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天台山的茶历史

发布时间 : 2021-12-03
宋代的茶叶 点茶的历史 茶的来源历史

宋代的茶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宋代天台山的茶历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宋代天台山的茶历史”相关知识!

宋代天台山茶区分布。唐陆羽《茶经》称:茶生赤城者与歙同。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风土门》载:桑庄《茹芝续谱》:天台茶有三品:紫凝为上,魏岭次之,小溪又次之。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载:五月十八日至天台山最高之峰,号曰华顶苦竹黤黮,茶树成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登天台山,师事万年寺虚庵怀敞,潜心钻研禅学,并亲身体验万年寺种茶、制茶技术和煮茶、泡茶方法、饮茶文化及其功效,回国后于公元1241年着述《吃茶养生记》。2005年发现位于婺(金华)、越(绍兴)、台三州交汇之地始建于宋的玉山古茶场,即宋时茶叶贸易场所。

综上,宋时,天台山已形成华顶、万年、石梁、国清、天封、紫凝、玉山等几个茶区。沿天台山脉海拔400~700米的台地上已遍布茶园。

宋代天台山制茶工艺。据宋代的《北苑贡茶录》、《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和《大观茶论》等书所述,中国制茶工艺在宋时主要是由唐时的蒸青饼茶演变为名冠天下的龙凤团茶,制作十分讲究,基本工艺分:采、拣、洗、蒸、榨、研、造、过黄等几道工序。

天台山在宋时,至少在南宋时期,制茶工艺不是团茶制法,而是蒸青散茶制法,在工艺上要比团茶制法简单得多。其基本工艺是:采、蒸、搓揉、烘焙几道工序。上午采回来的鲜茶叶立即进行蒸焙,蒸好的茶叶用手往复进行搓揉,边搓边焙,使其成为细紧的条形,称紧手,然后慢火烘焙至干,入瓶存贮。这种制茶方法,《吃茶养生记》有载: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宋代天台山禅茶文化。宋代是天台山历史上茶与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禅茶文化为其主要特征,尤其是石梁罗汉供茶更是其特出代表。

唐宋以来,修持于天台山诸寺庙的僧人遵循智者大师以茶参禅、以茶供佛的法诲,寺庙周边必种茶树,开辟茶园,并设茶头专管茶事,设茶堂专供招待客人喝茶。种茶、制茶、饮茶、以茶待客已是当时天台山诸寺庙不可缺少的茶事活动,以茶供佛更是寺僧每日必做的功课。

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详细记录了以茶供佛的经过:先入敕罗汉院:十六罗汉等身木像、五百罗汉三尺像,每前有茶器。以寺主为引导人,一一烧香礼拜,感泪无极。。明《天台山方外志灵异考》记载:景定中贾丞相似道,命僧妙弘建昙华亭,既成,供五百圣僧茶,瓯中一一现异花,犹夫常也。中现四字曰大士应供,聚观者神之。这就是天台山石梁方广寺在宋时名扬中外的罗汉供茶。该茶最早详细记载于《参天台山五台山记》。书中记下了罗汉显灵的灵异奇迹:十九日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一十六杯以铃、杵、真言供养。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知事僧合掌礼拜。小僧实知罗汉出现,受大师茶供,现灵瑞也者。即自见,如知事告。随喜之泪与合掌俱下。

其后,宋林表民在《天台续集》中补叙道:台州知州葛闳闻此灵异,带着众多地方官员来天台山石梁罗汉阁,煎茶供奉罗汉,俄顷见有茶花数百瓯,或六出、或五出,而金丝徘徊处及苏盘金富无碍。三尊尽干,皆有饮痕。灵瑞再现,葛闳欣喜不已,于是写下一首《罗汉阁煎茶》:

山泉飞出白云寒,来献灵芽秉烛看。俄顷有花过数百,三瓯如吸玉腴干。

天台山石梁罗汉供茶仪式后来传到了日本。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日本僧人道元登天台山求法,回国时将罗汉供茶仪式移植到日本永平寺,后扩展至日本其他寺院。日本宝治三年(公元1249年)正月一日,道元在永平寺以茶供奉十六罗汉,茶杯中均现罗汉瑞华,举国轰动、名噪一时。为此,道元亲撰《罗汉供养式文》一文,文中写道:现瑞华之例仅大宋国台州天台山石梁而已,今日本山数现瑞华,实是大吉祥也。并记载荣西在天台山万年寺研习佛法期间,曾两次目睹罗汉供茶灵瑞事迹,写有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桥,拜罗汉于饼峰,供茶汤而现感异花于茶盏中的记录。

经成寻、葛闳等人宣扬,石梁罗汉供茶名扬中外,苏轼、罗适、贺允中、王亚夫、宋之瑞等均有诗题咏,地方官也曾多次上表朝廷。宋仁宗在闻悉罗汉显灵诸事后,大喜不已,专遣内使张履信持《供施石梁桥五百应真敕》至天台山,诏曰:闻天台山石桥应真之灵迹俨存,慨想名山载形梦寐,今遣内使赏沉香山子一座,龙茶五百斛,银五百两,御衣一袭,表朕崇重之意。皇帝为佛茶奇迹颁诏重赏,史所罕见。

实际上,石梁罗汉供茶,是天台山寺庙僧人以茶供佛与宋代流行的点茶法的巧妙结合。

宋代饮茶已从唐代煮(煎)茶过渡到点茶,即将碾细的茶末直接投入茶碗(盏)之中,然后冲入沸水,再用茶筅在碗(盏)中加以调和,最后分茶饮用。

宋代诗人陶谷在《舛茗录》中说: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石梁罗汉供茶正是这种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的茶百戏点茶艺术在以茶供佛中的巧妙运用。当时国清寺僧人处谦还把这种茶百戏点茶艺术带到杭州表演,苏轼观后,赞叹不已,在《送南屏谦师》一诗中写道: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怒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可见,天台山寺僧们为以茶供罗汉而练就的分茶艺术的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诠释。有一篇《供祖茶会法语》,可以说是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最好诠释。其文如下: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色、香、味是我们在评定茶叶品质和品茶时常用的术语,然而,《供祖茶会法语》中却说: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更是把评茶、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性具实相说和圆顿止观说紧紧结合在一起,从天台宗佛学理论角度诠译了茶禅一味的真谛。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深谙佛教天台宗的唐朝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窥见到茶禅一味的真谛所在:

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一啜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在诗中不但首次提出中国茶道的概念,而且阐述了茶与天台宗修持理论的互为作用,一饮养身,二饮养心,三饮便可达到体悟大道的境界,而且指出天台山是唯一体会其中之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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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三杯茶


有专家说,人们说到茶文化,一定会说到天台,而说到天台,一定会说到茶文化。

这样一处能与茶文化划等号的圣地,是不能不去朝圣的。

诗仙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说: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更有东晋文学家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说: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

至此,你还不动心吗?

著名作家王旭峰在天台说,在一盏茶中,几乎浸润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与密码。

天台山茶文化融儒释道三教于一体,一杯天台云雾茶可以折射出整个江南茶史的光芒。

朝圣是必须的。

寻觅那一处又一处历史遗存,不自觉的心魂在游荡。似在世内,又在世外,人间遍是天台路,问茶何处不蓬莱。

这是一杯仙茶

当时在天台华顶山上喝的那一杯茶。

史记三国吴赤乌元年道教天师葛玄植茶于华顶。清康熙《天台山全志》载:茶圃,在华顶峰旁,相传为葛玄种茶之圃。

天台山人工种茶,始于汉代道教仙人葛玄,这是浙江乃至江南茶区目前发现最早种茶的地方。这也是浙江茶史乃至整个江南茶史的源头与开篇。

历史是不可能复制与还原的。

史实总是被专家与学者在一次次的争论中得到确认或被质疑。

对于葛玄植茶于华顶山的这段历史,应该是早有定论了。那一块葛玄茗圃的碑竖立在葛玄修炼成仙的归云洞边,据说葛玄当时种了30多棵茶树。那一片山顶的茶园,连同这一块碑便成了华顶山上的一处茶文化景观。

朝圣是必须的。

这些茶树是否是1800多年前的原始茶树的遗存?没有必要去追究。

多年来的习惯,我们学会了深信专家,专家说是,便是。而我们看到的价值,她是在中华茶文化历史上的一处起点坐标,开启了江南人工种茶的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此前也到过华顶山,每次都会在葛玄茗圃的碑前摄影留念。

滤去过于虔诚的朝圣之心,抛却羽化成仙的玄虚遐思,真实地呼吸一下堪称森林氧吧的清新空气,蓝天白云之下的世俗茶园亦是一处不错的风景。

第一次去华顶山,是夏天,错过了杜鹃花开的季节,朋友指着相间于茶园的高大的杜鹃花树说,杜鹃花开的季节,华顶山特别美,那时便想象漫山遍野杜鹃花开的场景,那将是何等壮观而震撼人心。

羽化为一只蜜蜂,羽化为一只蝴蝶,羽化为展翅飞翔的小鸟。有些场景只适合仰视,有些场景只适合俯视。那么这华顶山茶园呢?谁也不会拒绝到茅舍的山顶茶坊里小坐一会,品茶也是必须的。

少有游人的华顶山茶园,正适合三五成群茶友坐在一起品茗,在这样的世外茶园里作长时间逗留,需要有喜欢茶的心,需要一分情趣。情趣可以促成诗心,诗心可以呼唤浪漫。浪漫呢?年轻人的浪漫直取的是爱情,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浪漫便是唤醒那一分久违了的天真与烂漫。

仙人早已羽化,哪朝哪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寻吟的声音?

不需要竟陵盛会那样庄重的仪式,也不必曲水流觞那样的雅集,用华顶山的山泉来泡饮华顶山的云雾茶,如有茶友能抚琴吹箫,这时光定然过得缓慢而充实,不肯离去。

想住在华顶山的茅舍里或者在山上的农家住下,圆朝看日出,晚观云霞的梦。始终没有圆梦。

想象过华顶山茅舍茶坊品饮茶的四季。夏时阴凉,已让我等心旷神怡了;秋天由红叶点缀的景致一定也让人神迷;冬天围炉烹雪的浪漫不敢奢望;春天花语茶香一直是我心中久远的期待。

2012年5月16日,中国旅游日,首游天台山,一场盛大的仪式在华顶山举行。

我又一次来到了华顶山。

与看过的无数图片,想象过的景象一样,只是游人太多了,打扰了那分久久期待的庄严与欣喜。华顶的云锦杜鹃,树干粗壮高大,满枝盛开,花开恣意灿若云锦。蓝的天在不远处,白的云在抬头举目处,杜鹃花开如彩色的云在眼前伸手可触处,这犹如仙景的场景,如少了这一分喧闹,定会将魂魄摄了去,于是,便会忘天忘地忘古今。

不知道,华顶山是先有杜鹃,还是先有茶?山花烂漫,春茶正绿,花语、茶香,太过世俗的心灵是承载不了太多感动的。

还是想法挤进那个茅舍茶坊去品茶,锣鼓声声、琴弦如泣,总还在世间,以喜欢茶的心觅得一句:人间遍是天台路,问茶何处不蓬莱!

这一杯喝的应该是仙茶了。

这是一杯佛茶

喜欢茶,到了天台,不能不去国清寺。这是又一处茶文化的朝圣之地,日韩茶道茶文化的源头,还有专家称,中国十大名茶之首的西湖龙井茶的发源地也在这里。

历史是如此厚重,山门是这么清幽,我们放轻脚步来到佛祖的跟前,想象着越过时空去寻找那些高僧的足迹,此处有过无数场法会,一盏茶供在佛祖的案前,也端在高僧的手里,便成了佛茶。

天台茶文化又一华彩篇章便是韩日茶源,韩国的茶、日本的茶都是从天台引种过去的。最澄、荣西这两位历史上的日本高僧对广大茶人而言何尝又不是值得顶礼膜拜的茶中圣者呢?

都说茶随佛教而传播,僧人需要茶,茶供在佛前,喝在心里,在无数的佛教道场里,天台山的寺院与茶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以茶供佛,以茶待客,在唐宋时期的天台山诸寺院成为基本礼节,影响波及海外。

罗汉供茶,是天台佛教文化的独特茶文化景象。从仙茶到佛茶,那分旷日持久的虔诚敬佛之心,感动了佛祖,天台乳花、瑞华,那茶盏中呈现的精美图案,是佛法显现?还是得心应手的茶道绝技?一位叫福全的茶僧写过:生盛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

天台乳花已不见了,何处能见瑞华?

到天台山旅游,最好住天台山宾馆,或住国清寺山门口的卧龙山庄。

国清寺就在附近,听一听寺院的钟声,心静了说不定还能听到僧人的梵唱诵经之声。

茶禅一味,我深信只要放下那颗整天纠结于世事的心,再普通的茶里也可以体会到禅味。

风不动、铃动,终是修为不够的缘故。

去石梁,近石梁飞瀑的古方广寺是五百罗汉道场,中方广寺是禅宗道场。朋友说,坐在石梁桥的昙华亭中静心品茗,聆听亭外的风声、水声、鸟声,一定会带你入禅的意境,洗尽心中一切烦恼。

我不以为然,烦恼是自身的。

这是一杯文人茶

天台是唐诗之路的终点,无数的文人墨客到过,留下无数千古绝唱的诗文。

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说: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丹丘无处觅,只有佛祖在心头。喝茶我坚决秉持有道无道非常道的理念。朋友说:喝茶要五好;茶好、水好、器好、技好,喝茶的气氛好。我也赞同。这么多茶友相聚天台,好好地品品天台的华顶云雾茶实属应该。

是夜,天台葛仙茶叶公司的陈总拿出了产于华顶山的顶级云雾茶。正思量用什么水泡时,一位同样痴迷于茶的天台茶友叶李挺先生扛来了从大雷山石缝间汲取的清泉。由福州茶友曹春华女士主泡,器皿是她带来的段泥壶,公刘子和天台山著名茶人许廉明共鉴共品,真实地上演了一出苏蔡斗茶的场景,领略了清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论述的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开。水之于茶的神奇。

产自华顶山的茶自然是无可挑剔的,是夜,茶醉,不眠。

千载丝路传茶种:日本早的茶或源自浙江天台山


越来越多的史料记载、现实考证显示,作为中国佛教天台宗发祥地的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山,极可能是日本最古代老茶叶的源头。

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文化院等单位主办的天台山文化当代价值研讨会上,台州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理事张朝红表示,日本天台宗创始人僧人最澄曾自天台山带佛教经文回国,还带回了茶籽,播种在日本近江比睿山东麓日吉神社的旁边,后人称之为日吉茶园。

图为研讨会现场

近江就是今天日本的滋贺县。如今日吉神社附近还矗立着一块高大的“日吉茶园之碑”,碑文中写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的说明。

资料图

史料记载,这一历史发生在1200多年前。据日本国内的《日吉社神道秘密记》载,公元804年,日本国钦派最澄等赴天台山国清寺学佛,次年春,乘遣唐使船回国。

此后,日本的空海大师到天台山国清寺取经,也带着茶籽回国,并种植在京都佛隆寺等地,成为日本太和茶发祥地。至今,佛隆寺还立有“太和茶发祥承传地碑”。

日本空海大师画像资料图其间,空海还把天台山的制茶工具“石臼”带回日本仿制,中国的蒸、捣、焙、烘等制茶技艺也传入日本。

到宋代以来,天台山的茶叶籽在日本广为播种。静冈是日本的茶乡,当地电视台曾专程来天台山拍摄电视专题片——《茶叶之路》,摄制组人员岩崎智曾表示“到了天台国清寺,就想起了茶的渊源关系”。

图为日本茶乡静冈,富士山脚下的茶园。“山数富士/茶数静冈/日本第一。”在日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短歌,可见静冈的茶与富士山一样享有盛名。(

岩崎智所说的这一渊源关系起自南宋。公元1235年,日本僧人入宋,带回天台山茶籽,播于静冈,成为现今日本最大的茶叶产区之一,年产茶叶量一度占日本茶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

关于日本最早茶园,在日本国内的记载也不尽相同。被称作“日本茶祖”的荣西禅师,在宋朝时期两度到天台学佛,并了解中国茶道,回国后在多地撒下茶种,加速了中国茶种在日本的繁衍。在荣西赠茶种的拇尾山高山寺旁,竖着“日本最古之茶园”碑。

不过,张朝红还发现,中国茶叶越洋进入日本,最早在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就有过记载。据宋释志磐《佛祖统纪》记载,唐朝僧人鉴真第四次东渡日本,从明州(今浙江宁波),经宁海,巡礼天台山国清寺,带到日本不少天台宗的经典著作及茶叶等许多物种。

无论何种记载,均提到了日本最早的茶同中国天台山的渊源。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原会长刘枫曾认为,这是“一条从古老的天台山经古越国都绍兴到明州(宁波)出海东渡的‘茶叶海上之路’”,天台山传播的茶种“成为日本、韩国茶叶栽培及茶道文化的源头”。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政协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明霞表示,翻开丝绸之路的历史,也是中国茶叶对外交流的历史,丝绸之路又被茶业界奉为“丝茶之路”,茶叶元素构成了“丝绸之路”永恒的旋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天台山的茶叶远涉重洋东渡日本、韩国。

天台山地处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拥有汉化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也是道教南宗的祖庭。同天台山茶叶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旅行”一样,这里还成就了另一位“旅者”——中国明朝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徐霞客,他在400多年前开始了自己历时30余载的游历生涯,而天台山是其首游地。(完)

独步历史的宋代茶风


关于茶,自古就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宋朝是一个茶风炽盛的时期,饮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事物。茶是民间百姓开门七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也是文人雅士修身品性棋琴书画诗曲茶的要件之。茶叶也成为了市场上一项重要的商品。茶叶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区不断扩大、产量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茶业经济也成为宋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茶叶经济的管理与控制,茶利成为其财政收人的一项重要来源。

宋茶与政治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朝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其控制区主要是农耕地带,而且在北方相继出现了辽、金、夏等政权。他们长期与宋对立,使得宋朝马匹来源极其匮乏。于是宋朝采用榷茶制度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以加强抗击对方的军事实力。

宋茶与经济

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两宋三百年居于重要地位。茶业经济的异军突起,则是该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现象。这个时期,在秦岭淮河以南广袤的土地上,成片的茶园联袂相望,在汴京等喧嚣繁华的都会城镇,茶店茶肆鳞次栉比。茶叶远播日本、高丽以及周边游牧民族地区,同时茶叶也日益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

宋茶产区

宋茶和唐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国家的茶叶主产区开始向东南转移。在北宋时期,茶叶主产区开始向东南福建和两广等低纬度地区延展。宋朝继唐朝开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茶农在广东、广西的山区开垦梯田广种茶树。全国范围内已达到112个州产区,共中:四川14、江西13、湖南12、湖北11、浙江10、安徽9、广西8、福建7、广东6、江苏5、重庆5、贵州3、河南3、陕西3、山东3。

宋茶产量

川陕茶区的产量约3000万宋斤,而川陕以外地区的统计极不完整,按北宋神宗时人吕陶所言:川陕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按1宋斤折合现在1.19市斤,北宋时的茶叶总产量最高当超过2亿斤。而北宋户口最高统计为两千多万户,约有六千万至一亿人口。

其中北宋政府每年购买的茶叶总额将近3000万余斤,其余社会上流通的还有折税茶、贡茶、耗茶以及无法禁止的私茶。

宋代以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着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茶史钩沉]宋代之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著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宋代的斗茶


宋代斗茶,其法如下:先用瓶煎水,接着调膏。所谓调膏,视茶盏大小,用勺挑上一定量的加工好的茶末放入茶盏,再注入瓶中的沸水,调和茶末如浓膏油,以粘稠为度。调膏之前,还须温盏。蔡襄《茶录》:盏气热,冷则茶不浮。再注入沸水。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程度;一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汤花面要求色泽鲜白,淳淳光泽,民间称其为冷粥面,意即汤花像白米粥冷后稍有凝结时的形状;汤花均匀适中,叫做粥面粟纹,像白色粟纹一样细碎均匀。汤花保持一段时间后就要散退,此时盏内沿就会出现一圈水痕,以先出现水痕者为负。正如祝穆《方舆胜览》中所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在中国的茶文化中,宋代的“玩茶”最为出名。斗茶,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所谓斗茶,即比茶、赛茶、评比茶的优劣。宋人唐庚在《斗茶记》中曰:“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大观茶论》序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唐庚和《大观茶论》所说的是文人雅士的闲情斗茶,而斗茶最初来源于民间。据《茶录》记载,斗茶之风起源于贡茶之地建安(今福建),是茶民为了评比茶的高低而生成的。

斗茶在宋代最为流行。由于流行,更加丰富了中国的茶文化。在中国的斗茶文化中,最值得一说的是《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与《茗园赌市图》。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是宋代范仲淹所作:“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蝾,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冥。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在此斗茶歌中,范仲淹把斗茶的原因、斗茶的情形、斗茶的意韵等等,都描绘得淋漓尽致。“胜若登仙”“输同降将”,斗茶何以这般?原来胜者可成为贡茶。敬奉贡茶有功者,升官发财也。据《高齐诗话》记载,宋代的郑可简就因贡茶有功,官升福建路转运使。

宋代的斗茶,从茶民制茶者到茶商,从民间到皇宫,从百姓到文人雅士,几乎是各个阶层都爱玩斗茶。茶民制茶者玩斗茶,是为了自己的茶得个好名次;商家玩斗茶,是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茶饼;百姓与文人雅士及皇宫玩斗茶,则是闲情之趣。流行的宋代斗茶,使宋代茶文化上了一个新台阶,茶文化从诗文发展到茶画。宋代创作了不少茶画。著名画家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就是一幅描绘市井斗茶的情景。

《茗园赌市图》斗茶图(此画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以人物为主,画面上人物不少,画中茶贩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茶杯品茶的。右前边有一挑茶担卖茶小贩,停肩观看,还有一妇人一手拎壶另一手携小孩,边走边看斗茶。此画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壮年、儿童,人人有特色表情,眼光集于茶贩们的“斗茶”,个个形象生动逼真,把宋代街头民间斗茶的情景淋漓尽致地描绘在世人面前。

中外历史上有“斗鸡”、“斗牛”,可在中国古时还有“斗茶”之事。

斗茶始于唐代,据考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唐叫“茗战”,宋称“斗茶”,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撕杀”,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宋代点茶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上至王公大臣、文人僧侣,下至商贾绅士、黎民百姓,无不以饮茶为时尚,饮茶之法以点茶为主。宋代点茶比唐代煎茶法更为讲究,包括将团饼炙、碾、罗,以及侯汤、点茶等一整套规范的程序。

宋代的点茶形式是将团饼经炙茶后将茶碾磨成粉末状,然后再用筛罗分筛出最细腻的茶粉投入茶盏中,即用沸水冲点,随即用茶筅快速击打,使茶与水充分交融并使茶盏中出现大量白色茶沫为止。

宋代点茶时强调水沸的程度,谓之候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只有掌握好水沸的程序,才能冲点出茶的色、香、味。宋代点茶,煮水改用肚圆颈细高的汤瓶,因为很难用眼辨认煮水的程度,因此只能依靠水沸的声音来判断煮水。南宋罗大经在《茶瓶汤侯》中详细记载了煮水的要领:近世瀹[1]茶,鲜以鼎镬[2],用瓶煮水,难以侯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他认为:水初沸时,如砌虫声卿卿万蝉鸣;忽有千车稛载[3]而至,则是二沸;听得松风并涧水,即为三沸,此时,便应及时提起汤瓶,将开水注入已放有茶粉的茶盏中,随即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水与茶充分交融,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色茶沫为止。罗大经还认为: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宜老,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

斗茶是宋代茶事活动主要内容之一。当时流行于上流社会、文人雅士之中的斗茶形式,主要是猜测茶叶的产地、辨别茶叶的采摘时间、说出当下喝的是春茶还是秋茶,以及辨明点茶之水的来源和品质,这种带有强烈赌博色彩和游戏乐趣的斗茶方法,通过日本僧人传到了日本,经日本几代茶人的共同努力,同时受浙江余杭径山寺《禅院清规》的影响,在不断融入日本本国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集日本品茗文化艺术为一体的茶道。而流行于民间的主要斗茶形式,是以评出点茶技术和茶品的优劣为主,斗茶又称茗战,这种斗茶形式促进了当时茶叶品质和点汤技艺的提高。

宋代当时还流行一种点茶游戏称为分茶,分茶又称茶百戏。分茶的方法是将茶粉放入茶盏中注入沸水,然后用茶筅击打茶汤,使茶汤表面形成白色茶沫。与此同时,白色茶沫会幻化出各种图案或文字,但这些奇特的现象又会转瞬间消失殆尽。这种技法高超的分茶法早已失传,于是我们也只能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去感受当时奇妙的现象。

宋代茶中的名品


宋代制茶基本都是蒸青茶叶,最常见的分法是依据外形分成两种:一种是团茶(饼茶),一种是散茶(草茶、叶茶)

散茶通常是将茶叶蒸青散形条茶,与现代通用的散条形茶类似。将蒸过的草茶捣碎而制成的茶末,就是末茶了。将末茶继续加工,压缩制成的饼茶就是团茶。

宋代草茶

草茶就是将采下的茶叶蒸青后以芽茶的形式焙干。当时,草茶主要盛行于两浙地区,于是出现了一大批比较有名的茶,比如“瀑岭仙茶”、“五龙茶”、“大昆茶”、“小昆茶”、“双井茶”以及被评为两浙第一的“日注”等。宋代文学家黄庭坚和大诗人欧阳修一生都嗜好喝茶,草茶之中尤其喜欢江西修水的双井茶,欧阳修更是在他所著的《归田录》中,认为此茶是“草茶第一”。

宋代贡茶

宋代贡茶制度是建立在唐代基础之上的,只是把贡茶生产基地由浙江顾渚迁到了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宋代恰值中国历史上一个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顾渚的新茶赶不到清明节前送到汴梁,而建安新茶走水运可以让东京的皇帝及时喝上节前茶,“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因此皇家贡茶的生产基地就搬到了福建建安的北苑。

北苑贡茶

北苑地名始于后唐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王审知在福州建立闽国,当时建州吉苑里茶焙地主张廷晖在凤凰山拥有数十里茶园,所产茶品质上好。相传当时闽王好茶,而且特别喜欢张廷晖的凤凰山茶,于是不断来索取,当时建州屡遭兵灾战祸,民不聊生,茶业难以维持。闽龙启元年(933)张廷晖把凤凰山方圆三十里的茶山献给闽国,得到闽王封赐“阁门使”官职,并把凤凰山办成闽国的苑囿(闽国御茶园)。因凤凰山在闽都北部,故名北苑。

蜡面茶

蜡面茶也有称为腊面茶。在唐代早些时期,研膏茶是一种不加香料的自然茶,逐渐随后由于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茗规格,在茶中渗入沉香木、麝香等名贵的香料,把自然茶发展成为香料茶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由于茶质特佳,芬香扑鼻,冲泡后有乳状物泛于茶汤之上,与溶蜡相似,所以定名为蜡面茶。

大龙凤团

中国茶史上空前绝后的“龙茶盛世”正是始于大龙凤团。太宗兴国二年(996),特置龙凤模,第二年始造(997),龙凤茶盖始于此。北苑龙凤茶是一种饼状茶团,属蒸青片类,龙凤茶团面上印龙凤花纹,龙纹称龙团、凤纹称凤团、合称龙团凤饼。每八饼为一斤。

小龙凤团

庆历年间(1041-1048),蔡襄取上品龙茶,所造的小龙团茶不仅是制作精细,产量极少,每二十饼为一斤。据记载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经历二十余年,方才获得一饼小龙团,茶盖其贵重如此。欧阳修称其茶为:“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以至当时王公将相都有“黄金可得,龙团难求”之感叹。

密云龙与瑞云祥龙

宋熙宁四年(1071),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始制密云龙,二十饼重一斤,双袋装的叫双角团茶,“绯”色包装为赏赐大臣,“黄盖”包装为御用“玉食”。当时宣仁皇帝因被丐赐密云龙闹得不得安宁,感叹道:“叫建州今后不要造密云龙算了”,然而密云龙茶的名声却更大了。

以二十饼为一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大小团茶皆用绯,通以为赐也;密云龙独用黄盖,专以奉玉食”。哲宗时,“又改密云龙为瑞云祥龙。”

龙园胜雪

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用“银丝水芽”制了旷世绝品的龙园胜雪。龙园胜雪又有文献称龙团胜雪,其原料“银丝水芽”把已经拣过的熟茶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浸泡,光明莹洁,芽头细如银线。

白茶

白茶始见于宋仁宗庆历(1041-1048)。宋时所说的白茶,并不是现代六大茶类中的白茶,而实际上是指茶树的白化现象,清明前期茶园中会出现少量的变异茶树,其株叶面呈乳白色,但随气温升高,乳白色的叶片会逐渐转为绿色。而在宋徽宗大观年间,由于白叶茶产量极少,徽宗个人崇尚白色,又在《大观茶论》中为白茶专门列传,而使其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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