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帝御赐珍品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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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风俗篇》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
东京开封城是北宋王朝的核心城市，住在皇城中的居民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生活习俗，但经过金的入侵、元的统治、明末大水、清的教化以及战火兵燹的破坏，宋代京城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推进中遗失不少。然而，各民族间和谐融洽、辈辈传承的风俗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今日之开封城中仍能够看到大宋风俗文化的存在。
钓鱼买牌
前几年在北郊一酒家为母亲做寿，其园内有专为顾客和钓鱼爱好者开挖的鱼塘数个，钓鱼者需买票方可垂钓，钓得鱼后，现做现吃，图个高兴。这一经营模式千年前的都城开封已有之。
《东京梦华录》卷七载：其池（金明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可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斫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由此看来，这种娱乐性很强的经营方式从宋至今未变。
剃头刮脸
前些日子在一发廊理发，完毕后我要求刮脸，一头金黄头发的小师傅给了我个一次性刮脸刀，自己刮。这三个字叫我哭笑不得，比老开封理发的服务程度差远了。开封理发过程中的理、剪、修、刮胡子、刮脸、刮耳轮、剪鼻毛等，末了还给你捏捏头，那个舒服劲儿叫你从心里头满意。可以说，在开封理发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理发师傅在宋代被称为刀镊工或镊工，刀与镊子皆是去除毛发的工具。宋时的理发匠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或走街串巷或有固定场所。宋代镊工的理发程序有四项：一是去除客人头上的白发；二是拔鼻毛，《夷坚志》载令剃工缴鼻（拔鼻毛）；三是剃颊毛，修髻发，刮脸，《夷坚志》卷十二载政和初，成都有镊工出行廛间，妻独居，一道人来求摘须毛遂就坐，现剃其左，次及右，《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剃工在城楼南侧正在为一客官刮脸，形象十分生动；四是梳发编结发式。《贵耳集》卷中载一日，秦会之（秦桧：字会之）呼一镊工栉发。
开封老的剃头铺、理发店均有刮脸这一项舒心的服务。
占道侵街
千百年来，无论是京都大邑还是县镇乡村，占道侵街这一侵占公共资源的顽疾一直存在。占道经营是现代语，侵街是宋代语，占道侵街也是历朝历代政府难以彻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宋代都城东京的侵街，归纳起来有三种：一是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外建私宅，二是在大街干线私搭乱建凉棚，三是在繁华地段、交通要道占道经营。这三乱，北宋政府称之为侵街。为了提高都城东京的国内外文明形象，对于侵街，北宋政府极为重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真宗下诏开封府撤毁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并命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复侵占。虽然在真宗朝有此命令，但侵街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不得已，至仁宗天圣年间再次下令：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有官员向仁宗报告：河桥上多开铺贩鬻，妨碍会檐及人马，车乘往来，兼损坏桥道，望令禁止，违者重置其罪。仁宗下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往来。在宋代光靠行政命令是治理不了侵街的，把侵街这一不文明的行为纳入法律范围，《宋刑统》卷二十六载：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议曰：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这么严厉的处罚仍然管不住侵街现象的发生，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到北宋末年东京城侵街的严重性。
时至今日，许多城市仍没有消除占道经营侵占公共利益的顽疾，城市管理者对占道者采取没收、突击大检查等行政手段，甚至相互动粗，但收效甚微。
《舌尖上的河南》摄制组大部分镜头对准了省会郑州的各种美食，而他们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种美食的经营者，大多是在人行道上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的。要消除侵街占道现象，首要任务是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增强市民的文明自觉意识。
桥市揽活
开封各城门外、桥头附近均能看到揽活的工匠，他们面前立一小牌，上书木工全活泥工全活电工等。这些随叫随到的服务，很方便家有零活的请唤。
《东京梦华录》卷四：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桥市揽活这一习俗虽逾千年传承至今，砖瓦泥匠，随手即就方便了群众，但其揽活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确实有碍今日城市形象和观瞻。
上下翻飞
踢毽子是宋代民间常见的体育活动项目之一。宋代高承在《事物纪源》中记载：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毽子，三五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抢、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子各色，亦蹴鞠之遗事也。由此可见，宋代踢的毽子花样繁多、技巧高超，有脚踢、膝踢（耸踢）、肚踢（突肚）、头踢（佛顶珠）等；又有单人、双人、三人和多人踢；既有原地踢，又有边走边跑踢。由于当时踢毽子极为普遍，就有了专营毽子的店铺。
踢毽子传承至今仍有不少市民乐此不疲、乐而忘忧，无形中增强了机体的活力和抵抗疾病的能力。有单盘（单脚踢）和双盘（双脚交替踢）两种基本踢法。花样动作有二郎担山倒打紫金冠苏秦背剑张飞骗马金丝缠葫芦巧女纫针姜太公钓鱼金梁盘玉柱朝天一炷香等。开封踢毽子高手马克勤老先生在1933年全国运动会上获得双盘第一名、花样第二名的好成绩，为开封争得了荣誉。作为一种民间体育活动，踢毽子比其他体育活动有更多的优越性，它不择场地、不分男女老少均可玩之。因而，建议教育部门在各学校开展踢毽子这一娱乐性强且又锻炼四肢协调能力的传统项目。
吟叫百端
热烙馍、焦麻叶黄焖鱼等有节奏的叫卖声不绝于夜市和街巷胡同，这种叫卖声宋代称之为吟叫。
吆喝叫卖，是通过商贩的高声唱卖吸引顾客，这种吆喝叫卖的商品推销形式在宋代极为盛行。《东京梦华录》天晓诸人入市一节中，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赴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吟叫，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载：吟叫，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闲以词章，以为戏乐也。今盛行于世，又谓之吟叫也。吟叫又称叫声。南宋《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这种有节奏、有韵律似歌唱的叫卖声盛行于宋代末年的徽宗时期：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并不是好听的吟叫都会给叫卖者带来好运，有一个卖饼者就因为吟叫得不合时宜而被开封府捉出去挨了一百棍。
庄绰《鸡肋编》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吟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绍圣中，昭慈被废，居瑶华宫。而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无他，断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则个。人莫不笑之而买者增多。
吟叫者大多为小商小贩，北宋诗人张耒曾为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的精神所感动，写了一首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这首诗不仅是对自食其力的小商小贩的高度评价，也将卖饼小儿捧盘出户歌一声的吟叫形象生动地描写出来。
后记
按开封人的说法，老韩是个喝家儿。他在山陕甘会馆的时候，我陪人参观，他拉我到偏院办公的地方，说，他们看完至少半个钟头，来，咱先喝点。于是，拿根洗好的黄瓜，开上一瓶啤酒。这喝酒，老韩也见缝插针，抓的紧。
如今，老韩把这辈子该喝的酒都喝的差不多了。去年中秋，我见到他，形销骨立。我瞬间无语，至今犹记得他在秋风中挥动的手。
酒风是酒风，学问是学问。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老韩对我说过的开封文化的事，我都记着呢。而他，又何尝不是开封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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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茶文化史钩沉
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并且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但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见诸记载。《僮约》中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的内容。前一句反映了成都一带，在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里，还出现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后面的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一定的茶叶市场。三国魏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反映出巴蜀地区特殊的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
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秦汉至西晋时期，既是巴蜀茶业昌盛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茶业由巴蜀走向全国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
由于巴蜀茶叶种植和生产技术的广泛传播，茶叶生产和茶饮在神州迅速普及，各种茶事和茶叶美学内涵也引起了当时文学家的注意，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少的反映。如《世说新语》、《神异记》、《异苑》中有关茶的描述，还有如左思的《娇女诗》，杜育的《荈赋》，杨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都从各个方面对茶饮、茶事进行了描述,从而提高了茶饮在文化上的品位。
大宋茶痴的别离之恨
提起茶，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有一堆故事和回忆。一把茶壶，几只茶盅，单是摆在那里就能让人浮想联翩。因为水里泡的是茶，而茶里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中又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中，最让我难忘怀的是一千年前宋朝的一个家伙，姑且称他为茶痴吧。这个茶痴娶了个特别会烹茶的女子，两人一烹一饮，原本快乐似神仙，但后来由于茶痴不事生产，败尽家产，造成妻离子散，流落他乡。有一年茶痴遇到一个员外，员外听说他很会品茶，就叫府上的烹茶高手来一试。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宋朝是个茶消费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斗茶很流行，不论是茶品、茶具，还是品茶的口味、眼光等都可以拿来一较高下。结果，府上所有高手试遍，茶痴只是摇首，表示不过尔尔。员外不服气，于是让惟有自己私享的高手来烹茶，茶一入口，茶痴眼泪直流。此景让员外很是诧异，茶痴徐徐道：这茶让我想起失散多年的妻。员外更是诧异，叫出烹茶高手，正是他离散的妻子。
而更让人感慨世事变幻无常的是故事结局，你想，如此因缘际会，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家伙因茶得妻、因茶败家，又因茶与前妻聚首，也该是大团圆了吧。但偏偏作者终是让他们洒泪分别，再一次生离死别，这让读者情何以堪!
这个结局让我纠结了很久，只要员外一个心软不就可以成全茶痴?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个故事来自宋人的笔记，是当时人对宋朝社会现实的据实笔录，它不是小说，可作者悲天悯人地给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不是宋朝的《读者》，为给人营造一个温馨的人文情怀。它只是如实记录了一个因茶而起的悲欢离合。背后是真实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背景。
不过，我也不时的自我安慰，真实情况可能是：员外觉得人才难得，尤其要尊重妇女，岂可像礼物一样让来让去?又或许员外表示了：何去何从，自己决定?但终究那茶女没有跟茶痴走?又或许是茶痴已经无力再承受什么，自己悄然离去。总之，茶痴并没有留下什么茶经茶著，只留下一个因痴而丧家的教训，消失在历史的浮云中，让人唏嘘。
茶毕竟首先是俗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终不脱饮食男女;茶又通着大道，悟透人间沧桑之道。所谓大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茶痴的故事能让人窥知些人生真谛，也不算白来一趟了。
乌龙茶的前身——大宋北苑茶
乌龙茶起源于福建，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乌龙茶的形成与发展，首先要溯源宋代的北苑茶。
北苑茶是福建最早的贡茶，也是自宋代开始最为著名的茶叶，历史上介绍北苑茶产制和煮饮的著作就有十多种。北苑是福建建瓯凤凰山周围的地区，在唐末已产茶。据《闽通志》载，唐末建安张廷晖雇工在凤凰山开辟山地种茶，初为研膏茶，宋太宗时已产制龙凤茶，宋真宗以后改造小团茶，成为名扬天下的龙团凤饼。
当时任过福建转运吏，监督制造贡茶的蔡襄，特别称颂北苑茶，他在1051年写的《茶录》中谈到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凤凰山连续诸焙所产者味佳。北苑茶重要成品属于龙团凤饼，其采制工艺如皇甫冉送陆羽的采茶诗里所说：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要采得一筐的鲜叶，要经过一天的时间，叶子在筐子里摇荡积压，到晚上才能开始蒸制，这种经过积压的原料无意中就发生了部分红变，芽叶经酶促氧化的部分变成了紫色或褐色，究其实质已属于半发酵了，也就是所谓乌龙茶的范畴。因此，说北苑茶是乌龙茶的前身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
[茶史钩沉]宋代之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著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宋·黄庭坚《煎茶赋》
《煎茶赋》
宋·黄庭坚
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宾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浑。苦口利病，解涤昏，未尝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勋者也。余尝为嗣真瀹茗，因其涤烦破睡之功，为之甲乙。建溪如割，双井如挞，日铸如，其余苦则辛螫，甘则底滞。呕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与议。或曰无甚高论，敢问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沪州之纳溪梅岭，夷陵之压砖。临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于三，则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贱破家，滑窍走水，又况鸡苏之与胡麻。涪翁于是酌岐雷之醪醴，参伊圣之汤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垩。去而用盐，去橘而用姜。不夺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仓而坚作强。于是有胡桃、松实、庵摩、鸭脚、贺、靡芜、水苏、甘菊。既加臭味，亦厚宾客。前四后四，各用其一。少则美，多则恶，发挥其精神，又益于咀嚼。盖大匠无可弃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贪味隽永，速化汤饼。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温齐殊可屡歃。如六经，济三尺法，虽有除治，与人安乐。宾至则煎，去则就榻，不游轩石之华胥，则化庄周之蝴蝶。
宋茶历史解读
宋茶与宋代经济
茶，作为经济作物，商品性很强。农村中生产它，主要是为了出售，而不是自己消费.所以这种生产几乎全是商品生产。通过茶叶贸易,农村的商品经济比重进一步加强，广大农村妇女也积极投人茶叶的生产中。采茶几乎全由妇女当任，依靠茶业经济江南川峡产茶的农村普遍都富裕起来。
茶在城市中的影响较在农村中更甚。第一，茶的消费者多居城市。售茶的茶肆和饮茶的茶楼、茶馆,随处可见。第二，茶叶的精加工在城市。制茶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手工业。第三，茶行业的兴盛，带动了许多其它相关行业。这些行业都属于商品经济性质。茶和其他大宗商品，如盐、铁、绢帛等一齐，把宋朝的商品经济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其控制区主要是农耕地带，而且在北方相继出现了辽、金、夏等政权。他们长期与宋对立，使得宋朝马匹来源极其匮乏。于是宋朝采用榷茶制度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以加强抗击对方的军事实力。
宋茶与宋代政治
榷茶制度
榷茶，就是茶叶国家专卖。榷茶制度，也始于唐代。唐文宗时，宰相王涯推行过榷茶制度。王涯被杀之后，榷茶制度也被废止。因此，榷茶制度真正实施是在宋代。
宋代所完善的榷茶制度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受到后世统治者的赞赏和仿效，
元、明、清的榷茶制度，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制度。直到清代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革命造成的半壁江山割据和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商在内地通商的影响，榷茶才被征收厘金或其他捐税所替代，退出历史舞台。
宋茶与社会生活
宋茶有别于唐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饮茶，造就了宋代不光有宫廷茶文化，更有市民茶文化。唐代民间虽有饮茶，但并不普及，饮茶圈子大多限于皇家和文人阶层，唐代史料和诗词中鲜有对民间饮茶的描述，宋茶则不同，王安石在《议茶法》中曾写到：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茶文化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贵族阶级爱饮茶，一般平民也以饮茶为乐。
1.赐茶
赐茶是庙堂用茶最显著部分，特别是贡茶之赐。唐中期形成的官焙贡茶制度后，至宋代，已经逐渐形成等级化的形态，以不同等级的贡茶颁赐不同级别的官员及皇亲国戚，同时宋朝政府也有着众多的常规赐茶制度。
2茶馆茶肆
茶肆在唐代中期即已出现，但并末普及，而至宋代时茶肆、茗铺、茶坊、茶楼、茶店则开始在城镇大规模普及。宋代的都城汴梁和临安的大街小巷，茶肆茗坊林立密布，成为市井平民饮茶区别宫廷及上层社会饮茶的一大特色。
宋代茶肆不仅多，而且分布密度大，并由此开始与酒楼并列。茶肆的客人们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除了一般的茶肆之外，还出现了很多专门性的茶馆，茶肆所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样化。
3家居料品与来客礼茶
宾主设礼，非茶不交的敬茶习俗遍于宋境。客来设茶，送客点汤的招待方式已在社会各阶层蔚然成风。而开门七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法的兴起也无不昭示着饮茶用茶已成为宋代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4婚庆礼仪用茶
自宋代茶饮习俗大盛之后，茶礼也进入了各种礼仪。宋代的婚姻礼仪中，结婚则必以茶为礼，其意也在于取茶的不可移植之性，表明了在传统社会文化中，男性中心的观念对婚姻中女性的要求。而宋代婚仪中，无论相亲、定亲、退亲、下聘礼、举婚礼等皆需用到茶。
5.祭祀用茶
唐时也有人以茶祭祀，而入宋后，茶就进入了政府的重要祭祀仪礼之中。两宋祭奠先皇、皇太后忌日，一般都是以上香、跪奠茶为仪。士民家丧礼祭祀多用香、茶、烛、酒、果为祭奠，陈设之品中也设有羹饭、茶汤各一器。祭拜神灵时，也会在每位神主椟前设茶盏托、酒盏盘各一，行礼时，主人奠酒，主妇奠茶。等等。
6.佛教用茶
宋代时，饮茶成为寺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日坐禅后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消除因长时间坐禅而产生的疲劳。饮茶也成了禅林制度，每天都有规定的时间用于喝茶，届时，有执事僧会敲鼓聚集众僧于禅堂喝茶。寺院中凡新上任的主事僧都要先请大家喝茶，有事商讨也要先请事主喝茶，几乎可以说是无茶不成事。
宋微宗与茶
宋徽宗赵佶是个天生的艺术玩家,不适合当皇帝,却可以冠以双料头衔:出色的大艺术家、蹩脚的皇帝。徽宗懂书画,创制瘦金体,花鸟人物都画得精美无比;他懂园林设计,在汴京开封大建园林,建材选了最具艺术空灵想象的太湖石,不惜劳民伤财,到太湖里打捞,还要一路运到汴京,想来那工程也不亚于古埃及法老王建筑金字塔。他还懂得用人,专用一些奸佞之徒,如蔡京、童贯,让他整天开开心心,沉溺在莫谈国事的美好艺术世界之中。
宋徽宗号称道君皇帝,虽然不懂得如何当个明君,却绝对懂得艺术高低。日常饮宴豪奢讲究不说,单讲饮茶之道,他也是第一流的玩家兼专家,可与陆羽、蔡襄并列,最能说出品茶的个中深蕴。身为皇帝,他当然可以品尝来自全国各地的贡茶,有条件审视各种名茶的品相与滋味,同时还参与实践,要求御茶苑制作精品茶团,大玩皇帝尊口的品位技艺。
按照《宣和北苑贡茶录》的记载,宋徽宗在位的时候,武夷山北苑的御茶园不能再囿于传统上贡的龙凤团茶,必须跟着皇帝的心思变花样,以悦龙心,至少精制了几十种贡茶,让这位不世出的艺术皇帝来玩赏:白茶、龙园胜雪、御苑玉芽、万寿龙芽等等,不一而足。宋徽宗乐此不疲,不过,也就没有时间精力来管国家大事了。宋徽宗不但品尝鉴赏,还写了一本《茶论》,后世称之为《大观茶论》,谈制茶之法与点茶真韵。
书中说,饮茶有道,首先讲究色、香、味。说到色,他认为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宋徽宗最喜好的白茶,是特异的品种,他自己说,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致。说来说去,就是皇帝老子本事大,能够独享这种天地间偶然生出的白茶,是属于天地精英的聚萃,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差不多了。
说到茶之香,《大观茶论》是这么讲的: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干而研,研细而造,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气如桃仁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这里主要讲的是制茶过程与茶香的关系,但后半句是泡茶的过程,显示茶香氤氲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宋徽宗是真懂茶的,不但懂得如何点泡,还清楚知道制茶的过程与饮茶的香气效果。
只是,这位最懂得茶道的徽宗皇帝,治国无方,被金国掳去,成了阶下囚,被封为昏德公。随后被迁往极寒的北地五国城(今天黑龙江依兰县北边的旧城)生活了8年,直到去世。不知道他生活在黑龙江的年月,是否还有茶喝,是否还有什么花样让他一展艺术的长才?
精茶细作宋之风
唐代用茶，以蒸青团茶为主，依形状可分为八种等级（胡靴型、牛臆型、浮云型、拂水型、膏土型、地潦型、竹撬圣及霜荷型等，前二种为上极品，后二种为粗级品），至宋代对茶的质量更为讲究，宋朝皇帝皆嗜茶饮，尤其是宋徽宗赵佶。所以宋代制茶尤其是制贡茶的工艺极为考究，有采茶拣芽蒸茶榨茶研茶过黄几个基本步骤。
采茶
宋代由于贡茶的大量需求，由专门的大臣监造贡茶，并且由经过训练的熟练采茶工担任采茶的工作，采茶要在天明前开工，至旭日东升后便不适宜再采，这是因为天明之前未受日照，茶芽肥厚滋润。如果太阳出来后再采，茶芽膏腴会被日光消耗，成品的茶汤就没有鲜明的色泽了。所以每于五更天方露白，击鼓集合工人于茶山上至辰时（约七点）鸣鉎收工，这是为控制茶叶质量，怕有人为增斤两，摘取不合格的茶芽。采茶宜用指尖折断，若用手掌搓揉，茶芽易于受损。由此亦可见其制作态度的认真。
拣芽
茶工摘的茶芽质量并不十分均齐，所以还须挑拣。采回的茶芽分为：小芽、中芽、紫芽、白合、乌带等五种。形如小鹰爪者为小芽，芽先蒸熟，浸于水盆中只挑如针细的小蕊制茶者为水芽，水芽是芽中精品，小芽次之，中芽又下，紫芽、白合、乌带多不用。如能精选茶芽，茶之色、味必佳，因此拣芽对茶质量之高低有很大的影响，宋代对质量的注重更在唐人之上。
蒸茶
采来的茶芽多少沾有灰尘，所以要先用净水洗涤清洁。伺专用蒸笼水滚沸，将茶芽置于甑中蒸。蒸茶须把握得宜，火工过热则色黄味淡，不熟则包青且易沉淀，还略带青草味。这里的火候很考工夫，在宋代，好的制茶师很受尊敬，这也推动了宋代制茶技术的发展。
榨茶
蒸熟的茶芽被称为茶黄，茶黄还需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最好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最后放在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即是翻榨，如此彻夜反复，必需待茶芽完全干透为止，如此茶香才能久远，滋味醇厚。
研茶
研茶的工具，用柯木为杵，以瓦盆为臼，茶经挤榨的过程，已干透没有水分了，因此研茶时每个团茶都得加水研磨，水不能一次倾倒，而须一杯杯逐次加入，同时也有一定的数量，质量愈高者加水愈多杯，如胜雪、白茶等品种需加十六杯以上，每杯水都要等水干茶熟才可研磨，研磨愈多次茶质愈细，因此宋代可用茶末直接烹点，茶末可连同汤一起饮用。除了小龙凤加水四杯，大龙凤二杯外，其它均加十二杯水，研茶的工作得选择腕力强劲之人来做，但加十二杯水以上的团茶，一天也只能研一团而已，可见其制作的费时及费事了，然其质量的精细也是唐代团茶所望尘莫及的。
造茶
研过的茶，最好手指戳荡看看，一定要全部研得均匀，揉起来觉得光滑，没有粗块才放入模中定型，模有方的、圆的、花形、大龙、小龙等，种类很多，达四十余种之多，入模后随即平铺竹席上，等过黄这道最后工序了。
过黄
所谓过黄即为干燥，其程序是将团茶先用烈火烘焙，再从滚烫的沸水撂过，如此反复三次，最后再用温火焙一次，焙好又过汤出色，随即放在密闭的房中，以扇快速搧动，如此茶色才能光润，做完这个步骤，团茶的制作就完成了。
茗战斗茶兴方艾
宋代的制茶法与唐代差异很大，同时煎点法也区别于唐代。宋代的制茶更细，步骤更多，可以直接将茶粉直接冲入茶碗饮用，所以宋代形成了独特的点茶法，此法主要为宋代斗茶所用，同时茶人自饮也使用此法。
点茶法是先将在模具中成形的饼茶碾碎，置碗中待用。以釜烧水，微沸时即冲点入碗。但茶末与水需要互融一体，唐时的茶匙搅拌不力，所以宋人独创了一种茶具，称为茶筅。茶筅是专门用来搅拌茶的工具，由金、银、铁等制成，到了后期，为了使用和携带方便，大部分使用竹制，文人美其名搅茶公子。
水冲入茶碗中，需立即以茶筅用力打击，此时碗中会慢慢现出泡沫。而茶的优劣，就是以沫饽出现是否快，水纹露出是否慢来评定的。沫饽洁白，水脚晚露而不散者为上。
斗茶的兴盛，从宫廷到市井，常以之赌胜负。宋代朝廷在地方建立了贡茶制度，地方为挑选贡品需要一种方法来评定茶叶品位高下。这在宋代皇帝宋徽宗赵佶的茶学著作《大观茶论》中可见一斑：
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壑源之品，亦自此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垂拱密勿，俱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且物之兴废，固自有然，亦系乎时之污隆。时或遑遽，人怀劳瘁，则向所谓常须而日用，犹且汲汲营求，惟恐不获，饮茶何暇议哉。世既累洽，人恬物熙，则常须而日用者，固久厌饫狼藉。而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虽否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
从这段《大观茶论》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宋代的龙团凤饼的确是造精储细，烹点胜妙。同时也可看出，宋时的贡茶重点地区已由顾渚地区转移到福建建安（今建瓯）一带。而饮茶也不仅仅止于止渴清神，而加入更多艺术层面的追求。宋时点茶的盛行，不仅在皇室贵族间，更在民间兴起了斗茶的风气。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二胜。决定胜负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汤色，二是汤花。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偏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制不及时；色泛红，是烘焙火候过了头。汤花是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也有二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以鲜白为上；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好像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被称为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
经过前人对茶饮的探索，及至唐代，茶文化确立了成熟的文化脉络，建立了较为统一的程式和仪式。接之宋代，茶的制作和饮用过程被推到另一个历史高峰，宋时造茶可谓择不厌精，烹不厌细。这乃是皇室对茶的热衷，引领了贵族以及工商层段对茶的追捧和过度消费。
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多种艺术门类的发展。要饮茶，必得先制茶，这就带动了农业和工业发展；茶的饮宴过程中，要精心搭配茶席，使用茶具，甚至茶僮、琴乐，缺一不可。这就带动了瓷器、绘画、音乐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我国的制瓷艺术，到了宋代到达了顶峰，这与宋代茶饮的繁琐至极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