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漳州的茶缘历史

发布时间 : 2022-01-11
茶的历史与由来 黑茶的历史与发展 茶叶的起源与历史演变

茶的历史与由来。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台湾与漳州的茶缘历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台湾与漳州的茶缘历史”相关知识!

在漳州,谈起台湾茶,似乎熟悉的人并不多。其实,台湾乌龙茶,最初也是来源于福建。台湾从福建引入茶源,至今虽然只有200年的历史,但经过多年改良,台湾包种茶及乌龙茶的产制技术则自成一格,其外形及香气与大陆乌龙茶截然不同。已形成独特的产茶、制茶技术。台湾各茶区亦因其产制环境的特性而发展出各种特色茶,如文山包种茶、南投冻顶乌龙茶、新竹东方美人茶以及各种高山茶等,皆各有其特殊风味。

随着直航、台湾开放陆资入台、大陆扶助台湾农产品登陆等各种利好措施不断,台湾茶也开始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据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漳州市已成为全国台商投资最典型、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漳州市外商投资创办的茶叶企业中,90%是台商投资。祖籍漳州漳浦的台商李瑞河,1993年越过了台湾海峡到祖籍地投资兴业,如今在全球拥有千余家连锁店;2001年,台湾金壶春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和相中南靖县书洋镇高溪村,投资800万元注册漳州御品茶叶有限公司,引进了台湾乌龙茶、四季春、金萱等品种;2008年平和籍台胞吴松柏投资1000万美元在漳州平和县大溪镇兴建了生态茶园观光项目

cy316.com编辑推荐

漳州茶叶历史


福建漳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故漳州产茶历史悠久,据漳州当地史料记载,早在宋代漳州就有种茶与饮茶的习俗了。同时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有关于漳州产茶的记载,如周必大(1126-1204)的《次王少府送蕉坑茶韵》、王伟的《清州十咏》、李纶的《临漳志》等。在云霄盘陀岭上(旧称黑龟岭)至今遗有三株宋时古茶树,当地群众称之宋茶,相传为岭上二个和尚所种。

入明朝来,就有比较高的茶叶制作技术,所以明末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有迩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生产的茶叶不仅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间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精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长泰县志》、《南靖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因而促进茶叶种植,明太常寺卿陈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补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僧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根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重金购茶。据《海澄县志》,明中叶就有茶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记载。

清代以来,漳州人不仅制茶技术精湛,而且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工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漳州的工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工夫茶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沿海各县广为流行。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贸易居全省之冠。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初至抗日前夕为2000~6000担。

解放后,漳州茶业在党和人民的重视下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漳州已成为闽南乌龙茶出口的重要基地,必将为国家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漳州茶叶伴随漳州的发展走上历史舞台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对于漳州茶叶,我们从时间上来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文中有关漳州茶叶的记载,相传唐朝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叶”得以走进历史舞台。

由于漳州自宋代才开始修地方志,而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从明代才开始修纂的,因此,宋代以来有关漳州茶叶的文字记载日见丰富。宋淳熙五年(1178年)的《临漳志序》提及漳州物产就有“其所以衣食给用者则入有粮、棉……茗之类”。漳州通判王炜在《清州十咏》风土中记述:“麦收正月尽,茶摘上元前,绿笋供春撰,黄焦入厦筵”。此外如周必大(1126—1204)的《次王少府送焦坑茶韵》、李纶的《临漳志》等均有种茶饮茶的文字记载。

漳州人好饮茶。自古以来“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器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盂公壶,杯极小者,名若琛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饮必细啜久咀,否则相为嗤笑”。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唐时茶叶生产还不曾发展的闽南一带,明显地活跃和发展了起来。

《太平寰宇记》(乐史撰,约公元987年)对中国南方产茶的记载,其“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漳州土产腊茶。”

“腊茶”是腊面茶的简称,即团茶、饼茶焙干以后,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实际上即团茶或饼茶。据元朝中期刊印的《王祯农书》解释:时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所谓“茗茶”,即有些史籍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这三种茶,以“腊茶最贵”,制作最“不凡”,所以“此品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

人们常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相提并论,可见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漳州人强调茶要沏浓,俗谚云“茶着食厚,某着娶老”,他们很少喝红茶、绿茶、花茶等。

宋代以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着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历史上,漳州的茶叶出口


漳州历史悠久,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史能够考据也自唐始。同样的,漳州茶出口的历史也很早,在明朝中叶甚至达到顶峰,因此,海上茶叶之路申遗,漳州不遑多让。昨日,记者走访漳州市多位茶文化专家,了解到漳州茶文化出口的相关历史。

[证据一]漳州茶很早到了南洋所谓海上茶叶之路,顾名思义,应该是指茶叶通过海路运往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一级评茶师、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学院)教务处处长蔡烈伟说,从我国茶叶出口的历史事实来看,茶叶是先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后来才到欧洲的。

史料记载,宋朝时茶叶经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沿海城市从海上传入南亚。到元、明以后,中国茶才经南亚地区传到西方的欧美国家。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形成。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以南洋诸国为中介通往地中海和欧、非各国的海上茶叶之路发展繁荣起来,茶叶成为18世纪直至19世纪后期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于漳州而言,茶叶也早早漂洋过海到南洋。明朝(1368年1644年)中叶,漳州的茶叶就远销东南亚。漳州市茶叶协会秘书长黄艺辉介绍。《海澄县志》也有记载,到了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已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也陆续兴起。

[证据二]出口曾居全省之冠随着漳州茶业的不断发展,至明朝已呈现出繁盛的景象。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漂洋过海。明中叶海澄月港已成为福建外贸大港。黄艺辉说。

据了解,当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货物,虽然史书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是据万历三十七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和《华夷通商考》中关于福建省输出海外的商品等有关记载来看,除了丝织品、陶瓷、糖、果品外,还有茶叶。《海澄县志》也记载,明朝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300吨,居全省之冠。

到了清末,漳州茶叶更加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毗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黄艺辉说。

黄艺辉介绍,当时漳州一些大茶庄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

[证据三]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尤以武夷、安溪地名重于世,然而很少人知道,其最早的制作技术却源于漳州。漳州市芗城地方志委陈侨森认为,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

明末清初,漳州茶叶商在武夷经营茶业,使漳州的乌龙茶制作工艺传入武夷。安溪的乌龙茶制作技术则是学习武夷,故说乌龙茶的半发酵制法源自漳州。不过那时不是叫乌龙茶,漳州茶商标名漳芽、漳片,《武夷山志》载有小种、花香、工夫、松萝诸名。当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不是偶然,而是漳州人讲究品茶、精心研制,逐渐改进的结果。

陈侨森说,从明末清初释超全(俗名阮旻锡)所作的《武夷茶歌》及《安溪茶歌》可看出漳州乌龙茶工艺的外传。从《武夷茶歌》中的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各异和《安溪茶歌》中的迩来武夷漳人制可以看出,当时武夷岩茶制作技术是仿效漳州,也可能是漳州茶商到武夷山利用当地茶叶原料加工乌龙茶,客观上向当地传播了乌龙茶制作工艺。同时也可以说,漳州制茶工艺传入武夷山的时间至少在阮旻锡作《武夷茶歌》之前,即1670年前,距今已有300多年了。

《武夷茶歌》较详细地介绍了武夷岩茶的细腻工夫。《安溪茶歌》则进一步介绍这技术的传统,歌中说武夷(茶叶)漳人制,并且说溪茶遂仿岩茶样,这无疑证明安溪茶的制作技艺是效法武夷岩茶。今人陈彬藩先生、倪郑重先生都确认了这一点。

台湾茶叶历史


1636年起荷兰人就用中国戎克船从福建厦门输入茶叶到台湾,并以台湾为转运站,由荷兰船只运往伊朗、印度、雅加达等。

1645年巴达维亚总督报告在台湾发现有野生茶树,这是台湾最早见诸史籍的野生茶树记载。

清末台茶兴起之一─早期茶种引进

1717年诸罗县志记载,在水沙连内山发现野生茶树。

嘉庆年间(1796-1820)由柯朝从武夷带回茶种种在栉鱼坑(瑞芳附近),是北部植茶之起源。

据陈培桂淡水厅志记载,石碇、文山居民多以植茶为业,道光年间(1821-1850)茶商运茶往福州贩售。

咸丰五年(1855)年林凤池由武夷山带回软枝乌龙茶苗移植于鹿谷乡冻顶村,其制茶工艺源自闽南。

光绪年间(1875-1908)由张乃妙、乃干兄弟由安溪引进铁观音,种于木栅樟湖地区。

1875年第一任恒春知县周有基鼓励种茶,为满洲乡港口茶之始。

清末台茶兴起之二─精制外销

1860年淡水开港吸引洋行前来大稻埕设茶厂,精制乌龙茶外销欧美。

1869年宝顺洋行以两艘帆船载运21万斤乌龙茶打着FORMOSATEA标志由淡水直销纽约,大受欢迎,开启台茶直销欧美市场。外商纷来设洋行外销台茶,1872年大稻埕已有宝顺、德记、怡记、水陆和爱利士五洋行从事台茶贸易。

1872年大稻埕乌龙茶滞销,运往福州改制包种茶。

1881年福建同安吴福老设『源隆号』精制包种茶并外销。

1889年刘铭传令茶业界成立『茶郊永和兴』〈今日台北市茶商公会的前身〉,以防止茶叶掺混劣品,并团结业界,改良技术,扩张市场。乌龙茶由洋行主销欧美市场〈1885-1894十年平均年销一万三千吨〉、福建茶商之包种茶主销南洋市场〈1894年有一千七百吨年出口量〉。

1896-1945-日据50年台茶发展

1899年起三井财阀的日东红茶就在台北县海山、桃园大溪,开拓茶园专制红茶。

1903年总督府在草湳波(桃园埔心)设试验场,试制红茶,1906年生产,1908年输出土耳其、俄国。

1910年日本台湾红茶株式会社成立,主制红茶,输出俄国。

1926引进阿萨姆种于鱼池,设红茶试验所。

1933年满洲国成立,以熏花制造的包种茶即开辟中国东北市场。输出量逐年递增,1942年达五千一百公吨。

1937红茶输出五千八百公吨,战前最高量。主要市场:日本、美国、英国、香港、东北。

1944包种茶输出七千八百公吨历年最高。

1918年乌龙茶年销八千八百公吨,为最高量。

日本据台五十年,茶叶为主要出口产物,其出口值平均占全台30%。

1945-1980年代台茶发展

1946-1948包种茶因东北和华北花茶市场需求,逐年递增。

1949红茶年出口六千八百吨,约占当年出口茶量48%,以后年递减。

1948引进炒菁绿茶,市场以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图尼西亚、阿富汗为主。

1963绿茶输出627万公斤占当年出口46%。

1965引进日本蒸菁绿茶(煎茶),1973达1200万公斤,占全年出口量51%。1980年以前,台茶以外销为主。

1981-2000-近20年台茶演变

由于台币升值,茶叶生产与制造劳工缺乏,工资上涨,台茶逐渐失去外销竞争力,外销量逐年递减。

台湾经济富裕,茶艺文化推展,国内饮茶人口增加,内销市场崛起;且因为注重饮茶品质,高海拔茶区兴起。

1989罐装饮料与泡沫红茶店兴起;以进口茶为主要原料。主要进口来源国为:越南、锡兰、印尼等。

配合工业社会,时间第一的需求,袋泡茶(TEABAG)市场需求逐年递增。健康取向,以茶叶为添加物的食品加工,渐受重视。传统茶艺馆与以新新人类为主要客户群的综和性饮茶馆兴起。

2000年茶叶进口一万二千公吨,出口三千公吨,入超九千公吨,台湾地区已为中国茶叶的主要进口窗口之一。

台湾茶历史


根据历史书籍记载,早在300余年前在台湾便发现有茶树生长,这些茶树大都是野生茶树;然而台湾真正发展茶树栽培管理及茶叶制造,是在200余年前先人从福建武夷山引进茶种及种植在台湾北部开始;台湾的地理、气候及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生长,是世界有名的茶叶产区,所产制的茶叶包括绿茶、包种茶、乌龙茶及红茶等,其中尤以包种茶及乌龙茶更是驰名世界。

台湾传统的茶叶生产主要制造红茶、绿茶供给外销为主,外销量占总产量的75%~85%。但近二十年来已急速地转成制造包种乌龙茶供应内需,外销量减少到占总产量的15%~20%左右,外销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台湾工业化迅速使人工之成本提高,导致红茶与绿茶的生产成本过高,而无法与国际上相同产品竞争。相对的,由于国人每人每年平均饮茶量,由1980年的0.344公斤激增到1998年约1.3公斤,使得内销市场所需的高级部份发酵茶,尤其是包种茶与乌龙茶增长迅速。这种改变导致原本生产外销茶之北部茶区茶园面积大量减少,而生产内销高级包种乌龙茶的中南部茶区面积逐渐增加。

台湾地区1998年总植茶面积20,702公顷,收获面积19,403公顷,每公顷平均生产1,183公斤茶叶,总产量达22,948公吨,出口量2,481公吨,进口量8,700公吨。茶为嗜好性产品,消费者的口味不尽相同,是以近数十年来,台湾各茶区在其天然生产环境下,产制出各具特色及风味的茶叶,如文山包种茶、冻顶乌龙茶、椪风乌龙茶等,由于茶叶种类名称繁多及茶叶品质价格的差异悬殊,使茶叶消费者产生许多困惑,是以制作本首页,介绍台湾茶叶的发展及各茶区的特色,以供消费者,生产者、销售者及农政有关人士参考,促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台湾的茶叶。

台湾现有茶园20,702公顷(1998年),分布在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台东、花莲、宜兰等县市,1998年生产茶叶达22,948公吨。台湾茶叶过去以外销为主,年外销量最高曾达23,516公吨,近年来外销量已逐渐减少,至1998年,外销量仅2,481公吨;但因经济繁荣,生活水准大幅提升,饮茶量大增,故内销量也不断提高。

本省可产制绿茶、包种茶、乌龙茶和红茶等,但近年来流行饮用包种茶与乌龙茶,故产制之茶叶也以包种茶和乌龙茶为主,红茶和绿茶为辅。

台湾茶叶的历史发展


荷兰时期台茶贸易〈1624-1662〉

1636年起荷兰人就用中国戎克船从福建厦门输入茶叶到台湾,并以台湾为转运站,由荷兰船只运往伊朗、印度、雅加达等。

1645年巴达维亚总督报告在台湾发现有野生茶树,这是台湾最早见诸史籍的野生茶树记载

清末台茶兴起之一─早期茶种引进

1717年诸罗县志记载,在水沙连内山发现野生茶树。

嘉庆年间(1796-1820)由柯朝从武夷带回茶种种在栉鱼坑(瑞芳附近),是北部植茶之起源。

据陈培桂淡水厅志记载,石碇、文山居民多以植茶为业,道光年间(1821-1850)茶商运茶往福州贩售。

咸丰五年(1855)年林凤池由武夷山带回软枝乌龙茶苗移植于鹿谷乡冻顶村,其制茶工艺源自闽南。

光绪年间(1875-1908)由张乃妙、乃干兄弟由安溪引进铁观音,种于木栅樟湖地区。

1875年第一任恒春知县周有基鼓励种茶,为满洲乡港口茶之始。

清末台茶兴起之二─精制外销

1860年淡水开港吸引洋行前来大稻埕设茶厂,精制乌龙茶外销欧美。

1869年宝顺洋行以两艘帆船载运21万斤乌龙茶打着FORMOSATEA标志由淡水直销纽约,大受欢迎,开启台茶直销欧美市场。

外商纷来设洋行外销台茶,1872年大稻埕已有宝顺、德记、怡记、水陆和爱利士五洋行从事台茶贸易。

1872年大稻埕乌龙茶滞销,运往福州改制包种茶。

1881年福建同安吴福老设『源隆号』精制包种茶并外销。

1889年刘铭传令茶业界成立『茶郊永和兴』〈今日台北市茶商公会的前身〉,以防止茶叶掺混劣品,并团结业界,改良技术,扩张市场。

乌龙茶由洋行主销欧美市场〈1885-1894十年平均年销一万三千吨〉、福建茶商之包种茶主销南洋市场〈1894年有一千七百吨年出口量〉。

1896-1945-日据50年台茶发展

1899年起三井财阀的日东红茶就在台北县海山、桃园大溪,开拓茶园专制红茶。

1903年总督府在草湳波(桃园埔心)设试验场,试制红茶,1906年生产,1908年输出土耳其、俄国。

1910年日本台湾红茶株式会社成立,主制红茶,输出俄国。

1926引进阿萨姆种于鱼池,设红茶试验所。

1933年满洲国成立,以熏花制造的包种茶即开辟中国东北市场。输出量逐年递增,1942年达五千一百公吨。

1937红茶输出五千八百公吨,战前最高量。主要市场:日本、美国、英国、香港、东北。

1944包种茶输出七千八百公吨历年最高。

1918年乌龙茶年销八千八百公吨,为最高量。

日本据台五十年,茶叶为主要出口产物,其出口值平均占全台30%。

1945-1980年代台茶发展

1946-1948包种茶因东北和华北花茶市场需求,逐年递增。

1949红茶年出口六千八百吨,约占当年出口茶量48%,以后年递减。

1948引进炒菁绿茶,市场以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图尼西亚、阿富汗为主。

1963绿茶输出627万公斤占当年出口46%。

1965引进日本蒸菁绿茶(煎茶),1973达1200万公斤,占全年出口量51%。1980年以前,台茶以外销为主。

1981-2000-近20年台茶演变

由于台币升值,茶叶生产与制造劳工缺乏,工资上涨,台茶逐渐失去外销竞争力,外销量逐年递减。

台湾经济富裕,茶艺文化推展,国内饮茶人口增加,内销市场崛起;且因为注重饮茶品质,高海拔茶区兴起。

1989罐装饮料与泡沫红茶店兴起;以进口茶为主要原料。主要进口来源国为:越南、锡兰、印尼等。

配合工业社会,时间第一的需求,袋泡茶(TEABAG)市场需求逐年递增。

健康取向,以茶叶为添加物的食品加工,渐受重视。

传统茶艺馆与以新新人类为主要客户群的综和性饮茶馆兴起。

2000年茶叶进口一万二千公吨,出口三千公吨,入超九千公吨,台湾已为茶叶进口国。

茶与历代天子的茶缘


茶在我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一直都备受推崇,除了民间的文人雅士留下了大量关于茶的诗篇以外,古时候国家最高的统治者,那些皇帝们也传出了和茶之间的种种故事,下面就由小编为大家揭秘。

黄帝与茶的千古奇缘

相传,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一天,黄帝带领大臣、侍卫和随从到深山里狩猎。经过一阵奔跑驰骋之后,黄帝感觉喉干舌燥,遂命随从烧水解渴。随从在一株茶树下架锅设灶,烧水煮汤。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到滚开的汤中,眼看汤水逐渐变成褐色,随从慌得六神无主,正想重新烧水,可黄帝已派人催着要水。随从赶紧舀了一碗变色的水品尝,觉得清香可口,并没有一点怪味,便将错就错,诚惶诚恐地把褐色的水奉献给黄帝。黄帝由于口渴之极,端起水来就一饮而尽,饮后连声称奇,随从吓得连忙跪下,向黄帝请罪。黄帝见状,详细查问了烧水的经过后非常高兴,不仅没有怪罪烧水的随从,反而命他把茶叶带回宫中,如法炮制。从此,饮茶的习俗便流传下来。

晋惠帝蒙难瓦盂饮茶

司马衷是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的次子,说到这个低能昏聩的晋惠帝,他在位16年之久,为人称道的政绩不多,留给后人的笑柄却不少。有一年闹灾荒,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臣下把民间的灾情报告给晋惠帝司马衷,他却非常不解,满怀疑惑地对禀报的大臣说:“百姓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就是晋惠帝留下的“历史名言”,一句“何不食肉糜”竟让人贻笑千年。

西晋时期,皇室内乱不断,“八王之乱”历时1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皇族内乱。惠帝在战乱中屡被挟持,颠沛流离,是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公元304年,东海王司马越挟晋惠帝一同北征,讨伐据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此次混战晋惠帝兵败回都,其时“帝乘牛车,行宫籍草,公卿跋涉。”在《茶经·七之事》中也说到这个有名的晋惠帝,陆羽引用了《晋四王起事》的记载:公元306年,“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晋惠帝司马衷虽然保全了性命,但一路丢盔弃甲,风餐露宿,逃回洛阳时的狼狈之相可以想见,黄门侍郎毕竟是贴身的侍从,了解君主的生活习惯和需求,所以首先奉上一碗茶汤,为惠帝解乏洗尘。虽然盛茶的“瓦盂”是民间用的粗陶碗,略显寒碜,但落魄至此的“万岁”也顾不得这些尊卑了。也许,这是“九五之尊”的晋惠帝喝过的人生最甘美的一碗茶也未可知?喝完这碗“粗茶”的第二年,公元307年,惠帝在他的本命年死于非命。

茶痴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大玩家”,他对饮茶之事极感兴趣,不仅茶艺高超,而且为茶专门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宋人传奇《李师师外传》中记述,宋徽宗曾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交往甚密,在送给李师师的众多名贵礼物中,就有“月团、凤团、蒙顶等茶百斤”。他不仅自己好茶,还常常以茶宴请群臣,并亲自动手为他们烹茶。北宋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即宋徽宗)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可见茶“盛于宋”,而在北宋徽宗时最盛,这与宋徽宗的推崇是有一定关系的。蔡京在《廷福宫曲宴记》中记述:北宋宣和二年十二月,有“通百艺”之称的徽宗皇帝,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徽宗兴来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朗月。这里宋徽宗所玩的就是宋代风靡一时的“分茶”。

宋徽宗执政期间不理国事,是一个亡国之君,然而他却笔走偏锋写就一部洋洋洒洒约3000余字的茶叶专著,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爱茶如此,难怪有人戏称宋徽宗为“茶痴皇帝”,他的这部《大观茶论》共20篇,对北宋时期团茶的地产、采择、制造、鉴辨、藏焙、品名等分目详述,其中宋徽宗的自序是全书字数最多的段落,颇有文采,自豪地称当时的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王锵金,啜英咀华。”并把饮茶推为“盛世之清尚”,宋徽宗由此产生了联想,他慨叹道:“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以尽其用矣。”此外,《大观茶论》中“点茶”“斗茶”等篇章也论述详尽,见解独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茶业的发达程度、制茶的技术和皇室的好茶风尚,为后世研究和认识宋代茶文化留下了珍贵文字资料。

朱元璋与灵山茶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因为出身布衣,家境贫穷,当过放牛娃,特别是在家乡皇觉寺当过和尚,曾备受世人的歧视。当了明太祖的朱元璋因此对和尚、秃、光头、贼等字眼讳莫如深,他曾下令让全国一半以上的和尚还俗,但却偏偏对河南罗山县的灵山寺另眼相待,不仅亲笔为灵山寺题写“圣寿禅寺”的匾额,还多次亲临烧香,拨款进行大规模地修缮重建,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和缘由呢?

原来,出生在安徽濠州的朱元璋年幼时家庭赤贫,身世凄凉,父母兄长都在连年的灾荒和瘟疫中相继死去,无依无靠的朱元璋只好自谋生路,去濮阳的皇觉寺当了和尚,然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寺庙也香火难续,缺粮断炊,朱元璋只能遵照师傅的吩咐出门化缘为生。当他云游到河南灵山寺时,得到了善心和尚的一点照顾,至少能粗茶淡饭,解决了温饱。灵山寺成为朱元璋漂泊四方的一处安身之地,他在这里第一次喝到了灵山茶。后来他长大成人,乘天下大乱之机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起义队伍,这成为朱元璋崛起的契机,应验了“乱世出英雄”这句古话。朱元璋在转战中负伤,曾逃到灵山寺躲避疗伤,灵山寺的和尚不仅用九龙潭的水浸泡了灵山茶,治好了朱元璋的刀伤,而且对他以礼相待,敬茶备饭。

洪武三年,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对灵山寺的恩惠始终念念不忘,一次,他带着少数几个侍从秘密地前往灵山寺视察,对寺院敬献的灵山茶赞不绝口,一时龙心大悦,下旨将泡茶的师傅连升三级官衔。朱元璋的侍从颇为不解,暗自发牢骚感叹:“十年寒窗苦,何如一盏茶。”不想被朱元璋听见,他哈哈大笑接了下句:“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一时传为佳话。

不可一日无茶的乾隆帝

说起乾隆皇帝,自然就会使人联想到他三下江南的故事,但人们却很少清楚乾隆皇帝和茶还曾结下过不解之缘。乾隆皇帝巡游江南时,品尝了各种名茶,如杭州的“西湖龙井”,湖南的“君山银针”,福建的“大红袍”等。乾隆曾作过一首《观采茶作歌》:

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

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

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

地炉文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

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

这首歌对采茶的时间、芽叶标准、热闹忙碌的情景及加工的条件、方法、特点以及炒制过程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亲临茶园,认真观看茶农采茶、制茶,并且还有感而发,作诗赋歌,殊为难得。

乾隆皇帝还是一个品茗行家,他不但讲究饮名茶和饮茶器具,而且还非常重视沏茶的水质。传说他当年在杭州品尝龙井茶,沏茶的水就取自盛产龙井的狮子峰山下的狮子泉。《茶经》上就说沏茶择水是“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狮子泉也是山水,属于上等水。为了品评天下名泉水质的优劣,乾隆皇帝回京后叫人用银斗量各地名泉的轻重,因而命名天下三泉:北京玉泉为“天下第一泉”;镇江金山寺泉水为“天下第二泉”;无锡惠泉为“天下第三泉”。除了这些名泉外,乾隆皇帝还广饮天下名泉,桂林南溪山有一眼白龙泉,水质优良,清冽甘美。《峤南琐记》载有“桂泉多可饮,而白龙为最”之说,据说用白龙泉泡茶,揭开碗盖随着热气上升会蒸腾起一条隐约可见的白龙,于是乾隆皇帝下圣旨,派人马不停蹄地直奔白龙泉取水。当地人知道白龙泉为乾隆皇帝泡过茶,就把这白龙泉改称为“贡泉”了。

乾隆皇帝晚年更是嗜茶如命,在他85岁退位前夕,有一位老臣惋惜地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皇帝听了自然受用,哈哈而笑,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乾隆帝的幽默由此可见一斑,他用茶化解了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是一种非常智慧的表现。乾隆退位后住幽雅安静的北海镜清斋,在这个亭榭楼阁、小桥流水的花园内专设“焙茶坞”,每天悠闲品茗,安度晚年。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乾隆皇帝活了88岁,可以算作中国历代帝王中的寿魁,这与他平生爱好饮茶品茗或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吧

皇帝爱喝茶,品茶品人生,茶里面的学问真的很多,希望大家都能学一下,另外茶真的是一种良药,它的功效也很多,所以品茶不仅可以让我们当成一种饮料来喝,还能给我们带来健康,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