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茶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宋代以后的漳州茶叶历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宋代以后的漳州茶叶历史”相关知识！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着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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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茶叶自宋代活跃
宋代之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著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漳州茶叶历史
福建漳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故漳州产茶历史悠久，据漳州当地史料记载，早在宋代漳州就有种茶与饮茶的习俗了。同时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有关于漳州产茶的记载，如周必大(1126-1204)的《次王少府送蕉坑茶韵》、王伟的《清州十咏》、李纶的《临漳志》等。在云霄盘陀岭上(旧称黑龟岭)至今遗有三株宋时古茶树，当地群众称之宋茶，相传为岭上二个和尚所种。
入明朝来，就有比较高的茶叶制作技术，所以明末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有迩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生产的茶叶不仅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间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精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长泰县志》、《南靖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因而促进茶叶种植，明太常寺卿陈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补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僧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根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重金购茶。据《海澄县志》，明中叶就有茶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记载。
清代以来，漳州人不仅制茶技术精湛，而且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工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漳州的工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工夫茶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沿海各县广为流行。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贸易居全省之冠。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初至抗日前夕为2000～6000担。
解放后，漳州茶业在党和人民的重视下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漳州已成为闽南乌龙茶出口的重要基地，必将为国家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继宋代之后的漳州茶叶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著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漳州茶叶伴随漳州的发展走上历史舞台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对于漳州茶叶，我们从时间上来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文中有关漳州茶叶的记载，相传唐朝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叶”得以走进历史舞台。
由于漳州自宋代才开始修地方志，而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从明代才开始修纂的，因此，宋代以来有关漳州茶叶的文字记载日见丰富。宋淳熙五年(1178年)的《临漳志序》提及漳州物产就有“其所以衣食给用者则入有粮、棉……茗之类”。漳州通判王炜在《清州十咏》风土中记述：“麦收正月尽，茶摘上元前，绿笋供春撰，黄焦入厦筵”。此外如周必大(1126—1204)的《次王少府送焦坑茶韵》、李纶的《临漳志》等均有种茶饮茶的文字记载。
漳州人好饮茶。自古以来“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器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盂公壶，杯极小者，名若琛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饮必细啜久咀，否则相为嗤笑”。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唐时茶叶生产还不曾发展的闽南一带，明显地活跃和发展了起来。
《太平寰宇记》(乐史撰，约公元987年)对中国南方产茶的记载，其“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漳州土产腊茶。”
“腊茶”是腊面茶的简称，即团茶、饼茶焙干以后，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实际上即团茶或饼茶。据元朝中期刊印的《王祯农书》解释：时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所谓“茗茶”，即有些史籍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这三种茶，以“腊茶最贵”，制作最“不凡”，所以“此品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
人们常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相提并论，可见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漳州人强调茶要沏浓，俗谚云“茶着食厚，某着娶老”，他们很少喝红茶、绿茶、花茶等。
历史上，漳州的茶叶出口
漳州历史悠久，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史能够考据也自唐始。同样的，漳州茶出口的历史也很早，在明朝中叶甚至达到顶峰，因此，海上茶叶之路申遗，漳州不遑多让。昨日，记者走访漳州市多位茶文化专家，了解到漳州茶文化出口的相关历史。
[证据一]漳州茶很早到了南洋所谓海上茶叶之路，顾名思义，应该是指茶叶通过海路运往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一级评茶师、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学院）教务处处长蔡烈伟说，从我国茶叶出口的历史事实来看，茶叶是先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后来才到欧洲的。
史料记载，宋朝时茶叶经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沿海城市从海上传入南亚。到元、明以后，中国茶才经南亚地区传到西方的欧美国家。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形成。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以南洋诸国为中介通往地中海和欧、非各国的海上茶叶之路发展繁荣起来，茶叶成为18世纪直至19世纪后期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于漳州而言，茶叶也早早漂洋过海到南洋。明朝（1368年1644年）中叶，漳州的茶叶就远销东南亚。漳州市茶叶协会秘书长黄艺辉介绍。《海澄县志》也有记载，到了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已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也陆续兴起。
[证据二]出口曾居全省之冠随着漳州茶业的不断发展，至明朝已呈现出繁盛的景象。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漂洋过海。明中叶海澄月港已成为福建外贸大港。黄艺辉说。
据了解，当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货物，虽然史书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是据万历三十七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和《华夷通商考》中关于福建省输出海外的商品等有关记载来看，除了丝织品、陶瓷、糖、果品外，还有茶叶。《海澄县志》也记载，明朝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300吨，居全省之冠。
到了清末，漳州茶叶更加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毗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黄艺辉说。
黄艺辉介绍，当时漳州一些大茶庄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
[证据三]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尤以武夷、安溪地名重于世，然而很少人知道，其最早的制作技术却源于漳州。漳州市芗城地方志委陈侨森认为，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
明末清初，漳州茶叶商在武夷经营茶业，使漳州的乌龙茶制作工艺传入武夷。安溪的乌龙茶制作技术则是学习武夷，故说乌龙茶的半发酵制法源自漳州。不过那时不是叫乌龙茶，漳州茶商标名漳芽、漳片，《武夷山志》载有小种、花香、工夫、松萝诸名。当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不是偶然，而是漳州人讲究品茶、精心研制，逐渐改进的结果。
陈侨森说，从明末清初释超全（俗名阮旻锡）所作的《武夷茶歌》及《安溪茶歌》可看出漳州乌龙茶工艺的外传。从《武夷茶歌》中的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各异和《安溪茶歌》中的迩来武夷漳人制可以看出，当时武夷岩茶制作技术是仿效漳州，也可能是漳州茶商到武夷山利用当地茶叶原料加工乌龙茶，客观上向当地传播了乌龙茶制作工艺。同时也可以说，漳州制茶工艺传入武夷山的时间至少在阮旻锡作《武夷茶歌》之前，即1670年前，距今已有300多年了。
《武夷茶歌》较详细地介绍了武夷岩茶的细腻工夫。《安溪茶歌》则进一步介绍这技术的传统，歌中说武夷（茶叶）漳人制，并且说溪茶遂仿岩茶样，这无疑证明安溪茶的制作技艺是效法武夷岩茶。今人陈彬藩先生、倪郑重先生都确认了这一点。
台湾与漳州的茶缘历史
在漳州，谈起台湾茶，似乎熟悉的人并不多。其实，台湾乌龙茶，最初也是来源于福建。台湾从福建引入茶源，至今虽然只有200年的历史，但经过多年改良，台湾包种茶及乌龙茶的产制技术则自成一格,其外形及香气与大陆乌龙茶截然不同。已形成独特的产茶、制茶技术。台湾各茶区亦因其产制环境的特性而发展出各种特色茶，如文山包种茶、南投冻顶乌龙茶、新竹东方美人茶以及各种高山茶等，皆各有其特殊风味。
随着直航、台湾开放陆资入台、大陆扶助台湾农产品登陆等各种利好措施不断，台湾茶也开始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据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漳州市已成为全国台商投资最典型、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漳州市外商投资创办的茶叶企业中，90%是台商投资。祖籍漳州漳浦的台商李瑞河，1993年越过了台湾海峡到祖籍地投资兴业，如今在全球拥有千余家连锁店；2001年，台湾金壶春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和相中南靖县书洋镇高溪村，投资800万元注册漳州御品茶叶有限公司，引进了台湾乌龙茶、四季春、金萱等品种；2008年平和籍台胞吴松柏投资1000万美元在漳州平和县大溪镇兴建了生态茶园观光项目
独步历史的宋代茶风
关于茶，自古就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宋朝是一个茶风炽盛的时期，饮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事物。茶是民间百姓开门七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也是文人雅士修身品性棋琴书画诗曲茶的要件之。茶叶也成为了市场上一项重要的商品。茶叶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区不断扩大、产量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茶业经济也成为宋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茶叶经济的管理与控制,茶利成为其财政收人的一项重要来源。
宋茶与政治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朝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其控制区主要是农耕地带，而且在北方相继出现了辽、金、夏等政权。他们长期与宋对立，使得宋朝马匹来源极其匮乏。于是宋朝采用榷茶制度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以加强抗击对方的军事实力。
宋茶与经济
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两宋三百年居于重要地位。茶业经济的异军突起，则是该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现象。这个时期，在秦岭淮河以南广袤的土地上，成片的茶园联袂相望，在汴京等喧嚣繁华的都会城镇，茶店茶肆鳞次栉比。茶叶远播日本、高丽以及周边游牧民族地区，同时茶叶也日益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
宋茶产区
宋茶和唐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国家的茶叶主产区开始向东南转移。在北宋时期，茶叶主产区开始向东南福建和两广等低纬度地区延展。宋朝继唐朝开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茶农在广东、广西的山区开垦梯田广种茶树。全国范围内已达到112个州产区，共中：四川14、江西13、湖南12、湖北11、浙江10、安徽9、广西8、福建7、广东6、江苏5、重庆5、贵州3、河南3、陕西3、山东3。
宋茶产量
川陕茶区的产量约3000万宋斤，而川陕以外地区的统计极不完整，按北宋神宗时人吕陶所言：川陕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按1宋斤折合现在1.19市斤，北宋时的茶叶总产量最高当超过2亿斤。而北宋户口最高统计为两千多万户，约有六千万至一亿人口。
其中北宋政府每年购买的茶叶总额将近3000万余斤，其余社会上流通的还有折税茶、贡茶、耗茶以及无法禁止的私茶。
宋代天台山的茶历史
宋代天台山茶区分布。唐陆羽《茶经》称：茶生赤城者与歙同。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风土门》载：桑庄《茹芝续谱》：天台茶有三品：紫凝为上，魏岭次之，小溪又次之。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载：五月十八日至天台山最高之峰，号曰华顶苦竹黤黮，茶树成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登天台山，师事万年寺虚庵怀敞，潜心钻研禅学，并亲身体验万年寺种茶、制茶技术和煮茶、泡茶方法、饮茶文化及其功效，回国后于公元1241年着述《吃茶养生记》。2005年发现位于婺(金华)、越(绍兴)、台三州交汇之地始建于宋的玉山古茶场，即宋时茶叶贸易场所。
综上，宋时，天台山已形成华顶、万年、石梁、国清、天封、紫凝、玉山等几个茶区。沿天台山脉海拔400～700米的台地上已遍布茶园。
宋代天台山制茶工艺。据宋代的《北苑贡茶录》、《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和《大观茶论》等书所述，中国制茶工艺在宋时主要是由唐时的蒸青饼茶演变为名冠天下的龙凤团茶，制作十分讲究，基本工艺分：采、拣、洗、蒸、榨、研、造、过黄等几道工序。
天台山在宋时，至少在南宋时期，制茶工艺不是团茶制法，而是蒸青散茶制法，在工艺上要比团茶制法简单得多。其基本工艺是：采、蒸、搓揉、烘焙几道工序。上午采回来的鲜茶叶立即进行蒸焙，蒸好的茶叶用手往复进行搓揉，边搓边焙，使其成为细紧的条形，称紧手，然后慢火烘焙至干，入瓶存贮。这种制茶方法，《吃茶养生记》有载：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宋代天台山禅茶文化。宋代是天台山历史上茶与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禅茶文化为其主要特征，尤其是石梁罗汉供茶更是其特出代表。
唐宋以来，修持于天台山诸寺庙的僧人遵循智者大师以茶参禅、以茶供佛的法诲，寺庙周边必种茶树，开辟茶园，并设茶头专管茶事，设茶堂专供招待客人喝茶。种茶、制茶、饮茶、以茶待客已是当时天台山诸寺庙不可缺少的茶事活动，以茶供佛更是寺僧每日必做的功课。
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详细记录了以茶供佛的经过：先入敕罗汉院：十六罗汉等身木像、五百罗汉三尺像，每前有茶器。以寺主为引导人，一一烧香礼拜，感泪无极。。明《天台山方外志灵异考》记载：景定中贾丞相似道，命僧妙弘建昙华亭，既成，供五百圣僧茶，瓯中一一现异花，犹夫常也。中现四字曰大士应供，聚观者神之。这就是天台山石梁方广寺在宋时名扬中外的罗汉供茶。该茶最早详细记载于《参天台山五台山记》。书中记下了罗汉显灵的灵异奇迹：十九日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一十六杯以铃、杵、真言供养。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知事僧合掌礼拜。小僧实知罗汉出现，受大师茶供，现灵瑞也者。即自见，如知事告。随喜之泪与合掌俱下。
其后，宋林表民在《天台续集》中补叙道：台州知州葛闳闻此灵异，带着众多地方官员来天台山石梁罗汉阁，煎茶供奉罗汉，俄顷见有茶花数百瓯，或六出、或五出，而金丝徘徊处及苏盘金富无碍。三尊尽干，皆有饮痕。灵瑞再现，葛闳欣喜不已，于是写下一首《罗汉阁煎茶》：
山泉飞出白云寒，来献灵芽秉烛看。俄顷有花过数百，三瓯如吸玉腴干。
天台山石梁罗汉供茶仪式后来传到了日本。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日本僧人道元登天台山求法，回国时将罗汉供茶仪式移植到日本永平寺，后扩展至日本其他寺院。日本宝治三年(公元1249年)正月一日，道元在永平寺以茶供奉十六罗汉，茶杯中均现罗汉瑞华，举国轰动、名噪一时。为此，道元亲撰《罗汉供养式文》一文，文中写道：现瑞华之例仅大宋国台州天台山石梁而已，今日本山数现瑞华，实是大吉祥也。并记载荣西在天台山万年寺研习佛法期间，曾两次目睹罗汉供茶灵瑞事迹，写有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桥，拜罗汉于饼峰，供茶汤而现感异花于茶盏中的记录。
经成寻、葛闳等人宣扬，石梁罗汉供茶名扬中外，苏轼、罗适、贺允中、王亚夫、宋之瑞等均有诗题咏，地方官也曾多次上表朝廷。宋仁宗在闻悉罗汉显灵诸事后，大喜不已，专遣内使张履信持《供施石梁桥五百应真敕》至天台山，诏曰：闻天台山石桥应真之灵迹俨存，慨想名山载形梦寐，今遣内使赏沉香山子一座，龙茶五百斛，银五百两，御衣一袭，表朕崇重之意。皇帝为佛茶奇迹颁诏重赏，史所罕见。
实际上，石梁罗汉供茶，是天台山寺庙僧人以茶供佛与宋代流行的点茶法的巧妙结合。
宋代饮茶已从唐代煮(煎)茶过渡到点茶，即将碾细的茶末直接投入茶碗(盏)之中，然后冲入沸水，再用茶筅在碗(盏)中加以调和，最后分茶饮用。
宋代诗人陶谷在《舛茗录》中说：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石梁罗汉供茶正是这种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的茶百戏点茶艺术在以茶供佛中的巧妙运用。当时国清寺僧人处谦还把这种茶百戏点茶艺术带到杭州表演，苏轼观后，赞叹不已，在《送南屏谦师》一诗中写道：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怒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可见，天台山寺僧们为以茶供罗汉而练就的分茶艺术的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诠释。有一篇《供祖茶会法语》，可以说是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最好诠释。其文如下：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色、香、味是我们在评定茶叶品质和品茶时常用的术语，然而，《供祖茶会法语》中却说：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更是把评茶、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性具实相说和圆顿止观说紧紧结合在一起，从天台宗佛学理论角度诠译了茶禅一味的真谛。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深谙佛教天台宗的唐朝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窥见到茶禅一味的真谛所在：
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一啜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在诗中不但首次提出中国茶道的概念，而且阐述了茶与天台宗修持理论的互为作用，一饮养身，二饮养心，三饮便可达到体悟大道的境界，而且指出天台山是唯一体会其中之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