旦，齐相晏婴，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晋·惠帝……”（《茶经·七之事》），唐·白居易，陆羽，宋·徽宗，蔡襄，王安石，苏轼，清·康熙，乾隆等等俱为好茶之士，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茶雅俗共赏，居于世界三大天然饮料之首。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茶文化之核心为，中国器物文化能上升到道的层次的唯有茶文化，是茶与道的融合与升华。对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茶文化，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和弘扬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欲把握，首先必须对道──这一哲学范畴进行考古学的发掘。
一、“道”、“得道”与中国传统直觉体悟式思维
自老子将具体事物之道发展为哲学之道，道便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惯于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之始终，并随着历史的演变，不断具体丰富，是各个时期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道本义为道路之道，引伸为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各家各派都按照各自的哲学观点去阐释道，赋予道范畴以本家本派的内涵。但是，老子所确立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本原，是存在之根据──这一权力话语体系得到了各代各家各派的认同并践行。道这一范畴巳成为宇宙本原、普遍规律性的代名词。
“道”实质上被建构为永恒的真、善、美。在认识论上，“道”是超越常规认识的目标；在价值观上，“道”是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道”是万物的始基和宇宙演变的依据和整体。金岳霖《道论》曾经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道是可以储存一切事物──生命和非生命的，神圣和非神圣，自我与非我的──既隐喻又实体性的神圣、神奇，神喻的子宫。“道”作为现象之本体、作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之动力和不变的永恒者，被描述得具体、生动而玄妙，从而加强了“道”在世人面前的魅力和吸引力，使人对于得“道”这种理想的追求，或者说对于现实的超越要求更加强烈了。得道便是永恒，得道便是超越，得道便是生命常青。道是生生不息的，具有永恒的活力；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只有求道修道而后得道，那么个体生命便会超出有限性而获得永生。当人经过修炼，主要是通过超越常规认识，而达到与“道”沟通甚至能与“道”一体化时，人就能在“得道”中达到永恒。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就是说，在人得“道”即“知常”以后，纵然身亡，其精神也会与“道”一起常存，永垂不朽，即所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同样，道也是孔子的理想。孔子认为，有一个比周礼更高的标准，那就是“道”，他一生的奋斗，就是要推行他的道。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认为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行道，他一生以弘扬和推行道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认为鲁国作为周公之后，是奉行周礼的模范，但鲁国还需要变一下才能“至于道”。后来韩愈在《原道》中首先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道的思想。儒家创始者孔子，罕言天道，注重人际关系，着重发展了人道方面。而道家创始者老子，鄙斥仁义，注重自然天道，着重发展了天道方面。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之难言，常令古今中外圣贤。学者浩叹不已。老子《道德经》洋洋五千言，但始终没有明确说过道到底是什么。他也反对对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他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一旦对道作了明确的规定，道的本来面目就要被歪曲了。道生成万物，又作为大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在器中”，“道不离器”的命题指出，普遍性的“道”寓于一切特殊事物之中，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虚悬孤致之道”。但道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来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达，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他只是对道的各种表象，功能进行描绘，对它作隐喻式的表述，同时又处处运用它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他要求人们通过这些描绘、表述和运用，去体会和领悟道的真相。王阳明亦指出：“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求道不能单凭感官目睹，关键还是要用心去领会和体验。人可以通过直觉体悟来“知道”、“得道”、“体道”，从而通达本质与真理之域。
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强调在致虚守静、无思无虑的状态中，与天地之道相契合，通过直觉的方法获得对世界本质的体认。这一切，形成了重综合、重直觉的思维模式和致思途径，即用“致虚极，守静笃”和“清心寡欲”的一套神秘的、寻求顿悟的方法，去认识诸如“道”、“诚”一类难以用经验语言明确表述的范畴，认识心、性、人、天合一的哲理，体验用中而后执偏的中庸之道等等。
老子提出了“为道日损”的体道方法，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体道方法。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只要保持心境原本的空明宁静状态，不因外物的诱惑而丧失心灵的宁静，这样就可以回归到它的本根，从而呈现出虚静的状态。为学的目的是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为道所得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为学所得的是知识的积累，是两回事。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象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庄子亦提出具体的体道方法，其一为“心斋”。将心志凝聚为一，不用耳朵去听而用心灵去感应，不要用心灵去感应而要用气去感应。因此达到虚空的状态，就是“心斋”。其二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忘掉了肢体的存在，摈弃了才智思辩，好像身心都不存在了，进而与“大道”融为一体。
在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形而上学形态的根本差异：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设立一种纯粹的原理，它号称既是普遍的又是必然的，是在概念的逻辑推论中构造起来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最核心的内容，即本体论（Ontology）。中国传统哲学则有为学、为道的区分，把“道”当作是形而上学的最高目标，它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加以体验的东西。如果说，西方本体论哲学所追求的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真理”，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在“道”这面旗帜下所追求的是“人生境界”。
同理，中国的“道”之建构，与基督教的上帝及其“天国”之建构相比，至少具有三个不同的特点。第一，虽然两者都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目标，但其内涵不一样。基督教的理想目标，是指人格化神即上帝为首的理想社会，也称“天国”。在这个“天国”里没有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和罪恶。而“道”作为理想目标，是指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具有“回天”之力的功夫，人只要达到这种境界和具有这种功夫，作为统治者可以使全社会消除苦难和罪恶，作为个人则可以使自身免除苦难和罪恶，变成如庄子所说的“至人”、“真人”、“神人”或孔子的“圣贤”、“君子”。第二，虽然两者都要求超越现实世界，但对现实世界的性质及其与理想目标的关系所作的理解不同。在基督教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苦海，充满罪恶。因为，作为现实世界主要成员的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因而现实世界与“天国”不仅原则不同，而且有一条完全隔离的鸿沟。儒道佛也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但这样的苦难和罪恶的发生，并非人生而有“原罪”所致，而是原本与“道”一体化的人，在“礼乐”文化带给人异化的情况下，使人脱离“道”，与“道”隔离所致。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即此之谓也。此外，老子不仅不承认人有“原罪”，而且认为，未脱离“道”的人，也是“道”的整体之一端，如他所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第三，基督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死后进“天国”；而儒道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消除苦难和罪恶的现实世界，使人返朴归真，或进入大同世界。在老子、孔子的思想里，根本不存在人死后可以进入的彼岸世界。因此西方是重死和苦生，相反，中国则是轻死（或重生）乐生。
由道出发，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其思维方式是以直觉体悟式思维为特点，很少象西方哲学那样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深思熟虑地考虑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并按照逻辑推理而展开系统性的论述。中国哲学著作大多是一些精粹格言式的论断组合，过多地凭藉自身的内省和顿悟去意会对象，其特点是言简意赅，富于辨证法，但缺乏实验性的求证，表现出一种直觉思维的特点。有的论著文字十分简约，颇具神秘色彩，以致后人对其解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聚讼不已。
直觉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这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悟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
就体验的实际内容而言，儒道佛之不同在于，儒家提倡伦理本体，道家提倡自然本体；儒家重视群体意识，道家重视个体意识，一句话，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一面，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性一面；但是，道家所说的自然，并不是感性的自然，而是本体化的自在自为的存在，这一点为后来的儒家所吸收。由此可见，儒道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不相容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的。就其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而言，二者都主张“体道”，因而都属于体验型思维。同样，佛教哲学的思维，除唯识宗对意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其他各大宗派都很重视内心体验，禅宗就更加明显。佛教一般主张“无情”，这主要是指世俗之情和伦理道德情感，但是另方面它又提倡宗教情感及其体验，有些宗派进而提出有情之人皆有佛性以及“平常心是道”等学说，并不否定七情六欲的存在，这已经具有世俗化的倾向；至于佛教的静坐、禅定、数息之类，实际上正是宗教体验的重要方法，其最高成就则是达到“无思之思”，这也是一种最高体验。但是儒、释、道都追求内心与外物。本质与现象的深融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只有把心与物。道与象综合起来，作统一的体察，这样才能接近世界的本体，掌握世界的真谛。
二、茶以载道------与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历代学者根据约500种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将茶的功效归纳为“二十四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止渴生津，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消胀，止呃），利水（通小便），通便，治痢，去痰，怯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疮治瘘，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其他（烧烟辟蚊蝇等）。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同，“茶以载道”得以成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是核心。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关于世界人生本体根据的、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象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儒与道、佛合掺互补，是古代士人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支配其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佛两家所宣传的、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像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士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以老庄和禅宗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品茗、琴棋书画等修身养性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静。清心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燥，归复天然。茶适应了中国士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性格和追求。茶使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当某些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以后，他会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返朴归真。
在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中国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個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時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虛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虛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对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包含着庄子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和”是中国的灵魂，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相调，和而五行共生，和是中庸之道，和乃”天人合一”。的“和”其实就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杂糅的具体体现。中国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和谐安乐之道。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凡茶有九难“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因而茶事活动是综合、协调“茶、水、器、火、境”各项要素的复杂过程；再者，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的主体，是提携诸家思想的纲领。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强友谊。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是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作为佛教中国化、简易化、世俗化的禅宗也创造了饮茶文化的精神意境。所谓“茶禅一味”也就是说精神与禅学相通。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教人心胸豁达些，而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魔，有利于清心修行，与禅宗变通佛教清规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同茶结合起来。茶文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侣们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馈人，以茶宴代酒宴；于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佛教节日，或重要的法会都举行较大型的茶宴。唐时有的寺院还可以为仕宦各界迎亲送友设置佛门礼仪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赐钦袈、锡仗、法器时都举行隆重庆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礼以示庆贺。日本即是以禅宗义理为灵魂，倡导“和、清、静、寂”的精神。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在他的“三饮诗”里将禅学、诗学、儒家思想三位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既为除昏沉睡意，更为得天地空灵之清爽。“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撒轻尘”，自己心神清静便是通佛之心了,饮茶为“清我神”，与坐禅的意念是相通的，达到“迷即佛众生.悟即众心佛”的境界。“三饮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实现了“静心”、“自悟”的禅宗主旨。皎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中，道家、佛家在茶中溶进了“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已与山水、大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但这与印度佛教相去甚远，在印度佛教看来，今生永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无济于事。然而中国的佛教禅宗，主张“顿悟”、“大觉大悟”，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佛理与茶理便有共同之处。儒家在仕途的坎坷中以茶培养自己超脱的品质，道家在茶中寻求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三家在求“静”、求豁达、明朗、理智方面在茶中寻找到一致。
三之现代意义
茶是色、香、味、形四美俱全之物，正可与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超越的精神相契合；的“和、静、清、俭”精神，恰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现代社会弘扬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三千年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近现代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冲击下，亦曾被彻底否决。但当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天地人道和谐共处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机遇与危机都是前所未见的，人类生存状态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方面，新科技革命使人类拥有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积累了超过以往世纪总和的物质财富，展现出十分诱人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人的异化程度有增无减，现代文明创造的物质力量已达到可于瞬间毁灭人类的水平，这是“外在危机”；同时，现代文明形成的种种异己力量也在摧毁人的心灵，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阻碍人的成长”，这是“内在危机”。于是，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人类的使命并不只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世界，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物质增长不是进步的目的，而只是未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
所蕴涵的超越、和谐、俭省等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弘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就是“和谐”，就是谋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维持新的平衡，协调发展，即指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观念提升到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求得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步调一致，做到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相结合，发展经济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相结合，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持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以直觉体悟为认知手段，不合于逻辑推理，是非理性的东西，因而应当摈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就是在人与社会发展中如何合理地协调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关于中西传统文化表现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争论很多误解亦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出祟尚理性主义同时贬低甚至否定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倾斜。仿佛只有理性主义才是真、善、美的创造者，而非理性主义则只能产生假、丑、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对于个体人的思维，还是作为人类的思维，其具体过程，尽管有以理性或以非理性为主导的倾向，但在思维的全过程和思维的本性上，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简单地归之于非理性主义，是荒唐的。我们知道，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并没有使西方的中世纪发出光彩，而中国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却使中国在中世纪创造出当时举世无双的灿烂文化。就是说，从学理上看，理性与非理性并没有哪个高哪个低的价值区分。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是不可互相替代的。在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由于理性主义被强调得过了头，出现理性异化，如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使科学技术反过来统治人，压抑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又有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至今方兴末艾。这也有力地证明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替代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同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相辅相成。人既需激烈、昂奋、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秉赋，也需平和、寂静、清悠、素俭、精进的阴柔之素质，阴阳共济，刚韧并存，乃有助健全人格之养成。酒性为阳，饮酒助豪情，茶性为阴，品茶添清雅。一侠一隐，一个热烈，一个冷静，故茶对人性的完善，有独特价值。
人们在功利生活中，难免产生浮躁、庸惰、焦虑、内心冲突等消极心理，心灵复归清静、恬淡和振作，是人所企求的心理需要。目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跃迁，又值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对竞争的激烈、生活节奏的紧张和人际疏离已有深刻体验，故人性复归的冲动尤显迫切。茶的俭淡、精清、恬静、冲和的特质，与此种心理需要正相契合，故“”内容，应反映现实社会处境下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精神境界，使品茶生活成为人生旅途的“绿色栖所”：茶香飘处，收敛奢欲，洗心涤烦，振作向上，消除情乏，自我整合，人伦和谐，其乐融融。
参考书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
陆羽吴智和《茶经》金枫出版社（台）
张立文《中国范畴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上海书店1986年7月
茶的科学性与茶道哲学性
中国茶道 科学与哲学
茶－科学性：
茶叶:中国茶叶品种众多，制作特色各自不同，可因应各种口味需求之人们；在制茶领域中不断改良创新，符合时代需要，省时，省力，卫生，美观。
茶具:精致的陶瓷艺术，在造型符合实用,美观外，更注意其烧制过程中的变化，均要巧妙掌握其物理特性，化学原理，以制作出完美的艺术品。
功效：较注重饮茶的功能性作用，如提神醒脑，消除疲劳，增强耐力等。
道－哲学性：
中国饮茶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既可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也可寄情风花雪月，尤其各类文人雅士之聚会，总少不了茶与酒，因而借酒助兴或感伤世事，再者以茶解讽或舒解心中郁气，并随时与山水天地融合，进而吟咏出许多意境优雅的诗词。
根植闽粤大地，蕴育自然芬芳，幽韵清香，其清雅之意境，与中国传统“尚礼”茶礼文化内涵息息相通。以茶为使，奉献至清至雅的名贵礼茶，以礼有志于茶，有礼闻达于茶，因礼惠众于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以茶尚礼、和静之茶文化。
诗歌与中国茶道的思想文化背景
诗歌在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茶富有大自然美，具有提神益思的功能，饮茶使人心旷神怡，产生对人情美的联想，因而自古就成为诗歌吟咏的对象。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集，其中收有多首与茶有关的诗句。如：采茶新樗，食我农夫《樗音出，椿叶)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晋代诗人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中赞茶为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被后人作为绝妙的茶联，流传至今。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盛世，也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饮茶成为一种高雅的风尚，也成为陶冶情操和友谊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和卢仝等著名诗人都写下了富有哲理的茶诗。李白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常饮一种名叫《仙人掌》的茶，虽已年过八旬，仍面如桃花。他在得到玉泉寺为僧的侄儿赠送的《仙人掌》茶后写道：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色的蝙蝠)白如鸦，倒悬深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这首诗把茶的保健作用描写成一个神话。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诗人把他同友人品茶心情之愉悦，环境之幽美，写得如同一幅高雅清逸的《品茗图》。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茶诗有50多首。他曾在庐山结草堂而居，过着架岩结茅屋，断壑开茶园的隐居生活，使他成为对茶叶生产、采制、煎煮与鉴别样样精通的行家，并以此自豪。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诗人自称是鉴别茶叶的行家是当之无愧的；诗人还在另一首诗中无由持一盏，寄与爱茶人创造了一个爱茶人的名词。 唐人元稹写的一首茶诗： 茶 香叶 嫩芽 慕诗客 爱僧家 碾雕白玉 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 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 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 不至醉后岂堪夸 短短的55个字从茶的自然性状，茶碾茶罗、煎煮过程、饮茶情趣直至茶功全面作了咏唱。尤其是慕诗客，爱僧家更是将茶拟人化了。爱僧家道出了茶与禅宗的密切渊源。僧人以茶敬施主，以茶供佛，以茶助禅功，正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写的僧言灵味宜幽寂那样，僧人坐禅以茶驱睡意，有助于提高禅功，达到进入幽寂的境界。随着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寂字已被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引为日本精神之一。 唐诗人韦应物认为茶是高雅圣洁的仙草。他在《喜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借茶抒怀把饮茶升华到富有哲理境界的代表作，是唐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后人称的《七碗茶歌》。诗人在抒发了品尝到友人赠送的天子未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阳羡茶》喜悦心情之后，咏唱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飞去……。 卢仝诗作不多，在唐代名声不大，但他的这首《七碗茶歌》却以其富有哲理性，为历代爱茶的诗人广为传颂，如：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宋·梅尧臣)；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诗言志，这些茶诗，实际上是中国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
中国茶道之文化
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要遵循一定的法则。
唐代为克服九难，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工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工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工夫茶讲究品饮工夫。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佛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许多茶叶著作。自唐代陆羽《茶经》到清末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专著共计100多种。包括茶法、杂记、茶谱、茶录、茶经、煎茶品茶、水品、茶税、茶论、茶史、茶记、茶集、茶书、茶疏、茶考、茶述、茶辩、茶事、茶诀、茶约、茶衡、茶堂、茶乘、茶话、茶荚、茗谭等。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为唐代陆羽的《茶经》。陆羽，名疾，认真总、悉心研究了前人和当时茶叶的生产经验，完成创始之作《茶经》。因此被尊为茶神和茶仙《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国的先河。
自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叶专著陆续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事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茶谱》、张源的《茶录》，清代刘源长《茶史》等。
从唐朝的品茗看茶道
从初一到初七，央视2连续七天转播了“赛宝大会”的实况，最后一天还展示了唐朝的品茗仪式，感觉那才是的正根儿。
品茗仪式由三位佳丽操演，导演很细心地注意到唐朝的审美观，请一位颇为丰腴的负责司茶：先将茶叶放在一块板上烘烤，再用一种类似碾中药的微型滚碾将茶叶碾碎。向沸腾的水里投入一点盐，再将沸水倒入一个小碗里，随后加入碎茶，静泡片刻就向客人奉茶了。整个仪式简单、明快又不失隆重。
非常相信古代的饮茶仪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且不说这个仪式是在大师级专家们的指导下设计和完成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就整个仪式而言，虽然十分简捷，却完全符合禅、心、气、体“一定三静”的饮茶之道，用通俗的话说，很具有操作性和普及性。如果烤茶、碾茶以及加盐仅仅是某种茶叶特定的需要，这个仪式还可以更为简化，更能满足大众的需要。
反观现在市场上的“茶艺社”，津津乐道于拾日 本“” 的牙惠。他们喋喋不休地宣扬各种繁文缛节，故弄玄虚地在各种无聊的细节上做无尽的文章，不少“茶艺师”连茶叶的种类都分不清，更不懂什么茶性、花性，只会鹦鹉学舌、照猫画虎地胡诌一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然日 本人都承认是由唐朝传到日 本去的，为什么中国人不按照唐朝的仪式司茶，反倒要再从日 本引进完全失去中国原汁原味的“”呐？
日本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特别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极其复杂。举个例子，它的拼音字母是世界上最多的，有100个，平假名、片假名各50，还嫌不够，又保留了大约3000个与中国汉字既不同音又不同义却同形的“当用汉字”。这种保守的文字学理念，让人感到日 本有意把文化像和服一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让别人很难看透和了解它，而它却可以轻易地闯入别国的领域。它的化妆与和服更是折射出这种阴暗心里，看过“艺伎回忆录”的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脸上要抹无数层的粉底，使人像演戏一样有极强的舞台感；和服里三层外三层的复杂性，没有2个以上人的帮助休想穿上身或者脱下来，以致那位大臣费了不少功夫也没有能得手。就更不用说了，烫刷子、烫碗、烫壶、烫杯子，边烫边刷，边刷边烫，捧着杯子里那少得可怜的茶汁左转右转地才能抿一小口…一大套仪式下来都转晕了，谁还说得清茶的品相、色泽和韵味？
世界上稍微有点名气的茶叶和茶具跟日 本都毫不搭界，它却装模作样地在那儿玩深沉，不免感到相当滑稽。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人也拉“茶文化”虎皮做大旗包着自己去吓唬那些附庸风雅或无知的人，光说这是多么悲哀呀悲哀，是远远不够的。您说呐？
茶道文化与养生
茶，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茶文化，是我国饮料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多彩的表现方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茶文化中的养生术，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受国人尤其是老年人的青睐。千百年来，演绎了许多生动有趣的饮茶经，而百岁寿星的饮茶经，更是弥足珍贵，值得世人细细品味。
茶，作为饮料，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也是人们日常起居的必需品，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许多百岁寿星对饮茶情有独钟。在饮茶品茗这点上，不分男女，没有贵贱，有身居山村的穷人，也有寓居都市的富人；既有随世俗沉浮的士子，也有看破红尘的僧侣。如有“现代太极拳泰斗”之称的吴图南平生就喜欢喝茶，一杯在手，日夜不断。唐代120岁的高僧从谂，人称“赵州禅师”，在佛坛创“赵州门风”，其中便有“吃茶去”的禅法，以诠释“平常心是道”。清代有位百岁寿星李庆远，他生前十分欣赏清代学者陆陇其的这段话：“足柴足米，无忧无虑，早完官粮，不惊不辱，不欠人债而起利，不入典当之门庭，只消清茶淡饭，便可益寿延年。”
作为茶叶的发源国，我国有着名目繁多的各类保健茶，浙江省松阳县仙人源的卯山古方端午茶就是其中的一种。松阳县的人们对当地的卯山古方茶也情有独钟。其做法是：采摘端午节前5天的雨露桑叶、蒲公英、淡竹叶、金银花、鱼腥草、高山纯天然、无污染、对人体颇为有益的草本.进行搭配切碎.然后在烈日下暴晒成茶.
值得一提的是：该地是我国唯一的养生福地和长寿地区，当地人都有喝端午茶的习惯，此外，当地老人的枕头也很特别，他们的枕芯内装的是端午茶叶和谷壳，而现代医学证实：用茶叶做枕芯，确实可以起到醒脑明目的作用。
喝茶有益，但凡事不可过度，喝茶也是如此，喝茶过多会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甚至导致心肺功能异常。因此民间有不饮过浓茶、不空腹饮茶、不饮隔夜茶等说法。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生物学家、104岁的陈纳逊教授在步入老年之后，每天只喝五杯左右浓茶；上海静安区的袁敦梓、毛惠琴是一对百岁夫妇，袁老先生的饮食起居极为严格定时，就连每日品茶也有规定，他一般在上午10时和下午3时各饮一杯绿茶。3时过后，绝不再饮。
那么，饮茶为何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呢？祖国医学认为，茶能清心神，醒睡除烦；凉肝胆，涤热清痰；益肺胃，明目解温。李时珍《本草纲目》云：“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现代医学则指出：人的衰老与体内不饱和脂肪酸的过度氧化作用有关，而这种氧化又和一种叫自由基的物质有关。茶叶中的多酚类化合物和咖啡碱及维生素C、E等对自由基有着很强的清除效果，这便是茶能养生益寿的奥秘所在。
茶道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的核心 它与香道 花道 书道 艺术 并称。 茶道亦被视为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 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 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领略传统美德，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茶道被誉为是道家的化身。茶道源于中国,之后才传入的西方。学习茶道 普及茶文化。
[上第名茶] 茶道之哲学阐释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之国粹。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三皇·炎帝神农氏，周·鲁周公旦，齐相晏婴，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晋·惠帝……”（《茶经·七之事》），唐·白居易，陆羽，宋·徽宗，蔡襄，王安石，苏轼，清·康熙，乾隆等等俱为好茶之士，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茶雅俗共赏，居于世界三大天然饮料之首。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茶文化之核心为，中国器物文化能上升到道的层次的唯有茶文化，是茶与道的融合与升华。对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茶文化，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和弘扬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欲把握，首先必须对道──这一哲学范畴进行考古学的发掘。
一、“道”、“得道”与中国传统直觉体悟式思维
自老子将具体事物之道发展为哲学之道，道便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惯于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之始终，并随着历史的演变，不断具体丰富，是各个时期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道本义为道路之道，引伸为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各家各派都按照各自的哲学观点去阐释道，赋予道范畴以本家本派的内涵。但是，老子所确立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本原，是存在之根据──这一权力话语体系得到了各代各家各派的认同并践行。道这一范畴巳成为宇宙本原、普遍规律性的代名词。
“道”实质上被建构为永恒的真、善、美。在认识论上，“道”是超越常规认识的目标；在价值观上，“道”是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道”是万物的始基和宇宙演变的依据和整体。金岳霖《道论》曾经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道是可以储存一切事物──生命和非生命的，神圣和非神圣，自我与非我的──既隐喻又实体性的神圣、神奇，神喻的子宫。“道”作为现象之本体、作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之动力和不变的永恒者，被描述得具体、生动而玄妙，从而加强了“道”在世人面前的魅力和吸引力，使人对于得“道”这种理想的追求，或者说对于现实的超越要求更加强烈了。得道便是永恒，得道便是超越，得道便是生命常青。道是生生不息的，具有永恒的活力；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只有求道修道而后得道，那么个体生命便会超出有限性而获得永生。当人经过修炼，主要是通过超越常规认识，而达到与“道”沟通甚至能与“道”一体化时，人就能在“得道”中达到永恒。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就是说，在人得“道”即“知常”以后，纵然身亡，其精神也会与“道”一起常存，永垂不朽，即所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同样，道也是孔子的理想。孔子认为，有一个比周礼更高的标准，那就是“道”，他一生的奋斗，就是要推行他的道。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认为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行道，他一生以弘扬和推行道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认为鲁国作为周公之后，是奉行周礼的模范，但鲁国还需要变一下才能“至于道”。后来韩愈在《原道》中首先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道的思想。儒家创始者孔子，罕言天道，注重人际关系，着重发展了人道方面。而道家创始者老子，鄙斥仁义，注重自然天道，着重发展了天道方面。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之难言，常令古今中外圣贤。学者浩叹不已。老子《道德经》洋洋五千言，但始终没有明确说过道到底是什么。他也反对对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他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一旦对道作了明确的规定，道的本来面目就要被歪曲了。道生成万物，又作为大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在器中”，“道不离器”的命题指出，普遍性的“道”寓于一切特殊事物之中，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虚悬孤致之道”。但道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来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达，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他只是对道的各种表象，功能进行描绘，对它作隐喻式的表述，同时又处处运用它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他要求人们通过这些描绘、表述和运用，去体会和领悟道的真相。王阳明亦指出：“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求道不能单凭感官目睹，关键还是要用心去领会和体验。人可以通过直觉体悟来“知道”、“得道”、“体道”，从而通达本质与真理之域。
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强调在致虚守静、无思无虑的状态中，与天地之道相契合，通过直觉的方法获得对世界本质的体认。这一切，形成了重综合、重直觉的思维模式和致思途径，即用“致虚极，守静笃”和“清心寡欲”的一套神秘的、寻求顿悟的方法，去认识诸如“道”、“诚”一类难以用经验语言明确表述的范畴，认识心、性、人、天合一的哲理，体验用中而后执偏的中庸之道等等。
老子提出了“为道日损”的体道方法，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体道方法。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只要保持心境原本的空明宁静状态，不因外物的诱惑而丧失心灵的宁静，这样就可以回归到它的本根，从而呈现出虚静的状态。为学的目的是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为道所得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为学所得的是知识的积累，是两回事。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象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庄子亦提出具体的体道方法，其一为“心斋”。将心志凝聚为一，不用耳朵去听而用心灵去感应，不要用心灵去感应而要用气去感应。因此达到虚空的状态，就是“心斋”。其二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忘掉了肢体的存在，摈弃了才智思辩，好像身心都不存在了，进而与“大道”融为一体。
在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形而上学形态的根本差异：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设立一种纯粹的原理，它号称既是普遍的又是必然的，是在概念的逻辑推论中构造起来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最核心的内容，即本体论（Ontology）。中国传统哲学则有为学、为道的区分，把“道”当作是形而上学的最高目标，它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加以体验的东西。如果说，西方本体论哲学所追求的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真理”，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在“道”这面旗帜下所追求的是“人生境界”。
同理，中国的“道”之建构，与基督教的上帝及其“天国”之建构相比，至少具有三个不同的特点。第一，虽然两者都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目标，但其内涵不一样。基督教的理想目标，是指人格化神即上帝为首的理想社会，也称“天国”。在这个“天国”里没有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和罪恶。而“道”作为理想目标，是指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具有“回天”之力的功夫，人只要达到这种境界和具有这种功夫，作为统治者可以使全社会消除苦难和罪恶，作为个人则可以使自身免除苦难和罪恶，变成如庄子所说的“至人”、“真人”、“神人”或孔子的“圣贤”、“君子”。第二，虽然两者都要求超越现实世界，但对现实世界的性质及其与理想目标的关系所作的理解不同。在基督教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苦海，充满罪恶。因为，作为现实世界主要成员的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因而现实世界与“天国”不仅原则不同，而且有一条完全隔离的鸿沟。儒道佛也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但这样的苦难和罪恶的发生，并非人生而有“原罪”所致，而是原本与“道”一体化的人，在“礼乐”文化带给人异化的情况下，使人脱离“道”，与“道”隔离所致。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即此之谓也。此外，老子不仅不承认人有“原罪”，而且认为，未脱离“道”的人，也是“道”的整体之一端，如他所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第三，基督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死后进“天国”；而儒道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消除苦难和罪恶的现实世界，使人返朴归真，或进入大同世界。在老子、孔子的思想里，根本不存在人死后可以进入的彼岸世界。因此西方是重死和苦生，相反，中国则是轻死（或重生）乐生。
由道出发，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其思维方式是以直觉体悟式思维为特点，很少象西方哲学那样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深思熟虑地考虑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并按照逻辑推理而展开系统性的论述。中国哲学著作大多是一些精粹格言式的论断组合，过多地凭藉自身的内省和顿悟去意会对象，其特点是言简意赅，富于辨证法，但缺乏实验性的求证，表现出一种直觉思维的特点。有的论著文字十分简约，颇具神秘色彩，以致后人对其解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聚讼不已。
直觉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这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悟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
就体验的实际内容而言，儒道佛之不同在于，儒家提倡伦理本体，道家提倡自然本体；儒家重视群体意识，道家重视个体意识，一句话，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一面，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性一面；但是，道家所说的自然，并不是感性的自然，而是本体化的自在自为的存在，这一点为后来的儒家所吸收。由此可见，儒道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不相容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的。就其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而言，二者都主张“体道”，因而都属于体验型思维。同样，佛教哲学的思维，除唯识宗对意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其他各大宗派都很重视内心体验，禅宗就更加明显。佛教一般主张“无情”，这主要是指世俗之情和伦理道德情感，但是另方面它又提倡宗教情感及其体验，有些宗派进而提出有情之人皆有佛性以及“平常心是道”等学说，并不否定七情六欲的存在，这已经具有世俗化的倾向；至于佛教的静坐、禅定、数息之类，实际上正是宗教体验的重要方法，其最高成就则是达到“无思之思”，这也是一种最高体验。但是儒、释、道都追求内心与外物。本质与现象的深融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只有把心与物。道与象综合起来，作统一的体察，这样才能接近世界的本体，掌握世界的真谛。
二、茶以载道------与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历代学者根据约500种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将茶的功效归纳为“二十四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止渴生津，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消胀，止呃），利水（通小便），通便，治痢，去痰，怯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疮治瘘，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其他（烧烟辟蚊蝇等）。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同，“茶以载道”得以成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是核心。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关于世界人生本体根据的、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象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儒与道、佛合掺互补，是古代士人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支配其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佛两家所宣传的、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像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士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以老庄和禅宗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品茗、琴棋书画等修身养性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静。清心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燥，归复天然。茶适应了中国士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性格和追求。茶使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当某些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以后，他会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返朴归真。
在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中国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個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時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虛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虛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对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包含着庄子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和”是中国的灵魂，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相调，和而五行共生，和是中庸之道，和乃”天人合一”。的“和”其实就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杂糅的具体体现。中国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和谐安乐之道。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凡茶有九难“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因而茶事活动是综合、协调“茶、水、器、火、境”各项要素的复杂过程；再者，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的主体，是提携诸家思想的纲领。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强友谊。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是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作为佛教中国化、简易化、世俗化的禅宗也创造了饮茶文化的精神意境。所谓“茶禅一味”也就是说精神与禅学相通。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教人心胸豁达些，而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魔，有利于清心修行，与禅宗变通佛教清规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同茶结合起来。茶文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侣们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馈人，以茶宴代酒宴；于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佛教节日，或重要的法会都举行较大型的茶宴。唐时有的寺院还可以为仕宦各界迎亲送友设置佛门礼仪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赐钦袈、锡仗、法器时都举行隆重庆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礼以示庆贺。日本即是以禅宗义理为灵魂，倡导“和、清、静、寂”的精神。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在他的“三饮诗”里将禅学、诗学、儒家思想三位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既为除昏沉睡意，更为得天地空灵之清爽。“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撒轻尘”，自己心神清静便是通佛之心了,饮茶为“清我神”，与坐禅的意念是相通的，达到“迷即佛众生.悟即众心佛”的境界。“三饮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实现了“静心”、“自悟”的禅宗主旨。皎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中，道家、佛家在茶中溶进了“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已与山水、大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但这与印度佛教相去甚远，在印度佛教看来，今生永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无济于事。然而中国的佛教禅宗，主张“顿悟”、“大觉大悟”，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佛理与茶理便有共同之处。儒家在仕途的坎坷中以茶培养自己超脱的品质，道家在茶中寻求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三家在求“静”、求豁达、明朗、理智方面在茶中寻找到一致。
三之现代意义
茶是色、香、味、形四美俱全之物，正可与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超越的精神相契合；的“和、静、清、俭”精神，恰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现代社会弘扬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三千年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近现代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冲击下，亦曾被彻底否决。但当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天地人道和谐共处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机遇与危机都是前所未见的，人类生存状态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方面，新科技革命使人类拥有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积累了超过以往世纪总和的物质财富，展现出十分诱人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人的异化程度有增无减，现代文明创造的物质力量已达到可于瞬间毁灭人类的水平，这是“外在危机”；同时，现代文明形成的种种异己力量也在摧毁人的心灵，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阻碍人的成长”，这是“内在危机”。于是，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人类的使命并不只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世界，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物质增长不是进步的目的，而只是未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
所蕴涵的超越、和谐、俭省等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弘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就是“和谐”，就是谋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维持新的平衡，协调发展，即指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观念提升到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求得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步调一致，做到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相结合，发展经济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相结合，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持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以直觉体悟为认知手段，不合于逻辑推理，是非理性的东西，因而应当摈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就是在人与社会发展中如何合理地协调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关于中西传统文化表现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争论很多误解亦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出祟尚理性主义同时贬低甚至否定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倾斜。仿佛只有理性主义才是真、善、美的创造者，而非理性主义则只能产生假、丑、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对于个体人的思维，还是作为人类的思维，其具体过程，尽管有以理性或以非理性为主导的倾向，但在思维的全过程和思维的本性上，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简单地归之于非理性主义，是荒唐的。我们知道，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并没有使西方的中世纪发出光彩，而中国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却使中国在中世纪创造出当时举世无双的灿烂文化。就是说，从学理上看，理性与非理性并没有哪个高哪个低的价值区分。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是不可互相替代的。在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由于理性主义被强调得过了头，出现理性异化，如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使科学技术反过来统治人，压抑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又有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至今方兴末艾。这也有力地证明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替代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同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相辅相成。人既需激烈、昂奋、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秉赋，也需平和、寂静、清悠、素俭、精进的阴柔之素质，阴阳共济，刚韧并存，乃有助健全人格之养成。酒性为阳，饮酒助豪情，茶性为阴，品茶添清雅。一侠一隐，一个热烈，一个冷静，故茶对人性的完善，有独特价值。
人们在功利生活中，难免产生浮躁、庸惰、焦虑、内心冲突等消极心理，心灵复归清静、恬淡和振作，是人所企求的心理需要。目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跃迁，又值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对竞争的激烈、生活节奏的紧张和人际疏离已有深刻体验，故人性复归的冲动尤显迫切。茶的俭淡、精清、恬静、冲和的特质，与此种心理需要正相契合，故“”内容，应反映现实社会处境下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精神境界，使品茶生活成为人生旅途的“绿色栖所”：茶香飘处，收敛奢欲，洗心涤烦，振作向上，消除情乏，自我整合，人伦和谐，其乐融融。
韩国茶道与中国茶道
韩国与中国唇齿相邻，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茶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特别是茶文化作为中韩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朝鲜半岛。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中国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当时朝鲜半岛可能会接触中国的饮茶，但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忽略。下面从新罗统一、高丽、朝鲜、现当代四个时期来叙述韩的形成和发展。一、新罗统一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中国——煎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兴盛，茶具独立发展，茶书画初起，茶馆萌芽，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一个高峰。（一） 新罗饮茶之始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高丽时代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茶自善德王有之。”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三国遗事》中收录的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这是驾洛国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罗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公元661）,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其中茶作祭祀之用。由此可知，新罗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二）新罗饮茶的发展 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并用茶赐臣民；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于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忠谈曾煎茶献于景德王；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三）新罗茶风的兴盛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于唐土得茶籽，植于地理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四）新罗的饮茶法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新罗统一初期，开始引入中国的饮茶风俗，接受中国茶文化，是新罗茶文化萌芽时期，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且用茶祭祀、礼佛。新罗统一后期，是新罗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总之，新罗统一时期， 新罗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二、高丽王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点茶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和茶具文化日益繁荣，茶馆兴起，茶书画始兴，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二个高峰。 高丽王朝时期，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兴盛时代。高丽的——茶礼在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一）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两大节：燃灯会和八关会必行茶礼。燃灯会为二月二十五日，供释迦，八关会是敬神而设，对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在秋季之十一月十五日设祭。由国王出面敬献茶于释迦佛，向诸天神敬祷。 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礼，君王、臣民宴会有茶礼。朝廷的其他各种仪式中亦行茶礼。（二）佛教茶文化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气氛隆盛，禅宗中兴，禅风大化。中国禅宗茶礼传入高丽成为高丽佛教茶礼的主流。中国唐代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等传到高丽，高丽的僧人遂效仿中国禅门清规中的茶礼，建立韩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它以茶礼为中心，以茶艺为辅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讲究方位与朝向。 高丽王朝时期与新罗时期的明显区别不仅以茶供佛，而且僧侣们要将茶礼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便欲参悟赵州“吃茶去”之旨，其《茶偈》曰：“呼儿音落松罗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入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 著名诗人、学者、韩国精神集大成者李奎报（1168-1241）也把参禅与饮茶联系在一起，其诗有：“草庵他日扣禅居，数卷玄书讨深旨。虽老犹堪手汲泉，一瓯即是参禅始。……”表现了禅茶一味的精神。（三）儒道两家的茶文化 高丽末期，由于儒者赵浚、郑梦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礼。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著名茶人、大学者郑梦周《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道家茶礼，焚香、叩拜，然后献茶，其源出于宋。（四）庶民日常用茶 高丽时代百姓可买茶而饮，在冠礼、婚丧、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礼中均用茶。 （五）饮茶方法 高丽时期，早期的饮茶方法承唐代的煎茶法；中后期，采用流行于两宋的点茶法。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访问了高丽，徐后来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但图已佚失，惟文流传。其《茶俎》条记：“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其时以中国团饼茶为贵，茶具、饮法皆仿效中国制度。徽宗时，是中国点的高峰时期，赵佶本人就是点茶高手，亲撰《大观茶论》。高丽接受中国点当不会晚于北宋徽宗时。 李奎报在《谢人赠茶磨》诗中说：“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绿色的香茶粉。李仁老（1152-1220）《僧院茶磨》诗：“风轮不管蚁行迟，月斧初挥玉屑飞。法戏从来真自在，晴天雷吼雪霏霏”。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点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当时的高丽流行点茶法。 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兴盛之时，初期流行煎，中晚期流行点。茶具文化也极辉煌，并影响日本。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就是代表。 总之，宋元时期，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便是代表。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的最辉煌时期。三、朝鲜李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后期、清朝前期，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茶文学艺术兴盛，茶馆繁荣，形成了以泡为中心的中华茶文化第三个高峰。清朝中期以后，中华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落。 朝鲜李朝时期，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之风颇为盛行，散茶壶泡法和撮泡法流行朝鲜。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更趋完备。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惜已散逸。金正喜（公元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的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菜，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复兴的成果。 在《世宗实录》（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 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但煎茶法和点茶法同时并存。朝鲜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饮茶风尚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朝鲜的茶文化由盛而衰，由衰而复兴。四、现当代时期 现当代是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时期，韩国茶文化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韩国在日本统治下，全国47所高等女子学校中的大部分学校中都开设了课，但茶文化发展缓慢。1945年光复后，茶文化复苏，饮茶之风再度兴盛，韩国的茶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韩国茶人出版了《韩国》（1973），建立了大学，创立了多种茶文化团体，今年又创办了《茶的世界》杂志。 韩国“茶学泰斗”韩雄斌先生不仅将陆羽《茶经》翻译为朝鲜文，还积极收集茶文化资料、撰述中国茶文化史，奠定韩国茶文化向中国寻根的观念； 百岁茶星、韩国茶人联合会顾问、陆羽茶经研究会会长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国并侨居8年，深入中国主要茶区，潜心致力于中韩茶文化的研究，出版了《锦堂茶话》、《现代人与茶》、《中国茶文化纪行》等书，翻译了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和当代庄晚芳的《饮茶漫话》等书。崔圭用先生特别重视与中国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龄后，仍四次来中国，令人敬佩。 精于、成就卓著的韩国国际协会会长郑相九先生译著《中国茶文化学》，内含中国精神、中国茶文化概观等十二章，内容丰富。近年来，常来中国，率团表演韩国传统茶礼。 还有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法师、韩国茶人联合会会长朴权钦先生、韩国茶文化学会会长尹炳相先生、韩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裕信先生、韩国佛教春秋社社会长崔锡焕等韩国茶人也纷纷前来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学者如王家扬（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文华（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悦（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铎（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童启庆（浙江大学教授）、夏涛（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等亦到韩国访问、进行茶文化交流。中国的主要流派和机构也和韩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如太极、中国茶叶博物馆每年都组织许多中韩茶文化交流活动。 旅居韩国的中国籍茶文化学者、韩国中华茶文化学会会长姜堉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在韩国弘扬茶文化，多次率团来大陆参加各种茶文化活动。鉴于他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被聘为“2002年世界杯韩国外交大使”。 在当代，中韩两国的茶文化交流不仅频繁活跃，而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现当代，中韩两国茶文化互动交流。韩国茶文化独立发展并回传中国，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